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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您会说哪一种建筑物收藏最多的梦？学校？戏院？电影院？图书馆？洲际大饭店？舞厅？可不可能是监狱？” 郑捷以为他开展屠杀之际，会像电影里演的剧情一样遭枪声制伏，会被人彻底毁灭，会被人注视并抹杀。他搜刮并摧毁许多人的“梦”，进入牢笼，但他的想望最终实现。 犯罪者或受精神折磨“教唆”，或受边缘压力碾压。唯有郑捷如此模糊。他的逸出边界，毁坏平稳，使常人拒绝聆听，极力排除。不过这都是正常人的反射动作，试图理解凶手毕竟艰难。但他的正常即是他的恐怖，他的恐怖又曾是我们习惯的生活常轨。越是逐步靠近，越感“生”“杀”二字的模糊、陌生、凋落。生，或死；决定生，或死，是自然的运作，也是人的选择，与社会的介入息息相关。每每想起这之中存有的矛盾，便坐立难安。
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她的书中写有大量的访谈，这些访谈也是时代/事件的切片，而她把所有片段组合成“活过那时代/事件的‘一’个人”。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曾说：“我不喜欢用‘话题’或‘碎片信息’这类词汇来阐述或是被阐述作品。会被这类词汇归纳的作品，铁定是因为处理人的部分太弱了。我一向边拍电影边思考。没有人的存在是为了故事或话题。我们只是像那样地活着——生命翻滚于那些状态地活着。”
当文字“失语”，音视频流媒体盛行，作为试图通过文字与社会沟通的写作者，究竟如何评估与把握写作的分寸？无法搜集素材确实是个问题，而当可以搜集时，双方的利益是否能放在同一天平上衡量？这是双方同意就无碍的吗？我对这次调查停滞不前的焦虑是否也受到了这个社会角色的压力影响？而如果我真的搜集到了素材，又应该说一个怎样的故事呢？种种自我怀疑与纠结，总在夜深人静时浮现。没有答案，像悬挂于岩壁上，不知道手脚点于何方的攀岩者。上不去，却也下不来、不愿下来，因为抬头仰望天空，总有开阔。就在我进退维谷的某天，又收到了林于如的来信。
至于你说错字就画叉，对我来说我无法接受。或许对你们而言那没有什么，但对我来说就不是这样。就如同我之前写东西给“废死联盟”，我也是写错字都用涂改液涂掉重写，因为对我而言，那是一种我写的东西的完整性、要求完美的个性。只是我现在的经济状况不能跟7年前比，所以我才会跟你们提起这次写作要用的工具和要寄给你们的邮费。
作家王安忆曾这样描绘流言——总是混淆视听，好像要改写历史。流言总从小处着手，没有章法，也不按规矩，传到哪儿算哪儿，带着流氓地痞气。流言不讲长篇大论，也不讲小道细节，它只是横看来。它是偷袭的方法，从背后擦上一把，转过身却没了影。
瞿海源的研究指出，“大家乐”蔚为流行的20世纪80年代，国际竞争激烈，中国台湾经济处于转型阶段，“台币”快速升值，原有投资方式获利低，新的投资获利不明，导致固定资本增加率成负数，在“大家乐”蔚为流行的1985年的年增加率甚至最低；此时，遇上经济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增加、货币大量发行的社会情境，社会累积许多游资，“一种‘不确定性’，在结构性紧张下，开始出现”。不确定性转化为焦虑，产生了普遍化的“实现愿望的幻想”，而使人们有一种集体盼望——人们会认为，通过金钱的适当使用，可以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这样的心理状态与移民文化的“赚钱”紧密纠缠后，使“大家乐”和六合彩有了蓬勃发展的空间。而六合彩等借由数字排列组合来进行的赌戏，对特定信念的形成特别重要。沉迷于赌的信念，并非普遍存在于每个社会阶层，而是好显于手中握有游资，知识水平却不够高的族群身上。其中，缺乏职业保险的工人以及处于边缘的小企业主，是“大家乐”的主要玩家；如果进一步以占比来区分，低级蓝领和小企业主分别是签赌的最大族群，其次是个体户。这样的赌徒面貌，与林于如自传中的爷爷、父亲，乃至刘宇航家族以及她与刘宇航的生活状态大致吻合。然而这些涉赌的人，往往对潜藏的社会文化影响毫不自知。赌博因此在他们因人生际遇起伏时萌发茁长。
