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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RADL RADL 今天
“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换取一点点短暂安全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图片来自推特 @beinglibertarian
我在福克斯新闻台的一位同事最近在一封电子邮件中附了一幅制宪者签署美国宪法的图画。不过,在这张图里面,乔治·华盛顿(制宪会议的主持者)看着詹姆斯·麦迪逊(制宪会议的执笔人)说:“要是人们生病的话,这些都不算数,对吧?”
时下各州州长每天都颁布政令,将我们行使个人自由的行为非法化,放在华盛顿嘴边的那句话都显得并不怎么好笑。假使华盛顿真的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麦迪逊——作为所有人的代表——想必会这样回答:“不,这份文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护我们的自然权利。”
在233年以后,似乎很容易假设这样一个回答,尤其是考虑到最高法院曾经践行过这一原则。本专栏的读者应该记得,亚伯拉罕·林肯试图中止受宪法保障的人身保护令——被逮捕者有接受法庭审判的权利——却遭到最高法院驳回。[作者在几天前的文章中曾提到过美国内战时期的案例,有兴趣者请自行搜索梅里曼案和米利根案——译者注]
上面那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虽然是出自于1755年宾夕法尼亚州立法会与该州州长之间的争论,但还是道出了不言自明之理。
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的权利来自于我们的人性,而非政府,那么愚昧之人只能牺牲他们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其他人的自由。
因此,政府只有在经过陪审团判决证明某人的过错时,才能夺走他的自由。这种保护被称为程序性正当过程(procedural due process),它同样受到宪法的保障。
如果宪法保障可以在人们生病时被打破,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如果可以被打破,那它就不是保障,而是欺诈。换言之,宪法保障只有在我们所托付之人忠于宪法时,才有价值和可靠性。
因为政府中的那些人——除了极少数例外——都难逃圣奥古斯丁所说的支配欲(libido dominandi)的驱使。在面临自古以来的个人自由与政府武力之间的冲突时,他们几乎全都站在了武力那边。
他们是如何得逞的?靠吓破我们的胆。我从来没想到此生会遇到这种境况,尽管我们的先辈们每一代都曾见识过。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有着一个身披恐惧的政府。马基雅维利指出,人们在畏惧你的时候比爱你的时候更加顺从。很不幸,他说对了,而美国政府深谙此道。
但是麦迪逊在起草宪法时同样知道这一点。四年后起草《权利法案》时,他也清楚这一点。他有意地对那些意欲支配他人者提出警告:不管他们如何运用政府权力,宪法都是“这片国土上至高无上的律法”,美国政府的所有行为都应当以此为准。
哪怕是纽约州立法机关下令,同时我的朋友安德鲁·库默州长——身为州长,他无权颁布涉及刑事惩罚的法令——下令,它都因违反宪法而无效。
这不是什么新奇的、或者晦涩难懂的理由。这是根本性的美国法律。然而,恰恰是由我们选出来维护它的那些人,却在我们眼前违反了它。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每一名对人们的自由选择横加干预的州长——都曾经公开宣誓过要遵守宪法。
你想带全家去看望奶奶?你想进行一笔互惠互利、完全自愿的交易?你想去工作?你想去拜弥撒?所有这些,如今在美国三分之一的州都遭到了禁止。
上周日我想去做弥撒就没能如愿。什么时候天主教教堂成了一个国家机关?要让我们做室外弥撒?
自由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不容置疑的自然权利,任何其他人(包括政府)都不得侵犯它。换言之,它是你无条件的权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言说你思考的成果、出版你发表的言论、与任何愿意与你来往的人联系、自行决定是否做礼拜、保护自己、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拥有并使用财产、去你想去的地方、从一位自愿的卖家那里买东西、不受打扰地自行其是。所有这些事,你都不需要政府发放一张许可证。
政府的本质是什么?它是自由的反面,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武力垄断。当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们担心自己的位子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有必要做些事——任何事——好借此声称他们在保障安全。为实现这一可憎的目的,就需要践踏自由。因此,法令要求人服从、向人承诺安全、并以惩罚作为威胁。
这些法令——由那些无权颁布它们的人所发布,由那些不情愿而为之的警察所执行,破坏了我们的先辈曾撒尽热血所保护的自由,违背供需法则而毁掉了经济繁荣——应当被愤怒的民众所拒斥,并在法庭上接受挑战。
这些挑战最好是提交到联邦法院,在那里,那些践踏我们自由的人将不能得到特别宽恕。以我此生身为一名法官的经历来看,可以说,大多数州长最为惧怕的就是一位理智赤诚、为人正派、且忠于宪法的联邦法官。
以恐惧对抗恐惧。
(FIGHT FEAR WITH FEAR.)
