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丨成小秦：工农兵学员进“吃饭大学”，有幸亦不幸 by 新三届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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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成小秦，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1995年，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

原题

“工农兵”学员记

作者：成小秦

五十年前，“知识无用论”盛行之际，我能有机会求学，幸亦不幸。所谓幸，是圆了“大学”梦；所谓不幸，是身处蒙昧时代，混迹于各色人等，灵魂备受煎熬。此番求学经历，古今中外少有，似值得一记。

一、吃饭大学

我们这一代生不逢时，正值好年华，却不幸失学。“停课闹革命”三年，学业荒废；“上山下乡”三年，日作夜息，农闲时节，或收工之后读点儿闲书，伙伴们从家里带来，相互传阅。我每次返乡，都从家里带几本，有历史丛书、英语合页文选、内部发行书籍，如《州委书记》《茹尔宾一家》和《多雪的冬天》等。这些书几经传阅，又脏又破，最后不知所踪。

在麟游李家塬三孔破窑时，荧荧油灯旁读书，常会走神，忽忆及中学时代，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朗朗念书。此时，尝嗟悔无及：悔恨自己在求学时，辜负长辈教诲，虚度光阴；悔恨自己在“文革”中，批斗师长，欺辱同窗。悔悟之余，也盼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校园。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72年暮春，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幸进入大学读书，虽说是“工农兵”大学生。

拿到录取通知书，一看是“陕西师范大学”，不免有些失望，后来才知，自己因“政审”问题，让西安外国语学院刷掉；稍后，外交部选送原外语学校学生留学，再遭淘汰。虽说失望，但能继续求学，我已知足，况且，师范大学每月发放伙食补贴，解决了吃饭问题，可谓“吃饭大学”。

4月下旬，浅学的初中生，一步跨入大学。眼前的校园，荒芜而冷清，操场边长满野草，时见陕西省歌舞团一队少女，袅袅婷婷，步入大礼堂，学跳芭蕾《红色娘子军》。林荫道挂着大红横幅，上书“欢迎工农兵新学员”，树上贴一些标语，教职员工热心接待，让人莫名地感动。

5月9日，开学典礼，主席台上就座的，几乎全是军人和工人，个把“解放”干部呆坐其间。台下的学员，一眼望去，满是黑夹袄、劳动布工装，杂以国防绿。“工农兵”学员，衣分三色。

开学先“教育”，除了劳动，便是政治学习。劳动可是“工农兵”学员的拿手活计；而政治学习，更是大展身手时。每逢开会，大家争相发言，豪言迭出。待到学习文化课，尤其是学习英语、俄语时，许多学员一背ABC，或ЭЮЯ，就大叫头疼。这也难怪，所谓“工农兵”大学生，其实，最高学历也就初中，有些学员文化程度更低，遑论洋文。一时间，大家豪情顿失，畏难情绪蔓延开来。

此时，工宣队祭起思想武器之招。某日，全系召开大会，“端正学习态度”。工宣队老张师傅一手叉腰，一手高举“红宝书”，张口亮出金牙，口气豪迈：“又红又专，关键是红！这个这个，有了红，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武器，就能排除万难，攻克外语关！这个这个，没什么了不起！”接着，工、农、兵学员代表上台表决心。

轮到名叫“红云”的女生，轩昂登台，一把撸起左臂袖口，露出锃亮的手表，动情地说，离别家乡时，爸爸给她买了这块表，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咱们家祖祖辈辈没出过大学生。如今，毛主席让你上了大学，你可要争气。戴上这块表，就是为了让你珍惜分分秒秒；戴上这块表，就是为了让你每学一个单词，都是射向封资修的一颗子弹。”老张师傅带头鼓掌，众学员跟着鼓掌。

谁曾想，来年早春，某天清晨，突然传来红云跳楼的消息，紧接着，女厕所蹲坑旁，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校园气氛陡然紧张。校方封锁女生宿舍，女校医领着一拨人，逐舍排查。后来查清，厕所临产者是政教系某女生，几周前，有了身孕的她，还与陕歌少女同台跳《红色娘子军》。据传，她俩的受难，都与上学之前的孽情有关。

幸好抢救及时，红云保住性命，但伤及大脑和双目。她住院期间，系里组织师生轮流看护。一天，轮我和陆华珊老师值班，一进病房，便看到红云满头缠着纱布，躺在病床输液。那么豪爽的女生，如今却人事不省，双目失明，让人充满同情。

过了一年，听说她和家人住在校区养病，我与系副主任张中惠去看望。红云一头秀发，剪得短短的，眼窝塌陷，较以前胖了，跟我们聊得开心，问起还记不记得我，她循声转向我，扬起眉毛，爽朗地笑说：“记得，记得，英一的班长嘛。黑黑的，哈哈哈！”

二、拉练杂记

英文26个字母学完，开始学习单句，学员们热情高涨，天刚亮，就各自在校园找个僻静处，高声朗读。系里号召大家“一帮一，一对红”、“绝不让一个阶级兄弟姐妹掉队”，学员之间互帮互学，校园出现学习风气，却引起军、工宣队的警觉。他们认为，“工农兵”学员刚一入学，就受“臭老九”影响，埋头读书，而不问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于是，校革委会决定，拉练到革命圣地延安，以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驻校军人自封团长和政委，全校编为两个营，每营三个系，学系班级编为连排。

7月1日，凌晨四点，学校大喇叭传出嘹亮的军号，各连队按番号依次出发，冒雨步行到火车站，然后，乘火车至铜川宜古村，参观 “霸王窑”阶级教育展览馆。阶级觉悟提高了，部队出发，一路走向圣地延安。

