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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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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堡狄拉克 阿黑 April 21, 2023

乔康忠猥亵儿童刑事判决书 案 由 猥亵儿童 案 号 (2014)运盐刑初字第436号

发布日期 2015-09-16 浏览次数 744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4)运盐刑初字第436号 公诉机关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乔康忠,男,1984年4月8日出生,身份证号:1427321*,汉族,大专文化,籍贯山西省平陆县,现住盐湖区人民北路31号4号楼3单元402室。2014年6月14日因涉嫌犯猥亵儿童罪被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刑事拘留,2014年6月26日经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盐湖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旭锋,山西弘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运盐检未刑刑诉(2014)8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乔康忠犯猥亵儿童罪,于2014年8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文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乔康忠及其辩护人张旭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2013年11月份至今,被告人乔康忠利用自己是运城市原王庄新教育实验小学老师之便,在学校午休的时候多次将该校男童王某某(案发时10周岁)叫到床上用手和嘴摸、舔该男童生殖器,并且让其看自己手机上的黄色录像,把生殖器放进该男童的屁眼旁边进行性交,多次将精液射在该男童的屁股上和大腿上,给该男童王某某身心健康造成重大影响。 2、2014年开学以来,被告人乔康忠利用自己是老师之便多次将该校男童耿某某(案发时10周岁)叫到自己床上,把手伸进该男童的裤子里摸男童的生殖器,猥亵该男童来满足自己的性欲。 3、2014年5月份的一天,被告人乔康忠利用自己是老师之便多次将该校男童谢某某(案发时10周岁)叫到自己床上,把手伸进该男童的裤子里摸男童的生殖器,猥亵男童来满足自己的性欲。 针对上述指控,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检察院当庭出示并宣读了如下证据材料: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材料。 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乔康忠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乔康忠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并表示认罪,希望法庭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意见认为:1、对指控被告人乔康忠犯猥亵儿童罪的事实不持异议;2、被告人乔康忠没有对猥亵的儿童造成严重后果;3、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系初犯、偶犯,当庭认罪、悔罪,其家属仍愿意尽最大努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希望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经审理查明:1、2013年11月份至今,被告人乔康忠利用自己是运城市原王庄新教育实验小学老师之便,在学校午休的时候多次将该校五年级学生王某某(案发时10周岁)叫到床上用手摸、用嘴舔该男童生殖器,还让该男童亲他的生殖器,并且让其看自己手机上的黄色录像,把生殖器放进该男童的肛门旁边进行性交,多次将精液射在该男童的屁股上和大腿上,给该男童王某某身心健康造成重大影响。 2、2014年“六一”之前,被告人乔康忠利用给学生排练节目之便,将该校五年级学生耿某某(案发时10周岁)叫到自己床上,把手伸进该男童的裤子里摸他的生殖器,猥亵该男童来满足自己的性欲。 3、2013年冬天至2014年5月份,被告人乔康忠利用自己是老师之便,两次把手伸进该校五年级学生谢某某(案发时10周岁)的裤子里摸该男童的生殖器,猥亵男童来满足自己的性欲。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证明案件起因和案发经过的证据 1、2014年6月4日被害人王某某父亲王丰勃的报案材料及陈述,主要内容:2014年5月29日晚上21时许,在家我就问王某某,他的音乐老师是不是摸过他(因为我听王某某同学的妈妈告诉我她的儿子看见老师让王某某看视频并在王某某的裤子里摸)。王某某告诉我有这回事。我就继续追问王某某他老师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对他有这种行为的?王某某告诉我,从今年开学至今在学校的宿舍里乔老师趁着午休的时间,多次用手摸他的生殖器并用嘴亲他的生殖器,还让王某某亲他的生殖器; 2、2014年6月7日被害人王某某的陈述,主要内容:2013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具体时间记不清),在午休的时候我睡在宿舍上铺,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拽我的衣服,我起来后看见是我学校的音乐老师乔康忠,乔康忠上到我床上钻进我被子里,把他的生殖器露出来,乔康忠抓着我的手,把我手放到他的生殖器上,让我用手摸他的生殖器,大约摸了10分钟左右,乔康忠就去他的床上睡觉去了,后来基本每个星期乔康忠会到我床上摸我的生殖器,还让我摸他的生殖器,摸了几次,乔康忠开始在我脸上亲,后亲我的嘴。一直到2014年3月下旬的时候,乔康忠在中午午休的时候躺在我床上抱着我,用左手摸我的生殖器,还用他的手机播放黄色电影让我看,看了一会电影,乔康忠把我的裤子脱到小腿处,让我背对着他,乔康忠用他的手指往我的屁股插,后用他的生殖器往我屁股里插,大约1分钟左右,我屁股后面有点湿,乔康忠用枕巾把我的屁股擦了擦;过了四五天中午我午休的时候,乔康忠上到我床上,钻进我被子里,把他的裤子脱到大腿,把我的裤子也脱到大腿,他用手在我生殖器上摸了一会,就钻进被子里用嘴亲我的生殖器,亲了—会后乔康忠让我背对着他,把他的生殖器插进我的屁股里,大约1分钟左右乔康忠用我的枕巾把我的屁股擦了下,后我把裤子穿好,他也穿好就下去了。过了五六天左右,乔康忠在中午午休的时候躺在我床上抱着我,用左手摸了一会我的生殖器,乔康忠把他的手机拿出来播放黄色电影让我看,看了一会乔康忠把他的裤子脱到小腿处,让我背对着他,他就用他的生殖器往我屁股里插,大约1分钟左右,乔康忠用我枕巾把我的屁股擦了擦,我把裤子穿好后,乔康忠就下去了。后来乔康忠有时候一星期一次,有时候两星期一次,有时候用他的生殖器插我的屁股,有时候用手摸我的生殖器,一直到2014年5月下旬; 3、2014年6月7日被害人耿某某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2013年4月份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淸了),乔康忠带领我们在学校的课题室唱歌,当我们唱完歌要回宿舍的时候乔康忠就把我叫住,让我走到他跟前把我抱住,用手在我的小鸡鸡和屁股上摸了一会,他摸完我后就让我回去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乔康忠又用同样的方式在课题室摸过我一回。到2014年5月份,乔康忠在学校的课题室和他的宿舍内一共摸过我5次,其中在他宿舍摸过我3次,每次都是在床上把我抱住在我的小鸡鸡和屁股上摸,摸完我后都要抱着我睡觉; 4、2014年6月14日被害人谢某某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第一次是2013年冬天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当时我和耿某某、王某某、杨曦晋在乔康忠的宿舍内练歌,途中乔康忠让我们停下来睡觉休息,乔康忠就让我去他的床上休息,其他的三个人到空床上休息,乔康忠也上到他的床上,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面,先在我的肚子上摸,然后将手伸进我的裤子里,在裤子里大约摸了5分钟左右,乔康忠就离开宿舍了,第二次是2014年儿童节前一个星期左右,乔康忠在大厅内教我和金浩天、马铠洋、耿某某、王某某、杨曦晋六人练歌,练了3、4遍后,乔康忠让我们到宿舍睡觉,到了宿舍后乔康忠让我到他的床上去睡觉,让其他五个人到空床上去睡,还和笫一次一样,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面,在我的肚子上摸,然后将手伸进我的裤子里,在我生殖器上摸,摸了5分钟左右,乔康忠就离开了; 5、2014年6月14日张毅杰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乔康忠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也是宿舍老师,他中午就住在我们的宿舍,在十几天前的一个中午午休时间我看见乔康忠老师进了宿舍,然后上了王某某的床上,和王某某盖着一个被子,午休起来后我就问王某某,乔康忠老师睡你被子里面都干嘛了,王某某说乔康忠老师在被子里面色情他了,他还说乔康忠抱着他,和他一起在其手机上看黄色视频了; 6、2014年6月14日、2014年6月15日、2014年6月27日被告人乔康忠的讯问笔录,主要内容:有一天耿某某在我宿舍,中午他不睡觉,我让他睡到我床上,在他睡觉的过程中,我把手伸进他的裤子里,在他的生殖器上摸了几下,平时我们在玩的过程中也抱过他几次。针对谢某某有两次,两次都是在我宿舍,我将手伸进他的裤子内,在他的生殖器上摸了几下,再没有其他行为。针对王某某有十来次,有时我是站在床边把手伸进他的裤子内摸他的生殖器,有时和他睡在一起用手摸他的生殖器,我还用嘴亲过他的生殖器几次,亲过他的嘴,我让他亲我的生殖器,他不亲,我让他用手摸过我的生殖器,用我的手机下载了一些男性和男性性交的视频录像让他看,有几次我把他的裤子脱到一半,用我的生殖器往他的屁眼里插,但是都没有插进去,在外面插了几下我就把精液射到他的屁股和腿上了。 (二)、证明案件侦破的其他证据 1、辨认笔录,主要内容:经王某某辨认,指出6号照片男子就是多次猥亵我的乔康忠;经谢某某辨认,指出1号男子就是猥亵我的乔康忠; 2、照片5张,主要内容:乔康忠指认作案地点及作案用的手机; 3、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主要内容:从乔康忠处扣押用于播放黄色视频的黑色华为牌手机一部。 (三)证明被告人身份的证据 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证实乔康忠,男,1984年4月8日出生,身份证号:1427321*,汉族,大专文化,籍贯山西省平陆县,现住盐湖区人民北路31号4号楼3单元402室。 本院认为:被告人乔康忠利用自己担任教师的职务之便,多次猥亵儿童,严重侵害了儿童的人格、名誉和身心健康,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乔康忠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对猥亵儿童造成严重后果,经查,被告人乔康忠身为教师,猥亵未成年学生,不仅对被害人身心造成严重伤害,而且其行为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理应予以严惩,其辩护人的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乔康忠当庭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随案移交的华为c8813d牌手机一部,系作案工具,应予没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乔康忠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被告人乔康忠的刑期自2014年6月14日起至2017年3月13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随案移交的华为c8813d牌手机一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郭萍 代理审判员鱼晓辉 人民陪审员杨环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赵方园 附:1、送达信息表 法律文书()运盐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公诉机关收件人当事人受送达人送达人上诉状递交地址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2005办公室2、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犯罪的意见》 2、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依法从严惩治。

