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

海森堡狄拉克 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 June 22, 2023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

陈云同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将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耿飚：现在是个非常时期，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二千万人头换来的天下，应振作起来，坚决斗争。

1989年5月26日，陈云主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主张对学生运动[34][18]:424-425采取以军事手段镇压，并且在会上首次提出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谢谢老伙计们，我和大家是同一代人，我们都参加了中国革命。你们刚才都说了，有亲人和战友牺牲了，我和你们一样，长征路上，我的警卫员走着走着就看不见了，一回头，别人告诉我，他陷到草地的泥坑里牺牲了……为了社会主义的江山，一共死了2400多万人，有民主人士，有同情革命的，也有共产党人，与其说我们这些人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的，还不如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江山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但现在有人要另起炉灶，我提议我们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头子’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后在秘书许永跃的建议下，将“头子”改成“核心”）”，赞成的请举手。[35]1990年6月6日，同江泽民交谈时指出：自从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36]

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87岁的陈云正式离开政坛退休[18]:444。1994年2月，陈云到上海过春节，这也成为了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8]:348。1994年5月25日，他因为肺炎住进北京医院，此后再也未能出院[18]:450。1995年4月10日14时04分，陈云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陪护他到最后一刻

宋任穷：我4月25日到外地，起初学生都比较平静。后来，学生也闹起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赵紫阳同志在接见亚行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根本不提”四・二六”社论，完全另讲一套。学生们看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加上中央新闻媒介的倾向不好，便上街声援北京的学生，实际上是被煽动起来的。赵紫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邓小平同志身上。第二天，学生们游行喊的口号，便集中到打倒邓小平，限期解散中顾委、结束老人政治等等。说明他们背后是有人在操纵。

毛泽东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

（1）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打出来一个社会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

（2）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

（3）第三次大战如果爆发，我建议苏假装坐观，由我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军吸引到中国战场，当美军投入中国战场后，请苏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主力军一举歼灭在中国的战场上。

（4）这样的一场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当时中国的统计人口是六亿）

《赫鲁晓夫回忆录》有这样的相关内容：

　　“80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导弹核战争一向是这种会议的主题。”

　　“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具体谈到中国时，他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

　“这次会后各代表团开始谈感想。我还记得诺沃提尼诺沃提尼(1904～1975)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中的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到那时将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

摘录毛说

毛泽东谈「活哲学」

（当讲到报纸应该怎样宣传时）

文汇报、光明日报办得比较好，有些议论，也有科学研究、哲学、历史研究等方面的文章。人民日报单纯些。（它担负人家不担负的任务。）报导国际消息，一礼拜几次也就可以了。要写点新鲜事物，活人活事。加上一版，专门报导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写“活”哲学，不要写“死”哲学。

现在写文章，引语太多，看了就心烦，少引一些可以。我写文章很少引马、恩、列、斯。要写活的哲学。

许多老粗懂得哲学，最近解放军发现一个炊事员写的文章说，他从前烧饭每顿二斤四两煤炭，后来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煤炭的客观规律，每顿只用六两煤炭。

–出处在听取汇报时的一些插话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同一篇中谈到，老粗出人物。

（当讲到工人中间的模范人物时）

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汉朝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静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即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即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是真齐王，何必假的。”而项羽则有二次错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那时他有四十万军队，刘邦只有十万人。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好几个好的，如李世民。我们中间上过大学的也很少，过去上了大学的就想做官了，还革什么命。现在有许多新的好的典型，要提倡。

CCRADB

章士钊没学问啊

看文革材料，发现章士钊知识贫乏得可怕。

一次说沈崇，就是被美国大兵强奸的北京女学生，章士钊听成了沈从文。

还有一次讨论学制改革。有了这样的对话。

毛：孔夫子可不是这样。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

（主席问章士钊：书是书法，还是历史？）

（章：是书法吧。）

毛：是历史吧。如书经。

在同一篇谈话里，毛酣畅淋漓地讲述了他的教育观。那就是少读书，多用脑。

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中学。孔夫子又进过什么大学？他的职业是人死后去吹吹打打，当吹鼓手。这一点是章太炎指出的。他还做过会计，看过牛羊。但是，他却学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会弹琴、骑马、射箭、驾车子。“书”大概讲的是历史。后来到鲁国做官，官也不大。鲁国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县。孔夫子自己说，他小时贫穷，受鄙视，经常挨骂，自得仲由以后，才“恶声不入于耳”。大概是子路做了孔子的保镖，谁骂就要揍谁，别人不敢再随便骂他了。

可以改。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传记文学家，他是卖报童出身。瓦特是一个工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发明了蒸气机。要让学生自学，学会思考，比读死书好，要多给时间。

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终究是要灭亡的。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学生，不论是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苏联的也好，都要灭亡，走向自己的反面。无论土教条、洋教条一概不行，都不要。五经、十三经注解那么多，还不是都灭亡了，行不通。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到一千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列主义的书要读，但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孔子没有参加过工、农业劳动，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的路。

以上摘自[春节谈话

毛谈医疗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动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好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与医务人员的谈话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毛：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

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

岑家焯

中国国民党军统局驻新加坡站原少将站长

岑家焯（1901—1942），陆军少将，海南文昌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驻新加坡站少将站长。1942年6月12日在新加坡被日军杀害殉国。 [2]

中文名岑家焯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01年

逝世日期1942年

出生地海南文昌

1人物生平

2人物事迹

人物生平

播报

编辑

岑家焯（1901—1942），陆军少将，海南文昌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驻新加坡站少将站长。1942年6月12日在新加坡被日军杀害殉国。 [2]

人物事迹

播报

编辑

1941年，鉴于日军南进迹象越来越明显，英国决心利用马来亚华人与中国的天然联系，以增强当地防务，蒋介石对此也表示支持。经过重庆军统与英国特别行动处(SOE)秘密协商，以岑家焯少将为首的9名中国军官从印度乘船前往新加坡，等他们于12月18日到达时，日军已开始进攻马来亚。 [1]

英国当局欢迎岑家焯一行的方式很特别，作为见面礼，英方释放了所有关押在监狱里的被捕华人，其中包括反对英国统治的马共党员。岑家焯以中国军事顾问和军统驻新加坡站特工为教员，组建第101特种战学校，向165名学员传授游击战技能。经短期培训后，他们被派到马来农村，日后成为马来人民抗日军的骨干。 [1]

在岑家焯倡议下，1941年12月25日，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组建星华义勇军，当地华人踊跃报名。星华义勇军被送到柔佛州集训，但岑家焯发现星华义勇军的装备实在太差，每个士兵随身携带的2个弹匣里只装有20发子弹，很多狩猎用鸟枪和帕兰刀都被当作武器。一个叫朱金声的中国顾问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连根本没有配发手榴弹和机枪，英国人给连里每个人发一只水壶、一条席子、一把刺刀和24发子弹，连里的几名女兵只被允许从事救护、烹饪和一些简单的后勤工作。”实际上，英国人有的是武器，但他们担心华人会把武器藏起来倒卖，他们根本就不信任华人。 [1]

训练期间，还曾发生一场悲剧。两名来自重庆的中国军官因身穿英军军服，被不知情的英军当成日本间谍枪杀。事后，岑家焯要求在星华义勇军的军服上增加醒目的大手帕形状，以防友军误伤。星华义勇军后来被编成4个连和1个排，第l连驻扎裕廊岛，第2连配属给澳大利亚第22旅，第3连驻守新柔长堤，第4连防守实龙岗河和白沙之间区域，剩下一个华人警卫排则防守新加坡市中心的克兰芝。 [1]

