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run in Win10 - Githubissues

Attached are some sample files. The program crashed when I tried to load them in. --Jim

On Sun, Jul 25, 2021 at 10:14 PM Ye Lei (叶磊) @.***> wrote:

Wordless supports .txt files, but there might be encoding issues while loading the file, can you send me a sample by me for analysis?

— You are receiving this because you authored the thread. Reply to this email directly, view it on GitHub https://github.com/BLKSerene/Wordless/issues/15#issuecomment-886382344, or unsubscribe https://github.com/notifications/unsubscribe-auth/AUZLMFWWBB55XZLIVNHI5DDTZTVLLANCNFSM5ADPD4EA .

http://cn.nytimes.com//culture/20120629/c29longman/ 谁代表美国参加伦敦奥运？ 2012-06-29

我们来把这件事说清楚。在周六的奥运会田径选拔赛上，女子100米的比赛用了大约11秒。但是到底谁去参加伦敦奥运会，却可能要用去这一周剩下的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来决定。作为一个全国的体育管理机构，美国田径协会 (USA Track and Field)的工作很失败。它的规则手册中存在一个问题。没有人想过添加一个条款，来解决争夺奥运会最后一个名额的两名选手并列第三的问题。怎么会这样呢？这应该是一条很基本的规则，就好比撑杆跳不能没有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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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破僵局的包袱被抛给了日内瓦·塔莫（Jenba Tarmoh）（左）和阿莉森·费利克斯：是抛硬币呢还是进行一次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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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起初，耶内芭·塔莫 (Jeneba Tarmoh) 被宣布是100米赛的第三名，领先对手阿莉森·费利克斯 (AllysonFelix) 千分之一秒。塔莫露出了微笑，仿佛像是在独立日那天看到一辆消防车开过一样挥舞着旗帜。两名短跑运动员都在俄勒冈州的尤金 (Eugene, Ore) 接受了记者采访。塔莫表达了自己的兴奋，而费利克斯则表示自己很失望。但是等等！在回放终点线照片时，又发现了一些不那么容易判断的情况。现在的说法是，塔莫和费力克斯两人是在同一时刻撞线。有关人体躯干的讨论甚至超过了《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此事发生之后，田径协会悄悄地实行了一项新规定。现在，要解决这件事情，要么抛硬币，要么重赛，要么就找律师。美国田径协会搞砸了比赛，还让两名运动员陷于尴尬境地。这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奇怪。自从周六出了这事以后，人们都说，现在奥运会赛事中唯一的业余选手，就是奥运会的官员。像田径协会这样的机构是依据《业余体育法》(Amateur Sports Act) 建立的。该法于1978年通过，1998年修订。仅仅这个名字就暴露了这部法律的落后。专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这些管理机构的官员很多却依然是志愿者。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没有能力处理争议；总是乐见小惠，又惧怕诉讼。这样的情况我们早就见过，特别是在1994年的1月6日。那一天，南茜·克里根 (Nancy Kerrigan) 被托尼亚·哈丁 (Tonya Harding) 的同伙打伤了膝盖。起初，美国花样滑冰协会的官员表示，克里根将没有资格参加挪威利勒哈默 (Lillehammer) 奥运会，因为她无法参加全国锦标赛。至于她被伸缩式警棍打伤，根本不可能完成两周半跳，那就不管了。而几个小时之后，冰协发现——或者说是出于好意地发明——了一项规则，使克里根重获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但因为害怕被起诉，冰协犹豫了数周，最后缓和下来，允许哈丁也参加比赛。克里根后来获得了银牌，而哈丁则声称自己被职业高尔夫球手跟踪了。田联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胆小怕事和无能。它把抉择扔给了运动员：要么抛硬币，要么进行第二次比赛。如果他们不能达成一致，那么就通过重赛分出胜负。而如果他们无所谓，那么就通过抛硬币来决定胜者。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其中的一名运动员自动退出。美国田径协会希望通过这种不做为的方式在周日之前得出一个结果。周日是奥运会选拔赛的最后一天。但为什么塔莫和费利克斯非得遵守那个随意定下的时间表呢？她们两人还要参加200米的比赛。如果其中的一人受伤了怎么办？她还怎么能重新参加100米比赛？如果在200米预选赛中，其中的一人先出局因而在第二次100米赛中保存了更好的体力怎么办？如果哈丁的同伙又挥舞着大棒现身了怎么办？为抛硬币制定规则的工作看似已经被外包给了美国国税局 (I.R.S.)。这枚硬币应该是一枚“美国的0.25元硬币，正面的中央是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的头像，背面的中央是雄鹰图案。” 老鹰的图案可以换成迈克尔·维克 (Michael Vick 是美国橄榄球联盟费城老鹰队的四分卫——编注) 吗？在抛硬币之前，一名来自田联的代表“应该将他或她的食指弯曲，与拇指成90度角，让硬币在他或她的拇指上停稳。” 如果他或她的食指只弯曲了87度怎么办？会有人拿出夏季奥运会的官方量角器吗？在男子100米预选赛中获胜的贾斯汀·加特林 (Justin Gatlin) 出了一个更独特，但也许未免有性别歧视的解决办法：果冻摔跤。我还有一个办法。听着，NBC。这是个跨平台推广的好点子。把塔莫和费利克斯都送去参加游泳预选赛。谁在100米自由泳中获胜，谁就去伦敦。翻译：陈婷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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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nytimes.com//china/20120711/c11chinagays/ 中国多数同性恋不愿公开恋爱取向 2012-07-11

北京—最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宣布自己是同性恋，这似乎鼓舞了一位网名为“孙业林-小黑”的中国微博用户。星期四，孙在新浪微博发布信息，号召中国同性恋们在2012年12月12日集体出柜（指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取向——译注）。选这个日子可能是因为数字比较整齐。中文读者可以在这儿看到他的号召。在中国西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精英群体中，库珀有相当的知名度。在中国最大微博网站新浪微博上，有超过38000条微博提到他。自库珀出柜以来，关于此事的评论除了个别的表示有些不解，大都极其正面。

柜子就是柜子

在中国，极少有同性恋“出柜”（来自英文come out of the closet）。来自家庭和文化的压力太大，要求他们做异性恋，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因此，孙业林似乎是在邀请全世界的人来想象：“如果2012年12月12日，中国所有的同性恋‘出柜’”他兴奋地写到，“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不大可能知道。最近，美国知名人物兴起了一股出柜潮。他们宣布，“我是同性恋，那又怎样”，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反而正突显了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在社会态度上快速扩大的差距。青岛大学的医学教授、同性恋研究学者张北川称，因不接受同性恋，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正在中国泛滥，包括男同性恋者把爱滋病传给妻子的问题，和夫妻一方是隐秘同性恋者而造成的婚姻不幸福。 “我真的想说些什么，”在青岛接受电话采访时，张北川透露。“中国真的需要来自国际社会进步团体的帮助和鼓励来解决这些问题。” 张北川说，其中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就是很多女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了同性恋。他估计，约超过90%的中国男同性恋者屈服于压力和女性结婚，而隐瞒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有超过1000万名女性嫁给了男同性恋，甚至可能有1600万人。”他说。（张北川所依据的，是中国人结婚的人数、关于男同性恋人生规划的调查，以及男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比例——3.5%。当然，对于男同性恋者占人口的比例没有所有人都信服的数据，但最通行的估计是全球人口的2%到5%。）张北川说，“在中国，有那么多女性生活在不幸福、没有爱的婚姻中。这里面有太多的泪水和痛苦。” 他说，给予男同性恋者出柜的自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在中国正在得到广泛的讨论，但只是在非官方的媒体和私下里。新浪微博记录显示，关于“出柜”的微博超过450万条。然而，作为一名咨询师和研究者，张北川说，“我们不会随便建议别人出柜。这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他提到一些例子，有的父母以自杀相威胁或者患上重病，或孩子被迫离家出走。以前，男同性恋者的妻子们还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们说话。这个人是姚丽芬。据《中国日报》报道，来自中国西部城市西安的姚丽芬开办了一个网站，为男同性恋的妻子提供感情、行动和法律上的帮助。该网站的中文名为“同妻家园”。姚丽芬告诉《中国日报》，她和一个男同性恋者结婚数年并遭其殴打，于是她决定采取行动帮助其他女性。（张北川说由于严重的挫折感和缺乏沟通，家庭暴力在这些婚姻中很常见）然而，根据《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姚丽芬的网站www.tongqijiayuan.com，目前已被关闭。因为在此之前，警方接到该网站用户的投诉，称网站向她们收取服务费，但这些服务却从未兑现。在写给Rendezvous（《国际先驱论坛报》下属博客网站——译注）的一封邮件中，姚丽芬说自己是无辜的，并称她被男朋友骗了，后者和曾她一起运营该网站。姚说，自己直到5月份才知道男朋友“背着我向男同性恋者的妻子收钱。我感到极其愤怒和痛心。”她说，男朋友瞒着她改变了网站上的信息来骗人。目前姚丽芬男朋友的去向不明，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得到答复。张北川说，姚丽芬网站的关闭是这些同妻的“灾难”，因为它是她们中的许多人获得支持的唯一来源。张北川说，由于对同性恋的无知，许多同妻永远不会知道她们的丈夫是同性恋。中国男同性恋的妻子们往往“怨自己”，张北川说。“她们认为是因为自己不够好。” “我认为是政府的错，政府这么强大，但它提供的信息却远远不够。”他说。 “教育必须包括同性恋这个话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忽视这个问题的传统教育，而是一个能面对这个问题的更为人性的教育。” 目前为止，只有12个人响应了孙业林-小黑在网上发布的集体出柜的号召。 “好！人多力量大！”一个用户名为“粤菜滇菜我都爱”的网友写到。翻译：谷菁璐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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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nytimes.com//china/20120712/c12dao/ 道的复兴 2012-07-12