周汉威认为，林于如案的审判程序里，有件事并没有获得公平的关注：“也就是林于如的精神状况乃至于辨识能力，是否因为她的忧郁症，以及夫家有长期跨世代家暴的情形，导致她当时的辨识能力显著降低；是否因为如此，导致智能鉴定的结果只有57分，与轻度智力障碍无异？”
评述
文章写得很混乱，进度过40%还没有进入正题，唯一吸引我看下去的就是林于如的姐姐林彤珊。姐妹情是构成林于如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十四年来，林彤珊对林于如不离不弃。妹妹是死刑犯，但她依然为她留了一个房间。“那是我承诺她的。” 林彤珊知晓妹妹被性侵后，鼓励她重新建立人际关系，走出过去的阴影。 媒体形容刘宇航是“爱到惨死”，在林彤珊眼中，妹妹才是那个为爱燃烧的人。 她知道林的丈夫早逝，除了诧异，没有哀恸，甚至对林于如脱口而出：“这畜生死得好！”陪林于如验尸时，她甚至踢着棺材拍手称庆，“单纯觉得坏人就不应该死留全尸，觉得他死后必须被大卸八块才算报应！” 妹妹深陷错误婚姻濒临崩溃时，她几乎寸步不离地看着林于如，全解之余，求神、拜佛，希望妹妹能清醒。 林在自传部分写道：“我大姐这十几年来对我的付出，我看了很心痛，也很自责。因为她为我付出的已经超过一个姐姐可以做的，至今她的生活很不好，依然对我不离不弃，只有她从头到尾不相信我是外界报道写的那样：我是为了钱才杀死我妈妈。”
她的自传近五分之四的内容都是从小到大的回忆。每段回忆，都隐藏一位她的所爱；只是那些所爱，却又都联结着死亡与背离。整个文本是离散的，很多地方不靠谱，我怀疑某些内容是她是她在监狱采风后为增加自己人生的戏剧性而编造的。但她的记忆叙说了一个有别于警方和审判文件的版本。内容或许不清晰，甚至杂乱，却意外地使林于如之所以“走”成这样一个女人的线索一一浮现。
她写下这些文字时，已在执行囚期中。她所描述的内容，则是十多年前的往事。陈述巨细靡遗，历历在目，例如当时她所居住的大楼有几个监控也一清二楚。细节固然是真实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过于工整会让人怀疑是编造的；遑论她的记忆，有太过离谱，或一眼即知的漏洞，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的普罗旺斯”。这到底是她记忆出现了差错，还是说这些全部来自于编造。她是在狱友那边获得了贝斯酒的消息吗？她之前工作的场所真的能接触到这么贵的酒吗？
在她人生遭遇危机时不曾再出现的黑社会干爹，遭遇来自大哥的多次性侵，被剥夺财产继承权，种种变故后终于下定决心派人把大哥打到失去产生配子的能力，两人再次见面还能心平气和坐下来谈事情。母亲是保守的人，不仅自己不离婚，还坚决反对大姐离婚，那么为什么在她与刘宇航的婚姻频频发生冲突时，她母亲竟会主张离婚呢
“矫正机关”的人力短缺，使矫正变得难以推进，只有看守的功能，导致社会对受刑人回归社会成为“正常的一员”不抱期待。没有期待的未来，让受刑人将“舒服地在监狱生存”视为第一要务，而在监狱里“精进”操控他人和说谎的能力。她们可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她们已经习惯这样说谎与操弄，那早已变成她们生活的一部分。
人是怎么改变的？人又是怎么不改变的？
林继承了原生家庭的种种“宝藏”。强奸戏码来自于她的大哥，因此她接受了婚内强奸的存在；浪子回头的情节来自她的父亲，是林于如对男性形象的投射；而母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状态，则是她对维持完整家庭的参照，加上自我心态的转折，使她虽对老公一再游手好闲的状态不满，却也尽可能地去满足他的需求。但那毕竟是一定程度的“强迫自己”，是压抑了面对大姐婚姻状态时的那个自我。同时，也因为这样的压抑，才使林于如患有严重的抑郁。因压力越来越大，她对精神科药物产生严重依赖，深陷睡眠障碍。