1942年1月31日，日军发起新加坡战役，星华义勇军被派往红树沼泽地带巡逻，还有一个连被配属给马来亚步兵第1旅，参加巴西班让战役。由于缺乏足够弹药，星华义勇军损失惨重，但中国军官指挥的华人部队前赴后继，令日军进攻速度大大降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恼羞成怒，发誓拿下新加坡之日，将血洗当地华人。 [1]

2月13日，也就是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阿瑟·欧内斯特·帕西瓦尔中将向日本人投降的前两天，他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以免华人士兵被日军俘虏后遭到成批屠杀。每名幸存下来的星华义勇军士兵都收到10元叻币的酬劳。然而日军一入城，就搜捕华人“败兵”，很多人都被日军杀害。 [1]

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在马来亚崩溃，抵抗日本侵略军的重任落到由马共领导的马来人民抗日军肩上。侥幸逃出新加坡的岑家焯等4名国民党军官出于抗日的目的，选择与马共合作。从1942年2月到l943年中旬，马来人民抗日军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他们缺粮少弹，日军还故意制造“无人区”，用恐怖手段对付游击队，三分之一的游击队员在这一时期死去。1942年6月12日，岑家焯率一支25人的游击队袭击日军车队，不幸被日军包围，岑家焯少将和朱金声上尉被俘。为威慑其他反抗者，日军将两名中国军官斩首，头颅挂在新加坡市区示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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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森洲

原泰国曼谷办事处少将主任

邢森洲（1892-1974），原名谷荣，字卫华，海南省文昌市文教镇山森村人。他在1949年被逮捕，随后在昆明和北京接受劳动改造。1974年，他在北京去世。[1]

基本信息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籍贯

海南文昌

出生信息

1892年，海南文昌

去世日期

1974年

关键信息

人物简介

远赴南洋

甘当特务

收留日酋

被捕改造

参考资料

人物简介

保定马医学校、重庆中央训练团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的反清运动，1926年经陈树人举荐任文昌县长，后参加“清党”活动，1932年加入“复兴社”。历任军统局行动组上校组长，复兴社两广区书记，军统局华南区少将区长，港澳区候补书记，驻泰国曼谷办事处少将主任，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邢在军统特务中比较年长，同僚多称他为“阿公”。抗战结束后，他写了一本带自传性的书，题为《阿公历险记》，1948年他自己将它在广州复印分赠给亲友。

邢较少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也一向不爱读书，他的家中从不见有一本书籍。邢自少阶级成见，其早在1932年，即上书蒋介石，叫嚷要先安内，然后再攘外。1934年，周蔚英和他离婚，他就讥笑周不做贵夫人，而宁去做小店员，邢自视为“贵人”。

1949年底在昆明被解放军所俘，解北京战俘管理处，1974年7月13日病逝.。

邢前后结婚三次，但无子女，他被捕后，其妻住香港坚道126号，后被蒋帮保密局接往台湾。

远赴南洋

邢森洲地主家庭出身。幼年时在故乡私塾读书，后入文昌中学。中学毕业后，家里要他学中医，当时广东尚未有中医学校，华南只在厦门有一所私立中医学校。邢以厦门方言和海南岛方言相近，听课也较方便，遂赴厦门中医学校就读。1916年毕业回文昌，在故乡开业行医。当时邢年22岁，当地人见其年少，刚从学校出来，不甚信任，就诊者寥寥。因海南岛人赴南洋谋生者甚众，同乡劝其赴南洋行医，邢遂于1918年南渡，在新加坡设简陋诊所，标以“华山医寓”招牌。

邢在新加坡行医，业务仍无发展，几乎难以维持生活。于1919年得同乡介绍进星洲《新国民日报》任小编辑。白天在诊所应诊，晚间则在报馆工作。该报为国民党人在星洲所办报纸，邢为使报馆的职业稳定，于同年加入国民党。1923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1924年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外各地党支部都派代表出席，新加坡支部原选出的代表有一人临时不能成行，邢自行请求回国参加会议，支部允派他到广州参加大会。大会上，孙先生决定开办黄埔军官学校培训革命军队骨干，嘱出席代表回各地后，保送青年到黄埔受训。会后，邢返星洲，保送在星洲的海南籍青年郑介民等进黄埔军校第二期。

郑介民原在星洲一间咖啡店充侍应（即茶房），邢常到这咖啡店，因而认识。郑介民后来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主要特务头目，并拉邢森洲也做特务工作。邢森洲本来是一个很庸碌的人，自己也承认他并无长处，他之能成为蒋帮特务主要骨干和军统的大头目，这完全是因为他与郑介民的关系。

甘当特务

1926至1927年间，蒋介石篡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并抢夺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他想让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从黄埔一二期的毕业生中，挑选人才替他收集各地地方势力的情报。例如，他以萧洒主持华北地区情报；以曾旷情主持四川地区情报；以郑介民、蔡劲军主持华南地区情报。郑介民负责华南地区情报工作后，于1927年邀邢森洲返国，派邢住在香港替他负责联络。邢从此开始他的特务生涯。1928年蒋介石派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郑介民向陈铭枢推荐邢森洲做文昌县县长，任职一年。任内他勾结当地地主恶霸势力，残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20余人。是年底邢被免职，他在文昌县贪污积得一些孽钱，到杭州游览。邢在少年时，由母亲作主结婚，但夫妇感情不好，在杭州又娶了一个年轻美貌名周蔚英的女子为次妻。成婚后，邢带周到上海，住在虹口。邢在文昌县屠杀革命人士，激起当地人民的义愤，1929年初，他在上海虹口区被一位名叫符宏达的文昌籍海员痛殴吐血，邢大声呼救，巡捕赶来制止，才免一死。是年，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作战，郑介民以运动吕焕炎、杨腾辉倒李、白有功，得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郑招邢到梧州做《民国日报》社社长，不久，李、白重回广西，邢随郑介民逃出广西。郑转回南京，邢留在香港，主持华南情报工作。

1932年春，蒋介石授意贺衷寒等人，组织法西斯团体复兴社。社下设立特务处（即军统局之前身），以戴笠、郑介民为正副处长。郑荐邢为特务组香港组组长，后改为香港站。当时这个站的工作辖区很广，包括广东、广西、云南、以至南洋一带。设在广东的广州组组长为黄敬之，设在广西南宁组组长为谢代生。当时，胡汉民、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西南政府，与蒋介石南京中央对峙。邢的任务是收集西南政府的一切情报，特别是陈济棠、李宗仁的部队情况。1933年1月间，戴笠奉蒋介石令拟在港暗杀胡汉民，戴令邢负责执行。邢收买一个名叫蔡庆伟的人，带另外两名刺客，闯进香港胡的住宅，刺客临阵惊慌不及进入胡的住房，遗下一枚手榴弹，即怆惶逃走。翌日，胡即迁到僻静的赤柱附近妙高台居住。邢在港活动时，初住在西营盘某号的二楼，后迁至坚道某号一家中药店后座，以“华山医寓”作掩护，后来又迁至轩尼诗道某号二楼。邢设在香港的秘密电台曾一度为港英政府破获，后另建新台，改设在般咸道某号的四楼。

1934年，邢调到南京特务处做督察长，不久又调做国民政府的“禁烟稽查处”督察长。此办公厅规模甚大，设在汉口。1935年，邢又调香港做站长。邢在南京时，周蔚英和他离婚。邢回港后，另与一张姓台山妇女结婚。邢复任香港站长后，主要任务是为蒋介石收买陈济棠手下的空军军官，准备解决陈济棠。特务处两个头子戴笠、郑介民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两人曾分别秘密到香港督导。特务处另一个头目梅光培，自称与黄光锐有关系，那时陈济棠手下的空军将领，很多人是属于黄光锐一系的人。戴笠特派梅光培到港协助邢进行工作，陈的空军后被收买。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发动反蒋，陈的空军即北飞投蒋，陈的军长余汉谋也通电反陈，弄得陈下野逃港。