当尹信慧抵达沂山山顶时，她发现迎接她的是一个繁忙的施工现场。这位47岁的女道长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任务：为该山刚刚重建的一座道观开光，该道观供奉着道教最重要的神灵之一——玉皇大帝。供奉玉皇的玉皇阁就建在1050米高的可俯视山谷的岩石之上。尽管第二天就是按原定日程做法事的日子，但玉皇阁的修建仍未完工——道观门前依旧是一条泥泞的小路，一群工人正在铺设石阶；另一些工人则忙着在道路两旁栽种花草树木。道观里，微风穿过尚未安装玻璃的窗棂轻拂进来，石地板上撒落着斑驳的红色油漆。 “明天就要做法事了，”尹道长一边盘算，一边慢吞吞地说道。“可他们没做多少准备工作啊……”所幸的是，尹道长从自己的道院带了十几个道姑一起上来。这些道姑身着白色道服，黑色裤子，头发在头顶上盘成一个髻。她们热情十足地开始拆封自己为第二天的法事准备的器具，包括15份符箓，三顶金冠，三个铃铛，两个无绳麦克风，两把琵琶，一把古筝，一面锣鼓，一个铙钹（金属制的打击乐器）和一把剑。道姑们分工协作，一部分娴熟地调试各种乐器，另一部分则着手搭设法事圣坛，并且在道观外面树起旗幡，由此昭告左近，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尹道长那套一丝不苟的宗教信条将会成为这座山丘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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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She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古老宗教仪式的复兴部分是出于信仰，部分——则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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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She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位道姑在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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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She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宗教场所的建设（如茅山的道观）被一些地方官员视为发展旅游经济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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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She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条新的阶梯通向茅山上的王皇大殿。