第二天，部队行走四十多里，从蔡坊到甘泉县道镇，夜宿牛圈。当晚，老张师傅情绪亢奋，靠在牛槽上，给全连战士宣讲哲学。他晃着红宝书，闪着金牙：“哲学这玩意儿，这个这个，简单嘛，就是明白学，亮堂学，懂不懂，咱群众一学就会，这个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再往后，我困得什么都不记得了。此后，一路行军，每有机会，老张师傅必宣讲哲学，或大谈国际形势。一次，他一手叉腰，一手作势，大讲“三个世界”：“第二世界，欧洲嘛，这个这个，有两大牙，葡萄牙和西班牙，”笑得大家前仰后合，忘掉一路的劳顿。

7月12日，部队进驻甘泉县城。好友薛军的父亲从省民政厅下放，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我趁休整，去革委会大院求见薛伯。他见我进来，大感惊奇：“碎秦，咋到陕北来了？”我说学校拉练，途经甘泉。薛伯问：“饿了吧？”我嘴上说不饿，其实饿极了，一路跋涉，常吃不饱。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包白皮点心，勤务员端来一杯热茶，我连吃带喝，将发硬的点心大半吃去。吃罢，和他聊起一路见闻，说到在洛川境内冒雨行军，等后续部队过河，水已淹到腰部。薛伯问：“谁领队？”我说解放军某团长。他说：“混蛋！军人连常识都没有，这么大的雨，还敢沿山沟行军？下边公社报告说，学生娃刚过去，山洪就下来了。哎呀，多危险！”

解放军团长缺乏常识，但花招不少，在甘泉境内导演一场“伏击战”；接着，又在延安附近组织一次夜战演习，又打信号弹，又放小鞭炮，模仿机关枪连射，整得战士疲惫不堪。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一曲《南泥湾》，广为传唱，让我误以为，南泥湾“处处呀是江南”。等到了那里，满目凋敝。第二天，当年“三五九旅”老战士，南泥湾公社党委刘书记作报告，大谈形势如何好，越来越好。可我一路看到的，却是老区百姓缺吃少穿，过得恓惶。1970年代中期某天，我去北京大姑家，与邦英姑父聊起南泥湾之行，说那里至今仍很穷困，他听罢黯然神伤，连声叹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他任“三五九旅”政委，在回忆文章中，涉及那段经历，总是一笔带过。

此后两天，部队从南泥湾出发，经瓦渣河到英旺，一路山峦青翠，途经三个劳改农场，山沟里，河滩上，常见成群劳改犯，身穿囚衣，剃着光头，或锄地收割，或负重运输，与我们不期而遇，就躲闪一旁，垂头而立。每逢这时，随行工宣队员就提醒我们，保持革命警惕。行走在山野，不时遇到北京知青，破衣烂衫，破草帽压得很低，拄着锄头，默望拉练队伍。

27日，行军六十多里，到达瓦子街，歇息一天。那天，男生宿在牛棚，我像往常那样，主动把被单铺在门口，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枕头（衣裤卷起，权当枕头）旁的军用挎包不见了。挎包里装有红宝书、日记本、手电筒等杂物，还有头天晚上留下的馒头。最让我心疼的，是一把不锈钢勺儿。据姥姥说，当年，宋八爷（母亲的祖父）在秦皇岛掌管吉盛兴洋行，家里餐具多为洋货，那把不锈钢勺儿是美国军用品，侥幸留下的，我从小用到大。“破四旧”时，姥姥见勺把刻有US，非常害怕，让我用锉刀将字母锉得模糊。

8月3日晚，我们结束一个多月的拉练，返回学校。休息两天，工宣队又忙着组织汇报、演出。班会上，某复转兵学员表态：“这次拉练，皮晒黑了，心炼红了，更明确了学习的目的。”私下却说：“拉练？胡日鬼！”

过了两周，接到学校办公室通知，让我去领挎包。原来，那晚来了一只饿狗，从破门隙叼走挎包，吃了馒头，将包丢在野地，老乡捡了上交公家。从所附信函加盖的印章，可看出挎包经小队，大队，公社，层层上交县革委会，再辗转送回学校。时至今日，每使用那把失而复得的钢勺儿，仍感念陕北的乡民。

三、潘师傅

拉练返回，昏睡两日，接着天天参加政治学习，学完讨论，如此过了两周，好容易缓过劲来，本以为该学专业课了，不料工宣队又宣布，8月下旬，全系师生开赴灞桥农场，参加秋收，耗时三周。其间，平整土地，收割芝麻、花生。“工农兵”学员反映，所学单词忘得差不多了，经请示工宣队潘师傅，学员获准早饭之前，晨读一小时。第二天清晨，农场四周树丛和田埂，便传来朗朗读书声。

潘师傅长得瘦高，马脸，颧骨凸着，一说话满口烟臭。此时，只见他叼着烟卷，弓腰背手，四处巡游，沿田埂走到学员跟前，先侧耳听一会儿，然后问：“洋文里早饭咋说？”学员答：“breakfast”，潘师傅一愣，又问：“那午饭呢？”“lunch”，他咧嘴笑说：“愣吃。这个好记！”

星期天，下起秋雨，无法进大田劳作，学员抓紧时间学点英文。陆华珊老师兴致很高，教大家学唱“小河泛舟”，边唱边纠音。这首童谣，我上中学时学过，澳籍教师伯莱夫人教的，歌词结尾是：“Life is but a dream.”此时歌词改为：“Life is but a struggle.”潘师傅站在土坯房外听见唱歌，批评陆老师：“学洋文，就得认真学，咋能唱着学？”为此，陆老师作了检讨。

