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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迹象显示,中共公安部近期部署了在全国范围内采集DNA数据,尤其是男性DNA。中共正在将对付新疆维吾尔人的生物信息监控追踪方式,快速扩展到全国各地。
近几个月来,不少地方的大陆民众反映,派出所人员入村、入户、入校进行DNA数据采集工作。其中网上最新上传的一份来自桂林市桂青派出所9月20日发出的通知显示,称为按照“上级部门统一部署”,该所将于2019年9月20日至12月31日到辖区居民小区,对户籍在该所辖区的男性居民进行血样采集。采集有集中采集、入户采集两种方式。并称目的是“为完成公安基础信息工作”,“提升人口管理的精细化,可控化程度”。
公开报导显示,这种强制DNA采集已经发生在全国多地,只不过之前来自农村的例子较多。
浙江宁波市海曙区官网今年7月29日曾发布消息称,近期,宁波横街镇派出所到大雷村卫生站进行家族男子DNA血样采集入库。
消息还称,横街派出所是根据海曙区公安局的统一部署安排,组织警察“进村入户、进校园”进行宣传与血样采集工作。
今年4月26日,湖北省十堰市委宣传部主管的秦楚网报导,为了建立辖区人员基因库、掌握辖区人员的DNA信息,红塔镇派出所4名公安来到红塔镇各中小学开展血液DNA样本采集工作。通过几天忙碌,红塔镇所有学校男同学都接受了血液DNA样本采集工作。
今年1月,安徽的桐城网报导,安徽安庆市桐城市青草镇派出所到沙铺村对男性青年进行DNA血样采集。青草镇政法委员鲁永进全程陪同。
据海外《寒冬》杂志报导,江西省当局近期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对每个家族的男性进行血样或者唾液采集。丰城市尚庄镇村民被警察上门采集血样,每个家族只采集男性血样,成人和小孩血样各采一个。村民还被要求填写《DNA数据库人员信息表》。
当村民质问采集血样的原由时,村干部解释说,验血型后DNA就都有备案了,以后如果他们或后代犯法了,不管走到哪里,就算是出国也能找到人,并称这是全国统一行动。
陕西省渭南地区一位被采血样的村民也回忆说,警察拿着一沓表格,记录着所有家族各辈男性成员名单,从中抽选一个男性成员进行采集血样。
今年4月起,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南昌县村民被强迫采集唾液,建立DNA数据,当局称这是政策,每家每户都要验唾液。当地政府官员更称:“如果家里没有男的,女的也要验。”
9月6日,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前后陈村村民在政府网站询问:“今天村干部通知我,要去村里检测DNA,说是派出所的要求,每个村民都要做。鄞州区云龙镇前后陈村。请问有这种事吗?”
鄞州警方在线(鄞州公安分局云龙派出所)9月9日回复明确表明,是根据“公安部部署”要求,“近期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家DNA数据库数据采集工作。近日,云龙派出所已与镇、村政府相关部门对接,在全镇逐村开展男性家族DNA数据采集工作。”
日前,自由亚洲电台曾透过“中国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平台”,以“DNA”字眼搜索中共最近一年的采购记录,发现共有超过1,800多宗的相关公告记录,超过半数采购单位来自全国各省市公安局,采购数量及预算费用都超过医疗及大学研究单位。
招标或中标的公告内容都显示,各省市公安局在采购有关提取DNA的检测仪器、工具和消耗品,动辄预算花费约千万元人民币,包括购买DNA测序仪、全自动DNA提取仪器、DNA试剂、血液或唾液样本采集套装等。
招标公告注明的采购目的,大多是建立DNA数据库、或提升公安局DNA实验室建设,也有不少公告特别注明是建设“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及建立“Y-STR数据库”(即男性DNA指纹)。
安徽省肥东县公安局的招标公告强调,该“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建设项目”是公安部、省公安厅2018至2019年度部署的重点工作,用于将该县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建设所采集的人员样本进行检测,并记录载入国家DNA数据库,以建立覆盖全县的Y-STR DNA数据库。
对于设立DNA数据库,中共的官方借口多是为了对付违法犯罪,查找失踪人口等,但信息显示中共的目的是为了人口管控。
湖北省随县政府办2018年9月印发的一份《Y-STR DNA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案通知》显示,工作目标首先是“全面建库,即建立起全面覆盖随县农村地区的以男性为主的家系图谱信息库”。
