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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厚辰 看理想 2022-04-21 13:26）
上海封城马上要整一个月了，人们的愤怒因为长久折磨，在麻木中走向平歇。这没什么可苛责的，维持长久的关注和愤怒是个需要磨练的本事。而人的适应性是不必低估的。
在外部世界无法改变之时，适应不是坏事，毕竟苦大仇深并非生活的目的，能够维持平静也需要了不起的心境。
过去的文章，我一直在凸显上海社会的活力，防疫的窘境激发出来的责任、承担和温情。不过随着人们的适应与平歇，我不得不展现这种习惯与适应的代价，上海现在的另一面。
随着时间过去，人们恐惧又埋怨、互相猜忌和责备。邻里关系拉近不仅有温情，也有尖刺和伤害。防疫时间再长也是一时，但邻里关系却不得不长久碰撞。
我们得想办法，让上海不要被恐惧与猜忌吞噬。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时间消磨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耐心，而对于再次进入14天高压封禁循环的厌恶，和可能即将解除封禁的期盼，都在逼迫人们将当前的困境迁怒于“不听话”的邻居。
而长期无法正常工作和收入的缺乏，也让团购与小区内的物资互换，增添了一分算计的色彩。团购物资是否足够便宜，团长是否在其中牟利，物资互换公平吗？有的人是不是拿得多给予得少，也成为最近很多争执的来源。
这仅仅是最近爆发出来争端的沧海一粟，时间越久，这样的矛盾就会越多。讽刺的是，现在人情冷暖，大家彼此扶持的，反而是条件较好的方舱，真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
不过我当然不想把一切矛盾的都归因于“经济原因”，细细探究这些矛盾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尝试摆脱，不让一地残破成为防疫遗产的唯一方法。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足不出户”政策，这是最多矛盾发生的场景之一。不管是遛狗的，遛小孩儿的，自己散步的，晾晒衣物的，都可能成为小区内千夫所指的对象。
想出此政策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下楼出门是个“刚需”，尤其对于老人、小孩和宠物。我不知有多少上海家长在防疫期间恐怕第一次出手打自己的小孩，网课加无法出门对一个孩子的精神是一种极高的压抑，在防疫最紧张的时期，小区里每天是此起彼伏孩子的哭声和尖叫声。
而很多宠物的习惯让它们根本无法在家便溺，以至憋到腹痛在家呜咽。
这是决不可能被严格执行的要求。事实上，下楼走到户外导致的染疫风险，近似一种“交感巫术”。户外空气是危险的，而人站在户外，因而产生了危险。
在这里丝毫不是指责任何市民，指责他们考虑不够周全，不够尊重科学，不能严格推论评估下楼与户外不严格佩戴口罩的风险。在这里，交感巫术由命令作为中介。
随着防疫时间越来越长，而小区内阳性病例不断增加，居民如惊弓之鸟，他们对危险的焦虑是弥散性的，任何要求都会为他们的焦虑增添一个投射的方向。这在禁止小区团购，团购会带来物传人风险上再次爆发。小区内分为“团购派”与“终止派”，他们在微信群激烈辩论争执。
不过大概都是“团购派”最终胜利，因为人终究是要吃饭的，全面停止团购，这也是一个仅仅能够引发争执，而不可能被执行的要求。这样的要求随加码越来越多。
上海颁布区分三类不同小区的政策，虽然大多数“自由小区”遭遇“提级管控”，而“封控区”又因为第一部分讲到的原因并未严格落实“足不出户”，大家相向而行，什么小区都是“管控区”。
但至少“防范区”名头出现，成为居民追逐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要求却高得惊人，需要在14天内没有一例阳性确诊病例，而不管多长时间，只要出现一例阳性确诊病例。一个“自由小区”即被打入“封控”，经历高压的“永恒轮回”。