陆老师是广东人，风姿端正，双眸有神。据说她父亲曾任国民党驻法国外交官。因这一家庭背景，陆老师平日谨言慎行，即便如此，一言一行，都与众不同，衣着朴素，也显出优雅。她家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家具不多，一应细软，全装在若干皮箱里，给人的感觉，是随时迁移。

陆华珊老师在香港

“文革”结束，陆老师与丈夫当即移居香港。她的丈夫是著名建筑师，在香港参与过多处地标性建筑的设计。1984年底，中英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陆老师给我寄来联合声明中英文本，附彩照一张，不久，随夫移民新加坡，从此失去联系。

秋收之后，全系师生返校，没等喘息，军、工宣队又宣布，停课两周，进行“批林整风”。自林彪出逃，命丧大漠，已整整一年。其间，先是“批陈（伯达）整风”，转而又“批林（彪）整风”，但批来整去，都无法解除大家的困惑：林副统帅既为《党章》明确的接班人，何以要“阴谋政变”？

为修补毛泽东受损的“光辉”形象，中央发表了毛泽东1966年6月致江青函。私函中，毛对林彪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红头文件胡说：“英明领袖”早就看出林彪的野心。当时，我心生疑惑：既已看出副统帅的野心，为何钦定其为接班人？读到“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一算恰是1973年，心想，今后七八年来一次运动，如何是好？

“批林整风”运动初期，师生大批“极左”，校园渐有生气，也形成学习气氛。连潘师傅也受感染，苦学英语。一天早上，江老师正在授课，前门突然打开，只见潘师傅大摇大摆地进来，见第一排有空座，就弓腰坐下。老师一愣，翻开讲义念开了。潘师傅听得认真，记得认真，不时发出怪笑，下课后，还叫个同学，帮他纠正发音，边纠边记。一次，我心生好奇，拿过他的小本一看，歪歪扭扭的英文后面，标着汉字，如“good morning （狗头猫拧）”，“one, two, three, four（挖土拾了个佛）”。

没过两天，军、工宣队又传达最高指示，要大批林彪一伙的“极右”思潮。全校的批判调门，立时改变，从批“左”转为批“右”。对学员影响最大的，是学校上下，没人敢提学生应“以学为主”了。

晚自习时，潘师傅叼着纸烟，背着手转过来，看我在读英语，就锁紧眉头说：“要又红又专呀！”后来，我见他转悠过来，赶紧拿出毛选，盖在课本上面，潘师傅立住脚，一看是“雄文”，就一脸严肃地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紧的是活学活用呀！”他忘了，这可是林彪的话。

“四人帮”垮台第二年初，系里派我去阎良红安公司，为技术人员举办英语培训班，班上有一学员恰与潘师傅同一车间，说老潘刚从师大回来，给班组工人吹，他进驻师大那会儿，是一生最得意的时候：“往教授队伍跟前一站，哼！叫他的立正，莫人敢稍息！”某天午饭，食堂里人头攒动，瞥见潘师傅举着饭盒，拼命挤向窗口，把胳膊伸进窗口，打一份饭，吆喝着往外挤，撞到我跟前。我招呼一声：“潘师傅！”他愣了片刻，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

四、开门办学

陕西师大在灞桥、周至及泾阳分别开办三处农场，每逢夏收及秋收，立即停课，驱遣“工农兵”学员去劳动，短则两周，长则一月。“开门办学”之风兴起，农场便成为办学基地，农场有活，随叫随干，没有活路，开班授课。

1973年春，我们又开到泾阳农场“办学”，所用教材，全靠江老师打字，我负责油印。上午光线正好，老师坐在土坯房门口，一边抽烟，一边快速敲打键钮，瞬间一行到头，“叮”地一响，回车再打。打完一页，从滚筒取下蜡纸，交我油印。后来，我也学打字，常帮老师打印教材。一次，某农工见我夜间打字，连夜报告场方，说我往台湾发报，闹出一场笑话。

按照课表，上午授课，下午劳动。某日，上午刚开课，场长就急敲窗户，叫嚷“卸砖了！卸砖了！”我们连忙出去，从拖拉机上卸砖。忙罢，进了土坯房教室，还未喘过气，他又来敲窗：“要下雨了！快收粮。”江老师对此类干扰大为不满，与工宣队师傅吵了一架。我们天天如此大干，工宣队师傅还嫌办学“门开得窄”，于是，让我们打起背包，渡过泾河，开进对岸的礼泉县烽火大队，与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烽火人民公社与全国劳模王保京，赫赫有名。1955年，王宝京头扎“豹子头白毛巾”，与毛泽东合影，广为流传。所以，我们刚到烽火大队，还有些激动。村口粉墙上，涂着鲜红的标语：“日战大寨田，夜战新农村。”头天干活，我们就领会了豪言的意味。

天刚破晓，早饭尚未吃完，村口的大喇叭就响起，老乡放下碗就走，我赶紧拿个馍，一边强咽，一边扛起铁锨去战天斗地。一天拼命劳作，累得如断了脊梁，收工时天色已晚，回来瘫在炕上，又饿又乏，房东叫吃饭，勉强起身去堂屋。谁知刚吃几口，大喇叭又叫嚣起来，催着去夜战，老乡放下碗就走，我将汤一口而尽，赶紧出发。地头拉起电灯，社员们干得热火。我喝了一肚子稀汤，无论是蹲着除草，还是拉架子车往地头送肥，都使不上劲，咬牙撑到半夜才收工。第二天早晨，我问房东：“天天这么干？”他哼了一声说：“庄稼人嘛！”