男子鸡奸9岁男童致其肛裂 辩称是做俯卧撑 来源:广州日报2011-05-06 07:09:07 | 挑战编辑部 | 复制链接 | 新闻报料 | 青岛新闻网   本报讯 昨日,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向媒体通报了一起猥亵儿童罪案件:已成家、有半岁大儿子的阿明(化名),对经常来他家玩的邻居9岁小孩辉仔进行鸡奸,造成小朋友肛裂,事后还辩称对方是做俯卧撑撞伤。近日,阿明的行为被法院以犯猥亵儿童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

  据悉,2010年6月19日中午12点左右,阿明一个人在家,住在楼上的邻居小孩辉仔又来到其家玩。阿明叫辉仔入到房间,把自己的手机递给辉仔,让其脱掉裤子趴着玩手机游戏。趁辉仔玩得入神时,阿明自己脱掉裤子,将自己的生殖器强行插入辉仔的小屁眼,致辉仔肛周裂伤流血,经法医鉴定,属轻微伤。辉仔被突如其来的肛门裂伤痛得哭了起来。阿明见状马上“收手”,将辉仔抱入冲凉房帮其冲洗屁股,后送辉仔回到家中。一直叫屁股疼的辉仔将阿明的行为告诉在家的奶奶,辉仔父母闻讯马上报案,警方当天将阿明抓获归案。

  在庭审中,阿明否认越秀区检察院指控的猥亵儿童罪,辩称辉仔肛门裂伤是其做俯卧撑时体力不支,屁股撞到木沙发扶手所致。但经庭上质证,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提供的在案证据能互相印证,证明被告人阿明猥亵了辉仔,做出了有罪判决。(记者 练情情 通讯员 越检宣)

男子性侵病友辩「只有摸肛门」

2015/06/06 11:46 〔记者吴政峰/基隆报导〕「我只有摸肛门啦......」基隆市一名25岁郭姓男子去年中住院时,见隔壁房24岁的男病友小华(化名)细皮嫩肉,竟心起淫念,打算找机会性侵他。

某日,郭男去小华病房,见他正要进去浴室洗澡,便以「帮忙洗澡」为由,强行尾随进入浴室,并在里面对他强行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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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小华走路模样有异,护理人员探询欲了解缘由,但恐惧的他均不愿说出真相,郭男还在旁边帮腔说「他痔疮破了,不用担心」,而此时院方察觉有异,将两人列为特别观察名单。

过没几天,郭男故计重施,完事后出浴室刚好被巡房医师撞见,医师立刻问小华发生什么事,这时小华才鼓起勇气用台语说「伊用XX堵哇ㄟ卡称」,而经过检查后,小华不但肛裂,连血都还没凝固,可说明是刚刚才造成的撕裂伤。

郭男辩称好心帮小华洗澡,刚好看到他的肛门「脏脏的」,才会用手帮他搓洗,绝对没有性侵一事。

检警调查后发现,小华指证历历,且肛门上有郭男的精液,绝对不可能如郭所言「只有摸肛门」,亦有其它病友目击两人衣不蔽体,因此全案强制性交罪嫌证据明确,依法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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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韩某,男,个体人员。 被害人赵某于2005年入伍,2022年4月退役。2015年1月,被害人赵某与施某结婚。2020年8月,被告人韩某在已婚状态下与施某交往,二人多次在宾馆开房并发生性关系。2021年5月,被害人赵某得知上述情况,约见被告人韩某并发生肢体冲突。后赵某所属部队指派人员两次告知韩某破坏军婚后果,但韩某未听劝阻。同年9月23日施某离家出走。次日,韩某与施某在某市租房同居,二人商定拖延至赵某退役再提离婚,进而逃避法律责任。2022年4月至7月,在赵某转业待安置期间,韩某与妻子离婚,并与施某继续保持同居关系,致使施某在2022年11月堕胎一次。 2023年4月7日,检察机关以破坏军婚罪对韩某提起公诉。同年6月7日,法院以韩某犯破坏军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韩某不服,提出上诉。同年7月3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听取公安机关案情通报,并以固定韩某与施某共同生活痕迹为主要侦查方向,制发了引导侦查取证提纲,重点调取韩某与施某入住酒店信息、租房信息、聊天记录及转账等关键证据。公安机关据此固定涉案通话记录200余条、位置信息1014条、视听软件信息1511条、微信信息8730条、交易记录1554条,为指控犯罪打下坚实基础

韩某破坏军婚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韩某,男,个体人员。

被害人赵某于2005年入伍,2022年4月退役。2015年1月,被害人赵某与施某结婚。2020年8月,被告人韩某在已婚状态下与施某交往,二人多次在宾馆开房并发生性关系。2021年5月,被害人赵某得知上述情况,约见被告人韩某并发生肢体冲突。后赵某所属部队指派人员两次告知韩某破坏军婚后果,但韩某未听劝阻。同年9月23日施某离家出走。次日,韩某与施某在某市租房同居,二人商定拖延至赵某退役再提离婚,进而逃避法律责任。2022年4月至7月,在赵某转业待安置期间,韩某与妻子离婚,并与施某继续保持同居关系,致使施某在2022年11月堕胎一次。

2023年4月7日,检察机关以破坏军婚罪对韩某提起公诉。同年6月7日,法院以韩某犯破坏军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韩某不服,提出上诉。同年7月3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情况】

(一)提前介入

2021年9月21日赵某报警后,本案因证据问题一直处于在办状态。2022年1月19日,公安机关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将本案反馈至派驻检察官,并同步发出提前介入侦查邀请函。同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听取公安机关案情通报,并以固定韩某与施某共同生活痕迹为主要侦查方向,制发了引导侦查取证提纲,重点调取韩某与施某入住酒店信息、租房信息、聊天记录及转账等关键证据。公安机关据此固定涉案通话记录200余条、位置信息1014条、视听软件信息1511条、微信信息8730条、交易记录1554条,为指控犯罪打下坚实基础。

(二)审查起诉

因本案影响较大,办案单位向上级检察院汇报。两级检察机关一致认为,韩某与施某虽不对外宣称为夫妻,但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生活,在经济上、生活上有着密切联系,韩某行为应当认定为破坏军婚罪中的“同居”。韩某在明知施某系现役军人配偶的情况下,仍与施某多次发生性关系并长时间同居,已经构成犯罪,且韩某罔顾法律威严、不听劝阻,犯罪情节恶劣。检察机关依法听取了被害人赵某和部队法律顾问意见,以破坏军婚罪对韩某提起公诉。

(三)军地协作

为进一步了解本案对赵某服役产生的实际影响,经赵某所属部队同意,检察官主动到连队走访,了解到赵某将于2022年4月退役。为确保赵某从部队向地方平稳过渡,检察机关与部队共同对赵某进行思想疏导,为赵某全面分析后续可能发生的涉诉问题。在赵某退役后,检察机关与赵某所属部队官兵座谈,为赵某所属部队官兵进行法律宣讲,并通过与公安机关、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座谈,完善涉军刑事案件快速反应机制,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1人能控制18万个摄像头:偷拍犯罪为何屡禁难绝? 中国新闻周刊 2022-05-03 13:20:17   偷拍犯罪缘何屡禁难绝?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馨予