因为想要逃离家庭，但将自身托付给他人，因此一次又一次遭遇所托非人的必然结局。原生家庭里的人际关系动力膨胀又缩聚。爱与恨随人的状态流转，既难抵消，也不彼此相融。人生因此有起伏。有时候进步，有时候停滞，而有时候失足坠落，一蹶不振。林于如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那个年代台湾很逗的家庭的变形和延展，而那往往也是记者追溯社会案件时，会窥见的社会常态。
在认识林的人中，男人与女人的叙述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在男老板眼里，林那赌博上瘾、酗酒、殴打孩子、纵火烧毁自己店铺的丈夫乖巧、朴直，他的堕落林应该负全责。他眼里的林脾气暴躁，“总是骂老公，叼一根烟，站三七步，很没气质。”，向记者控诉刘家自从林于如与她丈夫接班后，臭豆腐的质量就大不如前，林还专门雇佣车辆为自家的臭豆腐打广告抢了他的生意
而在女老板的叙述中，林总是一身朴素运动服、一双夹脚拖，完全不是传言中所谓的“奢侈品大户”。豆腐生意的经营，大多是林于如一人负责。因为工作过于忙碌，林将头发简短成寸头样。“孩子也都是她在带。而且孩子她基本上都带在身边，几乎寸步不离。”关于豆腐品质的问题，这个女人的说法则是，“反而是案件发生后，她先生的姑姑接手，豆腐才越做越差”。当时来采访林于如的范，评价也和她相似：“豆腐不但好吃，还有各种新口味，实际上很受欢迎。”
男警察们，男检察官们的访谈回答更是一言难尽 在警方的叙事版本中，林于如替家人投保的动机是偿还赌债，林于如甚至为此隐瞒刘宇航，伪造文书。而为林于如规划保单的“南山人寿”保险员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驳回了后来警方宣称受益人皆为林于如的描述。保险员口中的林与警方塑造的林于如“刻意隐瞒，意图谋杀”的形象存在巨大落差。
台湾男警察1号说，纵火案刚发生时，他曾怀疑是林丈夫犯案，“因为我们猜测男性比较有纵火的胆量，所以当时就叫刘宇航过来，但他走进我们分局时一边走一边大声说：‘如果是我就会承认。’我听到他讲这个后，就觉得不是他”。 “为什么靠着这样一句话就可以判断？” “因为如果是作案的人，不会是这种调调。她丈夫说‘你们一定是哪里弄错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很坦荡，所以我就觉得是我们弄错了。”
台湾男警察2号说，这起纵火案“本来联系不起来啦。就是知道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是我们调查时最后问到臭豆腐店老板，因为他们世代都跟刘家拿豆腐，我才灵机一动想说是不是她”。
台湾男检察官的表现 ““然后检察官说，我既然已经认了我老公那件案子，如果也认了婆婆跟妈妈这两件案子，就可以帮我减刑”。林于如说，当时检方和她协商认罪的条件是，杀害尊亲属以无期徒刑起诉，杀害婆婆起诉11年半，杀害丈夫起诉8年半；但如果她不肯认罪，就要把她塑造成预谋杀人、冷血无情、想盗领保险金的形象，诉诸舆论公审。林于如想到了儿子。她认了一切。但最后，她被判了三个死刑。她开始在监狱里尝试自杀，一次，又一次。在她写给“废死联盟”的书信里，她详细记录了自己与检方交手的过程。她说自己至死也不会原谅与她协商的检察官；即便后来她推翻自己的自白，她依旧是“惊世媳妇”，依旧是个背负三条人命的死刑犯。当我访问警方这段侦办过程，他们矢口否认曾有过任何条件交换。至于检察官则没有回应。这件事成为无法查证的空白。“司法”无法度量人心，无论是犯罪这一方，还是正义那一方。” “有些新闻报道未必是你们看到的那样，因为媒体记者为了抢头条、要独家新闻会走后门，只听警察讲。你们的言论往往会害死一个人。大家可以想看看我的案子有多少个版本，但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且正确的？这些报道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田野调查过程中，无论男警方或男老板都反驳她不是柔弱女子，不可能被家暴。她因承担家庭重担的尖锐被诠释为强势，而后被合理化为杀人诈财的特质。而她与丈夫共同沾赌，甚至杀人后持续豪赌，则是被贴上“惊世媳妇”标签的原因。而如果继续追溯，会发现林于如最后的赌，仍然与“家”有关。