在烽火大队干活，劳动强度远超上山下乡时。那会儿，苦干半响，还能歇息，这时，我为了表现，毫不惜力，拼着命地干，以为不如此，不足以“狠斗私字一闪念”，不足以“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自1974年初，情势诡谲，乱象丛生。教育界在“反右倾回潮”中，掀起学习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的高潮，什么“开门办学”、“社来社去”、“三上三下”1，不一而足。此门一开，学校教学秩序大乱，纷纷关门停学，去乡野，去厂矿，去军营，和工农兵一起“批儒评法”。

4月初，外语系工宣队再度“开门”，将全系拉到西郊高压电瓷厂办学。该厂是五十年代初，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主要生产高压电瓷。我们住进一栋尚未竣工的红砖简易楼，分男女宿舍，水泥地上打通铺。每天一大早，系电教室架设小喇叭，准时放起音乐，师生们爬起，洗漱完毕，列队走向厂区，早饭后，领劳动布工装，下到各车间。我们三个同学，因身体条件好，与江老师一起分到制泥车间。

所谓制泥，就是将生产高压电磁的物料球磨、搅拌、榨泥，然后传到粗练机，经人工切成泥棒。我们穿工装，系围裙，站在粗练机旁，将切割的泥棒搬到叉车上。一条泥棒，掂起来约一袋面的分量，一天下来，少说也得搬运成吨的泥棒，下班后，胳膊酸疼。那些年，自己一直干着苦力，倒不觉苦，唯痛惜时光流逝，而所学浅薄。

休息期间，我们坐在工人堆中，听他们议论。工人们质朴而率真，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头，说起话来，毫无顾忌，咒骂“极左”，影射江青，我们听着，也不敢插嘴。归途，某学员对我说：“我看工人也挺反动！”他出身“贫农”，对党感情很深。

五、祸从口出

西晋人傅玄有言：“情莫多妄，口莫多言。病从口入，患自口出。心与口谋，安危之源。”（《口铭》）愚如我者，在“吃饭大学”这个是非之地，却忘了乡贤的告诫，险些招祸。

197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南京大学钟姓学员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说钟某下乡三个月就“走后门”入伍，旋即又“走后门”入学，一时舆论沸腾，各地大批“走后门”。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干扰了他的战略部署：“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接着中央发文，传达最高指示：“从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

听了传达，我大为反感，与同学议论时冲口而出：“这是什么话？黑白颠倒嘛！什么都一人说了算？”立马有人密报工宣队。第二天下午，工宣队指派小张师傅找我谈话。那一学期，工宣队轮换，小张师傅刚进校园，工人本色犹存。他客气地让我坐下，然后掏出小本，来回翻了几页，红着脸说：“听同学反映，你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黑白不分？”我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就矢口否认：“我没说这话。”他一愣，我接着说：“我只是对‘走后门’现象不满，说了句气话。”他放下小本，来回搓手，吞吐着说：“没没说就好。”送我到门口，他犹豫片刻，郑重地说：“以后说话得注意！”我能体会他的好意，几十年过去了，也未忘记那憨厚的模样。

某天，我与同学在宿舍闲聊，聊着聊着，话头扯到林彪，以及叶群任林办主任。一位农家子弟说：“毛主席最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毛办主任。”我说：“既然如此，为何让江青进政治局？她算......” 后边的“老几？”没敢说出。那年，江青在毛泽东的授意下，炮制《林彪与孔孟之道》，借批“周公”影射周总理，鼓吹“女皇”当权，家天下的野心昭著。我对江青的恶行极为不满，忘了古训，还对“样板戏”大发议论。

隔几天晚饭后，张中惠老师找我谈话。我们散步到篮球场南侧，蹲在沙坑边，此时，夜幕降临。他点燃纸烟，先从我祖父说起：“五几年那会儿，省上开会见过你爷，老汉比你魁梧。一把大胡子，威风得很。”他问了我家的境况，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英文学得不错，毕业后争取留校，但你要注意，说话别给人留下话把儿。有同学反映，说你总在下面议论中央首长，告到工宣队那里。总支开会，我说让我找他谈谈。”他猛吸几口纸烟，烟头闪烁，映着紧锁的眉头：“这话还敢在外头说？若在‘一打三反’那会儿，就你这一句话，就打成现行！”那晚，张老师对我的教育，让我铭记至今。

张老师一人在师大工作，师母和孩子都在长安县乡下，听说师母久病，身后欠下不少债务。老师为还债，缩衣啬食，直到遽尔离世。常言道：仁者寿，我却不以为然。

从此，无论开会发言，还是私下闲聊，我都戴上假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时，面对多年的朋友，也不敢尽情一吐。

六、本命年

1975（乙卯）年，按传统习俗，是属兔人的本命年。我发愿尽快从业，为母亲分忧。自父亲去世，家里主要靠母亲的薪水过活，幸有秦皇岛的大姨不时接济。

有一段时间，家里急需用钱，靠典卖家中残存旧书，还有新疆地毯和家当度日。一次，我在过道阁楼检出一摞地方志，夹着去南院门古旧书店。当值的店员翻看一下，就进去叫来老师傅。老师傅一看，便问书从哪里获得，我说是家藏图书，他瞟我一眼，我很惭愧，有不肖子孙的感觉。老师傅说：“家里还有什么古书，拿来估个好价。”此后，我又陆续卖掉一些旧书。

某周末，我从学校返家，进了倒座房里屋，见姥姥身披棉袄，瑟瑟地拥被靠在床头，咳嗽不止，母亲坐在一旁，拇指与食指间夹着一支烟，不时吸一口，呛得咳嗽。外屋堆满红薯，火炉上坐一口铝锅，里面蒸满红薯。有一段时间，全家人成天吃红薯，吃得胃里直冒酸水。那凄怆情景，偶一回想，犹历历在心。家境困顿，我急于毕业并就业。