佛教名山上市背后的玄机

这座新建的道观其实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沂山地处中国山东的穷乡僻壤，地方官员希望通过旅游来带动当地的经济。他们将山峰主体圈围起来，修了一条通向山顶的道路，从而宣称沂山为一个旅游景点。不过，很少有游人愿意花钱攀登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嶙峋石山。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地方政府决定加入一些宗教元素——中国正处于一个宗教复兴的时期，人们愿意花钱去朝拜庙宇。于是地方政府决定重建在文革中被毁坏的这座道观。政府委派工匠雕塑了一座10米高的玉皇像运到山顶上，放入簇新的红色殿阁之中。然后他们又在旁边建了一座钟楼和一座鼓楼，以及一些供奉其他神仙的殿堂。万事俱备，只欠神灵。为此，必须按照道教的礼仪为道观开光。沂山所在的地方政府找到了公认的道教仪式权威尹道长，后者驱车500公里，从自己的道观来到了沂山。仪式排演结束之后，尹道长和一名地方官员一起过目第二天的日程。这名官员表示，基本没什么问题，除了一个小细节——政府领导的发言安排在早上10点半，这意味着法事必须在此之前结束。尹道长回复说，法事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无法提前结束，不然就不够正宗。这名官员便提议是否可以早点开始以争取在领导发言前结束？尹道长再次摇头。提前结束的话，太阳的位置就不对，她回答说。官员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尹道长温和地微笑着。她虽然身材娇小，但并不体弱。由于长年在山间奔波，她圆润的脸庞泛着黝黑的光芒。她总是穿着那件蓝色的长袍，从不佩戴任何首饰，身上也没有任何宣示财富的物件。她拒绝电子产品，她的道观里没有电话，也没有互联网。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她取得了一项非凡的成就——白手起家，在江苏的茅山重建了一座道观，茅山是中国最重要的道教圣地之一。和沂山的道观，以及国内许多其他的道观不同，尹道长并不接受将旅游收入作为重建资金的来源，而是依赖于被她的宗教虔诚所吸引的信徒们的捐助。她知道正宗开光仪式的价值所在。那名地方官员再次表示，各位领导的发言时间已经确定，他们的发言将持续45分钟，发言结束就是招待午宴，同样无法更改时间。尹道长依然微笑着，并没有妥协的意思。一个小时后，那名地方官员回来提议，四小时的法事太长，可不可以在10点半休息一下让领导发言？领导发言剪彩后就去出席招待午宴。尹道长则可以接着将法事做完。尹道长沉思了一会儿，点了点头。道教的复兴长期以来，宗教一直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改革派和革命家将宗教视为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以及导致中国“世纪耻辱”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中国人经历了连续三十年的繁荣发展，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第一次体验到了相对的稳定，于是便开始重新思考宗教信仰的意义。在大城市，白领一族青睐于基督教；佛教吸引着中产阶级；道教则在穷乡僻壤更为流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也在增加。几年的时间当中，教堂、庙宇和清真寺纷纷拔地而起，让人很难忽略宗教建筑在中国的复兴。早前的调查显示，信教的中国居民大约有1亿，不到总人口的10%，新近的调查却显示，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大约3亿。另一个更宽泛的调查则显示大约有85%的人口相信宗教或超自然力量。中国有五大官方认可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和新教（后二者同属基督教，但中国将它们视为两种不同的信仰）。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总部设在北京的协会组织，受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宗教局管理。对宗教的管理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千百年来，中国的历代皇帝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界定正统宗教，还对许多宗教领袖进行了册封。当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官僚在上世纪70年代晚期主导政权后，他们开始允许许多宗教场所重新开放，但对宗教的怀疑态度并未消除。不过，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大多数宗教活动并不会给政权带来威胁，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治理。这样一来，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慢慢地取代了疑虑。2007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宗教慈善机构表示认可，认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中央政府还在最近出资支持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一些国际会议。地方政府亦对像沂山道观这样的庙宇表示欢迎，因为它们可以带动旅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松了对宗教的管制。据研究中国宗教的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所说，尽管许多地方出现了新建和重建的庙宇，中国宗教场所的数量仍然比解放初期少很多，与此同时，解放初期的中国人口还不到现在的一半。“（人口和宗教场所的）比例仍然严重失调，”杨教授说。“不过，人们现在信仰宗教的社会自由度大了很多。” 道教的复兴便是这一趋势的集中反映。道教大致是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依据。它敦促人们复归于“道”，也就是联结宇宙万物的神秘规律。和其他许多宗教一样，道教包含着为数众多的宗教实践，从老子的高深哲学到喧嚣混乱的众神：皇帝、大臣、雷神、财神，以及令人生畏的煞神，这些煞神惩罚邪恶的方式足以让但丁笔下的地狱景象显得苍白平庸。尽管学者们曾经尝试把“道家”和“道教”区别开来，今天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相联的。道教信众经常在重要的宗教节日表达他们的虔诚，或是去道观烧香跪拜，或是请道士到家里来帮助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疾病、丧事，甚或是学校的考试以及商务会议。通常情况下，有所祈请的信徒会向某个神灵跪拜祈福，道士或道姑则在一旁做法事请求神灵相助。许多道教信众也从事和身心健康相关的练习及静修，如气功或太极拳。作为中国惟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随处可见，从书法、政治，到医学和诗词，几乎无所不在。举例来说，尹道长主持的道院在公元六世纪曾经是陶弘景的修行之所，后者是中医学的奠基人之一。过去两千年中，道教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与儒家学说相对立。儒家学说是中国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也是最接近于第二种中国本土宗教的东西。儒家学说强调谦逊、和谐及社会伦理结构，而道教则更强调出世和淡泊名利。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曾按照道教所提倡的“无为”精神来治理国家，但总体来说，道教并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中国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衰弱下去的时候，道教也随之式微。随着外国各种思潮的涌入，中国人对道教的紊乱教义产生了怀疑。和世界其他几大主要的宗教不同，道教缺乏像基督教十诫，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或伊斯兰教莎哈巴德（Shahabad）那样的基本训诫；它甚至不能和佛教相比，后者讲述了释迦牟尼如何发现欲望使人痛苦受罪、从而通过“八正道”寻求解脱的动人故事。另一方面，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因为通常和富国联系在一起而获得了特殊的地位，道教则被看作是中国落后历史的产物。但是，就像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道教近来亦呈现复兴之势，特别是在道教传统根深蒂固、西方影响相对较小的乡村地区。这一趋势的体现是道观数量的大幅增长，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1997年，这一数量为1500所，今天已经发展到5000所左右。北京在2000年的时候还只有一所正常运转的道观，今天，已经有10所。道观数量的增长并不完全是信仰使然，以沂山为例，附带商业目的的道观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包容。很多掌管道观的道长也倾向于将道观变成地方旅游局的附属机构。但对于那些私人捐助者来说，则需要平衡好宗教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一个民营企业家的“道”郑州是中国最嘈杂的城市之一。作为拥有45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郑州地处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由此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郑州的城南是一片庞大的家具建材市场。其中之一名为“凤凰城”，是当地最大的家具卖场之一，在其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的五层展厅里，陈列着各种样式进口或仿制的西式高档家居用品：意大利大理石台面，德国水龙头，美国庭园家具。而住在这个豪华卖场顶层的，是一个低调的道学思想资助和推广者：朱铁育。朱先生年已半百，身形矮小而灵活。他说他曾经为了几毛钱而将一名男子从桥上扔下去。“那些钱是他欠我的，”晚间在卖场楼顶散步的时候，朱先生对我说。“为了钱我什么都做过：什么都买，什么都卖，没有不敢做的事情。”但是当他年龄渐长后，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乡下长大的历程，以及乡亲们的生活方式。他说他受母亲的影响很大。他的母亲是个文盲，但信奉道家思想。“道家文化强调非竞争性，不伤害他人，”朱先生说，“它教导我们遵从自然规律。” 转向道学之后，朱先生说，他便在生意场上异军突起。他学会了如何顺其自然，学会了如何待机而动，由此成为了行中翘楚。除了凤凰城，他现在还拥有大片大片的土地，准备用来开发住宅和办公楼。尽管他闭口不提自己的身价，地方媒体却宣称他的公司资产价值1亿美元，还封他为“建材之王”。媒体报道也总是在强调朱先生的古怪作派。因为他并没有像其他暴发户那样大肆购买豪华轿车或者法国名酒，反倒是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来推广道家思想。朱先生将凤凰城的顶层改造成了一个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的“世外桃源”。他在那里建起了许多松木小屋，果树和葡萄架点缀其间。那里有一座图书馆，一些客房，以及多间办公室，可供十数名全职学者、研究人员及办工人员使用。他创建的河南鑫山道学文化促进公司已经多次组织道教论坛，并且为重新梳理道家思想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支持。他说他已经为道学事业投入了3000万美元，相关项目包括在北京设立一个办公室，以及资助国际会议。考虑到这些项目的花费，这个很难查证的数字应该不是虚夸。朱先生说，他的目标是将他少年时期农村生活的哲学引入现代中国。 2009年，朱先生邀请并全程资助了几十位研究中国宗教和哲学的欧美学者到北京来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把学者们安排在豪华的中国大饭店下榻，又用大巴送他们到河南省参观当地的道教景观。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能量，朱先生将这次国际会议的开幕地点定在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在致辞中，朱先生表示，为了道学的发展，他可以不惜重金。他的首席顾问李金康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帮助道教在中国本土文化式微的时代重振。“教堂随处可见，但中国传统的东西却不是这样，所以朱董事长说，‘我们的道学呢？道学是很深刻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保护它，怎么办？’”李金康引用朱先生的话说。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中，平衡这样一种愿望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和许多巨商一样，朱先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两年前，他的公司成为中国最早设立内部党组支部的私营企业之一。为此，《人民日报》曾撰文予以表扬。朱先生还在公司内成立了一所“党校”，作为公司员工思想教育培训的中心。公司的网站上有一个版块专门歌颂公司的党建工作，其中一间会议室里还悬挂着毛泽东的像。尽管将宗教和政治混杂在一起似乎显得有些怪异，但道教也经常神化一些知名人物；至少有三所道观是献给毛主席的。朱先生继续支持传统的道学。他的员工参加了一个名为“内功”的道家修行课程，他还让一些员工去考察记录一些道教的重要场所，如老子的出生地。他和一些民间的宗教人士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计划在乡下成立一个“道学基地”以推广道学。“古人非常神奇，”朱先生说，“道可以拯救世界。” 重建乾元观当尹道长1991年受邀住持并主持坤道院——乾元观的重建时，她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乾元观坐落于离南京不远的茅山山腰。自公元四世纪以来，茅山一直是中国的道教中心之一，但1938年日军入侵后烧毁了山上的大部分道观。文革期间，道观又进一步遭到破坏。乾元观的遗址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和沂山不同，茅山拥有六个大规模的道观，散落于不同的山峰之间，共有100名道士和道姑在此修行供事。茅山离南京仅45分钟车程，离上海也不过90分钟车程，因此是一个热门的短途旅游景点。早在20年前，当尹道长初次到达茅山时，以旅游为目的的重建工作就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当时有两所道观在历次劫难中部分地幸存下来，院里的道士们在80年代就开始了翻修。地方政府于是开始收取门票，并从中获取一半的收入，道士们则将他们获得的份额用于重建。而更多的重建意味着更高的门票价格，更多的收入可以带动更多的重建。这在很多宗教旅游景点是很典型的事。由于过度的商业开发，朝圣者对这些道观望而却步，游人则成群结队地到来，络绎不绝。去年，茅山的门票收入高达270万美元。尹道长选择了不同的重建模式。她精通道教音乐，于是就成立了一支坤道仙乐团，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巡回演出。她们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到处颠簸，为那些出钱聘请她们的社区或个人举行道场。当我在1998年第一次见到尹道长的时候，她已经用坤道仙乐团挣来的钱重建了乾元观的大殿，但她拒绝收取任何门票。她对宗教的虔诚和认真态度为她在国内外的宗教界赢得了名声。很快，她的仙乐团就受邀到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演出。尹道长师承的是出家修行的全真派。（另一派名为正一派，道者可以结婚生子，通常在自己的家中修行）。对于跟随尹道长的年青坤道们来说，乾元观提供了一个在越来越复杂的世俗社会中安全而宁静的心灵场所。“在这里，我可以学习一些深刻的东西，”一位黄姓道姑说。“外面的世界则全然不同。”对尹道长来说，这些年青弟子是她塑造她理想中的道姑形象的一个机会。“适合在这里修行的人要不应该大于80岁，要不就应该小于20岁。” 即使是现在，乾元观的规模也不算很大，并且很低调。这里没有缆车、礼品商店、茶室或泛光灯照明的岩洞这些吸引游客的东西，而且，和许多其他道观不同的是，这里不收门票。这里的气氛也与众不同。在很多其他的道院，道士们看起来更多地忙于推销供香，或是收费算命。乾元观的道姑们则显得非常安静、端庄。这或许便是为什么甚至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乾元观还只能通过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抵达时，当地人便说这个道观很灵。1998年，我看到一群台湾客人弃车步行了三公里，就为了到乾元观去拜一拜。“这个道观很正宗，”其中一名台湾人对我说，“这里的道姑是真正的道姑，而不是为了做秀。” 乾元观名声日隆，捐助也随之而来。城里人经常低估道教的筹款能力，原因之一便是道观通常都建在山上，而资助者往往不愿披露他们的善款。不过，通过察看立在道观后院的刻有捐助者姓名的石碑，可以大致略知一二。在尹道长的道观里，一些石碑记录了高达1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另一些石碑则显示有人捐赠了价值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的物品。不过，即使是那些只捐了100元人民币的人也可以碑上留名。由于有了这些捐款，乾元观决定在半山腰修建一个玉皇殿，从而使乾元观远在数公里之外就能看见。该殿耗资近一千万元人民币，开光仪式于2010年的11月6日举行。来自东南亚、台湾及国内其他地方的数百名同道受邀前来参加。尹道长所取得的成绩使她有机会受邀到总部在北京的中国道教协会参加培训。她学习了会计、现代管理方法以及政府的宗教政策。2010年的早些时候，她被推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她公开谈到宗教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呼吁道观实施更严格的内部管理，少强调商业利益。她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道士沉迷于赚钱，只知道卖香，并没有提供真正的宗教服务。许多道士四处云游，把道观当作便宜的客栈，而不是学习道学或朝圣的地方。 “道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但我们的问题是发展很快，而道士的素质比较低，”尹道长对我说。“有些人甚至不懂道教的基础知识，而是象对待一门生意一样对待它。这从长远来说是不利的。” 开光沂山，尹道长和地方官员商妥日程安排之后的第二天，开光仪式即将举行。尹道长早早地来到玉皇阁，以确保她的仙乐团成员在早上7点之前准备就绪。玉皇阁门前的泥泞小路此刻已被石阶取代，清扫人员刚刚冲洗过，留存的水珠在晨光下泛着晶莹的光芒。工人们仍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将地板上的油漆印刮掉；给气球充气；悬挂条幅。地方电视台的记者正在架设机器。玉皇阁内，道姑们忙着检查和整理各自的衣服和头发。所有的道姑，包括尹道长在内，都穿着白色的道服，黑色的束脚长裤，白色的长袜。接下来，道姑们先是穿上一件蓝色的长袍，再在外面套上一件粉色的披风；尹道长则套上一件华丽夺目的红色锦绣加袍，背面绣着蓝白相间的龙。这之后，她和仙乐团的两名主要成员将金冠套到了发髻之上。现在尹道长变成了一个法师。法事即将开始。尹道长走到一面直径大约半米的大鼓面前，拿起放在上面的两根木棍。她开始有节奏地轮番敲击大鼓。道姑们对自己的角色早已了然于胸，此刻便排成两队站在玉皇像的两边。美丽的玉皇像呈金黄色，眼睛眯成了两条狭长的缝，双唇微微张开，像是要对他下面的大众说些什么。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尊塑像还只是一块木头。开光仪式将改变它的性质。尹道长可以为玉皇开光，但需要时间。五分钟后，她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水。然后，六名道姑静悄悄地各就各位，开始演奏她们的乐器：古筝、琵琶、铃铛、铙钹。尹道长停止了敲鼓，开始用她尖细的高音吟唱，听起来颇像京剧。接下来的法事过程当中，她又是念又是唱，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和其他的道姑一起。她重复着下跪、立起、向后仰、转圈移步的仪式。她外袍后背上的刺绣龙也因此看起来像是活了一样。法事是一件累人的活计，需要旺盛的精力和专注的精神。偶尔间歇时，一名年青的道姑会递给尹道长一杯茶，尹道长则会用袖子优雅地遮住嘴巴，快速地喝下茶水。慢慢地，参观人群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几个站在圣坛旁边观看的官员妻子张大了嘴巴，先是显得惊诧莫名，接着就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敬意。当一名警察提示她们往后靠时，她们说：“不，不，我们不会打扰的。求你了，我们必须得看到。”一些已经下班的工人坐在大殿的后面。不到一个小时，玉皇阁大殿已经被大约50名观众挤得满满当当。 10点半，尹道长准时停了下来。一群地方政府领导已经聚在了大殿外面，这时便开始发言。他们表示这个项目很重要，地方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随后是剪彩仪式。结束后，这些人上了一辆小面包车，到酒店参加午宴去了。领导发言甫一结束，尹道长便立即重新投入法事。当仪式进入高潮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四名警察试图维持秩序，手挽手地将围观人群挡在门外，以便道姑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往后退，往后退，给她们让地方，”一名警员向人群高喊。有的观众透过窗户往里面瞟，还有的守在门外，高举相机拍照。“玉皇大帝，”一名老年妇女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将一篮子苹果作为供品放在地上。“我们的庙又回来了，”她说。尹道长移到玉皇像前，一边拜一边唱一边叩头。这是开光仪式最重要的部分——创造一个神圣的空间，召唤天上的神灵，此时此刻，光降此地。午后，就在尹道长看起来似乎有点体力不支的时候，她停止了吟唱。她手握一支毛笔，在空中画出一个符箓。然后她仰头望天：太阳正在恰当的位置，斜射进大殿。时辰到了。她举起一块方形的小镜子，将阳光反射至正好照到玉皇大帝额头的位置。尹道长微调了一下镜子的角度，以使阳光击中玉皇大帝的眼睛——开光了。开了光的玉皇大帝看到了下方的尘世，看到了尹道长和一干信众，也看到了幅员辽阔的华北平原，那里，百千万民众正在疾速奔向一个现代化中国所追求的，或许是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不易的目标——繁荣、富裕和幸福。本文最初发表于2010年11月7日。 Ian Johnson著有《慕尼黑的一个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和《野草：当代中国的三个变革故事》(Wild Grass: 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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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nytimes.com//china/20120718/cc18weiwuhui/ 律条扼杀创新 2012-07-18

