《90年代的中国经济困境──改革、现代化和独立的问题》（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一书说，在研发项目上，中共军方特别依赖外来资金。
中共各机构在利益的驱使下疯狂盗窃外国机密，中共则给这个系统提供战略指导。1986年3月，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启动所谓的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美国全国反情报执行办公室（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于201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揭示，863计划向中共“暗中取得美国技术和敏感商业讯息提供资金和指导方针”。
（英文大纪元记者Joshua Philipp报导∕陈俊村编译）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共军方、政府、企业、学术界的要素为了一个目标交织在一起：从西方窃取机密。中共政权每年从美国盗取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机密，为经济和军队科技化提供动力，却未受到任何惩罚。
英文大纪元记者经过两年的调查之后，大致厘清了中共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内部结构。通过对情报和安全专家的访谈，本文揭示了这一受到中共批准而盗窃他国劳动果实的机构的内部运作架构。
中共窃密系统庞大
在这场博弈中，美国迟迟未动，最近才开始回应。该国司法部于2014年5月控告5名来自中共军方61398部队、涉嫌窃取商业机密的骇客，因而登上了报纸头条。
然而，中共这套系统并非仅限于军方骇客。遍及中国各地的组织充当“转移中心”，将偷来的讯息加工成可使用的方案。中共的官方计划为这些窃密行动提供协助。整个系统通过政府官员、军官、企业高管和中国各地的学者组成的腐败网络联系在一起。
虽然一直有媒体报导有关中共网络攻击和间谍从西方窃取技术的新闻，但其真正的规模远超过报导所及。
美国“黑色行动伙伴公司”（Black Ops Partners Corporation）执行长弗莱明（Casey Fleming）说：“我们在美国看到报导出来的数据外泄案例，只是实际案例的一小部分。2014年报导的大部分数据失窃案都是零售商的案例。因为这些案件中消费者的个人可识别资讯（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被盗，零售商有责任通知执法机构。”
弗莱明的职位特殊。他的公司替《财富》杂志所评选的世界500强公司追踪网络和人员间谍的渗透。他表示，除了媒体所报导的之外，“几百家其它公司因担心媒体的负面报导而没有报告数据被盗事件。更糟的情况是，大多数公司根本就没有发觉到自己的数据外泄。”
他透露说，去年他的公司观察到，在内部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造成数据外泄的公司案例中，其强度、深度和频率呈现10倍的增长。他们预期这样的问题会持续恶化。
弗莱明说：“我们公司情报单位的最新估计是，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每年损失大约5万亿美元。如果将被窃机密的全部价值包括在内，总损失超过美国GDP的30%。”
他说：“这种规模的商业间谍攻击活动会造成工作机会减少，物价升高与生活品质降低等问题。每个美国公民很快就会受到冲击。”
多重情报来源
美国网络反情报公司矛头（SpearTip）的事故对策部门主管范德维恩（Josh Vander Veen）指称，这种大规模的窃密行动源自于中共政权对社会几乎所有层面的掌控。
曾任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门探员、拥有十几年外国间谍案调查经验的范德维恩表示，中共当局涉足很多国内产业。它用来窃取商业机密的平台包括转移中心、网络攻击以及在美国大学进行的学术研究等。
中共利用巨型系统窃取与加工智慧财产权，并凭藉由窃得情报开发出来的产品把钱赚回来。很多时候，这些以盗窃来的美国研发成果为基础所生产的中国产品，会以原版美国产品的大约一半价格售回美国。
范德维恩说，中共的盗窃行动非常繁忙，也花费很多人力和时间。但若和从事这种研发工作所需的成本与时间相比，盗窃所花费的成本只有几分之一。
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资深研究员费雪（Richard Fisher）主张，在试图理解中共政权如何使用盗窃来的商业窃密以及中共军队、公司和大学的参与时，“我们应该透过中共的角度来看待这些”。
费雪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非常明确的，但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所见到的。”他补充说，任何拥有中共基层组织的单位“都有能力进行情报或军事任务”。
“黑色行动伙伴公司”一名在中国经营高层生意的匿名客户表示，中国国营公司的概念也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几乎所有公司都有中共指派的官员。
该消息人士说：“任何超过50人的公司都有中共指派的联络官员。这就是中国的法律。”
在中国，区分政府与私人产业、军方与政府、私人与军方之间的界线很模糊。而商业窃密系统也同样存在于这三个领域之间。
中共剽窃的历史
虽然实际的数据外泄案经常引起注意，但很少人知道这些数据被窃取后会发生什么事。
了解这套系统如何运作与发展，需要一点历史背景。这可以从冷战时期中共与前苏联的关系说起。