是年初，重返政坛的邓小平大力整顿各个领域，明确提出教育部门“要后继有人。”因此，学校留人不仅考虑“红”，还须注重“专”。这一运势，客观上为我留校创造了条件。江老师和张老师反复叮嘱我，谨言慎行，别授人以柄，被人咬下。因为，临近毕业，“工农兵”学员为留校，个个跟乌眼鸡似的，玩起阳谋和阴谋，大家都经历“文革”，运用此类手段，娴熟之极。一时，校园谣传四起，人事纷扰。那时，我倒坦然，一心想的，还是早日工作，至于留校与否，反倒无所谓了。

早春时节，系里决定我们去虢镇宝鸡县师范学校教学实习。全班开拔之前，我与江冰华师、夏维阳师先行，搭乘闷罐车，将随身携带的报纸拿出，检查一下未印毛主席像，就铺上盘腿一坐。抵达虢镇车站时，双腿全麻。站台上全是甘肃难民，面露饥色，手持扁担麻绳，黑压压站了一片。

出了车站，镇上一片萧条，去饭馆吃碗臊子面，花二两粮票，一角二分，端上的面清汤寡水，漂着几朵油花。实习开始，在寄宿的师范学校食堂吃饭，早饭喝稀苞谷粥，午饭是馒头加菠菜豆腐汤，晚饭为白面条加点辣子，一点油水没有。吃了一周，大家叫苦连天。工宣队顾师傅听了很不高兴，说：“和解放前劳苦大众相比，和世界上三分之二身处水深火热的人民相比，我们的日子简直是在天上。”某日，江老师说镇上有一泡馍馆，便领着我们去打牙祭。四两粮票，一角五分，一碗泡馍端来，碎馍上放两三片薄肉，清汤上漂点儿油花。

顾师傅成天阴着脸，监视学员们的一言一行，稍有时间，就组织“批儒评法”，分派我们去附近生产队了解“运动”情况，一人写一份“批儒评法”调查报告。某日，我们几人去镇边的生产大队调查，大队长极不耐烦：“忙活呢，莫工夫搞运动。”挥手叫来一个农民应付我们，我们围着人家提问，我远远地看见，大队长在一旁怒目而视，

实习结束不久，分配方案公布了。我留校最具争议，几个“工农兵”学员向校方反映，说我“思想极右，肆意攻击‘文革’和中央首长。”某老师愤言：“成小秦反动之极，这样的人怎能留校？”因查无实据，校、系领导和江老师坚决保我，最终留校教书。

分配再晚几个月，我可能难以留下，因为到了八月中旬，政治风向突变，毛泽东借批判《水浒》，将矛头直指周总理与邓小平等改革派，中国进入黎明前的黑暗，政治压迫日甚一日。

七、师恩

1972年暮春入校时，政治气氛虽诡谲，让人还能喘息片刻，再往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我深感茫然之时，幸遇王有勤师和江冰华师。他们待我如子侄，帮我砥砺心性，增长学识，教我在蒙昧中不再自欺。

在欢迎首届“工农兵”学员会上，我注意到，一位老师与众不同，其貌不扬，一头花白乱发，面黧黑，长着赘疣，身穿泛白的蓝咔叽中山装，皱皱巴巴的，坐在衣冠整洁的教师中，实在显眼。从会议开始至终，他一直昂头吸烟。

后来，我得知老师姓王名有勤，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据说，当年，王老师在学校颇具才名，脾气也大。1940年代末，物价飞涨，他在西安某中学教书，校方常欠薪水，一次，王老师上半节课，就宣布下课：“按学校支给的薪水，教你们三分之一就尽够了。”

外文系草创之际，英文老师不多，加上手头缺少词典和教材，学员遇到生词和语法问题，常去教研室求解。某天，我读到一个长句，结构复杂，久思不得其解，就去教研室请益，从门外探头一看，王老师抽着烟，翻看《参考消息》，于是轻敲房门两下，然后进去，双手将书捧上：“老师，有个句子看不懂，请......”王老师瞥了一眼，冷冷地说：“我不懂！”我一愣，收起书往外走，刚到门口，听见他说：“拿来！拿来！”他接过书，略一过目，便解析句子，还从抽屉拿出一张纸，随手写出类似句型，让我用心看。讲解完毕，老师叮咛一句：“我看你还好学，有问题就来吧，”

日久，他得知我的身世，有天下午，在走廊遇到我，将我召进教研室，笑着说：“你爷是咱陕西的绅耆呀。老先生有骨气。你好好学！别跟那伙人耽误工夫！”我们日渐熟悉后，某日，他提起“那伙人”大发牢骚：“工农兵大学生？小学生嘛！还‘上、管、改’？胡闹！”

1973年，校园掀起大批“师道尊严”的妖风，工宣队号召学员“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于是乎，评教评学会上，某些学员对老师肆意评判，批得老师们惶然不安。王老师对此大为不满，怒斥：“师道尊严不讲了，欺师灭祖！”

王老师上课，偶尔过了钟点，才蹒跚而来，将一迭交叉捆扎的中药包放在讲台上，微微欠身致歉，就拿根粉笔，边写例句边讲授，下课铃一响，拍拍身上的粉笔末，提上中药包就走。后来，我们才知，师母久病在床，全靠老师服侍，两个儿子也需他操心，一介寒素，又不善家务，苦状可想而知。