  发于2022.5.2总第1042期《中国新闻周刊》

  被拍摄的人走进房间,脱下衣物,对于背后那只眼睛毫不知情。“眼睛”藏在酒店房间的挂壁式空调内,对准床铺,空调内的电线持续为它充电,确保千里以外的更多双眼睛能够清楚捕捉到房里人的任何举动。一些画面被“眼睛”录制下来,经过剪辑,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

  4个多月的时间里,3万只这样的“眼睛”从阴暗处被发现。据公安部3月7日消息,自2021年11月以来,公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依法严厉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行动,侦破刑事案件1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60余名,查获被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头3万个。

  不过,人们对于背后那只眼睛的恐惧难以消减。何志会是一家安防科技公司的总经理,他记得,曾有一位男性客户担心住在酒店时被偷拍,购买了检测设备,通过技术人员的视频指导在房间检测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随之怀疑闪烁着微光的烟雾报警器是摄像头,尽管技术人员再三告诉他不必担心,挂断视频通话后,这位焦虑的房客用了大半个晚上拆掉了烟雾报警器,最后赔了酒店几百元。

  何志会公司的主要业务原本是商业检测,2018年以前,企业客户的线下防窃密检测安保工作占到其公司业务的六成以上。但现在,何志会公司七成以上的业务来自个人客户,他们疑心重重地在网店购买检测设备,然后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自行检测偷拍偷录设备。

  安全感缺失的背后,是偷拍案件难取证、难定罪,以及犯罪行为与处罚力度不匹配等问题。难以计数的摄像头,仍然藏在暗处。

  偷拍产业化

  2005年,何志会还是一位私家侦探,已经开始接触各种偷拍和窃听设备,它们在任何一家有规模的电子市场都不难找到。不过,何志会回忆,那时的偷拍设备还很少被用于偷窥他人私生活。

  “早期的偷拍设备体积大,特别是镜头,像喝白酒的小酒杯那么大,不便于隐藏。而且偷拍设备需要连接电池,还要连接接收装置,接收装置的体积有半块砖那么大。之所以会有暗访包,就是因为包里要装得下摄像头、电池和接收装置。”何志会说,2005年前后,偷拍设备主要用于暗访,例如记者调查取证,并且售价较贵,要卖三五百元。

  到了2008年前后,何志会发现市面上出现了体积更小的针孔摄像头,镜头直径一至二毫米,偷拍设备的存储模块、电路板的体积变得只有U盘大小。“那时就逐渐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偷拍,一种是隐藏式偷拍,摄像头藏在雨伞、鞋子、纽扣、帽子、手表等里面,可以随身携带,另一种是伪装式偷拍,摄像头安装在电子钟、电插板、鼠标、路由器等物件里。”

  何志会说,为了做到体积小,这些偷拍设备几乎都是存储式的,“因为摄像头拍摄时无法观看,要拍摄后回到原处取下存储卡才能看,所以当时偷拍主要还是出现在一些公众场合,比较少出现在酒店这类场所。”

  2015年前后,偷拍设备的体积已经变得相当小了,包括摄像头、电路板在内的整个模块都只有U盘大小,并且随着4G技术的出现,偷拍设备既可以把视频存储在内存卡里,也可以通过流量卡或Wi-Fi信号实时传输。“通信技术突破之后,偷拍设备的更新换代也就出现了。”何志会说,那时偷拍设备拍下视频的画质就可以达到1080P,在电子市场上买到这样一枚偷拍设备,只需要一两百元。

  正是从那以后,何志会感觉到偷拍事件明显变多,而他最初从事安防工作时,从未想到日后偷拍偷窥会变得那么普遍。

  家用安防摄像头在市面流行后,偷拍的方式又多了一种——通过破解家用摄像头的账号、密码,实施偷窥。360智慧生活集团技术中心总经理孙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第一批面向家庭场景的智能摄像机在2014年出现,通过Wi-Fi无线连接,支持卡录、云存储、App远程查看,到了2021年,家庭安防市场智能摄像机总量已经超过4500万台。

  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黑灰产软件能够扫描搜索一定范围内的摄像头,如果密码是初始密码或者过于简单,就能被破解并被控制。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认为,摄像头在市场上的泛滥为偷拍行为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这是近几年摄像头偷拍事件频发的核心原因。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则能实现人机分离,让不法分子远程操控摄像头,进一步降低了犯罪门槛。

  在于冲看来,偷拍事件频发的另一关键原因,在于偷拍偷窥已经实现了产业化和链条化,“一旦某种犯罪行为实现产业化和链条化,那么它的犯罪成本就极大降低了,所带来的利润会很高。”

  前述接近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通常有三个环节,一人可能同时涉及多个环节,也可以是一个环节层层分包由多人实施。最上层环节是对窃听窃照设备的制售,这其中既包括专门生产针孔摄像装置,也包括对普通监控设备的私自改装。第二个环节是对窃听窃照设备的安装,其中既有安装在宾馆酒店内的,也有安装在衣、鞋等任意物品内的。第三个环节是实施窥探,这个既有安装人的窥探,也有将监控设备控制权限出售供他人窥探,还有通过录制监控设备所摄内容,对视频进行传播、售卖。

  于冲说,在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上,上游只要拍摄了就不愁卖,下游淫秽色情内容的传播又刺激了偷拍偷窥的发展。

  据公安部消息,在最近一次专项打击行动中,江苏常州公安机关打掉一个在云南、贵州、四川多个地市酒店房间安装网络摄像头并出售其访问权限的犯罪团伙,查获被出售的摄像头访问账号1000余个。犯罪团伙中,犯罪嫌疑人邓某从网上购买网络摄像头,自行拆除外壳,将改装后的摄像头安装在贵州毕节、云南昭通、四川西昌等地,随后大量注册网络摄像头App账号,以每个账号100元的价格出售。随着售卖量不断增多,邓某发展了以魏某三人团伙为首的大量下级代理,层层加价倒卖。在被警方刑拘前,邓某、魏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利20余万元。

  而对于通过破解家用摄像头账号密码实施偷窥的犯罪团伙,黑灰产软件能够助其冲破地域的限制,控制更多摄像头权限。2021年4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披露的一起案件显示,被告人巫某通过自己研发的App控制了全球18万个摄像头,涉及中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犯罪团伙控制摄像头的数量无比庞大,其获利方式也就变得更加多元。一位近期破获过非法控制摄像头案的警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犯罪团伙销售摄像头权限时,会打包销售,例如将400个摄像头账号密码整合为一组,每组以128元或198元的价格销售,但400个账号中不一定每个都能正常访问。犯罪团伙也会销售单个摄像头的权限,“他们偷窥的时间长了,会分门别类给摄像头贴上详细的标签,同样对准卧室,夫妻生活一个月一次和一个月几次的标价是不一样的,根据不同内容销售20元至120元不等。”

  立法尚存不足

  一次又一次偷拍事件曝光后,何志会感知到了市场的微妙变化。“2019年往后,市场上基本找不到针孔摄像头了,正规渠道肯定是购买不到的。”

  2019年以来,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的专项行动几乎没有断过。公安部的“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有专案专门打击非法生产、销售针孔摄像头黑灰产业犯罪,当时打掉了制售针孔摄像头窝点40个,缴获针孔摄像头成品、半成品、配件100余万个。

  2021年5月至8月,中央网信办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摄像头偷窥黑产集中治理,期间京东、淘宝、闲鱼等电商平台下架违规宣传或违规售卖摄像设备1600余件,抓获犯罪嫌疑人59名,收缴窃听窃照器材1500余套。

  但侦查偷拍偷窥案件并不容易。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说,摄像头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现在任何物体上,灵活性和隐蔽性很强,并且偷拍可以做到人机分离,即便找到摄像头,很难查出是谁安装的。

  前述破获过非法控制摄像头案的警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摄像头偷拍案件最重要的是客观证据,但这类案件在取证上存在困难,有时嫌疑人换了手机,没有用于偷窥的App了,就会查不到设备号。另一位近期参与侦办摄像头偷拍案件的警察表示,由于偷拍设备安装时间久,设备自身的回放保存时间短,在没有视频证据的前提下,核实被害人也存在难度。