陈济棠下台后，蒋的势力控制广东。1936年6月下旬，邢从香港到广州，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是年9月，特务处设立广东站，邢是特务处（即军统）广东站第一任站长。此前蒋帮在广东的特务活动，领导是归香港的组、站的，自此之后，就归南京直接领导。是年年底，特务处派谢镇南接任广东站站长，邢专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广州成立广东民众动员委员会，邢兼任该会常务委员。1938年广州沦陷，邢先逃到香港，后又转往重庆。此时特务处已改称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邢在军统局挂了一个设计委员的名义。

1941年，国民党拟派海外部部长吴铁城赴南洋一带对华侨宣传欺骗，但因日寇侵入越南，太平洋形势紧张而踌躇不前。郑向蒋建议，说迟早日军会向南洋进攻，不如改派地位稍次的人，以海外部特派员名义，携带电台，赴南洋各地，一面宣慰华侨，一面督导南洋的情报工作（军统一向在南洋各地布置有情报网），蒋同意了。郑推荐邢去，获准。邢于1942年以国民党海外部特派员名义，偕眷进入越南，主要随员有王清(即王业鸿)、黄敬之等人。邢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地，进行所谓宣慰，也为蒋帮收集一些日军在各地的情报。

收留日酋

1945年8月，日寇投降，邢在印度支那公开露面，准备回国。这时他经过一些城市，有些给他捧场的人，还为他举行什么“欢迎国民党海外部特派员邢森洲大会”，邢神气十足出席讲话。此时，日寇侵略军已作为战俘集中，日本南洋派遣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的参谋长込[yū]政信，亦在集中之列，込政信是日本有名的军官，日本人称他为“鬼参谋”。他写了一封汉文信给邢，大意说日本虽战败，但中国政府将会苦于共产党的颠覆，末日大难尚多；日军驻在中国时，取得对付共产党的一定经验，声称他想向蒋介石贡献他的防共计划；并愿号召一些日本有能力的军官，以私人身份竭力助蒋“反共”，他请求邢带他到重庆见蒋。邢电戴笠请示，同意邢将込带赴重庆。当到达河内时，込请示邢到日军军官的集中营探访，他回来时，带回七八十两黄金，込自述是集中营中那些不相识的日本军官，将身上所有财物给他做活动费。这几十两黄金进入中国境后，还是为蒋帮人员剥夺去了。邢将込带到重庆，将他交给军统局。込能操流利的汉语，能写畅达的汉文，他向蒋写了一份“反共”建议，后来蒋介石很优礼地遣送其返日。

被捕改造

邢交卸海外部特派员职务后，于1946年4月回到广州，后到南京。1948年9月，又回广州任监察院广州行署委员（行署有三个委员，邢是其中之一），1949年7月，行署有一个姓张的专员，揭发行署三个委员受赃贪污，此时解放大军已入湖南。广州一些国民党机关已开始疏散，监察院广州行署已奉命移设海南岛，邢乘机辞职，携眷赴港。1950年初，保密局派他到昆明。那时蒋帮见卢汉不稳，在抗日战争结束，日本侵略军宣告投降时，卢汉的第一方面军曾开到越南受降。邢当时以海外部特派员身份在越南和卢汉接触。保密局因此特派邢到昆明，侦伺卢的行动，并拟相机向卢游说。那知卢汉于一夜间突然宣告起义，邢不及逃避，被捕解往北京，关进监狱。到1967年，邢的身体日差，人民政府始终给他革命人道主义待遇，送他进复兴医院医治。病情好转后，于1968年移押抚顺战犯管理所，邢到抚顺，长期在疗养室疗养，后病死在抚顺。

参考

高层动态干部论坛人事理论党建群团独家视频

部委信息领导活动反腐评论党史先锋滚动综合

许侠夫：以笔为剑威震琼崖

陈立超

2016年07月18日14:14 来源：海南日报

原标题：许侠夫：以笔为剑威震琼崖

许侠夫

中共文昌县委成立旧址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中共琼崖一大代表中就有这样一位“大侠”，为改变琼崖黑暗落后的社会现状而奔走呼号。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唤醒了千千万万民众的觉醒，他就是中共琼崖地委宣传部长许侠夫。

少有侠骨勇闯南洋

许侠夫原名许声鹏，字秀南，1901年2月5日诞生于海南文昌市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许书单，青年时代当农民，后来到东阁墟当小贩，1913年病故。大母云氏，生了三个兄长，他是邢氏所生。父亲去世后，由大母和生母抚育成长。

许侠夫幼年时代，常喜组织少年儿童在一起玩耍，喜爱打球、唱歌，他8岁被送进私塾读书，13岁在东阁墟小学毕业。他读书时成绩很好，两次跳级，是班上的高才生。少年时代的许侠夫多才多艺，爱打抱不平。有一次，老师许建勋写了错别字，还不愿向学生改正，许侠夫就当着师生众人的面给予指正，可是老师却认为许侠夫是有意毁他威信，罚他头戴石砚，双脚跪地向老师承认错误。他却反驳说，如果是老师写错了，老师就应该改正；如果是老师写对了，他可以跪地向老师赔礼道歉，结果老师没办法，只得敷衍了事。

许侠夫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时期。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想进入琼崖，给沉寂的琼崖社会带来一丝生机，然而在军阀的统治下，琼崖社会黑暗腐朽日甚一日，穷苦人民谋生异常艰辛。1921年，为生活所迫，许侠夫随长兄许声鸿下南洋谋生，在马来西亚的橡胶林工作。他白天割胶种树，晚上到夜校读书，在资本家的压迫下，所得甚微，只能勉强糊口，这使他对资本家的剥削本质有了亲身体会。他虽然身居南洋，但时刻心向祖国。1923年春，他离开马来西亚回国。

能言善辩投身革命

回国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许侠夫进入暨南大学。在校期间，他认真读书，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列宁传》《新青年》等，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24年，暨南大学搬到上海，他也随之到上海继续读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系。在学校里，他参加了由琼崖留沪进步青年组织的“琼崖留沪新青年社”，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这一时期，许侠夫还积极撰写各种文章，他的文风洗练，论述逻辑严密，极富有感染力，在琼崖学子当中流传甚广。1924年10月，许侠夫在《新琼崖评论》第21期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学生》一文。在文中，他对琼崖学生中产生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批判，义正言辞地指出在腐朽的制度中，青年学子应该勇于实践，读书不是为了赚大钱、做大官、考高分、花前月下，而是为了改造社会、为民众谋福利。在文章的末尾，他大声疾呼：“所以我们青年学生切不可以专做几篇文章为能事，不要做一个空嚷革命而不去实行的人，而要效法俄国的学生到民间去活动才好。青年学生们，赶快团结起来，完成我们的重大责任！”这篇文章在各地琼崖学子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很多琼崖学子开始从学校中出来，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成为琼崖早期革命的骨干分子。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在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集合在英租界巡捕房门口，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英帝国主义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逮捕数十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许侠夫参加了这次反帝活动，站在反帝示威队伍的前列，不顾帝国主义警棍刺刀水龙袭击，奋勇向前，毫不退缩。这年秋天，在斗争中逐渐成熟的许侠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琼崖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当中的佼佼者。