林承认自己杀害母亲的真相： “我后来自私地选择牺牲我母亲，但我心中一直记得这件事。”这是警方问她是否刻意诈保而杀母时，最后她选择承认的原因：“因为我的确领到了保险金。我也觉得妈妈是我害死的。如果我那天没有去找妈妈，也不会发生这件事。”
传言中，一个羽毛球健将爱上酒家女，花大钱替她赎身，却因为她爱赌六合彩负债累累，全家被她谋杀诈保
而事实： 说自己是羽毛球资优生，但林自交往以来从没见过他打羽毛球，只知道他四处闯祸，比如持枪到赌场，被警察逮捕，还是林把他保释出来的。 家庭负债累累，却在外面装富二代骗年轻姑娘，在夜店嫖娼时认识了林。钱则来自于自己的母亲（骗母亲自己在外面替人担保欠下巨额债务，使得母亲不得不典当自己的假装给他汇款） 林的丈夫好吃懒做，林托到处求人为他找到过瓷砖制作、工厂之类的工作，一律不去，却在赌博和购买槟榔的日常中一掷千金。 丈夫欠了数百万的赌债，林大着肚子还帮他到地下钱庄去借钱。 当时的保险业务对接人员提到，“郑惠升（林的婆婆）过世时，他们前去慰问，林于如她老公并不伤心，她老公甚至催保险金催得比她还急”。
因为证据并不准确，取证存在程序性错误，无法构成证据链条，林已经为可能到来的死刑在狱中等待了十余年。
她入狱前一声都在忍让，被敲骨吸髓，唯一的反抗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可是他们（丈夫的家人）想要监护权，又说真的养不起我的孩子，看我能不能拿出一点钱给他们，没有500万，300万也可以。无论如何，需要钱让她们替我把孩子养大成人。”她不理解自己和孩子之于刘家是否有任何意义，“到底把我孩子当成了什么？我孩子竟然沦落到让你们喊价。他们甚至威胁我说如果我拿不出钱，就会把我儿子出养掉。”这或许是林于如一生中唯一一次拒绝的博弈。她不要儿子成为筹码。”但命运终究未能眷顾这一生一次的反抗。她的孩子被丈夫的家族卖到美国，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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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会说哪一种建筑物收藏最多的梦？学校？戏院？电影院？图书馆？洲际大饭店？舞厅？可不可能是监狱？” 郑捷以为他开展屠杀之际，会像电影里演的剧情一样遭枪声制伏，会被人彻底毁灭，会被人注视并抹杀。他搜刮并摧毁许多人的“梦”，进入牢笼，但他的想望最终实现。 犯罪者或受精神折磨“教唆”，或受边缘压力碾压。唯有郑捷如此模糊。他的逸出边界，毁坏平稳，使常人拒绝聆听，极力排除。不过这都是正常人的反射动作，试图理解凶手毕竟艰难。但他的正常即是他的恐怖，他的恐怖又曾是我们习惯的生活常轨。越是逐步靠近，越感“生”“杀”二字的模糊、陌生、凋落。生，或死；决定生，或死，是自然的运作，也是人的选择，与社会的介入息息相关。每每想起这之中存有的矛盾，便坐立难安。
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她的书中写有大量的访谈，这些访谈也是时代/事件的切片，而她把所有片段组合成“活过那时代/事件的‘一’个人”。
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曾说：“我不喜欢用‘话题’或‘碎片信息’这类词汇来阐述或是被阐述作品。会被这类词汇归纳的作品，铁定是因为处理人的部分太弱了。我一向边拍电影边思考。没有人的存在是为了故事或话题。我们只是像那样地活着——生命翻滚于那些状态地活着。”
当文字“失语”，音视频流媒体盛行，作为试图通过文字与社会沟通的写作者，究竟如何评估与把握写作的分寸？无法搜集素材确实是个问题，而当可以搜集时，双方的利益是否能放在同一天平上衡量？这是双方同意就无碍的吗？我对这次调查停滞不前的焦虑是否也受到了这个社会角色的压力影响？而如果我真的搜集到了素材，又应该说一个怎样的故事呢？种种自我怀疑与纠结，总在夜深人静时浮现。没有答案，像悬挂于岩壁上，不知道手脚点于何方的攀岩者。上不去，却也下不来、不愿下来，因为抬头仰望天空，总有开阔。就在我进退维谷的某天，又收到了林于如的来信。