法律在市场里，本意是为了让市场更发达。但很多互联网律条看来并非如此。最近正在紧锣密鼓讨论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这个草案通过，那么中国互联网上，备案制将名存实亡。 6月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称“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面临一些新问题，为进一步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保护公众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对现行办法进行了修订”。现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于2000年公布实施。在中国建立一个网站，取得一个备案是合法网站的必要条件。不过备案备案，就是报备即可，它的约束力是很低的。而进行电子商务的，或者很大型的网站，一般还需要取得许可——也就是许可证制度。中国的许可证制度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总体而言，许可就是“审批制”的，而非“报备制的”。许可比备案的门槛高很多。本草案的第十条如是写道：“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由互联网用户向公众发布信息的服务，及提供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须经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许可。”。对比一下原来的管理办法：“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第四条），门槛提高，已经非常明显了。什么叫“由互联网用户向公众发布信息的服务”？在任何一个门户网站内容页底下都有评论区、任何一个电商网站商品页下都有评论区的今天，这些算不算“互联网用户向公众发布信息的服务”？字面上似乎都算，但今天哪个互联网服务不弄点评论区、留言板的？这样的草案一旦通过，第一个死亡的，就是独立博客、小型内容网站、移动领域中的社交类应用。这个法条还有一个逻辑上很怪异的地方。法条里说，但凡这类服务，必须先得到许可。换句话说，没得到许可的，就不可以开展这种服务。那么，没有开展这类服务的，凭什么给许可或不给许可呢？依据又是什么？一旦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可能就变成：只有大公司才能得到许可。因为大公司必然早就展开这类服务，其实也早就拿到许可。比如新浪微博之类。这种法条对大公司的事实上的偏袒，是极其明显的。纽约时报中文网于本月9日刊出冀勇庆的文章《中国互联网：没有创新还剩什么？》，谈到了互联网七雄对创新的阻碍，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实质性创新。在我看来，制度层面的那些律条，也是阻碍创新的因素之一，而且是重要因素。在这些律条下，“没有资质的公司”被挡在市场之外，而所谓“有资质的公司”，无非就是两种：早期进入蛮荒之地今天成长为巨头的大公司，以及国家队性质的有主管单位的“国企”。费正清曾经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律条就是保障特权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许可制的环境下，哪里还有什么小公司的腾挪之地。马云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声称，他去年和政府开了40-50场会。但“几乎不在媒体方面花费时间，因为媒体变得非常复杂。”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是费正清那个比喻的最好注脚——倒不是说马云在去向政府要捕鼠的特权，而是说，在中国，没有政府的关照，生意是很难做大的。而与政府进行公关，对草创的小公司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彼岸从AOL到雅虎到谷歌到Facebook的轮流坐庄，而在这里，当今互联网七雄，只有百度成立于2000年1月，其它的，统统是出生于上个世纪的“老人”。魏武挥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讲师。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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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号】2-1348 【原文出处】《经济学消息报》【原刊地名】成都【原刊期号】200009 【分类号】F62 【分类名】金融与保险【复印期号】200004 【标题】中国经济：关键是要给创业者一副好心情――美国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访谈录【正文】肖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副主编。肖梦：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景况不乐观，甚至有人挺悲观。我知道您近年来对中国经济是持比较肯定态度的，今天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您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刘遵义：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经济预期，因为经济预期影响经济行为，消费的行为和投资的行为都是跟预期有关系的。假如我知道今年增长率是8%，而明年不确定，可能下降到4%的话，人们就没有太大的意愿去消费，更没有太大的意愿去增加投资，所以，一定要对经济有比较长期持续性发展的预期才行。其实现在中国面临好像是在1991年左右同样的问题，货币政策并不紧而是相当的松，但是普遍来讲人们就是没有意愿去投资，后来到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以后，把整个的预期都改过来了。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样扭转现有的预期。并不是没有钱去做，而是大家没有这个意愿去做。大家不消费的话，投资就没有，现在只剩下政府在做投资，已经发行了1600亿元国债，今年还要发行1000亿。短期这样做还可以，但长期来讲光靠政府投资不是办法。中国其实真正是有潜力可以成长，8%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最近这一两年，非政府的总需求增长没有达到这个点，1998年7.8%的增长虽然非常好，但主要是靠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撑出来的，发行国债去投资基础建设，我是很赞成的，这样的投资可以把东西部的差距拉近，农村、城市的差距也会拉近，但是一直做下去的话，财政也有很大负担，所以一定要把民间投资的意愿提高。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把现有的预期打破，创造新的平衡。要扭转预期就一定要有一些比较长期、持续性的项目提出来。那么，这其中“ 趁机会”就很重要。比如现在中国要加入WTO，虽要面临种种挑战，但也存在种种机会，所以趁这个时机能够推出一系列的办法，利用这个机会去做些什么，让大家觉得经济还是会很蓬勃地发展，这样就有意愿去投资，不会把钱只放在银行里面。肖梦：你觉得现在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要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使经济活跃？刘遵义：我想有两三个方面可以想办法。首先可以在住房上面想办法。从客观上来讲，中国对住房的需求应该是非常大的，人们居住的条件还很差。美国在二战后的1950-1970年代期间，住房和建筑业是很大的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香港，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住房和建筑业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增长原动力。这也可以变成中国在这个时期的一个很大的原动力。但是要怎么样发动呢？我想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创造，不是要政府亲身去做，而是要创造一些环境能够让人来做。首先，一定要有一个需求，需求我们知道是有，但是需求最后一定要有一点财务上的支援。我一向比较赞同的办法是把房租调高到市价，另外再把薪水同时调高。比如说现在房租是30元钱，市价是500元，那么把薪水调高470元，现在租房子住的人他就没有损失，薪水和房租调高是同样的，他就有意愿、也有能力把房子买下来。房租很低的时候买它干什么？嫌贵啊！有房住的人有了产权接着会有家具、装修等下游的需求。不过最主要意义还是对现在没有房子的人，一个月薪水调高了470元，这个钱就足够他到外边租房也好，或者分期付款买房也好，有能力去做了。这样就一下子把新的需求创造起来，所以没有新的需求根本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创造出新的需求，自然就会有人去供应，因为盖房子是大大小小的国营、私营企业都可以干的行当。第二，政府需要提倡的是产权落实。虽然房改在中国开始了很久，各地方的进度也不太一样，但是需要贯彻的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产权。这个产权，可以是有期限的使用权，其实我个人倒是比较赞成有期限的使用权。在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岛上，90%的地都是租用，都是只有使用权，只让你用50年、60年到80年，差不多一样。有限年期的好处是有弹性，原则上土地是国家所有的，使用权租给人家，都市变迁经过七八十年，是谁也说不准的，到期的时候政府就可以收回来，做其它的用途，这样就比较简单。香港土地很多也是租，999年期，差不多是永远了，但是以前在新界很多土地都是有几十年租期的。我在斯坦福的房子也是租学校的地，然后自己盖房子，买卖也可以，房子连同土地的使用权，到 80年期之后就会完了，但基本上不是太大的问题。落实产权就一定要有绝对的处理转换权。什么道理呢？道理倒不是说为了房产要转换，当然如果不能转换的话，大家买了之后也会有问题。但是最主要的是没有产权的住房贷不到款，银行知道收不回来的时候就不会借给你，当你付不起贷款本息的时候银行有力量把住房拿回去处理，在法律上银行没有这个保障就不会借钱给你，所以产权一定要落实。同时有了产权的住房，也一定要没有其它的限制，不能规定要卖给原来的单位，也不能规定只能卖给什么人，这样住房才能商品化。一定要有绝对的转换权，不然，信贷市场就搞不上去，信贷搞不上去的话，需求就又没有了，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全部付现款买房？第三，应当同时提倡的是开拓住房的资本市场。要做房产买卖都是很长期的贷款，在美国普通都是30年的贷款，或者30年以上的贷款。在这种长期的贷款之中，就需要一种长期的资本市场能够提供资金，如果没有长期的资金市场的话，仍然无法创造大量的住房需求。假如银行吸收的大都是短期的存款，但要它拿出来做长期的住房贷款，这样它就不会做固定利率的贷款，自然会去做浮动利率的贷款，而浮动利率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并不太适当，因为浮动利率意味着你不知道你每一时期要付的款究竟是什么。如果说，中国的利率现在正处于很低的时候，借了 20万元买房，利率6%，一年是12000元，假如夫妇俩都做事的话，还勉强付得起。如果是浮动利率的话，明年也许利率是9%或者10%，这就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要鼓励大家有自己的房产就要用固定利率，最少在开始的5-10年不能有太大的变动，比如说现在利率是5%，但是固定利率就高一点定为6%，大家也都愿意，因为以后10年都确定知道自己负担得起。现在尤其是中国进入WTO的话，真正大家要研究怎么样应对进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我是百分之百的赞成，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讲是很好的。但是WTO来的时候，什么企业不受WTO的影响呢？那就是非贸易的部门。住房是典型的非贸易部门，是中国比较利益最大的地方，应当尽量鼓励它去发展。举例来说，香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自由贸易和最自由投资的地方。但是你看一看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10家地产商，有没有外国人？没有！都是李嘉诚等香港本地人。这表示在这些所谓非贸易部门的行业，外国人恐怕怎么样来，也竞争不过本地人的。所以应当对住房改革的推进再鼓励提倡一些，把它变成以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肖梦：所以，你对住房改革的强调最主要的着眼点在“扩大需求”，这对中国的经济是最重要的？