  于冲说,即便公安机关已经抓获偷拍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还将面临法律适用问题:到底能不能定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生产制造偷拍设备、销售偷拍设备,可能构成刑法规定的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如果行为人非法使用偷拍设备窥探他人隐私,未用于贩卖、传播的,相关设备如属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可以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偷拍的内容贩卖、传播,根据偷拍的信息内容还可能构成侮辱罪或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以及传播淫秽物品罪,应以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上述罪名中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刑。

  而在司法实践中,真正以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定罪的情况较少。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许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期海淀区检察院办过三起摄像头偷窥偷拍案件,其中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只有一起。该案中,犯罪嫌疑人从网上购入摄像元器件并安装进插座、灯座作伪装,在网上销售牟利,同时也将一些改装后的偷拍设备安装到快捷酒店的房间实施偷拍。海淀区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非法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依法提起公诉。

  海淀区检察院审查的另外两起案件,一起是犯罪嫌疑人潜入同事的宿舍,在宿舍安装偷拍设备,另一起是犯罪嫌疑人潜入地铁系统的女性职工更衣室,安装偷拍设备。两起案件最终都采取了行政处罚,没有用刑事手段规制。

  许丹说,定罪的障碍之一,是偷拍设备需要由国家安全机关相关鉴定人员将其鉴定为专用的间谍器材,或是属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而这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和专业难度,“现在日常生活中,大量设备都具有拍照或录音功能,体积越来越袖珍,并且都是经过国家许可生产出来的产品,认定一个设备是窃听窃照器材相对困难。”

  许丹补充说,即使偷拍设备被鉴定为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要定罪还需要“造成严重后果”,但这类案件的“严重后果”其实很难评价,例如海淀区检察院审查的另两起案件就难称造成严重后果。针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因此能不能定罪、是否用行政处罚更为合适,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存在争议。

  “刑法是具有滞后性的,过去,间谍专用器材或是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很难获得,没有考虑到它大面积泛滥的情况,所以入罪标准比较严格。”许丹认为,随着技术发展,当下有必要用司法解释明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的定罪标准。

  至于远程侵入被害人自家安装的家用摄像头窥探隐私的犯罪,通常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追究刑事责任。王莹说,如果将偷拍的内容贩卖、传播,根据偷拍的信息内容还可能构成侮辱罪或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以及传播淫秽物品罪。

  许丹表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有明确的入罪标准。根据2011年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或者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二十台以上的,或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2022年以来,包括济南平阴法院、德州德城法院、滨州开发区法院在内的各地法院已经审结了多起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至3年不等。“各地法院的相关判决越来越多,虽然判得不重,但数量增多了。”于冲认为,这体现出司法机关对于偷拍犯罪打击力度的提升。

  不过,许丹说,摄像头偷拍偷窥面对的处罚大部分都是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有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行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一旦隐私在网络上泄露了,就很难挽回了,数据会长期在网络上留存。”在许丹看来,现在摄像头偷拍犯罪的社会危害与其面临的处罚还是不相适应的。

  前述侦办过摄像头偷拍案件的警察认为,由于立法还存在不足,犯罪成本较低,因此摄像头偷拍偷窥犯罪仍然频发。

  安全感怎样建立?

  浙江大学智能系统安全实验室(USSLAB)拥有5名教师和40多名硕士及博士,5年前,在看到越来越多酒店房间曝出藏有摄像头的新闻后,这个团队认为有必要研发一个能够检测出隐藏式摄像头的应用程序,保障使用者的隐私安全。

  于是他们研发的一款应用程序于2022年落地,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冀晓宇是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前市面上虽然存在一些能够检测隐藏式摄像头的软件,但通常要求检测设备和摄像头连接到同一个网络才能检测,“这个要求相当高,如果不法分子把网络设成加密网络,软件无法连接,就对检测带来很大挑战。”

  冀晓宇说,他们的应用程序是通过捕捉摄像头的网络流量模式属性,找到隐藏式摄像头,检测时不需要和摄像头连接同一个网络。目前,该应用程序已经预置在某款手机的系统中。

  但是,公民的隐私安全不能只靠个人做好自我防护。于冲说,遏制摄像头偷拍犯罪仍需要完善立法,“首先必要的司法解释一定要跟上,明确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罪名如何适用。”另外,虽然刑法中没有侵犯个人隐私的罪名,但于冲认为可以通过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范围,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指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许丹说,目前还没有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制摄像头偷拍犯罪的案例,“立法时没有这种考虑,相应的司法解释中,也没有指向偷拍他人画面的行为。”

  但是许丹认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指控偷拍犯罪嫌疑人,在理论论证上是说得通的——如果将个人外貌等生物特征视为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信息,那么用摄像头偷拍就是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一种侵犯。

  摄像头产品是摄像头犯罪的核心工具,但王莹表示,对摄像头生产企业产品质量责任的追究,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尚待进一步探讨。

  360智慧生活集团技术中心总经理孙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智能摄像机行业目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市场上还有大量的白牌设备,本身连基础的认证都没有,或者用的是公模公板、套标的方式,销售平台应对这类设备加强监管。

  在孙浩看来,防止家用智能摄像机产品被偷窥黑色产业链利用,最大的难点是产品面向家庭私人监控场景有个人隐私保护的需求,同时有千万的设备在线,无论是在产品隐私保护要求上,还是成本实现上,目前无法像公共直播平台那样有专门的团队做审核,区分产品是否用于偷拍场景。

  孙浩认为,遏制摄像头偷拍犯罪的方法之一是推动智能摄像头行业的细化标准落地,例如在软件使用层面,必须手机号实名绑定,限制一定的分享数量,超过一定的数量必须二次实名验证。在硬件层面,要对产品形态做限制,不做微型的摄像机产品。

  酒店是摄像头偷拍偷窥最常见的场所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莹说,当不法分子在酒店安装偷拍摄像头,如果酒店对此并不知情,则没有刑事责任,但作为场所的运营管理方可能承担相应的交往安全保障义务,可根据情况承担民事责任。

  何志会说,前几年他的公司有一项计划,给全国范围内的连锁酒店开展检测针孔摄像头的免费培训,让酒店学会自行做日常检测,“对酒店来说,检测针孔摄像头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酒店房间装修简洁,能安装针孔镜头的也就那几个地方,只要掌握了检测技巧,一个房间最多十分钟就能检测完。”疫情的暴发让何志会的计划落空了,但他仍认为让酒店承担日常监测的工作是有必要的。

  “我一直在呼吁,要给酒店增加检测摄像头的义务。比如客人退房后,酒店打扫房间加一项内容,整理完床铺、清洁完马桶后,再检测一下屋里有没有隐藏摄像头。”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认为,检测摄像头不会给酒店增加压力,这不应该是住店客人自己来做的工作。

  于冲还认为,可以增加一个偷拍偷录者黑名单,就像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他们的从业资格和出入特殊场所进行限制。“偷拍会出现,也是因为现代人的空虚,对于他人隐私有窥私欲,那么可能还需要采用法律以外的手段,例如教育公众对于个人隐私的尊重。”于冲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15期 太原市检察院回应“盗卖数千具尸体案”:涉及面广,尚未办结

澎湃新闻记者 刘璐

2024-08-08 16: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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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律师易胜华在网上公开一起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案的案件材料,该材料由山西太原市公安局今年5月23日作出,显示将此案移送至太原市检察院审查起诉。8月8日,澎湃新闻从太原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处获悉,该案涉及面广,尚未办结。

太原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案件尚未办结,“公安正在排查嫌疑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15年1月到2023年7月,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奥瑞公司)涉嫌通过从四川、广西、山东等地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并在购买和生产过程中对非法获取的尸体、尸骨进行处理后,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经审计,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警方在侦办该案中,查封涉案公司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18余吨,成品34077个。

根据材料,该案涉及非法盗窃、倒卖尸体数千具。

案件材料称,2017年至2019年期间,嫌疑人苏某某先后以承包、入股、派人入驻等方式,控制四家殡仪馆的火化场。随后指使其安排在火化场的人员盗窃尸体,并在火化车间内对尸体粗暴肢解后,运回其公司,部分尸体在其公司内肢解,苏某某供述上述四家火化场共向其公司提供4000余具人体骨骼。

材料称,该案共有75名犯罪嫌疑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认罪认罚,涉及的单位包括山西奥瑞公司、四川恒普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四川恒普公司)、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桂林医学院、桂林市殡仪馆、平乐县殡仪馆、永福县殡仪馆等单位。此外,还涉及犯罪嫌疑人苏某某所控制的云南水富市火化场、重庆巴南区火化场、贵州石阡县火化场、四川大英县火化场。