至于你说错字就画叉，对我来说我无法接受。或许对你们而言那没有什么，但对我来说就不是这样。就如同我之前写东西给“废死联盟”，我也是写错字都用涂改液涂掉重写，因为对我而言，那是一种我写的东西的完整性、要求完美的个性。只是我现在的经济状况不能跟7年前比，所以我才会跟你们提起这次写作要用的工具和要寄给你们的邮费。
作家王安忆曾这样描绘流言——总是混淆视听，好像要改写历史。流言总从小处着手，没有章法，也不按规矩，传到哪儿算哪儿，带着流氓地痞气。流言不讲长篇大论，也不讲小道细节，它只是横看来。它是偷袭的方法，从背后擦上一把，转过身却没了影。
瞿海源的研究指出，“大家乐”蔚为流行的20世纪80年代，国际竞争激烈，中国台湾经济处于转型阶段，“台币”快速升值，原有投资方式获利低，新的投资获利不明，导致固定资本增加率成负数，在“大家乐”蔚为流行的1985年的年增加率甚至最低；此时，遇上经济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增加、货币大量发行的社会情境，社会累积许多游资，“一种‘不确定性’，在结构性紧张下，开始出现”。不确定性转化为焦虑，产生了普遍化的“实现愿望的幻想”，而使人们有一种集体盼望——人们会认为，通过金钱的适当使用，可以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这样的心理状态与移民文化的“赚钱”紧密纠缠后，使“大家乐”和六合彩有了蓬勃发展的空间。而六合彩等借由数字排列组合来进行的赌戏，对特定信念的形成特别重要。沉迷于赌的信念，并非普遍存在于每个社会阶层，而是好显于手中握有游资，知识水平却不够高的族群身上。其中，缺乏职业保险的工人以及处于边缘的小企业主，是“大家乐”的主要玩家；如果进一步以占比来区分，低级蓝领和小企业主分别是签赌的最大族群，其次是个体户。这样的赌徒面貌，与林于如自传中的爷爷、父亲，乃至刘宇航家族以及她与刘宇航的生活状态大致吻合。然而这些涉赌的人，往往对潜藏的社会文化影响毫不自知。赌博因此在他们因人生际遇起伏时萌发茁长。
周汉威认为，林于如案的审判程序里，有件事并没有获得公平的关注：“也就是林于如的精神状况乃至于辨识能力，是否因为她的忧郁症，以及夫家有长期跨世代家暴的情形，导致她当时的辨识能力显著降低；是否因为如此，导致智能鉴定的结果只有57分，与轻度智力障碍无异？”
评述
文章写得很混乱，进度过40%还没有进入正题，唯一吸引我看下去的就是林于如的姐姐林彤珊。姐妹情是构成林于如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十四年来，林彤珊对林于如不离不弃。妹妹是死刑犯，但她依然为她留了一个房间。“那是我承诺她的。” 林彤珊知晓妹妹被性侵后，鼓励她重新建立人际关系，走出过去的阴影。 媒体形容刘宇航是“爱到惨死”，在林彤珊眼中，妹妹才是那个为爱燃烧的人。 她知道林的丈夫早逝，除了诧异，没有哀恸，甚至对林于如脱口而出：“这畜生死得好！”陪林于如验尸时，她甚至踢着棺材拍手称庆，“单纯觉得坏人就不应该死留全尸，觉得他死后必须被大卸八块才算报应！” 妹妹深陷错误婚姻濒临崩溃时，她几乎寸步不离地看着林于如，全解之余，求神、拜佛，希望妹妹能清醒。 林在自传部分写道：“我大姐这十几年来对我的付出，我看了很心痛，也很自责。因为她为我付出的已经超过一个姐姐可以做的，至今她的生活很不好，依然对我不离不弃，只有她从头到尾不相信我是外界报道写的那样：我是为了钱才杀死我妈妈。”
她的自传近五分之四的内容都是从小到大的回忆。每段回忆，都隐藏一位她的所爱；只是那些所爱，却又都联结着死亡与背离。整个文本是离散的，很多地方不靠谱，我怀疑某些内容是她是她在监狱采风后为增加自己人生的戏剧性而编造的。但她的记忆叙说了一个有别于警方和审判文件的版本。内容或许不清晰，甚至杂乱，却意外地使林于如之所以“走”成这样一个女人的线索一一浮现。