而很多地方再次给出补充政策加码，即小区内阳性确诊病例若还未被接走，甚至会影响不仅仅是小区，而是整条街道的三类区分。一个人，将影响上万人的自由。
结果可想而知，邻居开始在小区群中互相询问，找出这个阳性的害群之马，随后大家一起报警，希望赶紧将此人驱赶。
这一幕在无数小区发生了无数次，就在两周之前，被人们转发的是一份上海的公约，里面提到“不歧视任何阳性邻居，并形成一致居家隔离的共识”。这份共识被快速抛弃和遗忘。
一点点游戏规则的改变，居民们就难免惶恐、恐慌，甚至撕下文明的面具。只要是一例阳性病例与全区的自由与否挂钩，此人遭遇激烈网暴的可能性就很高。就像无数次在网上被揭露的城市0号病人那样，这不是个预言，而仅仅是一再上演的残酷经验。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这种一人拖累千万人的局面中，不是一人真让千万人产生染疫风险，即便Omicron毒株也还未有如此高的传染性，但防疫的蔓延却以最高的速度覆盖，远远快过病毒。人们在此恐惧和避之不及的不是疫病，而是防疫本身。
其实这种“连坐”制度毫无必要，依照当下行政资源，做到按“楼栋”为单元进行管理（实际上很多区就是这样做的，即之前所谓“精准防控”），甚至落实到“户”进行管理都完全可能。这种过高的连带责任并非染疫者本人的意愿，也非疫病本身的传播特点。而仅仅在于“一刀切”的精准程度，和利用连带责任向染疫者施压的动机。
这完全是一种规则制造的矛盾。
在读到上面“精确到户”管理时，你可能心里咯噔一下，认为邻里之间难道不会互相感染吗？
是的，这也发生了，很多小区一旦锁定阳性住户，除了逼迫其快速被转运，还要求其关好门窗，切不可私自开窗，免得“气溶胶”传播。
当然更显著的是在小区内征用学校建立隔离点，或是在小区周边征用酒店建立隔离点时爆发的巨大冲突。人们担心阳性病人聚集，随风带来“气溶胶”病毒。
“物传人”“气溶胶传播”的案例被广泛传播，但却一直对核酸检测时造成的交叉感染讳莫如深，这也加剧了小区内对于一直出现新阳性病例的猜忌和恐惧。
人们考虑一阵风从窗口吹来病毒，考虑从下水道飘来，从小区抽油烟机管道飘来的病毒。考虑外卖团购包装上，包装内的病毒。
这种无孔不入的感染风险猜测，化作对与其相关的人的猜忌，不管是邻居、志愿者、医护人员，还是快递。
到这两日为了阻断外卖送货时的感染，很多小区为每个来送货的外卖人员做抗原测试。因此很多外卖人员一天做十几次抗原，直到流鼻血的地步。
人们对病毒传播的过程越恐惧，越未知，越觉得危险无处不在，而防疫代价越大。他们彼此的猜忌就会越强，对彼此施加的压力和恐惧也就越多。
这两天爆发了新的冲突，即小区内进行冰淇淋等“奢侈品”团购带来的争议，很多人认为情势特殊，不应该团购冰淇淋、饮料、咖啡等“非必需品”。
指控他们既可能侵占必需品的运输空间，又认为过多团购可能导致染疫风险，维持生活质量成为了一种“小资的罪恶”。诚然，当有人依然挨饿，而食用冰激凌会导致饥饿延续时，这确有一种“朱门酒肉臭”的感觉。
因此，这里需要拷问的反而不是团购冰激凌到底占用了多少宝贵的运力空间，而是谁在此加剧了这种公正的对立。一座物资丰沛的城市何以至此？紧急的状态由谁造成？冰激凌与大米的对立，是真实的对立，还是一种符号对立？
想吃一口冰激凌在什么情况下是“失德”的，又是谁把众人逼入了如此特殊的状态？在任何一个紧急的时刻，在人们焦虑忧心的时刻，他们也容易对“公正”问题投入更多敏感。这却往往容易被用于焦点的转嫁，人们在公正中陷入过去的“思维定势”，将视野投入“国难财”的问题，投入“冰激凌与大米”的冲突。
带走人们的安全感，他们就会因为公正的忧虑算计而彼此争斗起来。
在我了解的情况中，最近几日上海也在爆发大规模的“团长”离职潮。就在一周前，人们还在高声歌颂团长们，他们的努力几乎喂饱了所有人，但一周后情况不同了。
如果你了解很多团长的处境，就明白这真是一件苦差事。在严苛的物资消毒与发放流程中，每到一批物资，发放时间以小时记。这样一种非精确的物资供应，难免有漏件的情况产生，小区内的错拿或少数偷拿的情况，物品质量带来的争议，团购失败带来的失望和沮丧。