该通知书列明,初期必须走村入户进行家系调查、“从姓氏着手,以家族内辈分最低的男性为起点,按辈分向上延伸,穷尽家系,直至无法上延”,绘制以男性为主、至少五代人的家族图谱,“通过家族调查,掌握社会治安现状,增强人口管控能力”。
通知要求,2018年10月底前完成家族调查、图谱绘制工作。2019年12月底前,实现全县各镇的常住人口家族样本采集和生物信息检测、入库工作。
有资料显示,大陆公安目前采集的DNA数据已超过7,000万份,并计划2020年前将数据量增至1亿。
众所周知,中共大范围采集人体DNA是从新疆开始。
2016年,中共对新疆维族等少数民族展开了一场镇压和洗脑运动,政府并以“免费体检”的名义开始大规模采集DNA样本。
2016年9月,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曾发布两项招标案采购12台DNA定序仪,一千套基因分型试剂等,金额分别高达六千万人民币和两千万人民币。
2016年,新疆公安厅还发出了《关于全面开展三维人像、声纹、DNA指纹生物信息采集系统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
据中共官方新华社的报导,从2016年到2017年,近3600万人参与其中。据维族人和人权组织称,当局采集了DNA样本、虹膜图像及其它个人信息。
很快,几乎是同期,这一做法被中共大肆扩展到异见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和其他曾有犯罪记录的人员,以及流动人口等。
陕西省宝鸡市、商洛市和铜川市公安人员,于2016年10月到11月之间,到辖区各企业单位采集移民工人的DNA,声称是为了“确保稳定”。
云南省宣威市公安局文兴派出所曾在2017年2月4日发布消息称,按照市局的要求和工作部署,及本辖区人口分布特点,对辖区的“违法犯罪”、“两劳释解人员”和辖区“其他重点人员”情况,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辖区重点人员的DNA血液样本等信息采集、录入工作。
2018年3月3日,北京维权人士李蔚被杭州市公安局九堡派出所警察强制从入住的酒店带到派出所要求采集本人指纹、DNA和手机数据。
大陆贴吧2016年8月6日的一则帖文中,一位在申请身份证时被提取DNA的网民写道,“因为身份证读不出来,昨天去乡里派出所重办,结果让先采血采DNA,当时我就问……采DNA干嘛?结果就说规定就是这样,不采不给办……哎!现在TMD连DNA都是共产党的了。”
早在2000年,公安部就开始建立了全国性可查询DNA的数据库,它是更大的公安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的一部分。然而,2017年《人权观察》报导,有文件记载的案例表明,这种采集DNA血样看起来与破案并无联系。
按照中共法律,公安机关收集DNA样本只限于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所需。《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资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办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
而中共多地政府目前对几乎所有男性进行DNA采集的做法明显违背了这条法律。
有中国问题专家表示,中共近年改革户籍制度让人口流动,疑藉建立巨细无遗的DNA家族数据库,以加强人口管控的精准度,提防宗派势力造反。
流亡海外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曾表示,“新疆监控模式”已向全国推展,“中国大陆民众正进入一个比欧威尔笔下《1984》还要严控的时代”;这种“高科技极权主义”、“加强版1984”,完全是为了加强控制社会。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共公安机关利用手中大权广泛收集DNA,却缺乏有效的隐私保障和独立的司法系统,无疑是一场完美的侵权风暴。
而西方专家更认为,中共收集个体DNA的黑手甚至已经伸到海外,且可能将人类基因数据库武器化。
美国人口研究所(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主席史蒂文·W·莫舍(Steven W. Mosher)先生今年3月曾撰文揭露,中共正在全球通过生物基因公司收集建立人类基因库,并可能将此武器化,小范围内可打击重要敏感人物及其家族,而更大范围内可摧毁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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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迹象显示,中共公安部近期部署了在全国范围内采集DNA数据,尤其是男性DNA。中共正在将对付新疆维吾尔人的生物信息监控追踪方式,快速扩展到全国各地。