文章已于2020-03-27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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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携恐惧而来的政府
原创 RADL RADL 今天
“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换取一点点短暂安全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图片来自推特 @beinglibertarian
我在福克斯新闻台的一位同事最近在一封电子邮件中附了一幅制宪者签署美国宪法的图画。不过,在这张图里面,乔治·华盛顿(制宪会议的主持者)看着詹姆斯·麦迪逊(制宪会议的执笔人)说:“要是人们生病的话,这些都不算数,对吧?”
时下各州州长每天都颁布政令,将我们行使个人自由的行为非法化,放在华盛顿嘴边的那句话都显得并不怎么好笑。假使华盛顿真的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麦迪逊——作为所有人的代表——想必会这样回答:“不,这份文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护我们的自然权利。”
在233年以后,似乎很容易假设这样一个回答,尤其是考虑到最高法院曾经践行过这一原则。本专栏的读者应该记得,亚伯拉罕·林肯试图中止受宪法保障的人身保护令——被逮捕者有接受法庭审判的权利——却遭到最高法院驳回。[作者在几天前的文章中曾提到过美国内战时期的案例,有兴趣者请自行搜索梅里曼案和米利根案——译者注]
上面那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虽然是出自于1755年宾夕法尼亚州立法会与该州州长之间的争论,但还是道出了不言自明之理。
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的权利来自于我们的人性,而非政府,那么愚昧之人只能牺牲他们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其他人的自由。
因此,政府只有在经过陪审团判决证明某人的过错时,才能夺走他的自由。这种保护被称为程序性正当过程(procedural due process),它同样受到宪法的保障。
如果宪法保障可以在人们生病时被打破,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如果可以被打破,那它就不是保障,而是欺诈。换言之,宪法保障只有在我们所托付之人忠于宪法时,才有价值和可靠性。
因为政府中的那些人——除了极少数例外——都难逃圣奥古斯丁所说的支配欲(libido dominandi)的驱使。在面临自古以来的个人自由与政府武力之间的冲突时,他们几乎全都站在了武力那边。
他们是如何得逞的?靠吓破我们的胆。我从来没想到此生会遇到这种境况,尽管我们的先辈们每一代都曾见识过。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有着一个身披恐惧的政府。马基雅维利指出,人们在畏惧你的时候比爱你的时候更加顺从。很不幸,他说对了,而美国政府深谙此道。
但是麦迪逊在起草宪法时同样知道这一点。四年后起草《权利法案》时,他也清楚这一点。他有意地对那些意欲支配他人者提出警告:不管他们如何运用政府权力,宪法都是“这片国土上至高无上的律法”,美国政府的所有行为都应当以此为准。
哪怕是纽约州立法机关下令,同时我的朋友安德鲁·库默州长——身为州长,他无权颁布涉及刑事惩罚的法令——下令,它都因违反宪法而无效。
这不是什么新奇的、或者晦涩难懂的理由。这是根本性的美国法律。然而,恰恰是由我们选出来维护它的那些人,却在我们眼前违反了它。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每一名对人们的自由选择横加干预的州长——都曾经公开宣誓过要遵守宪法。
你想带全家去看望奶奶?你想进行一笔互惠互利、完全自愿的交易?你想去工作?你想去拜弥撒?所有这些,如今在美国三分之一的州都遭到了禁止。
上周日我想去做弥撒就没能如愿。什么时候天主教教堂成了一个国家机关?要让我们做室外弥撒?
自由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不容置疑的自然权利,任何其他人(包括政府)都不得侵犯它。换言之,它是你无条件的权利,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言说你思考的成果、出版你发表的言论、与任何愿意与你来往的人联系、自行决定是否做礼拜、保护自己、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拥有并使用财产、去你想去的地方、从一位自愿的卖家那里买东西、不受打扰地自行其是。所有这些事,你都不需要政府发放一张许可证。
政府的本质是什么?它是自由的反面,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武力垄断。当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们担心自己的位子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有必要做些事——任何事——好借此声称他们在保障安全。为实现这一可憎的目的,就需要践踏自由。因此,法令要求人服从、向人承诺安全、并以惩罚作为威胁。
这些法令——由那些无权颁布它们的人所发布,由那些不情愿而为之的警察所执行,破坏了我们的先辈曾撒尽热血所保护的自由,违背供需法则而毁掉了经济繁荣——应当被愤怒的民众所拒斥,并在法庭上接受挑战。
这些挑战最好是提交到联邦法院,在那里,那些践踏我们自由的人将不能得到特别宽恕。以我此生身为一名法官的经历来看,可以说,大多数州长最为惧怕的就是一位理智赤诚、为人正派、且忠于宪法的联邦法官。
以恐惧对抗恐惧。
(FIGHT FEAR WITH FEAR.)
文章已于2020-03-27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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