她写下这些文字时，已在执行囚期中。她所描述的内容，则是十多年前的往事。陈述巨细靡遗，历历在目，例如当时她所居住的大楼有几个监控也一清二楚。细节固然是真实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过于工整会让人怀疑是编造的；遑论她的记忆，有太过离谱，或一眼即知的漏洞，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的普罗旺斯”。这到底是她记忆出现了差错，还是说这些全部来自于编造。她是在狱友那边获得了贝斯酒的消息吗？她之前工作的场所真的能接触到这么贵的酒吗？
在她人生遭遇危机时不曾再出现的黑社会干爹，遭遇来自大哥的多次性侵，被剥夺财产继承权，种种变故后终于下定决心派人把大哥打到失去产生配子的能力，两人再次见面还能心平气和坐下来谈事情。母亲是保守的人，不仅自己不离婚，还坚决反对大姐离婚，那么为什么在她与刘宇航的婚姻频频发生冲突时，她母亲竟会主张离婚呢
“矫正机关”的人力短缺，使矫正变得难以推进，只有看守的功能，导致社会对受刑人回归社会成为“正常的一员”不抱期待。没有期待的未来，让受刑人将“舒服地在监狱生存”视为第一要务，而在监狱里“精进”操控他人和说谎的能力。她们可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她们已经习惯这样说谎与操弄，那早已变成她们生活的一部分。
人是怎么改变的？人又是怎么不改变的？
林继承了原生家庭的种种“宝藏”。强奸戏码来自于她的大哥，因此她接受了婚内强奸的存在；浪子回头的情节来自她的父亲，是林于如对男性形象的投射；而母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状态，则是她对维持完整家庭的参照，加上自我心态的转折，使她虽对老公一再游手好闲的状态不满，却也尽可能地去满足他的需求。但那毕竟是一定程度的“强迫自己”，是压抑了面对大姐婚姻状态时的那个自我。同时，也因为这样的压抑，才使林于如患有严重的抑郁。因压力越来越大，她对精神科药物产生严重依赖，深陷睡眠障碍。
因为想要逃离家庭，但将自身托付给他人，因此一次又一次遭遇所托非人的必然结局。原生家庭里的人际关系动力膨胀又缩聚。爱与恨随人的状态流转，既难抵消，也不彼此相融。人生因此有起伏。有时候进步，有时候停滞，而有时候失足坠落，一蹶不振。林于如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那个年代台湾很逗的家庭的变形和延展，而那往往也是记者追溯社会案件时，会窥见的社会常态。
在认识林的人中，男人与女人的叙述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在男老板眼里，林那赌博上瘾、酗酒、殴打孩子、纵火烧毁自己店铺的丈夫乖巧、朴直，他的堕落林应该负全责。他眼里的林脾气暴躁，“总是骂老公，叼一根烟，站三七步，很没气质。”，向记者控诉刘家自从林于如与她丈夫接班后，臭豆腐的质量就大不如前，林还专门雇佣车辆为自家的臭豆腐打广告抢了他的生意
而在女老板的叙述中，林总是一身朴素运动服、一双夹脚拖，完全不是传言中所谓的“奢侈品大户”。豆腐生意的经营，大多是林于如一人负责。因为工作过于忙碌，林将头发简短成寸头样。“孩子也都是她在带。而且孩子她基本上都带在身边，几乎寸步不离。”关于豆腐品质的问题，这个女人的说法则是，“反而是案件发生后，她先生的姑姑接手，豆腐才越做越差”。当时来采访林于如的范，评价也和她相似：“豆腐不但好吃，还有各种新口味，实际上很受欢迎。”
男警察们，男检察官们的访谈回答更是一言难尽 在警方的叙事版本中，林于如替家人投保的动机是偿还赌债，林于如甚至为此隐瞒刘宇航，伪造文书。而为林于如规划保单的“南山人寿”保险员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驳回了后来警方宣称受益人皆为林于如的描述。保险员口中的林与警方塑造的林于如“刻意隐瞒，意图谋杀”的形象存在巨大落差。
台湾男警察1号说，纵火案刚发生时，他曾怀疑是林丈夫犯案，“因为我们猜测男性比较有纵火的胆量，所以当时就叫刘宇航过来，但他走进我们分局时一边走一边大声说：‘如果是我就会承认。’我听到他讲这个后，就觉得不是他”。 “为什么靠着这样一句话就可以判断？” “因为如果是作案的人，不会是这种调调。她丈夫说‘你们一定是哪里弄错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很坦荡，所以我就觉得是我们弄错了。”