近几个月来,不少地方的大陆民众反映,派出所人员入村、入户、入校进行DNA数据采集工作。其中网上最新上传的一份来自桂林市桂青派出所9月20日发出的通知显示,称为按照“上级部门统一部署”,该所将于2019年9月20日至12月31日到辖区居民小区,对户籍在该所辖区的男性居民进行血样采集。采集有集中采集、入户采集两种方式。并称目的是“为完成公安基础信息工作”,“提升人口管理的精细化,可控化程度”。
公开报导显示,这种强制DNA采集已经发生在全国多地,只不过之前来自农村的例子较多。
浙江宁波市海曙区官网今年7月29日曾发布消息称,近期,宁波横街镇派出所到大雷村卫生站进行家族男子DNA血样采集入库。
消息还称,横街派出所是根据海曙区公安局的统一部署安排,组织警察“进村入户、进校园”进行宣传与血样采集工作。
今年4月26日,湖北省十堰市委宣传部主管的秦楚网报导,为了建立辖区人员基因库、掌握辖区人员的DNA信息,红塔镇派出所4名公安来到红塔镇各中小学开展血液DNA样本采集工作。通过几天忙碌,红塔镇所有学校男同学都接受了血液DNA样本采集工作。
今年1月,安徽的桐城网报导,安徽安庆市桐城市青草镇派出所到沙铺村对男性青年进行DNA血样采集。青草镇政法委员鲁永进全程陪同。
据海外《寒冬》杂志报导,江西省当局近期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对每个家族的男性进行血样或者唾液采集。丰城市尚庄镇村民被警察上门采集血样,每个家族只采集男性血样,成人和小孩血样各采一个。村民还被要求填写《DNA数据库人员信息表》。
当村民质问采集血样的原由时,村干部解释说,验血型后DNA就都有备案了,以后如果他们或后代犯法了,不管走到哪里,就算是出国也能找到人,并称这是全国统一行动。
陕西省渭南地区一位被采血样的村民也回忆说,警察拿着一沓表格,记录着所有家族各辈男性成员名单,从中抽选一个男性成员进行采集血样。
今年4月起,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南昌县村民被强迫采集唾液,建立DNA数据,当局称这是政策,每家每户都要验唾液。当地政府官员更称:“如果家里没有男的,女的也要验。”
公安部部署全国范围内采集DNA数据
9月6日,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前后陈村村民在政府网站询问:“今天村干部通知我,要去村里检测DNA,说是派出所的要求,每个村民都要做。鄞州区云龙镇前后陈村。请问有这种事吗?”
鄞州警方在线(鄞州公安分局云龙派出所)9月9日回复明确表明,是根据“公安部部署”要求,“近期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家DNA数据库数据采集工作。近日,云龙派出所已与镇、村政府相关部门对接,在全镇逐村开展男性家族DNA数据采集工作。”
各省市公安局大肆采购“DNA”相关设备
日前,自由亚洲电台曾透过“中国政府购买服务信息平台”,以“DNA”字眼搜索中共最近一年的采购记录,发现共有超过1,800多宗的相关公告记录,超过半数采购单位来自全国各省市公安局,采购数量及预算费用都超过医疗及大学研究单位。
招标或中标的公告内容都显示,各省市公安局在采购有关提取DNA的检测仪器、工具和消耗品,动辄预算花费约千万元人民币,包括购买DNA测序仪、全自动DNA提取仪器、DNA试剂、血液或唾液样本采集套装等。
招标公告注明的采购目的,大多是建立DNA数据库、或提升公安局DNA实验室建设,也有不少公告特别注明是建设“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及建立“Y-STR数据库”(即男性DNA指纹)。
安徽省肥东县公安局的招标公告强调,该“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建设项目”是公安部、省公安厅2018至2019年度部署的重点工作,用于将该县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建设所采集的人员样本进行检测,并记录载入国家DNA数据库,以建立覆盖全县的Y-STR DNA数据库。
“Y-STR”数据库覆盖至少五代人
对于设立DNA数据库,中共的官方借口多是为了对付违法犯罪,查找失踪人口等,但信息显示中共的目的是为了人口管控。
湖北省随县政府办2018年9月印发的一份《Y-STR DNA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案通知》显示,工作目标首先是“全面建库,即建立起全面覆盖随县农村地区的以男性为主的家系图谱信息库”。