这一切都日复一日的压在团长身上，对团长的歌颂与感恩快速退去，而团购环境任何纠纷和体验的瑕疵，却都转化为对团长的埋怨，因为团长是这个压力唯一的出口。
身为团长，为小区服务的精神和新鲜感也快速退去，而事务性的压力是很消磨的，大多团长做这件事纯为公益，甚至还自己贴进运输费用。而以此牟利的，便更承受“国难财”的指责。因此很多团长难以再承受此负担，纷纷卸下重担。
一点点道德浪漫主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被文章和短视频激发的感恩之情也是速朽的。被山呼海啸的道德催出的“奉献”，最后沦为矛盾的温床，因其难以持续。
就在城市以如此多样的方式分崩离析的时候，许多居民们没有学会如何面对矛盾，面对猜忌。
因此在很多小区群中，面临抱怨和矛盾的提出和化解，占据主流的回应方式是粗暴的“息事宁人”，小区群中充斥着言辞的禁令与自我审查。对矛盾的探究和宣扬被当作“负能量”而被压抑。
居民们有样学样，操着一套政治性的言辞律令，熟练应和，应对着那些“提出问题的人”。
这不过在酝酿着更大的矛盾，与居民间真正的撕裂。
这是一幕幕城市崩解的浮世绘。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确实有很多温暖人心的互助与自救，但我们也不能对这些不断蔓延的矛盾视而不见。
这是一场真正的疫病，在感染与腐蚀这座城市。那些我们过去赞美的互助与自救的基础，将会在这场“疫病”中被攻击、被杀死。
而这会是一场漫长的疫病，对疾病传染的恐惧会持续，当上海解封，你会在公园、地铁、餐厅、咖啡厅中目睹这种恐惧，它会带来更多的矛盾。
小区邻里互助的功能重新被商业、网购与外卖填补，留下的是撕裂与积怨。很多人憧憬着上海市民社会在防疫后的兴起，防疫中邻里关系的沉淀，为社区营造创造了金子般的机会和资产。但他们或许同样会遭遇这些矛盾的痕迹和后遗症。这里面可不仅仅有温情和甜蜜。
不过我们越是了解这些矛盾，我们也就越知道应对这些矛盾的方法，知道让这座城市恢复秩序的真正稳健的机制。
我们了解市民不都是无私的圣徒，他们是有私心，会恐惧，会迁怒，转嫁自己的问题到他人身上的人。这并不可怕，只是让我们反思何种制度和方法，能保守住他们的善念，不轻易释放他们的疯狂。
其一是不断化解恐惧，不断呼吁正常化，不断挑战紧急状态的高压。一个稳健的社会是一个松弛的社会，用科学的方法，用体验的方法，也用勇气，为身边的环境传递令人宽慰的信息，破除谣言，耐心化解尖锐的争端。
其二是尊重前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的城市运转的基础，不将城市秩序的维持赋予道德的激情，也不对他人大加道德挞伐。一座城市不需要这么多光辉和伟大，它需要商人审慎的自利，需要市民精明的算计。
其三是在社区的微观制造压力的缓解装置，例如上面提到的”连坐“机制，利用社区末端自治的空间，消解一切大制度带来的不合理要求和过于不对等的责任，让其软化妥协，深入到政策执行的细节去制造回转的空间。这需要很大的担当。
这当然没有穷举一切可以做的，因为矛盾也还未完全揭露。在这里只是举例我们对矛盾机理的认识，而这将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
这座城市需要很多愿意为其解除恐惧而负责的人。
封城也许不会太久了，解封的可能性已经出现。
这座城市将重新回到其熟悉的轨道，至少将努力尝试回到其熟悉的轨道。不过恐怕到那个时候，这场防疫留下的恐惧与矛盾才会被我们彻底感知。在生活恢复常态的路上，它们将一再出现，并诱惑人们不得不丧志相信，“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
怨念恐怕最长情，猜忌和恐惧亦是，这不会是简单的事情。越是漠视它，甚至依靠一场歌颂来掩盖，恐怕只会让其更加持存。对上海的质疑与揶揄也将长久存在，包装在一些宏大理论和阴谋中，教唆人们放弃过去相信的一切。
上海需要额外的勇气来面对。
（李厚辰 看理想 2022-04-21 13:26）