琼崖青年的好朋友

1926年初，许侠夫受党组织的派遣回琼崖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同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召开，由于许侠夫文采出众，口才较好，在琼崖学生中拥有较高的威信和知名度，他被选为中共琼崖地委委员兼任宣传部长，负责指导全琼党组织的对外宣传。他把青年学生看做是革命运动的先锋，将宣传工作的重点放在学生中，努力扩大党组织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在琼崖地委的直接领导下，许侠夫到广东省第六师范学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当时校内思想顽固的教师陆达节将许侠夫视为眼中钉，对他领导的革命活动，暗中进行破坏。许侠夫早已看透了敌人的阴谋，便组织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共广东六师支部，动员了广大教师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择师运动，把顽固不化的教师赶出校园。

当时，由于党组织力量不够强大，开展宣传工作的条件十分艰苦，因为人力和印刷的困难一时间没有办法解决，宣传和出版工作赶不上形势的需要，许侠夫为此心急如焚。他努力和一些热心于文化工作的社会人士合作，尽一切可能来开办一些书店，出版一些报刊，供销一些关于革命的、新文化的宣传教育书籍，府城的青年书店、海口市的文化书局和文昌、嘉积的青年书店，都是在许侠夫的努力下先后开办起来的。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琼崖唯一一份日报《琼崖民国日报》虽然为共产党员控制，但无法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许侠夫另辟蹊径，积极创办各种党团报刊，先后创办了《路灯》半月刊、《扫把》旬刊和《现代青年》周刊，许侠夫和罗文淹、陈文晃等负责编辑和发行，由海南书局代印，每期出版300份至500份。在许侠夫的要求下，《扫把》旬刊采用海南地方语言写作，更加便于普通民众阅读和理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创举。许侠夫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亲自写作各种文章，既是琼崖地委宣传工作的领导者，也是宣传一线的战士，他以笔杆为武器，和各种封建落后思想作斗争，成为深受琼崖青年学生爱戴的良师益友。

转战文昌英勇牺牲

琼崖四二二事变以后，许侠夫以特派员的身份领导文昌的工作。在家乡文昌，许侠夫如鱼得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宣传特长，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1927年6月，文昌县第一次党代会在溪西村（现文教镇）召开，成立了中共文昌县委，许侠夫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七八月间，讨逆革命军第五路军在宝芳乡正式成立，共有100余人，许侠夫任党代表。

许侠夫在文教地区活动时，曾到加美村召开了一次颇有规模的青年大会，动员青年投身革命，为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参加这次大会的有石壁、加美、溪西、宝典、大架、仙山、石井、孝友、中村、文教等10多个村庄的80多名青年。在会上，许侠夫侃侃而谈，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理论，号召各村庄的青年人勇敢地武装起来，改变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为了把文教地区的武装尽快地建立起来，许侠夫同区委领导人林佩双利用宗族姓氏的关系，策动国民党文教区团团长林伯江起义，起义的民团成员约30多人枪，其中国民党文教区第三乡民团约10多人枪。林伯江的起义，使国民党文昌县当局极为惊慌，即向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告急。1927年9月20日，国民党广东民政厅发布345号政令，在全省通缉许侠夫，悬赏大洋五百块。

擅长宣传的许侠夫在军事指挥上也有独到之处。1927年8月23日下午，国民党文昌县长邢森洲率领县兵连100多人窜犯溪尾墟。讨逆革命军获悉情报，立即部署战斗，军民合作，三面伏击来犯之敌。敌军一进入我军民伏击圈，几百名手持镰刀、木棍的群众和农军配合着讨逆革命军战士向敌军冲杀过去。敌人遭到突如其来的阻击，便晕头转向慌作一团，虚放几枪便转头鼠窜。讨逆革命军乘胜追击，一口气追了20多公里，把溃逃之敌追至翁田民团巢穴附近，天黑了才收兵。这仗毙伤敌人10多名，我方仅伤1人。邢森洲事后感慨：“当时天若未黑，再拖20分钟，我也难逃出共军之手了。” 在许侠夫的指挥下，文昌县讨逆革命军屡次给予邢森洲部队沉重打击，先后两次围攻文教墟，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大的威胁。邢森洲被打得心惊胆寒，夜不能寐，屡屡急电国民党中央和琼崖行政公署求援，仅1927年下半年就发出求援电报近20封。12月4日，许侠夫集中两个连集训，准备攻打文昌县城，但由于机密泄漏，被国民党重兵围困。在突围中许侠夫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6岁。

(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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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六四日记（五）

发表于 2010 年 06 月 07 日由 CND《华夏文摘》编辑

第四章从动乱到暴乱

（1989年6月1日至6月14日）

【内容提要】

这一章是6月1日至6月14日的日记。中国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流血冲突。6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对参加动乱学生予以宽大处理的政策，但没有被接受。由于动乱分子的破坏，北京市公共交通陷入瘫痪状况，居民基本生活用品、粮食、蔬菜、煤气供应都发生困难，打砸抢事件不断发生，外地来京学生和无业游民不断来京参与动乱，社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在紧要危亡关头，戒严部队奉命于6月4日凌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遭到动乱分子的袭击。他们焚烧汽车和装甲车，用各种凶器和残忍手段打死打伤戒严部队官兵。戒严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在混乱中，互有伤亡。6月4日凌晨5时，戒严部队一举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任务。被动乱分子占领长达40余天之久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党和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对最后被包围在广场的2000余人，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动乱的”头头”，都放了一条生路，允许他们和其他群众一起，和平撤出广场。因此，在清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也没有死一个人。后来国际反华舆论连篇累牍地报道，如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亡人数在2万人以上，纯属造谣。

6月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指出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迟早会发生的，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决定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对在暴乱中英勇牺牲和负伤的解放军、公安和武警官兵表示亲切的慰问。小平同志还郑重地宣布，在平息暴乱后，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应该搞得更好。

动乱和暴乱平息之后，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妥善措施，消除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尽快地逐步恢复正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中国平息暴乱进行了无端的职责，并宣布对中国进行严厉制裁。

国务院座谈会

6月1日

上午，在国务院召开校长、教授、专家座谈会，讨论对学生予以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下午，继续开会，听取意见。他们对十条政策，有的主张更宽一点，有的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中央宽大学生，而是学生是否宽大政府的问题。看来发这个文件不是时机。

晚上，常委碰头，原则上同意清理天安门方案。用工纠队比动用军队要好。

上午，我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召开北京高校校长、知识界代表、教授专家共37人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李铁映、罗干、王忍之、杜润书、何东昌、曾建徽、汪家缪、吴文昌等同志。会上，由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首先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学潮和动乱的十条政策》，请与会者发表意见。这十条政策是：

一、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学潮，同极少数利用学潮之机制造动乱，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青年学生是出于爱国热情，冬季和愿望是纯洁的、善良的。极少数人制造动乱，是由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他们的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二、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惩治”官倒”、清除腐败、反对官僚主义，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同党和政府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对党和政府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一定要充分肯定和坚决保护。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和批评建议，一定要认知听取，积极采纳。

三、在学潮中，未经法定程序就上街游行示威，乃至采取罢课、静坐、绝食等等行动，即使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也是缺乏法制观念的表现。党和政府也不赞成。这样做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事态扩大，激化矛盾，影响学校以至社会的正常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秩序，形成无政府状态，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政治动乱以可乘之机，使事态的发展走向广大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

四、对于在学潮中有过一些过激甚至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党和政府是能够谅解的，不予追究。

五、在学潮中通过各种方式声援过学生行动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绝大多数人的动机和愿望也是好的，他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党和政府是谅解的，绝不会事后加以追究。

六、对于患有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蓄意利用学潮，策划、组织、煽动动乱的极少数首要分子，对于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极少数人，对于向非法组织友谊提供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的极少数人，必须彻底揭露，坚决依法制裁。