刘遵义：为什么我常常讲住房问题，你觉得住房确定是扩大需求的推动力。住房其实不是那样简单，你要有自己的住房就要有家具、家电，再下去就要有装修，下游就有很多的东西譬如水泥、钢筋等都可以带动发展起来。同时，这些都是中小企业能够供应的产品，这对就业也是有很大意义的。住房对普通人来讲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消费，因为买房是为了住一辈子，然后可以给下一代，所以，其实是一个投资，不算是消费，这个目标不一样。假如能够启动住房产业的发展，带动其它的下游的行业都会发展，总需求就一直会维持增长。住房发展还跟城市化有关联。中国现在的发展方向是在农村附近就地发展一些一两百万人规模的小城市，中国不像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都涌到大城市去，比如墨西哥城，现在上海、北京已经有这个问题。尽量分散就地城市化，东西部的差距也会拉平一点。我想这是一个方向。真的走这个方向的话，政府的投资和房屋的建筑业就可以配合起来，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尤为重要。建设新的城市为好好地全盘规划提供了良机，电车和地铁等公共交通的建设，住宅区、工作区、商业区设立在何地，规划分配合理恰当，环境污染的问题也会解决得比较好。公共交通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要有交通工具，长远来讲中国绝对不能依赖汽车，因为中国要进口汽油，所以汽车不能当主要的交通工具，可能有人不赞成我的想法，那你想一想，如果现在不考虑公众交通的问题，而是像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现有3亿户，每户有一部车子就不得了，根本不可想象，要用多少汽油，要增加多少污染，交通也会更拥挤，这个应当是建设新城市开始就解决的，后面再去解决那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也不是不可能。我在这里更想强调的是“创造需求”的问题。地铁等为大众交通解决的“行”，中国都可以自己做。中国这样大的地方，在城市化的过程中，100万―200万的一个新城市，我想可以建立100个。开头一个新城市建设公共交通需要学习。到第二、第三、第四个城市就很容易做了。这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内需，好处是不只把“住”解决了，把“行”也解决了。主要的分工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要政府去主导，民间去做比较容易做的住房，这就是个分工。因为内需不去推动的话，成长就维持不下来。肖梦：成长维持不下来对预期就会更不好，这可能造成恶性循环，你认为这是危机？刘遵义：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走上日本那条路。你看日本10年没有成长。日本就是预期没有搞好，同时政策也没有做对。其实现在日本人和中国人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日本人以前都是铁饭碗，现在不是了，所以不敢消费，减税也没用。除非经济重新好起来。跟中国太像了，就是现在我没有下岗也怕会不会轮到我，我就不消费了。然而当经济景气时，人们不怕下岗，因为下岗还可以再找其它的工作。经济不太蓬勃的时候，下岗怎么办？钱还是少用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减税，我不会多用，你征利息税也没有用，本来我也不会多用。所以要把这样的预期打破。我觉得经济是可以有多种平衡的，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谈话，他就是把中国从一个平衡带到另一个平衡，把当时的预期扭转过来了。他南巡之前和之后，中国经济还是那个样子，不一样的就是大家的预期变了。肖梦：这就是你们常说的用“政治动员”的办法打破预期吗？刘遵义：对！所以现在需要有一个东西能够令大家再有一个信心。大家不愿意消费或投资，由于前景是钱不一定赚得回来，所以大家都停下来，假如你知道明年就会赚钱，你当然会花。所以预期很重要，一定要把现在的预期改过来。我认为，中国应当提一个口号，“20年内，居者有其屋”，落实这个口号，会带动一些人们的投资和消费意愿。当然，政府要解除种种的管制，在这个关头，政府的作用只能放在注重住房建设的品质和住房的标准上，监督住房建设不要偷工减料，其它的就不用管。住房不需要政府来盖，政府要做也行，人家要做也欢迎。我想，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政府要有一个观点，只要是中国人赚钱都可以，反正外国人你都让他来赚，对不对？只要是中国人不要再分是国营、集体还是私营，只要是中国人他有本领来赚钱，你就让他来赚，这要看开一点。WTO来了以后，中国的比较利益在什么地方？都是在非贸易的地方，房屋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项目。你再做，你再开放，人家都不会来做房子的，刚才我说了香港的例子，中国现在有一个比香港更好的规模和报酬。还有就是中小城市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量很大，也是一个很大的需求，不需要抢着去制造汽车。老实讲，中国衣、食、住、行中的衣、食都不是问题了，住、行这两个方面还要解决。除了住和行之外，科教兴国也可以作为一个题目。要想带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有几个东西可以做。比如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有10部电子计算机。小孩越小开始用计算机的话，大了就很方便了。中国那么多学校，每个学校10部，这个量就很大了，这也就是一种基本设施建设。同时，这也不单是配置几台机器的问题，还有很好的远景，学生需要用的计算机，总要有教材放进去；老师可能还不会操作，还要培养教师，就带来相关的工作岗位，创造出的需求就可以上去了。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办法，我想大家也会很支持。再比如，中国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如果政府订一个目标：2005年或者2010年全国都要实行12年义务教育，最主要的困难是师资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开始，怎么样想办法培训师资。中国的义务教育能够从9年扩展到12年，肯定对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意义深远。同时，假如期望所得分配公平，发展基础教育其实是最主要的手段，其它的都不管用，其它的实际上是零转移，无非是从这个人手中拿来给另外一个人。培训师资、增加教育年限，对所得拉平起很大的作用。大学当然也要发展，现在的情况倒不如大学收费，多收一点也无所谓，因为大学生毕业薪水高，是可以赚回来的，贷款就是了。很多清寒的优秀青年你要给他奖学金，主要的是付得起的都应当要他们付，或者贷款，多余的钱还是要去发展基础教育。最不好的例子就是变成巴西一样，巴西高等教育不错，但基础教育不行，基础教育差使得巴西很多工业都发展不上去。一个国家基础教育没有办好，要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工人的工资都谈不到，迟早都是问题。所以我觉得，把中小学义务教育再看长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高等教育由他们自己去发展了，政府要早订目标的是办基础教育。举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韩国真的很妙，在韩国，公立大学很少，每一个省（道）只有一家，其它都是要交费的私立大学。韩国前三名都是私立的大学，最好的是汉城大学，第三好的是韩国大学。大家都知道，美国私立学校也很多。斯坦福大学学费是很贵的，但是他们60%的学生都有奖学金，60%是很高的比例。同时奖学金要看你经济情况，有钱的就少给一点，没钱的就多给一点，主要就是付得起的都要他付，所以学费定得很高。中国其实慢慢可以走这条路，大学并不是一定要走完全公立的路。再有，互联网和信息产业也可以作为一个重点项目。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很多地方可以跳过或说超越人家的发展阶段。电话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想中国以后一些地方根本不会再铺设电线，这也是一个超越。另外一个例子，美国人还在用支票，我想中国的个人恐怕永远不会经过支票这个阶段。因为现在可以使用借记卡，或者叫做SMARTCARD，一拉卡就马上把你的钱过户到另外一个人的账户上去了，根本就不需要用个人支票，超越了支票阶段。尤其现在趁着WTO，外国银行要来，中国可以先走一条新的路。不需要再走其他国家的老路，外国银行还是老一套，支票还是要银行划转，在这些地方恐怕竞争不过走新路的中国的银行。只要政府放手，很多金融工具银行现在就可以去想、可以去做。肖梦：除了WTO的压力，其实“萧条”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做一些产业或产品的结构调整，应该设法增加服务或者是创新产品，但似乎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刘遵义：这就要想了，怎么样去创新。结构调整和重组我也是很赞成的，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小的问题，你现在不知道需求低是因为根本没有人要这个东西，还是因为暂时大家没有买的意愿。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真正好的重组一定要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美国今天的繁荣，是有两种不同的通道并行。一方面，企业常常会重组，人多就裁员，做得很快，企业生存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假如光做破产、裁员的“重组”，经济也会变得萧条，还是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日本为什么现在情况这样差呢？就是它没有一个鼓励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环境，中小企业在日本是很难生存的。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创业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主张在当前的环境下，关键是不要把信心弄下去，这就要分清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先把内需弄上去，住房项目进展很快的时候，经济成长就会维持和发展，当这边裁员的时候，他们另一边能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整个重组的过程就比较顺利了。不然的话，你这边一重组、裁员，他就更不敢消费了。现在日本就弄到那个地步，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要警惕走上那条路。老实讲，这几年中国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赤字规模，以做国债融资还是有用的，还是要持续做下去，不能停，要有承诺，以免信心进一步下降。等到代替用的投资，比如住房、高新科技发展启动，国家投资的比重就可以降下来了。肖梦：政府每年要发行1000亿国债，持续几年的承诺吗？刘遵义：我想，政府不要说每年发行1000亿元国债，倒不如说，以后5年准备发行3000-4000亿元，这样大家信心就来了，因为大家现在最怕的就是你今年1000亿，明年有没有1000亿？看不见，不知道，这样就太不确定了。为什么今年第3季度增长慢下来，就是今年的钱用完了，下一步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大家又停下来观望等待。政府要有一个认识，不能停停走走，那会增加预期不确定的麻烦。大家要有魄力去推动经济的成长。我在想，大家都知道中小企业现在融资很困难，要让民间的投资活跃起来，渠道是什么？逼迫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迟早也是会有问题的。老实讲我也不放心，贷出去，它还不还你都搞不清楚，最后它不还，你也不能把它怎么样。这并非中国大陆特有的情况，是有东方特色的，在台湾和香港，中小企业常常因为没有抵押品而没有办法贷到钱。没有抵押品，借贷就很难做。那么，能否用一个机制保证企业到期还款呢？比如我做生意的支票用远期合同，可等到你要到银行去提款的时候发现我的户头里面钱不够，这就应当马上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政府要有义务把我逮捕送去坐牢。这并不是由政府来做保证，那会产生道德风险，企业就一定不还钱，这个机制等于就是政府做中保，是在企业跟企业做的时候，如不还钱，政府将作出刑事惩罚。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坐牢的，有了这个机制就能够使投融资转起来了。我们下一步要做房改也好，科教兴国也好，总得有一个方案弄出来，又打破现有的预期，创造新的平衡。总之，政府要提出一个远景。我觉得中国其实可以做得很好。