上海封城马上要整一个月了，人们的愤怒因为长久折磨，在麻木中走向平歇。这没什么可苛责的，维持长久的关注和愤怒是个需要磨练的本事。而人的适应性是不必低估的。
在外部世界无法改变之时，适应不是坏事，毕竟苦大仇深并非生活的目的，能够维持平静也需要了不起的心境。
过去的文章，我一直在凸显上海社会的活力，防疫的窘境激发出来的责任、承担和温情。不过随着人们的适应与平歇，我不得不展现这种习惯与适应的代价，上海现在的另一面。
随着时间过去，人们恐惧又埋怨、互相猜忌和责备。邻里关系拉近不仅有温情，也有尖刺和伤害。防疫时间再长也是一时，但邻里关系却不得不长久碰撞。
我们得想办法，让上海不要被恐惧与猜忌吞噬。
01. 矛盾的机理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时间消磨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耐心，而对于再次进入14天高压封禁循环的厌恶，和可能即将解除封禁的期盼，都在逼迫人们将当前的困境迁怒于“不听话”的邻居。
而长期无法正常工作和收入的缺乏，也让团购与小区内的物资互换，增添了一分算计的色彩。团购物资是否足够便宜，团长是否在其中牟利，物资互换公平吗？有的人是不是拿得多给予得少，也成为最近很多争执的来源。
这仅仅是最近爆发出来争端的沧海一粟，时间越久，这样的矛盾就会越多。讽刺的是，现在人情冷暖，大家彼此扶持的，反而是条件较好的方舱，真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
不过我当然不想把一切矛盾的都归因于“经济原因”，细细探究这些矛盾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尝试摆脱，不让一地残破成为防疫遗产的唯一方法。
1.不合理的要求必然导致矛盾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足不出户”政策，这是最多矛盾发生的场景之一。不管是遛狗的，遛小孩儿的，自己散步的，晾晒衣物的，都可能成为小区内千夫所指的对象。
想出此政策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下楼出门是个“刚需”，尤其对于老人、小孩和宠物。我不知有多少上海家长在防疫期间恐怕第一次出手打自己的小孩，网课加无法出门对一个孩子的精神是一种极高的压抑，在防疫最紧张的时期，小区里每天是此起彼伏孩子的哭声和尖叫声。
而很多宠物的习惯让它们根本无法在家便溺，以至憋到腹痛在家呜咽。
这是决不可能被严格执行的要求。事实上，下楼走到户外导致的染疫风险，近似一种“交感巫术”。户外空气是危险的，而人站在户外，因而产生了危险。
在这里丝毫不是指责任何市民，指责他们考虑不够周全，不够尊重科学，不能严格推论评估下楼与户外不严格佩戴口罩的风险。在这里，交感巫术由命令作为中介。
随着防疫时间越来越长，而小区内阳性病例不断增加，居民如惊弓之鸟，他们对危险的焦虑是弥散性的，任何要求都会为他们的焦虑增添一个投射的方向。这在禁止小区团购，团购会带来物传人风险上再次爆发。小区内分为“团购派”与“终止派”，他们在微信群激烈辩论争执。
不过大概都是“团购派”最终胜利，因为人终究是要吃饭的，全面停止团购，这也是一个仅仅能够引发争执，而不可能被执行的要求。这样的要求随加码越来越多。
2.过高的连带责任导致矛盾
上海颁布区分三类不同小区的政策，虽然大多数“自由小区”遭遇“提级管控”，而“封控区”又因为第一部分讲到的原因并未严格落实“足不出户”，大家相向而行，什么小区都是“管控区”。
但至少“防范区”名头出现，成为居民追逐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要求却高得惊人，需要在14天内没有一例阳性确诊病例，而不管多长时间，只要出现一例阳性确诊病例。一个“自由小区”即被打入“封控”，经历高压的“永恒轮回”。
而很多地方再次给出补充政策加码，即小区内阳性确诊病例若还未被接走，甚至会影响不仅仅是小区，而是整条街道的三类区分。一个人，将影响上万人的自由。