七、对于在动乱中趁机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活动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动乱中滋扰生事的流氓政治团伙，必须依法严加惩处，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八、各界群众和青年学生应当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在首都部分地区执行戒严任务，迅速恢复首都正常秩序，对于继续聚众妨碍和干扰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戒严任务，屡经教育拒不改正的首要分子，应依照戒严令加以处置。

九、党和政府将继续同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积极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对话，广泛听取意见，交流看法，增进理解，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十、党和政府将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平息动乱，维护安定团结；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认真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搞好党的建设，搞好党的建设，克服腐败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继续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改进和将强教育工作，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下午3时，继续开会，听取与会者的意见。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国办做了记录，摘要如下：

北京农业大学裘维蕃（教授）：”十条”政策内容很好，很必要。极少数人能发动这么大的事，使人震惊。建议由全国人大委员会立紧急社会治安法，非常时期，应有非常法律。对官倒等不能按刑法那样慢腾腾地，对动乱问题，要尽快平息。

北京大学王楚（党员、无线电系主任、教授）：原则上同意”十条”。有几点意见：参加学潮和动乱的人，不是”广大学生”，只能说是”部分学生”，不能迎合那种”参加学潮才是爱国热情”的错误概念。领导应与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对话，而不只是因为脑学潮，才去对话。学生对”一小撮”、无什么顾忌，他们主要是想保护所谓的学生领袖。重典治乱世。一些人几下子就把事煽起来了，其中必有文章。

北京师范大学陶大庸（民盟中央副主席）：”十条”基调可以。另写一篇社论，充分肯定学生动机是好的。第一条可以对学生多肯定一点。绝大多数不是闹事，少部分人是胡闹。第四、五条”不追究”很重要，大家最怕的是”追究”。第六条提法要慎重，界限要划清，不要形成误解。因为有的组织者也往往是受挑唆，上当受骗的。”十条”中应对反腐败、反官倒提出几点措施，表明这次学运对政府有推动作用。

人民大学吴树青（党员、副校长、教授）：说这次动乱是背后有人挑动、指使，多数人能接受这一看法，认为动乱违背了学生的初衷，现在不知道怎么下台。建议：第一条，对广大青年学生，不必区分”参加的”和”不参加的”。第五条，很多群众不了解，担心戒严是针对学生的，也不了解是中央内部有人支持煽动。第六条，那些背后煽动策划的人破环作用很大，对于参与动乱的人起来从内部揭发的人，应表示欢迎。

清华大学张维（党员，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这次徐超一开始就闹得很凶，不久就形成社会动乱。5月9日上午李鹏总理与学生对话时讲到了，就是对政府冲破工作中的遇到的阻力有帮助，有推动，下决心把反腐败、反官倒进行到底。但有些现象，令人怀疑。如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学生游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按说，提出这些事情，应该去找党中央，找总书记赵紫阳，可是学生一上来就把矛盾对着政府，还指明道姓要让李鹏总理出来接见，这就令人奇怪了。这次动乱难道能叫”爱国运动”？一些人不知爱的是什么国？

社科院刘大年（年代史所所长、党员、人大常委）：这个”十条”文件对平息动乱非常重要。这场动乱超过”文化大革命”，首都这么混乱，损失这么大，为什么？第一条要坦诚地讲，自我批评。党的领导对党风、工作存在不少失误，腐败现象未消除。这些问题只有李鹏同志讲最合适，因为，这不是今年的事，是多少年来的事。一些学生希望党好，忧国忧民。这是这些多人卷进去的原因。要专门有一条讲怎么惩治腐败，使大多数人觉得有希望。

社科院何新（九三学社成员、文学所副研究员）：这次的动乱，形势严峻，后果严重，还在发展。既有自发性，也有政治力量、海外势力的支持。

学潮已过去了三个阶段，自发学潮到动乱，”五q四”以后，本来群众劲头已经冷了下来，但政策开明了，又闹起来了，现在又搞绝食。三个阶段，都很有特色，搞自由女神像，实在搞政治挑衅。政策再开明，对学潮评价再高，都解决不了。他们不但想把政府搞倒，而且是不把中国搞得大乱是不罢休的。形势这样动乱下去，给了学生闹事的特权。霸占天安门广场是违法的，政府还要一再去劝说和解释，法失于宽，闹事的人反而会拿政府取笑。政府必须有一系列有力措施，否则，必然是无政府状态。

北京大学徐光宪（党员、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现在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教育失误是赵紫阳造成的，政治思想乱了，学生在学校不念书，打麻将。学生们开始是对洋流问题、黄河电子厂问题有意见，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矛头是对赵紫阳的，党内的根子在赵紫阳那里。但后来闹起事来，却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李鹏，令人奇怪。

北京外语学院许国璋（党员、教授）：李鹏同志作为国家总理一直以稳健著称。这一个半月以来，政府树立了一个克制典型，对使用武力可能造成的后果，早就估计到了。使用武力并不困难，解放军并不是不能进城，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大多数学生争取过来，办法是有的。如比，定个时间，如某月某日，作为政府对学生第一次对话，使学生感到有希望。

北京工业大学王以铭（副校长、教授、无党派）：”十条”政策发表时机应在广大人民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当前条件不成熟。惩治官倒和腐败，只能点到为止。这个文件主要是解除顾虑。建议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话加进去。对参加了学潮的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不受歧视，对一些过激言行不予追究等等，还要要求基层也不要追究。

中国人民大学张大力（党员、教授、商品学系教授）：目前急需解决的是平息动乱。不然，给什么样的定心丸也不起作用。现在一些学生越陷越深。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诱导，人家煽动；我们劝说，人家去发动。不平息这次北京动乱，还会出现新的大动乱。一旦形成全国性动乱，那就是犯罪。”十条”政策是我们的善良愿望，不进行揭露，动乱平息不了。似乎只要一说要爱国，就什么坏事也可去干了。

北京理工大学秦有方（党员、教授）：”十条”有利于争取广大学生。当前学生犹豫观望，三分之一复课，三分之一回家，三分之一在校外活动。多数学生有个拐弯的问题。共产党员没有战斗力，在第一线的人说话腰不硬，都是带病战斗。宣传报道方面，正道消息慢，小道消息快。某些表面形式上的活动不要搞，郊区流行没有什么效果。

中央歌舞剧院陈爱莲（党员、政协委员）：光区分多数少数还不行，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少数人是谁。应把少数人干坏事的事实告诉大家。极少数人到底干了什么，应有过硬材料。多数人是观望的，卷进去的人也不少，实际上都是盲从。学潮发生后，领导也是拖拖拉拉，上边什么精神也没有，下面无所适从。”十条”出来后，马上把具体事做好，措施应是有力的。

大学赵光武（党员、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十条”尽量不伤好人，应肯定。但该揭露的也要揭露，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并正确处理。学生动不动搞学潮，不造成，正当的表达方式，应该造成。发表”十条”时，要有揭露予以配合。对”极少数人”要揭露他们的实质目的。

北京师范学院储亚平（党员、教授）：很多一些学生已经变了，不是在反腐败、反官倒了，而是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要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像这些人还要一律不予追究？党政干部也去游行，还为闹事的人出谋划策，也说既往不咎，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有人说什么不是政府算我们的帐，而是我们要算政府的账。现在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状态。挑动闹事的畅通无阻，不能对他们手软。彭真讲话比较有理。找一些无职务的同志，出面揭露他们一下。