8月8日中午,易胜华律师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从知情人处获得前述案件材料,材料是真实的。他曾在微博中表示,他不是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

针对该案,目前澎湃新闻已采访了多个有关部门。桂林市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介入调查处理,具体由相关业务科室负责跟进。

【404文库】澎湃新闻|盗窃倒卖数千具尸体制作植入材料、75人涉案,地方民政部门回应

CDT 档案卡

标题:盗窃倒卖数千具尸体制作植入材料、75人涉案,地方民政部门回应 作者:柳絮 发表日期:2024.8.8 来源:澎湃新闻 主题归类:山西倒卖尸体案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8月8日,律师易胜华在网上公开一起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案的案件材料,该材料由山西太原市公安局今年5月23日作出,显示将此案移送至太原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案件材料称,2015年1月到2023年7月,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奥瑞公司)涉嫌通过从四川、广西、山东等地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并在购买和生产过程中对非法获取的尸体、尸骨进行处理后,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经审计,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警方在侦办该案中,查封涉案公司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18余吨,成品34077个。

根据材料,该案涉及非法盗窃、倒卖尸体数千具。

案件材料称,2017年至2019年期间,嫌疑人苏某某先后以承包、入股、派人入驻等方式,控制四家殡仪馆的火化场。随后指使其安排在火化场的人员盗窃尸体,并在火化车间内对尸体粗暴肢解后,运回其公司,部分尸体在其公司内肢解,苏某某供述上述四家火化场共向其公司提供4000余具人体骨骼。

材料称,该案共有75名犯罪嫌疑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认罪认罚,涉及的单位包括山西奥瑞公司、四川恒普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四川恒普公司)、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桂林医学院、桂林市殡仪馆、平乐县殡仪馆、永福县殡仪馆等单位,此外,还涉及犯罪嫌疑人苏某某所控制的云南水富市火化场、重庆巴南区火化场、贵州石阡县火化场、四川大英县火化场。

8月8日中午,易胜华律师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从知情人处获得前述案件材料,材料是真实的。他曾在微博中表示,他不是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

针对该案,澎湃新闻采访了多个有关部门。桂林市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已介入调查处理,具体由相关业务科室负责跟进。

企业被指涉非法收购遗体、残肢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材料

上述案件材料称,山西奥瑞公司为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于1999年成立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由李某兴任总经理。2007年开始,山西奥瑞公司逐步引进丛某某(已刑拘上网追逃)、苏某某收购中辐院及员工的股份。至2012年,丛某某占股54.08%,是最大股东、法人代表,担任董事长,苏某某占股45.92%,担任总经理,李某兴实际负责公司运营。

2015年1月到2023年7月,山西奥瑞公司涉嫌通过从四川、广西、山东等地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并在购买和生产过程中对非法获取的尸体、尸骨进行粗暴肢解、剔除皮肉、清洗、辐照等,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经国家审计署太原特派办审计,销售获利方面,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

2015年-2023年期间,李某兴、苏某某等人为大量获取生产“同种异体骨”的原材料,指使员工赴广西桂林、四川成都等地拉运人体骨骼。分别在四川恒普公司、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以下简称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内对尸体进行筛选、处理等,再将预处理的尸骨装车后驱车返回公司入库保存。

为掩盖山西奥瑞公司用于生产加工“同种异体骨”的尸骨原材料来源非法,李某兴安排公司多人伪造遗体志愿捐献登记表、检验报告等材料证明其尸体来源合法性和安全性,并组织公司大部分员工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假冒家属签字。

此外,2015年至2021年期间,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某强事先将遗体肢解后,放入冷柜保存,出售给山西奥瑞公司,共出售10余具人体骨骼原料,每具价格1万-2.2万元不等。

8月8日上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崂山院区服务台接线员告诉澎湃新闻,该院区有肝脏移植中心和肝脏病中心,两者在一起,后者是监护室。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官网显示,该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器官移植中心重症监护室主任名字与李某强同名。

随后,澎湃新闻记者致电崂山院区肝脏移植中心,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李某强主任不在我们这边,我们这里是门诊。李某某主任不出门诊。”对李某强是否涉案被抓,该工作人员称,“我们李某强主任好好的上班,你听谁说的。”在记者表示网上有流传出来的案件材料并亮明身份后,该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不知道这个事,“你想问这个事,你直接去找医院,不要打这个电话”。随后,记者多次致电,电话均再无人接听。

嫌疑人被指控制多家火化场盗窃尸体,涉4000余具人体骨骼

案件材料显示,四川恒普公司是山西奥瑞公司的人体骨骼原料重要来源。

案件材料称,2012年以来,苏某某入股山西奥瑞公司,负责该公司的人体骨骼原材料供应和西南、东北、西北等13个省市的“同种异体骨”销售。2014年,苏某某成立四川恒普公司,非法获取尸体、尸骨用于生产加工“同种异体骨”产品,并将部分人体骨骼贩卖至山西奥瑞公司。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为扩大获取尸体、残肢来源,苏某某先后以承包、入股、派人入驻等方式,控制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天富殡葬有限公司水东火化场子公司、重庆市巴南区仙居山殡仪馆、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望城殡葬服务有限公司、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殡仪馆四家殡仪馆的火化场。随后指使其安排在火化场的人员盗窃尸体,并在火化车间内对尸体粗暴肢解后,运回四川恒普公司,部分尸体在四川恒普公司内肢解,苏某某供述上述四家火化场共向四川恒普公司提供4000余具人体骨骼,其中1000余具由山西奥瑞公司周玉生安排石某某、王某某等人在四川恒普公司处理后,运回山西奥瑞公司,其余人体骨骼均经四川恒普公司生产部员工预处理后存放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空港一路二段新有源冷库和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四川恒普公司库房。

当地人士告诉澎湃新闻,云南水富只有一个火化场,正是由水富天富殡葬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毗邻的四川宜宾市的遗体也会来这里火化。

澎湃新闻致电云南水富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核实此事,对方答复称:“上级要求我们当地政府接管,行业内部有要求,必须由我们自己干部职工去管。”

天眼查显示,重庆市巴南区仙居山殡仪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仙居山殡仪馆)成立于2010年,位于重庆市,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仙居山殡仪馆系民营殡仪馆,吴某某曾是该殡仪馆的承包人,是四川人,因“在殡葬业务中干了违法的事情已经被抓了”。

8月8日下午,澎湃新闻拨打吴某某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记者又致电仙居山殡仪馆,该馆工作人员一听吴某某的名字,便立即挂断了电话。

澎湃新闻试图通过工商信息系统公布的电话联系四川恒普公司,不过,该企业公布的两个座机号均无人接听,另一个手机号码属地为成都,但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表示自己现在北京,号码被盗用了,她不知道这家公司。

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实验员被指涉嫌倒卖三百余具遗体

此案还涉及广西桂林多名犯罪嫌疑人。

针对此案,桂林市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此前已介入调查处理,具体由相关业务科室负责跟进。

案件材料显示,2023年9月11日,国家审计署开展专项审计发现,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实验员兰某某以每具1万元的价格将322具人体骨骼倒卖给山西奥瑞公司,非法牟利。

2019年至2023年初,兰某某、田某某为向山西奥瑞公司大量提供尸骨原材料,在明知桂林市、平乐县、永福县殡仪馆提供给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大部分尸体为盗窃所得的情况下,仍然同意以每具900元的价格购买尸体并达成协议并加盖桂林医学院公章。

根据桂林市医学院官网2019年、2020年发布的文章,桂林市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主任名为田某某。桂林市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一名工作人员称,桂林市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主任田某某目前在岗,没听说有涉案。当记者问及该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是否有实验员兰某某时,该工作人员称没法透露,随即挂断电话。

案件材料称,经统计,2017年至2023年期间,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从上述三家殡仪馆购买450余具尸体,其中约300具贩卖给山西奥瑞公司。

警方调查还显示,桂林市殡仪馆将无名尸及家属不要骨灰的尸体卖给桂林医学院,经初步核实共贩卖200余具尸体。平乐县殡仪馆将家属放弃保留骨灰遗体不进行火化,倒卖给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来获利,并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决定,经初步核实平乐县殡仪馆贩卖180余具尸体。永福县殡仪馆常务副馆长韦国东在明知将无名户及家属不要骨灰的遗体贩卖给他人是犯罪行为的前提下,违背家属意愿决定将已办理正常火化流程,收取家属火化费用的大量尸体运输至兰某某处,以每具尸体900元贩卖,经初步核实永福县殡仪馆贩卖73具尸体获利。