王老师讲课，手无片纸，所举范例，往往脱口而出，随手板书，看似复杂的语法，他三言两语就讲得透彻。有时，他讲到兴头，还会说些逸闻趣事。一次，他说起中国人学英文，认为“精通英文的，当属辜鸿铭先生。”我当时蒙昧，不知辜鸿铭为何人。只听他说：“老先生是大儒，懂多国语言，英文最佳。一次，老先生坐在六国饭店大堂，头戴瓜皮帽，身穿绸马褂，端一水烟在抽。这时，过来两个洋人，一个上前，轻蔑地问：What -nese are you? Chinese or Japanese?’老先生放下水烟，回敬道：‘What -keys are you? Donkey or monkey?’洋人自取其辱。一打听，才知他是著名的Tomson”说罢，老师露出少见的笑容。课后，有人向工宣队告状，说王老师上课迟到，课上放毒。为此，王老师挨了工宣队师傅一通批，从此讲课不再即兴发挥。

我留校教书后，常得老师亲炙，从板书规范，到精选例句，都详加指点。那时，每逢周三下午，系里必有政治学习。大家围坐一圈，先念“最高指示”，再读“两报一刊”，然后组织讨论，极左的争先发言，其他人被迫表态。此时，惟见王老师昂头吸烟，一脸的鄙夷不屑。工宣队师傅点名发言，他就说：“我没啥说的。”

全系学工。王有勤老师（一排左三）；陆华珊老师（二排左四）

一天，我在教研室打字，忽然，两个学生架着王老师进来。只见老师垂着头，面色苍白，我和陆华珊老师赶紧上前，扶老师坐下，忙问学生怎么回事。学生说，王老师讲课时有些晃，像要昏倒。我给老师倒杯开水，他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没事，早上没吃东西。”歇了一会，老师说：“麻烦你们把我送回去。”我和陆老师就左右搀着他，慢慢往家属区走。架着他的臂膀，只觉瘦骨如柴，抖得厉害。旧布中山装袖口，满是烟灰烧痕。他的家住在平房区，庭院碎砖铺地，遍生青苔。走到一溜平房东侧，老师说到了，摸出钥匙，哆嗦着打开房门，屋里阴暗，弥漫着烟味，书籍与锅碗瓢盘，凌乱一片。老师说：“屋子乱，我就不留你们了。”我随陆老师出来，带上门，不禁心生悲酸。

七十年代末，我在英国留学期间，接友人来信，说有勤师1978年末即病倒，沉屙在身，自知不豫，亟盼住进楼房，常让儿子搀着，去工地看教工楼起到哪层，谁知，楼未竣工，老师便归道山。悲夫！

受业于江冰华师，在入学次年。那时，我们仍懵然无知，就升入二年级，听说江老师任课，同学都很期待，因为，江老师在系里名声最大，曾为周总理和毛主席翻译。

开学第一课，江老师拎公文包步入教室，身着栗色华达呢中山装，笔挺而庄重，前额开阔，一副深度眼镜，目光专注，两颊峻削，刮得泛青。这一亮相，给我印象至深，后来，读了温源宁先生的Wu Mi，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吴宓，学者与君子），恍然觉得，江老师的相貌，乃至耿直的秉性，颇似乡贤吴宓教授。

据老师说，抗战胜利后，他考入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学习英文。那时，他和同学常读《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祖父成柏仁任报社社长），深受影响。国民党当局禁止报纸发行，他们就用包袱皮将报纸包裹，相互传阅。此后，他参加学运，并于1947年初加入共产党，同年，转入华北学院英文系学习，1948年初，随军南下，先后在南京、广州、海口军管会外事处工作，1957年底，奉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对外部阿拉伯语组组长。

从江老师资历看，是共产党培养的红色外事干部，前途看好。讵料“文革”爆发，广播事业局造反派将丁一岚（邓拓夫人）打成“走资派”。当时，江老师在丁局长手下工作，已近十年。造反派威逼江老师揭发丁一岚，他坚决不从，结果，惨遭批斗，成天坐在办公楼黑过道写检讨。

其时，师母在家乡生产队任妇女队长，厚道而干练，听说江老师在北京受难，知他性格刚烈，怕有三长两短，连忙从泾阳赶到北京。她见到老师，开导说：“老江呀，北京干不成，咱回家种地去，千万别想不开。”后来，老师多次给我提及此事，对糟糠之妻的感激，溢于言表。其实，老师也盼着早日返乡，在外工作近二十年，期间，老伴在家务农，服侍二老，带大三个男孩。拖至1972年初，老师才办妥调动手续，来陕西师大教书。

1973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大肆宣传“白卷英雄”张铁生，并假借懵懂女童黄帅之口，大批“师道尊严”。一时间，校园纷扰，“工农兵”学员纷纷利用评教评学会，刁难并批判老师。班上有两三学员，因不满江老师在作文本上打叉，频频告状，并挑拨同学，在课堂上为难老师。

一天上课，江老师提问某学员，一连三问，该学员拒不回答，老师愤然：“不愿听我的课，可以走。”该学员拿起课本，含怒离去。顿时，系里舆情汹汹，批判矛头直指江老师，但老师不为所动，拒绝检讨。他出身好，老党员，不像其他“臭老九”，惧怕工宣队和“工农兵”学员。但校园气氛如此，也让老师有归田愿，赋诗：“生来本是田舍郎，今日更爱泥土香。”

临近期末，某些学员困而不学，在工宣队挑唆下，喧嚣“取消考试”。系领导怕学员闹事，遂宣布“开卷”考试。所谓“开卷”，就是公然抄袭。我身为班长，对这一做法异常气愤，决意罢考。江老师把我叫到宿舍，严厉批评：“工宣队‘左’，你也跟着‘左’？”