还有的与会者作了书面发言，就是就不一一摘引了。我在听取了各位专家、学者、校长的发言后，也讲了话，根据记录摘要如下：

少数人一再煽动、制造动乱，还蒙骗一些学生搞绝食、静坐、长时期霸占天安门广场。这些人的举动使当前情况非常复杂，非常紧急。主要有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一些腐败现象有意见；二是党内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对闹事学生的态度上，而主要是表现在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三是国外敌对势力或明或暗地插手中国内政，煽风点火，企图趁机使中国西化。三者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学潮反复了几次，如”4.26″前后；”5.4″前后。当前有的人又以反对戒严为借口发动少数学生绝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个新的大反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卷进去的人也更多。情况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难度也很大。

有的同志要求尽快平息动乱，这是有道理的。戒严十多天了，解放军还到不了天安门。这种情况也只有在现在的中国才可能出现。有人说，既然已克制了十好几天，再忍耐几天又有何不可？要避免流血。其实，决定戒严，目的就是要尽快平息动乱，避免发生更大冲突，避免使更多的人卷进去，避免流血。但是少数动乱骨干分子，不是这样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到，关键还是要靠党，党的团结一致，党必须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党内不解决问题，不但解决不了社会上的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出现更大混乱。

党和政府的工作，需要广大群众支持，党和政府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各项政策和措施，如对于打击官倒，反对腐败等等，执行要有一个过程，对于个别腐败分子或案件，要坚决查办，但一定要依法办事，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能随随便便抛出去，乱揭乱批，搞成某种运动形式，表面上很热闹，过后再搞平反。历史经验证明，这样做是不行的。

根据当前动乱情况和已经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有点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场动乱的后面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是有人背地里秘密谋划的。只有党内将矛盾彻底解决，这场动乱的实质和来龙去脉才会水落石出，让广大群众看清楚。所以，当前最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关于今天讨论的这个文件，大家发表了不少看法和意见。有的认为，对于参与学潮和动乱的一般学生和群众要宽一点，对学生多肯定一点；有的认为，要讲法治，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无法无天就无法治理好，所以，要考虑无边宽大的后遗症；有的同志讲到，提出这些政策，孤立地发表这些政策作用不大，还要有其他具体措施跟上才行。还有的同志认为，虽然这几条政策不会立竿见影地起到平息动乱的作用，但对动乱分子还是可以起到分化动摇的作用，对一般学生和群众可以起到安顿作用。对于个别骨干分子、死硬分子，即使不会有直接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是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也有作用。关键是使问题明朗化，突出暴露那些骨干分子、幕后支持者的真实面目。总之，大家的看法和意见反映了社会上广大群众希望尽快平息动乱的愿望。

至于这几条政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拿出来，还要经党中央研究决定。现在在北京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动乱。从失控情况看，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执行戒严的部队，为了尽可能避免流血冲突，现在没有硬进长安街。但是，为了平息这场动乱，最终是要进去的。希望大家回去继续做好学生和群众工作，为尽快平息动乱发挥作用。

我主持召开这一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对学生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想为”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在座谈会中，有的发言主张对学生要宽大一点，有的发言主张更严一点，有的认为目前发表这样一个文件不是时机。还有人担心学生不接受，因为现在不是政府是否宽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学生能否宽大政府的问题。会议以无结果而散，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戒严部队在夜间避开了动乱者的监视，已通过人防地下通道，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午门之间的场地。

晚上，常委开碰头会。会议原则上同意北京市和戒严部队提出的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方案。时不我待，再不清理实在不行了。但是大家认为，由工人纠察队出面清场比戒严部队直接清场要好，因此，会议确定北京市和戒严指挥部，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戒严部队为后盾的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会议还讨论了我代表常委向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稿。

与此同时，动乱分子也在作最后的挣扎。王军涛在北大主持”维宪会”会议，决定知识界要走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第一线，去鼓舞士气。他们安排刘晓波（北师大讲师）、周舵、侯德建（台湾作曲家）、高新（北师大周报主编）首先进入天安门广场，带头再度绝食，以重新挑起5月19日晚广场动乱者已宣布停止绝食活动。他们无非是故伎重演，企图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6月2日

上午、胡启立同志来谈话。他认为自己在中央工作七年，说明他不够格，在关键时刻动摇。

下午、请江泽民同志来，共同审查了我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

江泽民同志和我一同听取汇报。王任重、丁关根与赵谈话，赵对所有问题都狡辩，连5月19日大会，都说没有人通知他。他自己不上班，不召开会议，能怪谁。

上午我请胡启立同志来谈话。他比较悲观，认为自己在中央工作七年，事实上说明他不够格，在关键时刻动摇。他说赵紫阳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对赵紫阳在胡耀邦出问题时的发言很气愤。当时赵紫阳对胡耀邦说，你如继续当总书记，我就辞去总理。胡启立希望在平息动乱后离开中央，到国务院一个专业部门去工作。

下午.我请江泽民同志来，共同审查了常委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晚上。江泽民同志和我一起听取丁关根同志的汇报。今天下午，王任重、丁关根约赵紫阳谈了话。赵紫阳几平是对所有问题都进行狡辩，连5月19日首都大会，都说没有人通知他参加，所以，他没有出席。我们随即与启立同志核对。启立说，下午他亲自去请赵紫阳参加，赵推说头晕有病，拒绝参加了。

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提出戒严部队以隐蔽方式进人天安门的方案。截至2日凌晨3时，已有25000人进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公安部大院、北侧天安门与守门之间，在南面，北京东站也有先期从沙河到达的3000兵力，已形成四面对天安门包围之势。

北京市委宣传部以《认清动乱的实质和严重的必要性》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中央几大新闻单位已逐渐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昨天王军涛在他们的”维宪会”上说，”知识界要走到第一线去，鼓舞士气，推动声援活动”。今天刘晓波、周舵、侯德建、高新四人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侯德建是台湾一位作曲家。

晚10时55分，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附近，中央电视台一辆吉普发生车祸，造成3人死亡，其中无一学生。天安门指挥部”马上广播造谣：”军车轧死学生”，并发动2000多人赶赴现场，围攻民警。

戒严部队被迫自卫

6月3日

情况急转直下，凌晨，戒严部队进城车辆被堵。

下午2时许，部队用催泪弹驱散在新华门前的暴徒，夺回了军车。4时，乔石□□，□□□参加。军方、北京市一致认为，不能再给□□者以喘息的机会。决定各□□队星夜兼程开进天安门广场。如果遇到武力阻拦，军队有权自卫。

整个晚上，我和乔石都在□□□。不断接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消息。部队遭到歹徒袭击。部队鸣枪自卫，各有伤亡。

罗干来报告，留在广场约有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和平撤退。我们允许他们和平撤退，至此天安门广场已被清理。

局势急转直下，戒严部队的隐蔽行动暴露。今天凌晨开始，戒严部队进城受到阻碍。歹徒们在通往始终的各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官兵，抢夺军用物资。在□□□店门前官兵被强行搜身。在永定门桥头，□□□□□□□□

建国门前，有的士兵衣服被扒光，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更为严重的是，早上7时，几辆军车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口被堵，一辆载有武器弹药的军车被暴徒包围。部队和暴徒一直相持不下，一直到下午2时，考虑到一旦武器被暴徒抢夺走，将造成严重危害。事态又发生在中南海大院之外，直接威胁到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安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被迫释放了催泪弹，驱散企图抢劫武器的暴徒，夺回了被暴徒围困10多小时的军车。

下午4时在勤政殿，由乔石着急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理问题，我和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中央的同志和戒严部队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紧急，今天军队已和暴徒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能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今天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明天是星期日，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将更加困难，会议决定今晚从北京各方向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星夜兼程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在工人纠察对的引导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但也议定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

会议结束后，我把今晚清场的决定向江泽民、姚依林、宋平、万里等同志作了通报。他们都一致表示同意今天戒严会议关于今晚在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的决定。尚昆作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直接向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批准了今晚的清场方案。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层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