结果可想而知，邻居开始在小区群中互相询问，找出这个阳性的害群之马，随后大家一起报警，希望赶紧将此人驱赶。
这一幕在无数小区发生了无数次，就在两周之前，被人们转发的是一份上海的公约，里面提到“不歧视任何阳性邻居，并形成一致居家隔离的共识”。这份共识被快速抛弃和遗忘。
一点点游戏规则的改变，居民们就难免惶恐、恐慌，甚至撕下文明的面具。只要是一例阳性病例与全区的自由与否挂钩，此人遭遇激烈网暴的可能性就很高。就像无数次在网上被揭露的城市0号病人那样，这不是个预言，而仅仅是一再上演的残酷经验。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这种一人拖累千万人的局面中，不是一人真让千万人产生染疫风险，即便Omicron毒株也还未有如此高的传染性，但防疫的蔓延却以最高的速度覆盖，远远快过病毒。人们在此恐惧和避之不及的不是疫病，而是防疫本身。
其实这种“连坐”制度毫无必要，依照当下行政资源，做到按“楼栋”为单元进行管理（实际上很多区就是这样做的，即之前所谓“精准防控”），甚至落实到“户”进行管理都完全可能。这种过高的连带责任并非染疫者本人的意愿，也非疫病本身的传播特点。而仅仅在于“一刀切”的精准程度，和利用连带责任向染疫者施压的动机。
这完全是一种规则制造的矛盾。
3.制造恐怖信息导致矛盾
在读到上面“精确到户”管理时，你可能心里咯噔一下，认为邻里之间难道不会互相感染吗？
是的，这也发生了，很多小区一旦锁定阳性住户，除了逼迫其快速被转运，还要求其关好门窗，切不可私自开窗，免得“气溶胶”传播。
当然更显著的是在小区内征用学校建立隔离点，或是在小区周边征用酒店建立隔离点时爆发的巨大冲突。人们担心阳性病人聚集，随风带来“气溶胶”病毒。
“物传人”“气溶胶传播”的案例被广泛传播，但却一直对核酸检测时造成的交叉感染讳莫如深，这也加剧了小区内对于一直出现新阳性病例的猜忌和恐惧。
人们考虑一阵风从窗口吹来病毒，考虑从下水道飘来，从小区抽油烟机管道飘来的病毒。考虑外卖团购包装上，包装内的病毒。
这种无孔不入的感染风险猜测，化作对与其相关的人的猜忌，不管是邻居、志愿者、医护人员，还是快递。
到这两日为了阻断外卖送货时的感染，很多小区为每个来送货的外卖人员做抗原测试。因此很多外卖人员一天做十几次抗原，直到流鼻血的地步。
人们对病毒传播的过程越恐惧，越未知，越觉得危险无处不在，而防疫代价越大。他们彼此的猜忌就会越强，对彼此施加的压力和恐惧也就越多。
4.制造紧急导致矛盾
这两天爆发了新的冲突，即小区内进行冰淇淋等“奢侈品”团购带来的争议，很多人认为情势特殊，不应该团购冰淇淋、饮料、咖啡等“非必需品”。
指控他们既可能侵占必需品的运输空间，又认为过多团购可能导致染疫风险，维持生活质量成为了一种“小资的罪恶”。诚然，当有人依然挨饿，而食用冰激凌会导致饥饿延续时，这确有一种“朱门酒肉臭”的感觉。
因此，这里需要拷问的反而不是团购冰激凌到底占用了多少宝贵的运力空间，而是谁在此加剧了这种公正的对立。一座物资丰沛的城市何以至此？紧急的状态由谁造成？冰激凌与大米的对立，是真实的对立，还是一种符号对立？
想吃一口冰激凌在什么情况下是“失德”的，又是谁把众人逼入了如此特殊的状态？在任何一个紧急的时刻，在人们焦虑忧心的时刻，他们也容易对“公正”问题投入更多敏感。这却往往容易被用于焦点的转嫁，人们在公正中陷入过去的“思维定势”，将视野投入“国难财”的问题，投入“冰激凌与大米”的冲突。
带走人们的安全感，他们就会因为公正的忧虑算计而彼此争斗起来。
5.道德激情的退却导致矛盾
在我了解的情况中，最近几日上海也在爆发大规模的“团长”离职潮。就在一周前，人们还在高声歌颂团长们，他们的努力几乎喂饱了所有人，但一周后情况不同了。
如果你了解很多团长的处境，就明白这真是一件苦差事。在严苛的物资消毒与发放流程中，每到一批物资，发放时间以小时记。这样一种非精确的物资供应，难免有漏件的情况产生，小区内的错拿或少数偷拿的情况，物品质量带来的争议，团购失败带来的失望和沮丧。