【文献号】2-1337 【原文出处】财经论丛【原刊地名】杭州【原刊期号】200002 【分类号】F61 【分类名】财政与税务【复印期号】200006 【标题】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税收对策【作者】陈整【正文】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振兴地方经济，增加地方税收，保证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在新的形势下，税务部门如何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贯彻落实个体私营经济的税收政策，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税收管理，使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就此谈谈几点看法。一、当前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业户纳税意识淡薄。许多个体私营业户以种种手段，想方设法偷、逃、骗、抗国家税收。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做假帐，搞内外两套帐，其中一套是企业内部的真帐，是给业主或股东算帐用的，另一套是收入少、效益低的报给税务机关的假帐，目的是偷税漏税。因此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不协调的增长态势，即个体私营企业产值逐年递增，税收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如瑞安市1997年个体私营经济税负率还不到1％。做假帐，搞内外两套帐，既损害了国家利益，破坏税收征管法规，减少国家税收收入；又损害自己，把企业的核算搞乱，影响股东之间的团结。二是税收执法力度不够。税收执法是依法治税的关键。税收能否真正实现其社会职能，取决于税法的执行程度，不严格执法，税法将成为一纸空文。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税收法规有时却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税收执法刚性和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由于受人情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目前税务部门对个体私营业户的执法力度存在“心太软”的现象。该查的不敢查，该罚的不能罚。依法治税的道理地方各级领导都知道，但是在碰到具体税收问题时，一些领导却随意打电话、写条子、下指示，无视税收法律。一些纳税人自恃有后台，有保护伞，不把税法放在眼里，阻碍了税务机关执法到位。另外，税务机关执法不严，软弱无力，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的规模也时有发生。三是费挤税的现象较为严重。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纳税人，除了必须依法缴纳税款外，还要支付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而各项“费”用的实际交纳额却大大高于“税”负额。以温州市娱乐业、餐饮业为例，该两行业的税收名义综合负担率分别为15.5％、19.2％，而非税负担（文化管理费、教育基金、治安联防费、电业部门用电高峰费等）为税收负担的两倍，造成实际总负担率接近50％。由于在现实中费比税收更具有强制性，税务部门为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尽量不伤害其经营积极性，保证税源的持续性，因而只能用缩小税基的办法作为妥协，以此降低个体私营业户的实际负担率。四是税收征管手段落后，征收方式不规范。目前个体私营经济税收的管理主要还是以基层税务所或稽征站为网点，以人工管理为手段，由于业户数量多，分布零散，征管人员的相对不足，使得征管效率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在税款征收方式上，个体私营业户大都采用定期定额的征收方式，这种征收方式存在弊端：一方面纳税人税款的征收率和入库率直接受税务人员素质的影响，工作认真负责、业务水平好的，税额就高，反之则低；另一方面，征管与稽查相脱节。在征管方面，个体私营经济户数多、经营范围广、营销手段灵活多变，确实难以管深管细。而在稽查方面，则认为个体私营经济纳税人的税款是实行了双定的，不需稽查，因而出现征管与稽查相脱节的现象。五是税务部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部分税务机关领导和税务人员认为只要抓住重点企业、重点税源就行了，个体私营经济税收难管、户多、税少、工作量大，税收成本高，不愿在这方面的征管上去花力气，下功夫。未能制定科学的、系统的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和制度，在人员、经费分配上也显得不足，甚至大量聘用代征人员，管理水平很难提高。二、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工作的对策（一）提高认识，营造公平纳税的环境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趋势看，在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各种经济类型中活力最盛、增长潜力最大的税收增长点之一。因此支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是税务部门培养税源、增强税收收入后劲的重要内容。例如温州市委规定：“ 在自愿的前提下，引导有条件的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对由于历史原因已登记为集体或股份合作等形式的私营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在尊重企业意愿的前提下，引导其恢复本来面目。”“公司改制前，国家给予的减免税，在改制后可继续留在企业使用；公司制改造后，原企业按规定享受的优惠政策，可继续享受。”这些规定，从税收政策上给个体、私营经济吃了定心丸，稳定了人心，有利于个体私营经济的稳定发展。作为税务部门应切实转变思想观念，贯彻落实好这些政策，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公平的纳税环境，使广大纳税人有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二）清费正税，减轻个体私营业户的经济负担由于一些现实原因，造成目前费多于税，费大于税的状况，不仅冲击了税基，弱化了税收征收管理，而且极大地加大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负担，不断地恶化其生存发展的环境。在今后的工作中，政府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提高税法意识，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纠正“收费是自己的，税收是国家的”错误认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减轻企业的非税负担，依法纳税。对适宜费改税的，要实行费改税；对不合理的收费要坚决予以取消；对合理的规费予以保留，要健全制度，并纳入财政管理。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不得以任何借口，巧立名目任意收费，防止乱收费现象死灰复燃。同时，要建立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行。（三）强化税收征收管理 1.强化税务登记工作。办理税务登记是确立征纳双方法定关系的重要环节，是个体私营业户实现合法经营的必要途径，也是税务部门全面掌握和控制税源的有效手段。税务部门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个体私营业户分布情况，尽力消除漏管户，为正常的征收与管理打好基础。此外，在法律上应建立一种工商登记与税务登记相关的制约机制，提高税务登记的强制性和税务机关的户源监管水平，在体制上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少漏征漏管户的数量，使市场环境走向规范有序。 2.完善定期定额制度，鼓励和支持建帐建制。定期定额制度的特点是简便，这种征收方式在个体私营帐证不全、纳税意识淡薄、现金管理混乱的情况下，对组织个体税收收入，加强个体税收征管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仍然要加强税源调查，不断完善定额评定方法，在按照“ 分级定位，量化定额，民主评议，系数调整”的分等级定额管理的办法基础上，还可以根据行业的特点，采取实耗推理，成本倒挤，比例倒算等方法，全面提高定额的准确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力求税负公平。同时，要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业户建帐建制，让纳税人认识到，个体私营业户建帐建证有利于生产经营的拓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税务部门应采取一定的对策，使建帐建证工作全面推行。 3.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税收成本。应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不搞形式主义和一刀切，在纳税业户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办税服务厅，以计算机管理为主；在纳税户少的乡村设立征收点，征收期内集中人员征收，分类管理，重点稽查。要坚持高起点、高要求的原则，加快计算机在个体税收征管中的开发和应用步伐。近年来，温州税务机关在运作征管新模式和应用计算机征收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税收征管改革也向纵深推进。去年在市本级撤消了三个市场税务所，就近建立纳税申报站；今年在鹿城区成立了全省规模最大的个体税收征管分局，在市中心建立个体税收办税服务大厅，推广使用信用卡纳税；各县（市）针对城镇、农村的不同特点，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实行集中征收与社会化服务征收的形式，方便纳税人缴纳税款，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方便了纳税人，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税收成本。（四）强化稽查，处理好个体私营户税务稽查的广度与密度。实践证明，传统的全面、反复检查的粗放稽查方式难以产生高效率，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科学地选择稽查广度与密度，有利于提高稽查效率。个体、私营企业较多且分散，而税源往往又不均衡，税务稽查机构不应对所有纳税人不加区分地进行全面反复稽查，造成人力、财力的大量浪费，这样做在稽查实践中也是不现实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通过建立科学的选案机制，将纳税人的性质、规模及纳税表现进行分类，据此确定稽查重点，同时进一步确定稽查密度。如：将个体私营纳税户分为A、B、C三类进行区别管理，对A类纳税人实行某些优惠政策进行鼓励，通过对B、C类纳税人加大检查力度，促进B、C类纳税人向A 类转化。这种方法是税务稽查广度与密度的较好选择。（五）健全法制，加大税务执法力度 1.健全税收法律体系。为了强化税收执法，应当尽快研究制定税收基本法，明确税收立法权、管理权和税务机关的职责权限等问题；其次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税收征管现实，尽快修订《税收征管法》。 2.提高法律层次，加快单行税法立法进程。针对目前税收法律层次低的问题，应当加快单行税法的立法进程，切实扭转单行税法立法缓慢的局面，以提高税法的权威性、稳定性。 3.加强部门协助，建立司法保障体系。健全的部门协作、司法保障体系是税收执法的有力保证。为此，对部门协作要进行必要的法律监督，对部门违反税法，推诿和拒绝提供协助的应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司法保障体系上，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税警队伍，设立税务法庭，加大司保障力度，从而增强税收执法的刚性。（六）规范执法，提高税务机关的执法水平正确处理好强化执法与规范执法两者的关系。强化执法，是指对违反税法的行为进行严惩，通过重罚来教育和震慑纳税人，使其遵从税法；规范执法，是指税务机关执法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确立有效的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税务部门只有在规范执法的前提下进行强化执法，这样才能体现执法的严肃性与公正性，保证税务机关的高效和廉洁，同时有力地对违法行为予以严惩，增强税收法律的权威性。因此，首先要在税务机关开展长期的税收法规和有关法律的教育，建立并健全内部税收征管执法奖惩机制，形成高度的执法意识和互相监督的良好氛围。其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执法工作规程，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对执法对象、执法权限、执法程序等加以规范，避免执法的随意性。第三，要建立科学的稽查工作运行机制，提高稽查工作质量。【参考文献】 ①戚保胜：《加强个体税收征管的调查与思考》，《中国财政》1999年第10期。 ②马伟俊：《规范执法、强化征收、大力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温州税务学会通讯》1999年第3期。