该通知书列明,初期必须走村入户进行家系调查、“从姓氏着手,以家族内辈分最低的男性为起点,按辈分向上延伸,穷尽家系,直至无法上延”,绘制以男性为主、至少五代人的家族图谱,“通过家族调查,掌握社会治安现状,增强人口管控能力”。
通知要求,2018年10月底前完成家族调查、图谱绘制工作。2019年12月底前,实现全县各镇的常住人口家族样本采集和生物信息检测、入库工作。
有资料显示,大陆公安目前采集的DNA数据已超过7,000万份,并计划2020年前将数据量增至1亿。
新疆模式的扩展路线
众所周知,中共大范围采集人体DNA是从新疆开始。
2016年,中共对新疆维族等少数民族展开了一场镇压和洗脑运动,政府并以“免费体检”的名义开始大规模采集DNA样本。
2016年9月,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曾发布两项招标案采购12台DNA定序仪,一千套基因分型试剂等,金额分别高达六千万人民币和两千万人民币。
2016年,新疆公安厅还发出了《关于全面开展三维人像、声纹、DNA指纹生物信息采集系统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
据中共官方新华社的报导,从2016年到2017年,近3600万人参与其中。据维族人和人权组织称,当局采集了DNA样本、虹膜图像及其它个人信息。
很快,几乎是同期,这一做法被中共大肆扩展到异见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和其他曾有犯罪记录的人员,以及流动人口等。
陕西省宝鸡市、商洛市和铜川市公安人员,于2016年10月到11月之间,到辖区各企业单位采集移民工人的DNA,声称是为了“确保稳定”。
云南省宣威市公安局文兴派出所曾在2017年2月4日发布消息称,按照市局的要求和工作部署,及本辖区人口分布特点,对辖区的“违法犯罪”、“两劳释解人员”和辖区“其他重点人员”情况,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辖区重点人员的DNA血液样本等信息采集、录入工作。
2018年3月3日,北京维权人士李蔚被杭州市公安局九堡派出所警察强制从入住的酒店带到派出所要求采集本人指纹、DNA和手机数据。
大陆贴吧2016年8月6日的一则帖文中,一位在申请身份证时被提取DNA的网民写道,“因为身份证读不出来,昨天去乡里派出所重办,结果让先采血采DNA,当时我就问……采DNA干嘛?结果就说规定就是这样,不采不给办……哎!现在TMD连DNA都是共产党的了。”
国际担忧
早在2000年,公安部就开始建立了全国性可查询DNA的数据库,它是更大的公安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的一部分。然而,2017年《人权观察》报导,有文件记载的案例表明,这种采集DNA血样看起来与破案并无联系。
按照中共法律,公安机关收集DNA样本只限于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所需。《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资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办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
而中共多地政府目前对几乎所有男性进行DNA采集的做法明显违背了这条法律。
有中国问题专家表示,中共近年改革户籍制度让人口流动,疑藉建立巨细无遗的DNA家族数据库,以加强人口管控的精准度,提防宗派势力造反。
流亡海外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曾表示,“新疆监控模式”已向全国推展,“中国大陆民众正进入一个比欧威尔笔下《1984》还要严控的时代”;这种“高科技极权主义”、“加强版1984”,完全是为了加强控制社会。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共公安机关利用手中大权广泛收集DNA,却缺乏有效的隐私保障和独立的司法系统,无疑是一场完美的侵权风暴。
而西方专家更认为,中共收集个体DNA的黑手甚至已经伸到海外,且可能将人类基因数据库武器化。
美国人口研究所(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主席史蒂文·W·莫舍(Steven W. Mosher)先生今年3月曾撰文揭露,中共正在全球通过生物基因公司收集建立人类基因库,并可能将此武器化,小范围内可打击重要敏感人物及其家族,而更大范围内可摧毁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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