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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生存很艰难困苦的时候，你问他活着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活？在战乱和饥荒中到处都在死人，死跟生是很近的，总要有一个动力让你觉得要活下去。对我来说是什么动力呢？我看了那套商务印书馆的大学教科书，知道了自然界居然是有定律的！" "每一个个人都有生存的意义。都是生命，可我跟蚂蚁不一样，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世界万物遵循什么规律，而蚂蚁不能。""我脑子里整天装着物理方面的问题，自己琢磨不出来，就去找书本看。我在做习题、研究问题时，从不去请人教我怎样解题，不套用别人的解题方法，总是自己解问求答。" ——在西南联大，物理学家吴大猷给李政道一本美国大学物理系高年级用的物理学教科书，结果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全做出来了。
"假如是做理论的话，就要猜风从哪里来。做实验的话，跟着风筝走，就知道风到哪儿去。而欲知风从哪儿来，就要另做一个实验了。"
"费米的与众不同不仅仅是在物理方面他的成就卓越超众，他平时待人接物方面非常和善。他给我指点了论文题目，而我却说不想做。我是未经世故不知天高地厚。如果碰到其他教授会说，那你就别跟我做了，另请高明吧。但是费米却说，那好吧，你来教我。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和善。当时我太年轻，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遇到多么特殊的好老师。"
"没有过去的经验，没有现在的激励，就不会产生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没有将来的实验，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也不能进化。虽然这许多因素构成了任何进步的整体，人们往往只记得最后光辉的收获而忘记了其中辛勤的耕耘。在今天隆重的典礼上，我格外感受到，有了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为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被授予如此的荣誉。"
"难道科学的重要性不如芭蕾舞吗？" ——李政道第一次回国，看到满目疮痍的科研环境和热火朝天的上海芭蕾舞学校。
"在复旦大学，我看到的唯一的研究工作仅仅是测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率。绝大多数的同学不在学校里学习，而是下乡去劳动，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去了。在复旦大学，只有少数的工农兵同学。从他们的谈话中发现，他们虽然很热情，可是他们对科学最基本的常识缺少了解，几乎完全是科盲。他们既无机会学习，也不知道需要学习什么。这样，如何为人民服务呢？""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 ——李政道后来回忆起这段历程时说道。中科大少年班走过40年，其间不乏诸多争议。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远方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第一个到达神殿的孩子打开了门说，啊！就在这里。另一个随后冲了进去，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李政道在1986年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如是形容他和杨振宁之间的关系。
"当一个人生存很艰难困苦的时候，你问他活着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活？在战乱和饥荒中到处都在死人，死跟生是很近的，总要有一个动力让你觉得要活下去。对我来说是什么动力呢？我看了那套商务印书馆的大学教科书，知道了自然界居然是有定律的！" "每一个个人都有生存的意义。都是生命，可我跟蚂蚁不一样，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世界万物遵循什么规律，而蚂蚁不能。""我脑子里整天装着物理方面的问题，自己琢磨不出来，就去找书本看。我在做习题、研究问题时，从不去请人教我怎样解题，不套用别人的解题方法，总是自己解问求答。" ——在西南联大，物理学家吴大猷给李政道一本美国大学物理系高年级用的物理学教科书，结果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全做出来了。
"假如是做理论的话，就要猜风从哪里来。做实验的话，跟着风筝走，就知道风到哪儿去。而欲知风从哪儿来，就要另做一个实验了。"
"费米的与众不同不仅仅是在物理方面他的成就卓越超众，他平时待人接物方面非常和善。他给我指点了论文题目，而我却说不想做。我是未经世故不知天高地厚。如果碰到其他教授会说，那你就别跟我做了，另请高明吧。但是费米却说，那好吧，你来教我。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和善。当时我太年轻，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遇到多么特殊的好老师。"
"没有过去的经验，没有现在的激励，就不会产生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没有将来的实验，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也不能进化。虽然这许多因素构成了任何进步的整体，人们往往只记得最后光辉的收获而忘记了其中辛勤的耕耘。在今天隆重的典礼上，我格外感受到，有了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为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被授予如此的荣誉。"
"难道科学的重要性不如芭蕾舞吗？" ——李政道第一次回国，看到满目疮痍的科研环境和热火朝天的上海芭蕾舞学校。
"在复旦大学，我看到的唯一的研究工作仅仅是测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率。绝大多数的同学不在学校里学习，而是下乡去劳动，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去了。在复旦大学，只有少数的工农兵同学。从他们的谈话中发现，他们虽然很热情，可是他们对科学最基本的常识缺少了解，几乎完全是科盲。他们既无机会学习，也不知道需要学习什么。这样，如何为人民服务呢？""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 ——李政道后来回忆起这段历程时说道。中科大少年班走过40年，其间不乏诸多争议。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远方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第一个到达神殿的孩子打开了门说，啊！就在这里。另一个随后冲了进去，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李政道在1986年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如是形容他和杨振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