这一切都日复一日的压在团长身上，对团长的歌颂与感恩快速退去，而团购环境任何纠纷和体验的瑕疵，却都转化为对团长的埋怨，因为团长是这个压力唯一的出口。
身为团长，为小区服务的精神和新鲜感也快速退去，而事务性的压力是很消磨的，大多团长做这件事纯为公益，甚至还自己贴进运输费用。而以此牟利的，便更承受“国难财”的指责。因此很多团长难以再承受此负担，纷纷卸下重担。
一点点道德浪漫主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被文章和短视频激发的感恩之情也是速朽的。被山呼海啸的道德催出的“奉献”，最后沦为矛盾的温床，因其难以持续。
6.压抑矛盾导致更大矛盾
就在城市以如此多样的方式分崩离析的时候，许多居民们没有学会如何面对矛盾，面对猜忌。
因此在很多小区群中，面临抱怨和矛盾的提出和化解，占据主流的回应方式是粗暴的“息事宁人”，小区群中充斥着言辞的禁令与自我审查。对矛盾的探究和宣扬被当作“负能量”而被压抑。
居民们有样学样，操着一套政治性的言辞律令，熟练应和，应对着那些“提出问题的人”。
这不过在酝酿着更大的矛盾，与居民间真正的撕裂。
02. 一场矛盾的浮世绘
这是一幕幕城市崩解的浮世绘。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确实有很多温暖人心的互助与自救，但我们也不能对这些不断蔓延的矛盾视而不见。
这是一场真正的疫病，在感染与腐蚀这座城市。那些我们过去赞美的互助与自救的基础，将会在这场“疫病”中被攻击、被杀死。
而这会是一场漫长的疫病，对疾病传染的恐惧会持续，当上海解封，你会在公园、地铁、餐厅、咖啡厅中目睹这种恐惧，它会带来更多的矛盾。
小区邻里互助的功能重新被商业、网购与外卖填补，留下的是撕裂与积怨。很多人憧憬着上海市民社会在防疫后的兴起，防疫中邻里关系的沉淀，为社区营造创造了金子般的机会和资产。但他们或许同样会遭遇这些矛盾的痕迹和后遗症。这里面可不仅仅有温情和甜蜜。
不过我们越是了解这些矛盾，我们也就越知道应对这些矛盾的方法，知道让这座城市恢复秩序的真正稳健的机制。
我们了解市民不都是无私的圣徒，他们是有私心，会恐惧，会迁怒，转嫁自己的问题到他人身上的人。这并不可怕，只是让我们反思何种制度和方法，能保守住他们的善念，不轻易释放他们的疯狂。
其一是不断化解恐惧，不断呼吁正常化，不断挑战紧急状态的高压。一个稳健的社会是一个松弛的社会，用科学的方法，用体验的方法，也用勇气，为身边的环境传递令人宽慰的信息，破除谣言，耐心化解尖锐的争端。
其二是尊重前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的城市运转的基础，不将城市秩序的维持赋予道德的激情，也不对他人大加道德挞伐。一座城市不需要这么多光辉和伟大，它需要商人审慎的自利，需要市民精明的算计。
其三是在社区的微观制造压力的缓解装置，例如上面提到的”连坐“机制，利用社区末端自治的空间，消解一切大制度带来的不合理要求和过于不对等的责任，让其软化妥协，深入到政策执行的细节去制造回转的空间。这需要很大的担当。
这当然没有穷举一切可以做的，因为矛盾也还未完全揭露。在这里只是举例我们对矛盾机理的认识，而这将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
这座城市需要很多愿意为其解除恐惧而负责的人。
尾声.
封城也许不会太久了，解封的可能性已经出现。
这座城市将重新回到其熟悉的轨道，至少将努力尝试回到其熟悉的轨道。不过恐怕到那个时候，这场防疫留下的恐惧与矛盾才会被我们彻底感知。在生活恢复常态的路上，它们将一再出现，并诱惑人们不得不丧志相信，“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
怨念恐怕最长情，猜忌和恐惧亦是，这不会是简单的事情。越是漠视它，甚至依靠一场歌颂来掩盖，恐怕只会让其更加持存。对上海的质疑与揶揄也将长久存在，包装在一些宏大理论和阴谋中，教唆人们放弃过去相信的一切。
上海需要额外的勇气来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