在西安高压电瓷厂“开门办学”期间，未学一句外文，学的是《毛主席语录》，还有孔孟语录，仅供批判。一天晚饭之后，工宣队师傅针对学员刚学几句英文，“就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模糊了，”组织学习讨论《别了，司徒雷登》。散会后，江老师对我说：“司徒雷登并非‘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他一直留在南京，与我方接触。临走那天，我为他办完离境手续，他临登飞机，转身向我们深鞠一躬。”江老师边吸烟，边回忆：“谁知，隔了二十多年，中美又接触了。”1949年夏秋，江老师在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担任黄华的随员。

后来，我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在第十三章，司徒雷登对他离开南京仅一笔带过：1949年8月2日，我终于搭乘使馆一架破旧的小型飞机，飞离南京，返回华盛顿。

1974年4月，西安高压电磁厂，后排左起：江老师、我与工友

1976年，“文革”苟延至第十个年头，民生凋敝，奸宄当道。元旦，“两报一刊”循例发表社论，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妄言：“看吧，‘到处莺歌燕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头版还刊登毛泽东“文革”前夕所写的两首词，其中，“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用语恣肆，殊不可解。

元月9日早，我晨练后回宿舍读书，校园大喇叭播放“新闻联播”。突然，哀乐响起，我连忙推开窗户，晨风冷浸，传来夏青低沉而悲伤的播报：“周恩来总理于1月8 日9 时57 分逝世。”我伫立风中，泪水盈眶，静静地听完讣告，擦干眼泪，去找江老师。

老师问清是我，才开了门，他正收听“美国之音”，眼圈红红的。他告诉我外电对中国政局的分析，忧心忡忡地说：“总理先于主席走了，恐怕没人能收拾‘上海帮’了。”我说：“主席看来身体也不行了。”前不久，观看新闻纪录片，毛泽东老迈龙钟，接见菲律宾独裁夫人伊梅尔达，全然失态。老师说：“现在一报导主席，都说‘神采奕奕，健步走上主席台。’1965年，我见到主席时，老人家坐在那里，已气喘吁吁。会见完毕，广播事业局副局长金照再三叮咛，在外面千万别提主席的健康。”

江老师为毛泽东翻译

据老师说，1965年6月某日，周总理接见坦桑尼亚专家穆罕默德·阿里，他担任翻译。主宾晤谈甚欢，总理开怀大笑，江老师也跟着笑，总理回头批评：“你笑什么？注意听外宾说什么。”两天之后，毛泽东接见穆罕默德·阿里，老师再度担任翻译。毛一边吸烟，一边谈笑，老师听不懂湖南话，由金照转述，再译为英文。会见结束，毛送客人到门口，挥手告别后，突然转身问江老师：“刚才他讲什么语？”老师愕然，因为，以前听说主席学习英语如何刻苦，晚上常在路灯下朗读英语。

3月8日午后，吉林地区突降陨石雨。报载，陨石雨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一时，人心惶惶，谣诼四起。小时读《三国》，知将星坠地，必有贤人将去。后读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又知“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此虽小说家言，不足为信，但1976年，我们经历了，见证了这些天象，至今迷惑不解。

3月25日，“四人帮”的喉舌《文汇报》刊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叫嚣“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矛头直指周总理。此言一出，举国愤怒，抗议浪潮终于兴起，愈兴愈猛，至4月4日清明时节，形成高潮。

当日，天安门广场花圈如海，群情激愤……。其中，“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一吐国人的心声，对我产生的震撼，至今不忘。想当年，我与江老师坐在斗室，吟咏这一壮语，痛快之极。御用文人决定广播这段文字时，哪里知道，其杀伤力，一如毛泽东决定公布林彪的《“57l工程”纪要》，反而使蒙昧的国人醒觉。

5月29日，西南边陲连续发生两次强震，震级超过7.3级。7月6日，哀乐再次响起，中国红军之父朱德与世长辞。那个初夏，我从图书馆借出Agnes Smedley（史沫特莱）著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伟大的道路——朱德传》），正读第四章“探索”，忽闻朱老总离世，悲伤之余，深感忧心。国之砥柱倾倒，而窃国者弹冠相庆，将来如何是好？

1976年7月下旬，一放暑假，我赴京探亲，一天，去大姑家，聊起籍籍无名的华国锋，大姑说：“真没想到，华一跃成为二号人物。”接着小声说：“1945年，你姑父在晋绥分局任副书记，华是交城县委书记，考察干部时，你姑父在小本本记下：华工作积极，但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现在人家成了国家领导人，我赶紧把那页撕毁。”

27日，去动物园游玩半日，晚间酣睡，至28日凌晨，突被强震惊醒，朦胧中，只见窗外异光爆闪，拉灯一看，屋里家具猛烈摇晃。我顺手抓起床头的裤子，试图站起，但又摔倒，碰向床沿。等强震过去，才开门跑出，黑暗中，人们惊呼：“地震了！”我跟着众人急急下楼，出去一看，整栋楼仍在晃动，显出裂缝，楼顶的烟囱摆动幅度更大。夜空泛红，顷刻间大雨滂沱，感到天要塌下。

在北京呆不下去，匆匆逃回西安。古城也是人心惶惶，流言传播最广的，竟是天下无道久矣，必遭天谴。开学不久，8月16日晚十点多，我正在宿舍夜读，忽觉楼层晃动，以为幻觉，听到楼道骚动声起，才知地震了。我刚经历过地震，便从容穿上衣裤，从三楼走下。一出楼门，但见男女喧嚣，裤头背心，身披被单，个个狼狈不堪。稍后消息传来，四川松潘、平武一带发生地震，震级里氏7.2级。不到一周，连续发生群震型大震。

