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上英语课，英语老师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当时和英国人一起驱车从利物浦到伦敦，路上看见英格兰广袤的原野一马平川，茵茵绿草肆意生长。我的英语老师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的中年人，他敏锐的直觉帮他向外国人提问到：“为什么你们不在地里种上玉米什么的农作物呢？”那个英国人就说：“All we need is fresh air.（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新鲜空气）”
尔后有机会去了英国，在牛津读了两个月的政治哲学。在当时很热的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作者，整个政治哲学课也是围绕着罗尔斯和他的批评者而来的。刚巧回到国内便遇到了很多学者在提自由主义左翼。罗尔斯的很多论点，比如“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指在价值判断前忽略身份、种族等因素）、合理的多元（指人们在一个总的合理的原则下包容不同价值）是我所同意的关于公共事务的原则。然而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连接问题。因为每个人所能自由选择的范围取决于ta所能得到的经济资源，对于每个人来说，在上海国金中心吃人均两千一顿的饭当然都是可以而且自由的（如果是古代出身而论平民便不能穿贵族的衣服，或者种族歧视下黑人不能坐大巴），但当我们解决了身份、种族和性别的特权后人们总需要支付两千才能吃上这顿饭。也因此，从这个社会的整体正义而论，罗尔斯在晚年又提出了“拥有财产的正义，”（property-owning demo）来假定大家能够共同拥有差不多的财富。
高中上英语课，英语老师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当时和英国人一起驱车从利物浦到伦敦，路上看见英格兰广袤的原野一马平川，茵茵绿草肆意生长。我的英语老师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的中年人，他敏锐的直觉帮他向外国人提问到：“为什么你们不在地里种上玉米什么的农作物呢？”那个英国人就说：“All we need is fresh air.（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新鲜空气）”
这句话在我们听起来，就好比大灾变来了所有农村的牛都死了，而一个小孩却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不去超市里买牛肉呢？
这种感觉，就像是英国掌握了某种永动机农业生产技术，能够批量生产供给农产品。这不仅是在英国，欧洲和北美的森林覆盖率都完全扭转了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关于工业化前景悲观的预测。如果故事就此打住，大家或许可以皆大欢喜，现代化又一次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人类可能实现环境保护与物资丰饶的双赢。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英国从环境污染和受苦受累的农业生产中解脱的绝大部分原因并非因为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而是因为产业链的外移。简而言之，便是把工业类的脏活重活交给了东南亚与非洲的各个穷国，自己因为控制着资本赚取高额利润，而成本控制和高利润的恶果便留给了这些穷国的工人和当地的环境。非洲当地人拿着100美金一个月的最低工资而比利时的外卖员送一单却有10欧元（100人民币）。按照平均两单一个小时来算时薪已经是200人民币了。
然而，这样的问题却不能简单说是全球化的虚伪。
因为中产城市人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不处在这样的虚伪之中。我们住在高级酒店之中，在国际化的大学里读书，进入中央商务区玻璃幕墙的大厦俯瞰车水马龙日光粼粼，在灯红酒绿的酒吧街穿梭与放纵自恋式的城市欲望与个性追求，在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场便利商店补充生活所需。同时我们的工作场所，一张舒适的办公桌与金属边框的电脑边上没有随时巡视的瞭望台，不会有高空俯瞰高度不信任员工的老板。我们的资讯来源于和我们相同处境生活的主流媒体。我们以为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都和我们相同。可我们环顾四周，
“到底是谁帮我制造了杯子、桌子、食物和这一切呢？”
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现象里。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由现象构成，人们仅能了解由被提供的经验所组成的世界。而吊诡在于，我们世界真正的物质生产过程被精心隐藏和转移了起来，它的外表呈现出来无边无际无休止的娱乐，而却把娱乐所消耗的物质产生包在一个盒子里不让人看见。当我们坐着城际高铁驶出上海的浦东枢纽之时，那些在路边用途不明的巨大蓝皮建筑里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便是我们生活供给品的出产之地。从地理空间上来说，它们（这些蓝皮建筑）被精心安排在集中用途的郊区的工业园区，和我们的生活区域严格划分开。可矛盾之处在于这些蓝皮建筑里工作的人的生活却只能在这样的区域里，和我们的生活区域隔’海’相望。而一旦我们揭开这些外表整洁的蓝色顶篷，我们会看到一条条巨蛇般蜿蜒的流水线。里面的人如蚂蚁一般生活着，而他们的数量也让人震撼——光是二线城市郑州的一个苹果手机加工厂便有30万人。他们的上下铺宿舍统一安排在流水线边，统一吃着集约化安排的食物，作为一种人口地理学的概念被任意组织与安排着，承受着工作时间与劳动强度的压力，他们的工资微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利润使然。
而在东南亚和非洲之类的第三世界，这样的场景还要普遍的多。问题不在于这样的场景是可以逐渐通过“发展”被改变的，却只能转移和躲躲藏藏——因为我们经济模式系统性的需要这样的等级制，我们一直在结构性的创造贫穷的劳动力与富裕的“食利者”的尖锐对立。
尔后有机会去了英国，在牛津读了两个月的政治哲学。在当时很热的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作者，整个政治哲学课也是围绕着罗尔斯和他的批评者而来的。刚巧回到国内便遇到了很多学者在提自由主义左翼。罗尔斯的很多论点，比如“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指在价值判断前忽略身份、种族等因素）、合理的多元（指人们在一个总的合理的原则下包容不同价值）是我所同意的关于公共事务的原则。然而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连接问题。因为每个人所能自由选择的范围取决于ta所能得到的经济资源，对于每个人来说，在上海国金中心吃人均两千一顿的饭当然都是可以而且自由的（如果是古代出身而论平民便不能穿贵族的衣服，或者种族歧视下黑人不能坐大巴），但当我们解决了身份、种族和性别的特权后人们总需要支付两千才能吃上这顿饭。也因此，从这个社会的整体正义而论，罗尔斯在晚年又提出了“拥有财产的正义，”（property-owning demo）来假定大家能够共同拥有差不多的财富。
固然，这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观察，然而问题在于罗尔斯们才刚刚观察到百年来经济问题症结的表面。
自由主义左翼最大的问题，便是它挖空了经济系统如何运作的内涵来进行抽象想象。它没有了关于资本、所有权、竞争、劳动、分配、“食利者”之类的概念，而仅仅是在第一世界的语境下作了一个简单的财产假定——好像大家都能很容易拥有足够多的钱。而殊不知，那些天天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生活，却是多少第三世界人们难以企及的梦想。而每当一个国家优越之际，则又有一个国家沦为贫困与代工厂的境地。
而如果他们无法融入到此类主义的理解与解释中，自由主义左翼将会沦为一个“何不食肉糜”式的城市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