总参谋部向戒严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要各部队按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方案，立即组织部队开进。各部队要与地方政府、公安民警、武警部队密切协同，共同执行戒严任务。采取一切手段及时排除障碍，如遇到阻拦，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到达预定位置。

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号召学生和市民参加”敢死队”，”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疑惑暴徒冲进西单民航大楼工地，抢走大批钢筋、砖块等，准备巷战。

晚上6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通告，要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的规定，同解放军密切配合，保卫首都的安全。通告着重指出：”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到晚上10时，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又一次发布紧急通告：”当前北京的事态已十分严峻”，”暴徒随时可能制造更严重的暴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决不能置之不理。”"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如有违背者，一切后果自负。”这两份紧急通告，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反复播放，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6月3日整个晚上，我和乔石、尚昆三人都留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密切观察戒严部队和天安门广场的动态。戒严指挥部周依冰和罗干秘书长等则在人民大会堂，总参谋长迟浩田在西山总指挥所，指挥各路部队的行动。我们部队接收到部队向天安门移动的信息。沿途各路部队行动都严重受阻，特别是从西面来的部队，从复兴门到西单之间遭到暴徒以石块、砖头、钢筋袭击。有的暴徒还防火烧了军车，烧死、打死、打伤戒严部队的官兵。

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开进途中，有的官兵被歹徒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某部排长刘国庚在西单路口被暴徒打死，又被浇上汽油焚烧尸体。某部士兵崔国政被暴徒从崇文门过街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后，悬挂在过街天桥上。武警士兵李国瑞被暴徒残骸后，尸体被悬挂在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某部班长王其富等十名士兵，被在歹徒将乘坐的军车翻倒，向车上扔石块、火把和燃烧瓶，六名战士被活活烧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戒严部队被迫开枪自卫还击。

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6月4日

今天暴乱分子的反弹，都是零星小股，集中在复兴门到公主坟的军车上。

下午3时半，我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事已至此，必须顶下去。舆论很重要，决定加强宣传小组，由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参加；万里和阎明复抓民主党派、政协和人大；依林和纪云抓国务院各部委；决定北京市长发表电视讲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

6月4日凌晨3时半左右，天安门清场准备工作完全就绪。4时左右，在大会堂的戒严指挥部，通过高音广播，向困守在广场的动乱分子宣布，戒严部队即将开始清场，勒令他们迅速离开天安门广场。这时，一批又一批的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逐步向四周散去。在5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金水桥以北的解放军一起出动，迅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把滞留在广场的动乱指挥部的头目和一批骨干分子、一批学生和市民压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角。

罗干同志从天安门指挥部来到中南海，向我、乔石和杨尚昆报告：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大学生，要求戒严指挥部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愿意和平撤退。我和乔石、尚昆同志考虑到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避免广场发生流血冲突，当机立断，同意广场学生和平撤退。罗干同志立即返回指挥部传达了我们的决定。5时半左右，最后滞留在广场的2000余名学生和动乱骨干分子，陆续从天安门东南角、正阳门东侧，撤出天安门广场，在撤退中没有死一人。至此，非法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毒瘤已被全部清除。我通知新华社立即发出消息，以通告全国和全世界。

早晨7时，中央电视台广播了解放军顺利结束天安门清场的消息。我因彻夜未眠，6时去睡了一会儿，睡到10时。有信息报来，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仍有零星小股暴徒对解放军进行袭击。特别是在西路，从公主坟到复兴门，有一群暴徒对沿线的军车和装甲车大肆武力攻击，军队不得不自卫还击，继而有伤亡。

上午3时半，我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事态已从动乱发展到暴乱，中央必须坚决顶下去。现在争取舆论很重要，因为舆论一边倒，学校里不少学生和教师都对解放军开枪自卫还击一事感到不理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游行。政治局决定加强宣传小组，有江泽民同志负责，丁关根同志协助，起草一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告全国人民书》，并决定由万里和明复同志将平息天安门暴乱的情况同志民主党派、政协和人大。姚依林和田纪云通报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长向市民发表电视讲话。

综合各方面报来的情况：从6月3日凌晨开始，当西线戒严部队向天安门进发时，从建国门到西单，暴徒设置路障，拦堵军车，殴打战士。凌晨1时许，12辆军车在燕京饭店前被围困。东线戒严部队在朝阳门被暴徒围困，乱搭乱砸。早7时，在六部口，暴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抢夺机枪和子弹。南线戒严部队被堵截在陶然亭至虎坊路一带，21辆军车被围困。3日上午暴徒开始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南海西门和新华门。下午5时在天安门的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头头向据守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发了匕首、铁棍，命令他们”抓住军警就打死”，”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到6月3日22时起，戒严部队奉命东进，从翠微路到西单，有12辆军车被砸被烧，歹徒用铁棍、砖头猛击战士。23时南面在虎坊桥，东北面在安定门，东南面在崇文门，东面在建国门，以及东面在煤炭工业学校前，有400多辆军车被阻、被抢、被烧。6月4日凌晨前后焚烧军车情况愈演愈烈，开始战士只是鸣枪警告，歹徒却置之不理。在战士生命和军备物资受到更加严重威胁，已经发生大批指战员伤亡的时候，戒严部队不得不开枪自卫还击。一些歹徒还乘机抢劫商店，大搞打砸抢。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点燃了纪念堂松树墙，一伙人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门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所有这一切都说明，6月3日至4日凌晨，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从首都市区各方向向天安门进发过程中，被有组织的暴徒拦阻攻击，是持枪暴徒首先向军队开火，火烧军车，恶毒的打、烧、杀伤战士，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时，双发都发生了伤亡。在戒严部队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流一滴血。

6月4日天安门清场以后，西方舆论大肆造谣说，中国戒严部队用坦克碾压学生、用机枪扫射学生，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亡至少2万人，尔后，军队又把尸体送走，毁尸灭迹。柴玲本人也是被允许和平撤出广场的，她却对记者说，部队用坦克轧死了在帐篷里的200多名学生，又烧上汽油焚烧尸体。这些谣言流传很广，蒙骗了很多人。其实，那2000多名和平撤退的学生和市民，如果有良知，敢于对历史负责的话，都可以出来作证。6月4日凌晨4时左右，受广场学生委托，去与人民大会堂戒严指挥部谈判的两位代表，一名是从台湾逃亡到大陆的作曲家侯德健，另一名是北京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他们是向广场的学生传达部队允许和平撤退的人。以后，侯德健于6月12日写出了《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自经过》，公开证实天安门使用和平方式清理的，没有死一个人。刘晓波后来也回忆说：”我没有看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自己也没有看见死人。”

我们原来以为中外记者和电视摄影记者在清场时都不在广场，没有留下历史的见证。但是在时隔四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有一位莱斯特先生领导的西班牙电视摄影组，一直在广场的东南角上，并拍摄了6月4日凌晨3个多小时天安门清场全过程的录像片。录像清楚地说明了天安门广场中没有死一个人，完全是和平撤退。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竟被西方某国电视台束之高阁，隐瞒四年之久。实在不能令人明白，西方所宣扬的新闻自由到哪里去了。当然，我们不埋怨西班牙莱斯特先生领导的摄影组，也许他是被电视台主管禁止播放的。相反，我们还要非常感谢莱斯特先生等人，他们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珍贵的见证。我们还要感谢日本NHK电视台，他们在1993年6月3日，有加藤先生主持，播放了这部电视片并加以客观的评论。加藤说，从西班牙电视纪录片和侯德健先生现场的声音表现了惊人的一致，说明在清理天安门广场中，是和平方式撤离的，没有死一个人。