整个8月，党的媒体天天叫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校方紧跟，不时传达红头文件：“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那些天，白天劳累一天，晚上随时防震，一惊一乍，闹得人疲惫不堪。某晚，小偷潜入学生宿舍，盗窃中被人发现。小偷窜逃，大喝一声：“地震了！”顿时，各楼大乱，师生纷纷出逃，某学生情急，竟从窗户跳出，将腿摔断。

最紧张的几天，我搬进江老师的宿舍。老师因失眠严重，每晚服用安眠片，才能入睡。我担心，万一发生地震，怕老师无法及时逃出。老师的宿舍位于三层小楼的一楼，晚上，我将窗户敞开，床板一头儿架在窗框，一头儿搭在桌上，一有情况，即可迅速跳出。三伏天中，我与老师常夜不能寐，就偷听敌台，纵论天下至深夜。

9月9日，中午时分，获知下午四点将有重大新闻。我预感毛泽东大限已到，急忙去见江老师，老师曾在党报和广播事业局工作有年，熟知党内的宣传手法。我们分析，如此规格，惟毛泽东独享。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等待。下午四点整，哀乐响起，沉痛之声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去世了。

许久，我俩都沉默着。老师拼命吸烟，我则百感交集。校园气氛压抑，大家都显得沉痛而茫然。校方与各系设立灵堂，挂上毛泽东画像，饰以黑纱或白花，供师生致哀。系教工哀思会上，老师们纷纷倾述哀思，某极左分子咬牙切齿地发誓：“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引得众人侧目。

14日，姚文元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发表一篇奇文，题为《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原来，1853年3月底，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四、五两月，江苏连发地震。“天王”洪秀全非但不下罪己诏，反而大无畏地颁旨《地震诏》：“万样＊爷六日造，同时今日好诛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任逍遥。”这道蛊惑人心的顺口溜，经“四人帮”御用文人诠释，便成为“旧世界的‘声讨书’、新世界的‘宣言书’，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哪知二十天后，不期竟成谶语。

18日，学校将礼堂设为灵堂，全体师生肃立，收听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实况。华国锋念悼词时，礼堂内外哭声一片，站在前排的74级某女学员，如泣如述：“毛主席呀！毛主席！您老人家不在了，谁来领导我们继续革命？”我垂着头，长舒一口气，有解脱之感。

1976年，我在陕西师大图书馆前

那几周实在难熬，大家似在等待，但等待什么，谁也说不清。10月8日晚十一点多，我正读鲁迅的《朝花夕拾》，忽听急急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江老师。他一进屋就将门关上，神情亢奋地说：“刚收听NHK，说江青和‘上海帮’被抓！”我马上跟着老师，到他宿舍继续收听。乍闻这一消息，将信将疑。我们凑近收音机，侧耳细听，美国之音和BBC都报导：毛的遗孀和激进派已遭软禁，北京附近军队异动。

江老师陡然起身，从书架下层拿出一瓶二锅头，在破桌边沿磕开盖子，拿出两个玻璃杯，先给自己倒半杯，又给我倒半杯，说：“这个妖孽，祸国殃民！想不到主席刚去世，就有了报应！来！喝！”他仰头一饮而尽，又给自己斟满一杯。我端起酒杯，痛饮一口，但觉辛烈冲口，淋漓无比。我们边饮边谈，直到夜半。

等我返回宿舍，躺在床上，“文革”往事历历，恍如眼前。从1971年初，我就期盼有一天，破毁这令人窒息的“铁屋”。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突然！辗转反侧，不觉东方既白。

1980年代中期，我与冰华师分手，无论在外地或外域，常通过电话或信函问候老师。九十年代初，我返回西安，去师大看望老师，见陋室里用的仍是早年师大配给的旧家具。老师离休早，离休金太少，还零星带点课，补贴家用，而师母为减轻家庭负担，年近八十，还在凌晨挥着扫帚，在家属区打扫卫生，挣钱补贴家用。

2008年春节，我返回西安，听同学说老师从泾阳返回，住西医一院。他因小脑萎缩，时常意识不清，性情大变。我连忙约上几位同学，去探望老师。一进病房，就见老师形容枯槁，白发萧萧，陷在白色的枕头里。我凑近老师耳畔，轻声说：“江老师，我是小秦。”老师迷茫地望着，龇着假牙急急地说：“快！快！学生迫害我呢！”我心头一沉，知道老师心已迷乱。师母走近，拉住我的手说：“小秦，你江老师可把我苦咋了！”同学围着病床问候，我走出病房，站在走廊，心情沉痛极了，听见老师高声咒骂，恍然想起往事，难道老师在生命奄忽之际，仍没忘记“文革”中学生辱师？

我离开西安不足两月，一天，去经贸大授课途中，忽接老师家人电话，说江老师走了，那天正在开追悼会。其时，我远在千里之外，曾沐教泽，却无法与老师作别，至今引以为憾。

回念“文革”中求学，苦涩多于怀念，惟有师恩，没世难忘。

注释：

1）“文革”中，毛远新把持辽宁省，极力摧残教育，1973年，炮制所谓“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为祸犹烈。该院招收工农兵学员后，实行“开门办学”，批判“三脱离”，废除全日制，删砍文化课，组织小分队，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方法，并实行“社来社去”的招生、分配办法。具体做法是“党委就抓主课”（“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和会战（全院性每年两次突击性劳动），“业务由系里去管”。每年分段组织回队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在校学习，称为“三上三下”。

2022年5月修改

成小秦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