【文献号】2-1346 【分类号】F61 【分类名】财政与税务【复印期号】200006 【标题】“当前经济热点问题和经济类报刊编辑工作研讨会”综述【作者】李炜光/冯新民【正文】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起并组织召开的“当前经济热点问题和经济类期刊编辑工作研讨会”于2000年5月17日至5月20日在杭州举行。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北京、浙江、天津、重庆、贵州、湖北、云南、陕西、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河南、江苏、河北、辽宁、黑龙江等地，共50余人。这次会议的成果主要表现在3 个方面：一是请著名学者作经济热点问题学术报告，让来自全国各地的编辑、记者们及时了解我国当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沿性问题；二是各期刊的主编、编辑们在会上会下广泛接触，交流经验，真诚谈心，增进友谊，共同探讨经济类期刊编辑工作的规律；三是部分代表向大会提交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诸多热点问题，体现出“编辑学者化”的趋势。在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总编辑宋志明教授致词，他重点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办刊方向、经营方式和改革思路，强调经济类期刊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刊方向，转变经营观念，追踪学术前沿，把握经济热点，实行精品战略，追求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会议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司长米建国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晟博士、外经贸部政策研究室李文锋博士作了专题学术报告。米建国博士向大家介绍了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并从财政、货币、国际收支等几个方面对我国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趋势作出预测。钱晟博士的报告以“当前我国税制改革的几个热点问题”为题，对1999年我国税收收入逾万亿问题和目前学术界广泛争论的关于我国是否存在“减税空间 ”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她还从我国商品税制、所得税制和其他税制等几个方面对加入WTO以后中国税制改革的趋向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钱博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和共鸣。李文锋博士的报告以外经贸形势为重点内容，他提出我国外经贸发展中存在的出口商品竞争力不强、政策体制不完善和贸易发展不平衡等3 大问题以及促进我国外经贸发展需做的几项主要工作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3 位博士的学术报告精彩纷呈，给与会代表充了“电”，对进一步办好经济类期刊大有益处，因而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赞赏。与会代表普遍认为： 1、经济类期刊要坚持开放的办刊原则，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形成以经济类期刊为中心的学术研究热点，充分展示经济类期刊对学术理论最前沿问题的导向控制能力，提高经济类期刊的学术性社会知名度。树立开放的办刊意识，是经济类期刊适应改革潮流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 2、经济类期刊要办出特色。特色是期刊生命力之所系，在激烈的期刊市场竞争中，只有办出特色，才能有自己的立锥之地。期刊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栏目设置、学术层次、前沿性、文化品位、封面装帧、版面设计等方面，经济类期刊在这些方面都要有所兼顾，但最主要的是出新，即保持学术的特色。“新”就是前沿性，就是热点，观点落后的文章不发，水平一般的文章不发，观点不明确、论据不充分、论证过程无力的文章不发，发了，损害了期刊的学术水平，无异于慢性自杀。要保持期刊的学术特色，还应注意以下几点：（1）主编选题要有特色。主编本身就应当是个学者，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学术功底和学术眼光；（2）编辑部要有鲜明的特色意识，让特色反映在每一个栏目、每一篇文章中，从策划、组稿、发稿、校对到印刷装订都要体现出特色意识；（3）注意发现、培养特色作者，狠抓约稿环节，逐步建立一个有特色的作者群落。 3、要纠正当前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些不良倾向。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功利化、浮躁化和平庸化的倾向，真正有新意、有创见的文章很难见到，期刊中大量充斥着平庸之作，一些人发表文章只是为了评职称、追求名利，有的文章基本上是抄袭拼凑而成的大杂烩，主题不明，逻辑混乱，在这样的学风下，怎么可能出现高品位的力作、精品呢？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探索真理的实践是一种高度复杂的脑力劳动，它要求探索者具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毅力和恒心，有一种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而上述不良倾向从根本上违背了科学研究的本质意义，败坏了学术风气，给经济类期刊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从编辑的角度讲，我们不能对其放任自流，必须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并呼吁广大作者和读者给我们以大力支持。与会代表表示，当前，我国经济类期刊的编辑出版事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振奋精神，深化改革，开拓进取，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努力开创经济类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新局面。