台湾男警察2号说，这起纵火案“本来联系不起来啦。就是知道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是我们调查时最后问到臭豆腐店老板，因为他们世代都跟刘家拿豆腐，我才灵机一动想说是不是她”。
台湾男检察官的表现 ““然后检察官说，我既然已经认了我老公那件案子，如果也认了婆婆跟妈妈这两件案子，就可以帮我减刑”。林于如说，当时检方和她协商认罪的条件是，杀害尊亲属以无期徒刑起诉，杀害婆婆起诉11年半，杀害丈夫起诉8年半；但如果她不肯认罪，就要把她塑造成预谋杀人、冷血无情、想盗领保险金的形象，诉诸舆论公审。林于如想到了儿子。她认了一切。但最后，她被判了三个死刑。她开始在监狱里尝试自杀，一次，又一次。在她写给“废死联盟”的书信里，她详细记录了自己与检方交手的过程。她说自己至死也不会原谅与她协商的检察官；即便后来她推翻自己的自白，她依旧是“惊世媳妇”，依旧是个背负三条人命的死刑犯。当我访问警方这段侦办过程，他们矢口否认曾有过任何条件交换。至于检察官则没有回应。这件事成为无法查证的空白。“司法”无法度量人心，无论是犯罪这一方，还是正义那一方。” “有些新闻报道未必是你们看到的那样，因为媒体记者为了抢头条、要独家新闻会走后门，只听警察讲。你们的言论往往会害死一个人。大家可以想看看我的案子有多少个版本，但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且正确的？这些报道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田野调查过程中，无论男警方或男老板都反驳她不是柔弱女子，不可能被家暴。她因承担家庭重担的尖锐被诠释为强势，而后被合理化为杀人诈财的特质。而她与丈夫共同沾赌，甚至杀人后持续豪赌，则是被贴上“惊世媳妇”标签的原因。而如果继续追溯，会发现林于如最后的赌，仍然与“家”有关。
林承认自己杀害母亲的真相： “我后来自私地选择牺牲我母亲，但我心中一直记得这件事。”这是警方问她是否刻意诈保而杀母时，最后她选择承认的原因：“因为我的确领到了保险金。我也觉得妈妈是我害死的。如果我那天没有去找妈妈，也不会发生这件事。”
传言中，一个羽毛球健将爱上酒家女，花大钱替她赎身，却因为她爱赌六合彩负债累累，全家被她谋杀诈保
而事实： 说自己是羽毛球资优生，但林自交往以来从没见过他打羽毛球，只知道他四处闯祸，比如持枪到赌场，被警察逮捕，还是林把他保释出来的。 家庭负债累累，却在外面装富二代骗年轻姑娘，在夜店嫖娼时认识了林。钱则来自于自己的母亲（骗母亲自己在外面替人担保欠下巨额债务，使得母亲不得不典当自己的假装给他汇款） 林的丈夫好吃懒做，林托到处求人为他找到过瓷砖制作、工厂之类的工作，一律不去，却在赌博和购买槟榔的日常中一掷千金。 丈夫欠了数百万的赌债，林大着肚子还帮他到地下钱庄去借钱。 当时的保险业务对接人员提到，“郑惠升（林的婆婆）过世时，他们前去慰问，林于如她老公并不伤心，她老公甚至催保险金催得比她还急”。
因为证据并不准确，取证存在程序性错误，无法构成证据链条，林已经为可能到来的死刑在狱中等待了十余年。
她入狱前一声都在忍让，被敲骨吸髓，唯一的反抗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可是他们（丈夫的家人）想要监护权，又说真的养不起我的孩子，看我能不能拿出一点钱给他们，没有500万，300万也可以。无论如何，需要钱让她们替我把孩子养大成人。”她不理解自己和孩子之于刘家是否有任何意义，“到底把我孩子当成了什么？我孩子竟然沦落到让你们喊价。他们甚至威胁我说如果我拿不出钱，就会把我儿子出养掉。”这或许是林于如一生中唯一一次拒绝的博弈。她不要儿子成为筹码。”但命运终究未能眷顾这一生一次的反抗。她的孩子被丈夫的家族卖到美国，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