澎湃新闻致电桂林市殡仪馆工作人员、平乐县殡仪馆工作人员,对方均称不清楚此案。永福县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上面在调查中,没有结果,具体的信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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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材料称,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涉嫌非法购买遗体、残肢作为原材料,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产品,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警方在侦办该案中,查封涉案公司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18余吨,成品34077个。

根据材料,该案涉及非法盗窃、倒卖尸体数千具。

材料称,该案共有75名犯罪嫌疑人,涉及的单位包括山西奥瑞公司、四川恒普公司、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桂林医学院、桂林市殡仪馆、平乐县殡仪馆、永福县殡仪馆等单位,此外,还涉及犯罪嫌疑人苏某某所控制的云南水富市火化场、重庆巴南区火化场、贵州石阡县火化场、四川大英县火化场。

2015年-2023年期间,李某某、苏某某等人为大量获取生产“同种异体骨”的原材料,指使员工赴广西桂林、四川成都等地拉运人体骨骼。分别在四川恒普公司、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内对尸体进行筛选、处理等,再将预处理的尸骨装车后驱车返回公司入库保存。

8月8日16时许,澎湃新闻注意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网站已将该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某强的信息紧急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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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起案件仍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环节,还未到法院审判环节,考虑到案件的复杂程度,因而距离最终认定、分摊、追究涉案人责任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但这样一起案件,不大可能像网上其他绝大多数消息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迅速淹没。无论过多久,大家一定能够牢牢记得这件事,这个案子。

盗卖这么多年没被发现? 这起案件太瘆人了,让人头皮发麻。从澎湃新闻网引据律师易胜华公开,并获太原警方和检方证实的案件材料来看,案件涉及面非常广,涉案人和企业的活动足迹几乎覆盖了国内相当部分的地区。

尽管目前有据可查的火化场以及医学机构,数量相对有限,但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这些地方的民政部门以及其他监管执法部门,却并未洞察到涉案人和企业的这类运作的痕迹。这令人难以相信。

因为上述殡仪馆、火化场与非法处理遗体的地点,形成了非常稳定的往来踪迹,其概率、频率应当是大大超出了殡葬机构与一般企业、研究机构往来,并冷链运送物品的概率和频率。

而被用来最终生产所谓“同种异体骨”的“原材料”,也就是非法取得的逝者遗体,被集中运到四川恒普公司、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等地点进行处理,“该案涉及非法盗窃、倒卖尸体数千具”。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那些被定义为非法盗窃和倒卖逝者遗体,进行集中处理,频率如此之高,数量如此之大,仍然没有被发现,也是不免让人生疑的。

医(学)院也不能让人放心?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的一个细节也反映出异常。被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撤下简历的该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某强,“事先将遗体肢解后,放入冷柜保存,出售给山西奥瑞公司,共出售10余具人体骨骼原料,每具价格1万-2.2万元不等”。这个过程同样没有引起过外界关注,比如所在单位和同事的注意。但李某强涉及的出售人体骨骼原料数量总体比较少,并且显然是分散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进行的,因而使得有关信息被有效隐匿,就可以被人理解了。

由此反观“非法取得的逝者遗体,被集中运到四川恒普公司、桂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等地点进行处理”的运进、运出、处理,未曾暴露,这显然不合基本的逻辑。

按照报道叙述,这起案件中大多数盗卖遗体主要出自多地殡葬机构,但桂林、青岛两地的医学院、医院也卷入其中,均有医生被指盗卖遗体。而这两地的医学院、医院对此也未有察觉,这在相当程度上暴露出这些机构对于逝者遗体管理的显著漏洞。

当地其他医学院校、医院,以及其他地方的院校、医院是否存在类似的漏洞?究竟是否存在比较健全完善的监督?

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目前已被查封的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长期从事同种组织(骨)植入材料的开发研究、生产制备与分发供应,多次通过国家局认证和飞行检查。该公司2015年-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被警方查封时仍有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18余吨,成品34077个——按照报道所述,该公司与其供应链条上的其他合作伙伴,伪造了很多捐赠证明,但数量如此之大的供应,供给品质如此之高,为什么未能引起过合理的怀疑?那就是这家公司上哪找到如此之多、如此之好的同种异体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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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财新|遗体黑市背后:同种异体骨如何用于临床?如何获取? CDT 档案卡 标题:遗体黑市背后:同种异体骨如何用于临床?如何获取? 作者:财新 发表日期:2024.8.8 来源:财新 主题归类:山西倒卖尸体案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用于骨科患者移植的同种异体骨曝出牵涉遗体黑市交易,引发舆论惊诧。救治患者刻不容缓,如何让耗材的来源更为透明、合规,成为受到关注的议题。

8月8日,律师易胜华在微博发布一份案件材料,称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山西奥瑞”)涉嫌从山东、四川等地的医院、殡仪馆非法购买数千具尸体、尸骨,肢解、清洗、辐照后,加工为同种异体骨产品销往各地医院、非法获利。该公司在涉案期间营收3.8亿元,警方查封人体骨骼原材料、半成品18余吨,成品34077个,共75人涉案。太原市检察院回应媒体称,该案涉及面广,尚未办结。

同种异体骨产品属于骨修复材料的一种,是同一物种但不同个体的骨骼组织,应用于神经外科、口腔医学和骨科,已经有数十款获证上市。

骨修复材料市场需求巨大。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中国目前每年有300多万例骨科手术,其中有近六分之一的骨科手术需要使用到骨修复材料,而脊柱骨科手术和关节骨科手术中可能需要用到大量的骨修复材料。此外,中国将近50%以上的种植牙手术,以及部分开颅手术都有使用骨修复材料的需求。

弗若斯特沙利文测算,2017年到2022年,中国骨修复材料市场规模从19.0亿元增长到28.6亿元,期间复合年增长率为8.5%。预计到2028年,中国骨修复材料市场规模将增长至76.8亿元,期间复合年增长率为17.9%。

除了同种异体骨,骨缺损还可以使用自体骨、人工骨,但是前者取材量有限且获取风险高,后者生物活性较差,无法与新骨生成速度完美适配。目前同种异体骨产品在临床上有优势,而寻求更安全、有效的人工骨材料,则是再生医学正在追求的目标。

临床应用广泛,需要捐赠 同种异体骨分为几类,有深冻骨(去除新鲜的异体骨组织后设计成不同大小、形状和尺寸的移植材料,将骨膜、骨髓高压清洗干净,降温条件下深冻处理);冷冻干燥骨(深冻骨脱水干燥处理,将其组织水分控制在5%以内,进行真空包装并灭菌);脱钙骨基质(对骨组织进行脱钙、去脂等系列化学处理,保留各种成骨因子,进而诱导骨形成)。

一位三甲医院骨科医生告诉财新,他在临床上多见两类同种异体骨产品,分别是半脱矿骨粒、注入式骨粉,前者在创伤骨科用来填充骨缺损,后者多见于脊柱骨科,如在治疗腰间盘突出等疾病的后路腰椎椎体间融合术中植入。

虽然人工骨的材料已经数次迭代,但仍无法替代同种异体骨。关键问题是材料在体内降解的过程无法与新骨生成速度完美适配,形成的生物材料与骨的混合体不能完全重建生理状态下的骨组织。另外,还存在材料的骨传导性、骨诱导性以及血管诱导活性不能很好地平衡,导致材料修复骨缺损的时效性和区域性严重受限,对于大段骨缺损往往难以快速有效重建。

相比其他高值骨科耗材,如人工骨,同种异体骨产品定价并不突出。一份1g的骨粉定价约在2000元;一盒5g的冻干松质骨条约2500元;一根15cm的冻干皮松质骨条约15000元。

目前纳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的骨科植入耗材包括人工关节、脊柱、运动医学,尚未覆盖同种异体骨。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称,同种异体骨不采取带量采购方式,通过竞价方式形成价格。

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同种异体骨产品除山西奥瑞外,国内还有大清生物、北京运康恒业、湖北联结、南京屹特博、上海安久等10余家生产企业。人工骨产品则有奥精医疗、九源基因以及上海瑞邦生物等企业。市场格局较为分散。

同种异体骨来源于骨库,又叫组织库,主要来自于死亡供体,需要本人生前或家属同意捐赠。

组织库对供体的选择较为苛刻,非法购买的尸体、尸骨存在传播疾病等安全风险。一般来说,供体不可以选择有全身或局部的活动性感染者、恶性肿瘤患者、性病患者、传染性肝炎、艾滋病者、自身免疫疾病患者、中毒患者、长期使用呼吸机者、激素治疗者、取骨部位存在病变或损伤者、死因不明者。并且,当骨被用于结构支持时,供体年龄女性要小于50岁,男性要小于55岁,并大于18岁,带关节软骨的骨材料应低于35岁。