【文献号】2-1367 【原文出处】《南方经济》【原刊地名】广州【原刊期号】200001 【分类号】F62 【分类名】金融与保险【复印期号】200004 【标题】低利率政策的经济效果分析――关于降息的负效用探讨【作者】胡月晓【正文】自1999年6月1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又一次调低存款利率水平，这是中国自1996年5月以来的第七次连续降息。8月，财政部决定开征利息税，其对存款的影响无异于又再次降息。这一切表明，中国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刺激需求，奉行了一条低利率的经济、金融政策。但这一低利率的政策，能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添薪加火，却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一、低利率的效用分析 1.金融抑制当实物部门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不断提出各种形式的资金需求时，金融部门必须努力适应和满足这些需要，从而使实物领域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开展。同时金融部门又有着自身的特殊利益需求，其对信贷资金的投放离不开风险与效益协调的原则。金融部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实物部门的资金需求，满足哪一类实物部门的资金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央行货币政策的控制，其中包括利率政策。由于银行等金融部门在经营中遵循着“流动性、效益性和安全性”的传统“三性”原则，由于存在着借款人的“逆向风险选择”和“激励效应”，在不同的利率水平和政策安排下，银行在对项目安排和借款人选择上有着不同的风险偏好，如下图所示：附图{图} 图中纵轴“π”表示银行的预期收益水平，横轴r表示银行的贷款利率，R[,1]、R[,2]、R[,3]分别表示不同风险项目下的银行收益曲线。其中R[,1]为安全项目收益曲线，R[,3]为最有风险的项目收益曲线，R[,2]居中。上图表明，借款人投资项目在预期收益上由低至高向上排列着三种独特的风险类型――R[,1]、R[,2]和R[,3]。R[,1]有着充分的附属担保，安全性高，该类借款人能够支付的最大利率为r[,1]。在超过r[, 1]的利率水平时，由于借款人的逆向风险选择（或激励效应），银行将选择R[,2]曲线作为自己的经营项目曲线。曲线R[,2]包含了借款人可得到的较高预期收益的风险较大的项目。R[,2]位于R[,1]之下，原因在于激励效应和逆向风险选择；利率越高，较安全的不喜欢违约的借款人将退出申请人的队伍，而较喜欢冒风险的借款人将出来接受银行挑选；利率越高，借款人越是有改变自己项目性质、使之更具风险性的倾向；所以，银行资本收益率的增长慢于贷款利率的增长。在银行的最高利润率出现在贷款利率r[,2]时，随着利率的进一步增长，借款人的逆向风险选择，将足以使银行的边际利润率为负，足以抵消利率的进一步增长。由于银行的最高收益出现的R[,2]曲线上，R[,3]类的借款人将得不到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资金支持，尽管该类项目上有着最大效益的投资项目，但潜在违约损失的风险过大。因此，不用任何官方利率上限，银行的行为天生就是保守的，当政府通过不必要的制定更低的利率上限来“抑制”天生保守的金融系统时，如若利率低于r[,1]，这就将诱使银行将贷款转而贷给相对安全但却效益较低的R[,1]类借款人上，经济中处于较高回报区域的两类借款人将被排除在外。从提高资金效益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上说，如果利率被硬性地定在防止过度的逆向风险选择所需的水平之下，则金融抑制就会发生，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效益就会受损。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当中，国有大企业由于其和政府间的“隐合约”关系和其拥有的可提供充分担保的资产，在利率低于r[,1]）时，正处在R[,1]曲线上，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相比（处于R[,2]曲线上），明显处于优势，因此可以优先获得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造成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因此，低利率政策既不利于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也不利于提高银行等金融部门的收益水平，亦与我国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初衷相违背。 2.投资行为短期化降息的一个最大目的就是将过多的储蓄导向投资和消费，以期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多样化金融资产存在的情况下，利率的降低，将迫使人们调整自己的金融资产结构，通过减少储蓄，增加股票、债券等各种直接和间接证券持有量，增加消费或直接投资等达到一个新的金融资产构造平衡状态。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一般来讲，全社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会增加，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但是，居民将储蓄用于购买初级证券和直接投资只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替代。这样，除非降息能较大幅度地拉动消费的增加，否则，降息对变储蓄为有效需求的作用就不大。然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储蓄对于向下的“刚性”非常高。据浙江省城市经济调查队在1999年对全省城镇居民消费意向的调查，城镇居民存钱的最大动机是防意外急需；排在前4位的超过50%以上比例的储蓄动机分别是：防意外急需(65.8%)，女子教育(64.2%)，养老(56.2%)和防病(51.8%)。拿利息的动机仅排在11位，选择比例也仅为8%。可见，降息对居民的消费情况影响不大。然而，降息使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替代的结果，是使投资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储蓄减少，使得资金的投放决定权由银行转移到家庭和企业。一般来说，银行等金融部门相对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来说，更注重于长期的稳定发展和持续增长。资金投放权的分散，必然导致社会长期性投资资金缺乏，短期性投资资金过剩，进而诱使企业进行分散、小型和低效的投资。因此，可以说，降息是以牺牲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利益来换取短期的繁荣。在储蓄和投资相分离的条件下，投资形式比储蓄形式更能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为了避免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投资短视行为，有两种措施可供选择。其一，减缓企业和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提高政府收入比重，或通过措施提高政府对资金运用的支配程度；一般来讲，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相对于经济中的其它成分而言，对长期战略发展的重视程度更高一些。其二，建立非货币的，专门从事于长期性投资开发的金融机构，以吸引企业和家庭的分散投入，变分散、小型和低效的投资为集中、大型和高效的投资。但在这一措施完成之前，降息引起的投资结构和投资行为短期化现象将不可避免。二、最优利率区间和经济发展的初步探讨从第一部分的图示可知，利率的最优区间落在r[,1]和r[,2]之间。当官定利率上限超过r[,2]时，遵循“三性”原则经营的银行会自动将利率限定在r[,2]上。低于r[,2]的任何法定利率上限，银行都将被迫将其利率上限“钉”在其上面。若法定利率低于r[,1]时，银行的收益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活动性都将受到损害。虽然目前的低利率水平是否已落在(r[,1]、r[,2])之外，还有待以后发展的进一步确认，但连续低迷的景气至少表明，目前的利率已落在接近r[,1]的地方，应该提高一些才有助于激发经济活力。以上情况说明，从发展和提高银行等金融部门的盈利角度看，利率存在着一个最优区间。从居民持有货币的动机看，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在于货币的边际报酬。这个报酬就是货币的内含存款利率，人们可以从持有价格不固定的其他一些资产可能蒙受损失和费用的基础上，计算出该“内含”存款利率的大小。货币（储蓄）凭借其内含存款利率，成为人们多样化的资产组合或平衡中的一种。现实生活中，实际表现出来的名义利率和内含存款利率并不一定相等。当名义利率低于内含存款利率时，人们就感觉到自己福利受损，但整个社会安排如此，人们只能忍受由此而产生的精神上的不愉快！由低利率引起的另一通常现象是强迫储蓄(forced savig)。在中国目前金融证券资产的空间分布极为不均的情况下，这一现象极易出现。例如，对于大城市居民来说，通过证券交易得到非货币的金融资产的现象相当普遍，但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获得证券等非货币的金融资产则相当困难。再加上经济结构的缺陷，市场上适销对路产品的缺乏，于是被迫储蓄现象就出现了。这种非自愿的储蓄表明居民手中持有的货币超过了交易中的货币需求，表明实例中存在着货币过剩(Monetary overhang)现象，表明社会中存在着抑制型通货膨胀。利率的过低还常常诱使生产资料需求和投资的扩大，把用来用于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要素转用于制造资本财货，从而势必引起消费品产量的相对减少和价格上涨。这时，对货币收入不变和货币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消费品的价格上涨速度的广大消费者来说，他们将因消费品价格的过度上涨和昂贵而非自愿地减少他们的消费，因利率下降而引起的投资膨胀所形成的新的实物资本（厂房、设备、商店等）就是由这种“强迫储蓄”提供的。这一现象的社会表现就是市场繁荣，但物价昂贵，满足人们需要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却很少。因此，从投资的意义上说，强迫储蓄所引致的投资是不能增加经济效率的。要改变目前这一状况，办法之一就是改变目前的低利率状况。否则，长期照此路径发展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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