一名熟悉中共对窃取技术进行逆向工程的系统与其如何发展的消息人士向大纪元解释说，该政权吸取前苏联的实务经验，但在几个重要的方面进行修改，使其更适合当时中国缺乏技术能力的情况。
举例来说，如果前苏联间谍窃得美国间谍照相机的设计图，会将它送到研究机构，让工程师尝试依现况重制这项产品。
但中共的方法完全不同。该消息人士解释说，中共当时对它与其它国家的技术落差相当清楚。因此，前苏联会自上而下开始仿造程序，而中共则会自下而上。
如果中共间谍取得上述相同的间谍照相机设计图，他同样会将它送到研究机构，但该机构的研究人员会先找到这项技术的前几代版本，并学习如何建构，而不是一开始就对照相机进行复制。
他们会派间谍搜集与前几代产品有关的公开资讯，在商店购买下几代的产品，同时派学生出国到特定的产业学习与工作。
这样的程序能使他们获得基本的知识，当他们最终准备对最新版产品进行逆向工程时，他们可以轻易地看出哪些零件有升级，而且得知它相较于前几代产品有哪些改变。
该消息人士称，与前苏联的方法相比，中共的方法明显快很多，而且能节省更多成本。
转移中心负责加工窃来的讯息
中共目前对窃来的讯息进行处理与逆向工程的系统，已经比冷战时期扩大许多，并且从单纯的军事任务发展至一套渗透到中共政权各部分的系统。
中共获得窃取的西方机密之后，需要经过加工或逆向工程，否则没有多大用处。这部分工作由一个大型的转移中心网络来完成。
在《中共的产业间谍活动》（China's Industrial Espionage）这本书中，作者汉纳斯（William C. Hannas）等三人表示，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没有像这样的系统存在。
他们说：“这套系统相当庞大，和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相适应。其运作的规模远超过中国的科技产业。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复杂、全面的系统，从发现外国技术、通过一切可能手段获得这些技术并将其转换成武器和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负责进行逆向工程的部门正式名称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或“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该书称，这些机构自2001年9月起开始在中国运作，并于2007年12月在中共《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实施方案》中正式法规化。
据估计，目前有202个这样的“示范中心”在中国运作。但其真正的规模可能更大，因为这些中心是“其它转移机构仿效的模范”。例如，中共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务院侨办经济科技司、华东科技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都属于此类组织。
这些机构对其功能毫不隐讳。汉纳斯等人在书中引述一份转移中心的研究称，它们的功能是“将先进外国技术转化为国内创新能力”，甚至建议使“技术转移成为我们技术创新的更重要特色”。作者们说，这些转移中心明确地将“国内和外国技术”视为商业化的目标。
这些转移中心扮演了多重角色，包括加工窃取而来的技术、创设中国与外国科学家之间的共同研究项目以及开展旨在招募中国海外留学生的项目等。
《中共的产业间谍活动》一书表示，中国的经济崛起可以归功于这一系统。中共的技术转移中心在基础科学上以最小的投资获取了外国的技术秘密。其活动大多是不公开的，但整个世界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
该书表示，如果不能便宜且无限制地取得外国技术，中共无法经历全世界见证的中国经济转型并维持今天的成长。
作者的这些陈述符合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在201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称，中共军队的现代化“大量依靠对科技设施的投资、对其国防产业的改革与从海外取得的先进武器”。
该报告补充说，中共政权窃取外国技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这套系统之下，研究机构、公司和其它实体获得自主权，可以根据其特定需求制定总体方案。
对窃密如饥似渴的军方
中共的军队在窃取外国机密上扮演很特殊的角色。按中共规定，军方需要负担一部分军费。因此，一些中共军队将领在过去几十年来专注于建立外部的资金来源，最终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
《90年代的中国经济困境──改革、现代化和独立的问题》（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一书说，在研发项目上，中共军方特别依赖外来资金。
该书写道，中共政府的预算只拨给军队70%的军费，军方必须填补剩下的预算缺口，同时寻找额外的资金以进行现代化。
正如政府与私人企业的关系，中共军方与国家、军方与私人的界线，也同样很模糊。很多中共军方高层官员也是国营企业的高层主管，其中很多人同时在共产党内担任高层职位。
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曾于90年代进行“改革”，当时中国的大型企业几乎完全由军方控制。但据几名专家表示，江泽民的“改革”只是把控制权从军方移转到当时掌控这些公司的人手中。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前首席法律顾问崔普勒（William Triplett）在电话采访中说：“他们就像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中那样坐着，说道：‘你管理码头，我负责放高利贷’。”