涉案企业是国内首家组织库 目前,中国组织库的管理混乱、性质不一。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组织库约44家,半数以上都是企业组织库,几乎等同于医疗器械企业;其次是医院内组织库,属于院内部门,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约占四分之一;最后是民办非盈利组织库,属于社会团体组织,约占两成。

本次涉案的山西奥瑞在业内名声显赫。其是国内首家企业组织库,背靠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掌握制备同种异体骨产品的辐照技术,1994年,山西省卫生厅批准成立山西省医用组织库,纳入卫生系统,从事同种异体骨的开发、生产、供应。1999年,同种异体骨产品划为三类医疗器械,山西省医用组织库要为临床提供产品,就必须以实体的形式取得生产许可证及法人资格,时任组织库主任的李宝兴便组建了山西奥瑞。

2000年,山西奥瑞同种异体骨产品拿证上市,属国内首个。山西奥瑞还和中华外科学会、中华骨科学会合作举办了两届全国骨移植研讨会,国内外近200名骨科专家及骨库从业人员参加,分享同种骨及其他骨替代材料临床应用病例数千例。

2001年,山西奥瑞同种异体骨年产量超15000件,相较前几年翻了五倍,2002年达到20000件。在2005年时,山西奥瑞的同种异体骨产品的市占率已达到80%,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同种骨材料生产基地。

目前,丛茂义是山西奥瑞最大股东,持股54.08%,担任董事长;苏成忠占股45.92%,担任总经理;李宝兴实际负责公司运营。

山西奥瑞有深冻、冻干、脱矿3大类,通用、骨笼、骨钉、大段骨关节4系列的同种异体骨产品。据公开资料,其涉案期间的同种异体骨产品曾中标东莞市中医院、内蒙古医科大学、呼和浩特市卫健委、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四川省骨科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乐山市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采购。

和山西奥瑞一体两面的山西省医用组织库也备受行业认可,不仅起草制订了同种异体骨的行业标准,还参加了组织库行业标准的起草及审核,并承担、完成了十余项国防科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基金课题。

据白玉龙等人2022年发表的《中国医用组织库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展望》一文,中国尚无专门的组织库认定、监管部门,更多是依靠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等社会团体的行业引领作用。国内急需建立和完善组织库统一监管框架,形成中国的组织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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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2021年期间,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志强事先将遗体肢解后,放入冷柜保存后,电话联系山西奥瑞公司李春源,由李春源带领周玉生、牛文军等人将肢解后的尸体运回山西奥瑞公司,共去拉过5次。李志强共出售10余具人体骨骼原料,每具价格1万-2.2万元不等。李春源、周玉生、牛文军等人对李志强进行辨认,确认去过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与李志强对接购买人体骨骼原料。 山西奥瑞公司获取大量人体骨组织原材料后,按照李宝兴的安排,李靖、赵亚平等人安排牛文军组织生产“同种异体骨”成品,公司生产部侯秀锋、王雪军、王杰;王宇庭、王志军等人对非法获取的人体骨骼进行深低温冷冻、成形、清洗、冻干、病毒灭活、辐照灭菌等一系列加工生产,后由丛茂义、苏成忠实际控制的相关公司销往各地医院,非法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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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至内容 登录 调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贝洛主教对儿童进行性虐待 “我想要的是道歉” 受害者和其他人声称,多年来,东帝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卡洛斯·菲利佩·西梅内斯·贝洛主教一直在性侵男童。与此同时,天主教会对贝洛实施了旅行限制。“我们必须谈论这件事,并向全世界大声疾呼。”

吉茨克·林斯玛

2022 年 9 月 28 日

1999 年 10 月 8 日,贝洛主教在东帝汶帝力参加周五早晨弥撒。贝洛因帝力暴力事件而流亡,10 月 6 日返回东帝汶。他亲眼目睹自己的房子被大火烧毁,宗教文物被亲雅加达民兵亵渎 © Jason Reed / 路透社 本文还有荷兰语译本。

那是星期天的早上。保罗站在其他信徒中间,专心聆听贝洛主教在东帝汶首都帝力的热带花园里举行的弥撒。弥撒结束后,贝洛走到保罗面前,当时保罗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邀请我去他家”,现年 42 岁的保罗说,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隐私和安全,他希望保持匿名。

受邀出席是我的荣幸。保罗说:“我非常高兴。”卡洛斯·菲利佩·西梅内斯·贝洛主教不仅是东帝汶罗马天主教会的强大领袖,还是民族英雄和人民的希望灯塔。他为他的祖国发声,当时他的祖国在印尼极端暴力的占领下(1975-1999 年)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他要求尊重人权和自决权。

傍晚时分,保罗毫无戒备地来到主教的住所,该住所位于帝力的沿海公路上,可以一览壮丽的海景。当晚,贝洛带他去了卧室。“主教脱下我的裤子,开始对我进行性接触,还对我进行口交,”保罗说。困惑和震惊之下,这位少年睡着了。他醒来时,“他给了我一些钱,”他回忆道。“第二天早上,我迅速逃走了。我有点害怕。我感觉很奇怪。”保罗感到羞愧,直到他意识到:“这不是我的错。他邀请了我。他是神父。他是主教。他给我们食物,还跟我说好话。他利用了这种情况。”他补充道:“我想:这太恶心了。我再也不会去那里了。”

保罗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关性虐待和性剥削的事情。这件事发生过一次,就那一次。但这并不适用于现年 45 岁的罗伯托,他也决定保持匿名。保罗和罗伯托后来都定居国外,开始新生活。

罗伯托的小镇上弥漫着兴奋的气氛,教堂的盛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们很高兴,因为连主教都来了。当罗伯托看戏听音乐的时候,贝洛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主教叫这个大约十四岁的少年去修道院。罗伯托去了修道院,天色越来越晚。太晚了,回家已经晚了。主教随后把罗伯托带到他的房间,精疲力竭的少年睡着了。直到他突然醒来。“那天晚上,主教强奸了我,并对我实施了性虐待,”罗伯托说。“一大早他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很害怕,因为天还黑着。所以我不得不等着才能回家。他还给我留下了钱。这是为了让我闭嘴。并确保我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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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 对于这位少年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因为他在印尼占领期间失去了许多家人,多达 183,000 名东帝汶人死于饥饿、疾病、疲惫和暴力。在之后的访问中,主教会派人去接罗伯托。贝洛深深地打动了他。“我感到自己被认可、被选择、被爱和特别,”罗伯托说。“直到我明白主教并不是真的对我感兴趣,他只关心自己。然后他只关心我的钱。我们非常需要钱。”

当罗伯托搬到帝力时,性虐待和性剥削也转移到了城里的主教官邸。在那里,罗伯托看到了在大院里长大的孤儿男孩,还有其他像他一样被召集来的男孩。罗伯托和保罗都说,有人开车把贝洛想要的男孩带到了官邸。

保罗说,主教滥用权力,对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男孩施暴。“他知道男孩们没有钱。所以当他邀请你时,你过来给你一些钱。但与此同时你却成了受害者。这就是他的做法,”保罗解释道。

保罗说,不可能透露贝洛卧室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害怕谈论这件事。我们害怕传播这些信息。就像我一样,我和贝洛主教之间的不愉快经历。”

天主教会因其宗教角色以及帮助人民和提供保护的机构而受到东帝汶人民的极大尊重。罗伯托说,如果对贝洛的指控被公开,将使该国蒙羞,并破坏争取独立的斗争。由于害怕被污名化、排斥、威胁和暴力,人们仍然很难公开谈论贝洛被指控的性犯罪。

保罗想忘记,他埋葬了自己对性虐待的想法。但当他喜欢上一个女孩时,他的经历就浮现出来了。“我脑子里已经有了负面的想法。那样做,就像主教对我们做的那样,不好。”

从De Groene所做的调查来看,Belo 的受害者似乎更多。De Groene采访了 20 名了解此案的人:政要、政府官员、政客、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教会人士和专业人士。其中一半以上的人认识受害者,其他人也知道此案,大多数人在工作中讨论过此事。De Groene还采访了其他不愿在媒体上讲述自己故事的受害者。Paulo 和 Roberto 都认识其他受害者。“我从我的一些表亲那里知道这件事。我从我的一些朋友那里知道这件事,”Paulo 说,并补充道:“他们去他那里,只是为了骗钱。”

研究 这项研究项目始于 2002 年,当时一名东帝汶男子称,他的朋友遭到贝洛主教的性虐待。他非常担心每周都会去主教住所的弟弟,并告诉母亲不要再让他去那里了。同年晚些时候,也就是 2002 年 11 月,主教突然辞职。从那一刻起,有关所谓性虐待的谣言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开秘密。