所谓的“改革”基本上是把军方经营的制度改成国营，同时允许高层军官和共产党高层官员继续持有这些公司的大股份，并在他们退役之后仍旧掌权。
2005年，时任美国国防部科技安全政策暨反核扩散副助理次长的布朗森（Lisa Bronson）在一场演讲中说，中共军方在美国设置了2,000至3,000个幌子公司，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窃取和利用美国科技。
国防威胁降低局在2010年发表的那份报告称，联邦调查局主管反情报的副局长后来表示，中共军方在美国设置、专门用来行窃的幌子公司超过3,200个。
国家级的指导方针
中共各机构在利益的驱使下疯狂盗窃外国机密，中共则给这个系统提供战略指导。1986年3月，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启动所谓的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美国全国反情报执行办公室（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于201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揭示，863计划向中共“暗中取得美国技术和敏感商业讯息提供资金和指导方针”。
863计划原先锁定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含通信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7个领域，后于1996年又增列海洋技术。
《中共的产业间谍活动》一书提到，中共用来协助窃取外国机密的方案并不限于863计划，其它还包括发展高科技商用产业的火炬计划、促进科研的973计划、大学改制的211计划以及“无数招募在西方的中国留学生回中国的计划”。
该书作者说，以上每一个计划都企图取得外国的合作和技术，以填补主要的技术空白。这些计划鼓励在西方受训的专家回到中国协助中共发展科技，或继续留任西方公司，以便提供该政权所需的讯息。
作者引用来自中共的一份文件称，863计划建立了一个拥有大约80个数据库的图书馆，收藏了3,800万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内有搜集自美国、日本、俄罗斯和英国出版物、军事报告与国际标准的讯息，总数据量超过4,000吉字节（Gigabyte）。
窃密系统的中枢神经
中共这套窃密系统的背后据称有条中枢神经，同时也是该政权内的重要力量之一。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一个深藏在中共军方内部的低调组织可能就是这条神经。
据一名曾在中共主要间谍部门工作过、但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透露，军方总参三部（技术侦查部）下属的第61研究所是中共经济间谍活动中最有权势的组织之一。
在中国，影响力和关系是权力的关键。据说负责61所的人是王建新。他是毛泽东时代中共军方的情报头子王诤之子。王诤曾于1977年到1978年担任总参谋部电子对抗部部长。
消息人士说，这一家人控制所有的通信往来，再加上其它的家族关系，使他们拥有凌驾于中共军方之上的显赫权势，特别是王建新对军方总参谋部的骇客拥有指挥权。
该消息人士说，很多骇客单位编码的前面两码是61，亦即61所指定的代码，例如：61398部队，该部队的5名骇客去年遭美国司法部起诉。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指出，总参三部至少有11个类似的网络攻击机构。
这名消息人士的陈述无法获得独立证实。对这些陈述的调查曝露出人们对此一神秘组织的恐惧。这位与61所有关系的消息人士要求不要使用他的姓名，因为他担心如果61所知道他泄密，他恐怕会在一周内丧命。
另一名身为高层情报分析人员的消息人士在电话访问中一听到总参61所，立即婉拒发言。
一谈到这个组织时，“黑色行动伙伴公司”的那名客户也说，虽然他知道该组织，但他同样有类似的安全考量。他说，总参61所位于北京海淀区西北角，其成员在朝阳区拥有公寓，在朝阳公园附近。他证实说，依据他的经验，61所是中共政权内主要的权力中心之一。
崔普勒表示，中共政权的权力结构与其组织结构分离。换句话说，在组织图中低好几层的军事部门有时候比位居其上的部门还有权力。
他补充说，在1980与1990年代，最有权势的部门之一是负责指挥情报人员搜集情报的总参二部（情报部）。但随着网络的兴起，其权力可能已经移转至负责网络间谍活动和搜集信号情报的总参三部。
中共政权走入尾声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资深合伙人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表示，中共大规模使用窃密手段支撑其经济的事实表明，该政权已经走入任何共产政权的最后阶段，也就是意识形态逐渐崩溃的时候。
鲁特瓦克将这个最后阶段描述为“超级务实主义”取代意识形态的阶段。在共产党社会的这个阶段中，人们不再相信“全球平等”，他们开始思考如何不惜任何代价获得成功。
鲁特瓦克举例说，如果你把冰淇淋给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可能会拒绝；如果给一个务实的人，他可能会接受；而一个“超级务实”人，无论你给或不给，他都会把冰淇淋拿走。
他表示，中共一开始是个意识形态的政党。“问题是，当意识形态的人不再意识形态，他们不是变得务实，而是超级务实。”
他认为，任何独裁国家都是充斥谎言的王国，而掌权的人都是超级务实的人。他说，在现阶段，“他们会拿走任何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