几位记者试图报道此案。但主教“大到不能倒”。2019 年 2 月,Tempo Timor 首次披露了针对美国前牧师理查德·达施巴赫 (Richard Daschbach) 的案件,这或许会为报道带来转机。

从那时起,德格罗内一直在研究贝洛案,并与几名受害者和 20 名知情人士进行了交谈:政要、政府官员、政客、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教会人士和专业人士。其中一半以上的人认识受害者,而其他人也知道此案并在工作中讨论过。

虐待行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保罗和罗伯托的指控指的是 90 年代。根据我们的研究,贝洛在成为主教之前,也就是 80 年代初,在法图马卡村也虐待过男孩,当时他是慈幼会(SDB)教育中心的院长,而慈幼会是他所属的修会。现任大主教维尔吉利奥·多·卡莫·达席尔瓦当时是那里的预科生,贝洛主教等人在网上文章中写道。

现年 74 岁的贝洛于 1948 年 2 月 3 日出生在东帝汶瓦拉卡马村的一个虔诚家庭,当时东帝汶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他三岁时,父亲去世。全家生活十分艰难,国家陷入极度贫困。贝洛蹒跚学步时就开始在田里干活,有时一天要走三个小时去收米。小时候,他喜欢扮演牧师。阿诺德·S·科恩 (Arnold S. Kohen) 在其赞誉有加的传记《来自死者之地。贝洛主教和东帝汶之战》(1999) 中写道,有一天,他把柚子皮放在头上,拿一根棍子当权杖,命令他的表兄弟们来亲吻“主教”的手。

贝洛在天主教学校和神学院任教。作为学生会主席,他对同学很严厉。他有时喜怒无常,喜欢辩论、戏剧、足球、浪漫歌曲和披头士乐队。1968 年,他离开东帝汶前往葡萄牙学习,在那里他目睹了结束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康乃馨革命。他回到东帝汶,于 1974 年 10 月 6 日成为一名慈幼会修士,并开始在法图马卡任教。

1975 年印尼入侵东帝汶时,贝洛住在澳门。1980 年,他被任命为牧师。1981 年,贝洛回到祖国,极度的恐惧、贫困和暴力的战争令他震惊。科恩写道,印尼军队在军事行动中利用民众(包括贝洛的兄弟、叔叔和表兄弟)作为人盾。

贝洛前往法图马卡,在那里担任初学修女导师,一年后晋升为修会长。1983 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选择这位 35 岁的年轻人担任东帝汶教会领袖。1988 年,贝洛被任命为主教。这是一个艰难而紧张的职位。人们绝望地向主教诉说印尼军队如何入侵他们的房屋、带走人民、折磨和杀戮。当暴力的印尼军队和警察瞄准民众时,贝洛被叫去调解。尽管面临危险,但他“具有许多慈幼会士特有的幽默感”,科恩写道,他解释了贝洛反复说的话:“我只是另一个罪人!”

1991 年 11 月 12 日,贝洛听到机关枪声。在帝力的圣克鲁斯公墓,印尼军队向示威者开火。许多年轻人被杀。数百人逃到贝洛的住所。当主教参观墓地时,他看到受害者浑身是血,身上有子弹。最后,贝洛进入了军医院。他认出了许多人,他们之前是他亲自从他的院子里带回家的,但后来被逮捕,伤势严重,遭到殴打。当时保罗还太小,但当他 15 岁时,他加入了示威游行。这是一种不规律而危险的生活。许多朋友被杀。在一次袭击中,他受了重伤,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

1996 年,贝洛与活动家兼外交官、现任东帝汶总统若泽·拉莫斯-奥尔塔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两人因“为公正和平解决东帝汶冲突所做的努力”而获奖。贝洛在诺贝尔演讲中自称是“东帝汶无声人民的声音”,并表示:“人民想要的是和平、结束暴力和尊重他们的人权。”

1999 年,东帝汶终于举行了由联合国组织的自决公投,而印尼却试图用残酷的暴力破坏这一进程。东帝汶人民以 78.5% 的压倒性优势投票支持独立。印尼采取了无情的报复。印尼军警与东帝汶民兵一起摧毁房屋、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他们抢劫、杀害并驱逐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在这场有组织的暴力冲突中,超过 5,000 人逃到主教的住所。9 月 6 日,民兵发动袭击并烧毁了他的住所。贝洛离开他的羊群,先是乘坐印尼直升机逃走,然后乘坐澳大利亚军用飞机飞往达尔文。1999 年 10 月,他返回东帝汶。目击者说,在这场彻底的破坏中,性虐待又开始了。

联合国过渡政府从 1999 年到 2002 年统治着这个解放后的国家。有人试图揭露性侵案。但人们担心遭到报复,并担心在早期阶段该国无法应对如此毁灭性的丑闻。东帝汶人民为独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保罗受到严重创伤,并患有恐慌症。“很多事情都混杂在一起了。既有战争的因素,也有主教的因素。我经历过黑暗时期,”他说。

贝洛突然辞去教会领袖一职。2002 年 11 月 26 日,教皇解除了他的职务。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说他“身心疲惫”。2003 年 1 月,贝洛离开东帝汶,正式前往葡萄牙休养。在与当时的万民福音部部长和慈幼会的院长交谈后,他选择了一份新工作,他在接受天主教机构 UCA 新闻采访时说。2004 年 6 月,他成为莫桑比克马普托的“助理牧师”。贝洛告诉 UCA 新闻:“我已经从最高层降到了最低层。”

但是,为什么一位雄心勃勃、举世闻名的主教会接受如此低的职位?鉴于性虐待指控,他关于在马普托工作的言论令人震惊:“我从事牧师工作,向儿童教授教义问答,为年轻人提供静修。”贝洛再也没有住在东帝汶,但他偶尔会回去,最近一次是在 2018 年圣诞节和新年,并于 2019 年 1 月离开祖国。

近年来,东帝汶曾经坚不可摧的天主教会形象出现裂痕。2019 年 2 月,当地新闻平台 Tempo Timor 首次披露了一起神职人员虐待案的细节。

虽然梵蒂冈已判定美国传教士理查德·达施巴赫有罪,并解除了他的神职,但这些决定一直保密。2021 年 12 月 21 日,东帝汶法院判处达施巴赫在他经营的庇护所内性侵女孩罪名成立,并判处他 12 年监禁(请参阅De Groene网站,了解关于此案的荷兰专题报道)。2015 年,一名天主教修士因在埃尔梅拉区的一个支持中心性侵青少年而被判处 10 年监禁,但该判决并未在媒体上公布。

还有更多案例。De Groene Amsterdammer采访了对东帝汶四名牧师提出指控的人。人们对英国牧师 Patrick Smythe 有很多担忧,他今年在英国因虐待儿童而被定罪,他花了十年时间前往东帝汶,并让孩子们睡在他的酒店房间里。

多个消息来源称,教会当局已限制贝洛的旅行。他现在居住在葡萄牙,他不被允许主动前往他的祖国,但必须先向罗马申请许可。东帝汶主教会议主席证实了这一旅行限制。“他必须向梵蒂冈申请许可,看看他们是否允许他来,”主教诺伯托·多·阿马拉尔 (Norberto do Amaral) 在 2019 年 9 月的一次采访中说。他说他不知道原因。“至于他为什么不能来,请问梵蒂冈。”因为“主教的问题”不是由当地教会处理的,而是由梵蒂冈处理的。

此类旅行限制是教会当局在案件调查期间可以采取的一项教会法措施,旨在保护受害者、调查和嫌疑人。教会也可以在有罪判决后实施限制。消息人士证实,主教仍然不得自由旅行。他没有出席最近在罗马举行的新天主教枢机主教的盛大就职典礼,其中包括东帝汶大主教维尔吉利奥·多·卡莫·达席尔瓦。

De Groene Amsterdammer已要求天主教会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教廷、负责机构(包括信理部 (DDF)、帝力的 Virgílio do Carmo da Silva 枢机主教和慈幼会的院长)均未回答我们的问题,对此事保持沉默。Belo 主教拿起电话片刻,但随即挂断。

作为受害者,保罗希望结束对性虐待的沉默。“我们必须谈论它,并向世界大声疾呼,”他说。罗伯托讲述他的故事是因为他想为其他受害者发声开辟道路。“我想要的是贝洛和教会的道歉。我希望他们承认我和其他人所遭受的痛苦,这样这种暴力和滥用权力就不会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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