上海、四川、新疆、内蒙古四省（区）党委和政府分别致电中央，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采取的果断措施，迅速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

北京一些高校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向人群送黑纱，煽动学生和市民，以佩戴黑纱表示抗议。各地高校谣言四起，一些学生情绪激动。上海有3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在交通要道设置50多处路障，致使交通瘫痪。在兰州1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卧轨阻拦火车，使铁路一度中断。

上海未动用军队

6月5日

今天主要是在天安门以外地区陆续发生打砸抢事件。李锡铭要求成立区指挥部，实行区自卫战，由解放军配合。

社会上谣言甚多，主要是不明真相。老百姓看热闹的也有伤亡，有的是持枪暴徒所为

电视台只是在节目结尾时以不引人注目的位置播送了残害军队的镜头。

目前担心的是驻守在天安门部队的士气。凌晨一时，我和王震到人大会堂看望战士。

全国各地都有打砸抢，成都发生严重的打砸抢，上海断了交通。江泽民认为北京暴乱已控制，主张上海用工人纠察队来制止动乱，维持秩序。

今天，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反弹，学生回校后就再没有出来。但是，在北京市区，特别是郊区连续发生歹徒制造的打砸抢事件。李锡铭情绪十分紧张，要求成立北京市区级戒严指挥部，实行区自为战，保卫广大居民和机关的安全。办法是以区委和政府为主，同时配备一定数量的戒严部队，加以配合。我同意李锡铭的意见，并通知戒严指挥部研究他提出的方案。今天，社会上谣言甚多，主要原因是不明真相。在局部地区与暴乱分子发生枪战时，有些无视戒严指挥部的通告，擅自上街围观的群众中也有伤亡者，帐都算到解放军头上。我们也从电视摄影纪录中发现，有些因围观而无辜伤亡者，竟是被持枪暴徒开枪乱射所造成的。

广播和电视台在这关键时刻，都没有坚决站到党和政府这一边。今天中央电视台两位播音员一反常态，有意身着黑色服装，不知他们为谁吊丧。只在电视节目结尾时，用不引人注目画面的位置，播送了歹徒残害解放军的镜头

目前我最担心的是驻守天安门广场部队的给养和住宿条件。他们执勤任务重，风吹雨淋，只能吃压缩饼干。凌晨一时，我和王震同志到人民大会堂看望部队。发动在京机关为部队送主食，战士食宿虽已有安排，但没有蔬菜吃。几万官兵都挤在大会堂各大厅内地板上睡，特别是厕所不够，大小便困难，室内空气污浊，如不迅速解决，部队难以为继。

天安门广场已全部清理干净，但通往天安门各主要交通干道线仍被暴徒阻拦。因此，目前至关重要的事，是打通天安门各方的交通干线，保证部队给养畅通。

目前暴徒仍有可能在北京市区内制造大的停电、停水、停止交通的破坏行为，给市民制造更大的困难，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骚乱。成都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了一家最大的百货商店。上海市暴徒纵火烧毁一列火车，市内交通一度中断。暴徒开始全面出动，形势也相当紧张。

江泽民同志认为北京暴乱已基本控制住，对全国动乱分子起到巨大威慑作用，因此，他主张在上海不再动用军队，而用工人纠察队来制止动乱，恢复和稳定社会正常秩序。我同意泽民同志的意见。上海市长朱F基才从国外访问回来。吴邦国和黄菊同志一直主持上海制止动乱的工作，甚为得力。泽民同志当晚打电话给朱F基同志，传达中央关于上海不动用军队，而依靠工人纠察队的决定。

“高自联”头目郭海峰已被抓获，但其他重要头目，如王丹、吾尔开希、柴玲仍下落不明。

在北京，暴徒破坏活动仍在继续，当日焚烧军车41辆，烧砸其他各种车辆389辆。一伙暴徒在和平街北口公关汽车站焚烧28辆公交车，叫嚣”要让北京市交通瘫痪”。

告全国人民书

6月6日

9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参加戒严工作会议，做出一些决定：

（一）北京各区成立分指挥部，与驻军联防。

（二）天安门军队向东西方向疏散，动员北京市和国家机关接待。

（三）为了改善中央电视台状况，中央准备派代表指导工作。

（四）市区实行宵禁。

（五）全力打通全市交通线，保卫公共设施。

戒严部队调一半兵力撤出天安门，在长安街东西交通线防守。

我于今晚7时半，动员国务院所属24个单位腾房。

由于电视台播放了暴乱的录像片，许多人观点发生了变化。

布什表态很坏，对天安门事件做出强烈反应，决定停止与中国的军事交往，停止军事人员互访，鼓励赴美留学生留在美国等等。

今天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指出一个多月来，少数人在首都制造的动乱已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果断地平息暴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插亮眼睛，团结一致，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这份文件是泽民同志主持起草，经过我和其他常委同志同意发出的，现摘要如下：

目前，首都北京形势严峻，一个多月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动乱。从6月3日凌晨起，这种动乱已经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

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制造了种种暴行。他们进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号，公然叫嚣”要杀死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党徒”。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面制造打、砸、抢、烧等种种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团伙，”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总之，他们是一伙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分子。

众所周知，一个多月来，政府对至少数人蒙蔽群众制造的动乱一再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但是极少数人以为政府软弱可欺，变本加厉进行活动，终于发动了反革命暴乱。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果断的措施，坚决平息这场暴乱。在平息过程中，戒严部队又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极少数暴徒置若罔闻，面对戒严部队发动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伤亡，包括解放军和武警战士。这事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不这样做，暴乱就不能平息，那就要发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因此，果断地平息这场暴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的。

我们已经取得了平息暴乱的第一步胜利。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乱还未完全平息，极少数暴乱分子是绝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伺机反扑，制造种种事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务必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团结一致，同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一定要相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明辨是非，顾全大局，迅速行动起来，挺身而出与制造暴乱的极少数人作坚决的斗争。要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乱。共产党员要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广大干部群众职工要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保障供给，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正常秩序。各级党政组织，要加强正面疏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为稳定局势创造安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斗争，同心同德把建设和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上午，我参加了戒严指挥部的会议，经过讨论，会议作出一些决定：

（一）北京各区成立戒严分指挥部，并与驻军联防，并先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海淀和朝阳六个区实施。

（二）集中在天安门的军队逐步撤离，进驻城区各主要交通要道和据点，由中央出面动员北京市和国家机关腾出房子接待军队。

（三）为了改善中央电视台宣传工作不得力状况，准备派中央代表去指导工作。广电部部长艾知生同志要求先不派人，由广电部自行派得力人员加强领导，故中央改派联络员。

（四）市区继续实行交通管制。

（五）全力打通市区内各交通干线，并大力保卫电、水、气等公共设施的安全。

会后，戒严指挥部命令从天安门调出一半兵力，约2.5万人，驻守在东西长安街一线，负责打通交通干线。

今晚7时半，我在中南海开会，向国务院所属24个单位作了动员，要求沿东西长安街各国家党政机关腾房接待解放军，得到与会同志全力支持。我在会上的讲话要点是：

从6月3日开始在北京发生的这一场反革命暴乱，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是关系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存亡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同志们在接受戒严部队安排住宿任务的时候，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必须从这个大局出发。6月3日，解放军奉命进程，在进程过程中，解放军的军车被堵截、被烧毁、战士遭到殴打。当时解放军是本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来对待人民，但是同志们可以看看，歹徒们是多么残暴的对待我们的解放军！电视和报纸将把这些情况一幕一幕地展示在大家面前。在部队行动过程中，一方面是歹徒袭击解放军，另一方面是解放军进行自卫还击。现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和解放军是有对立情绪的。但是，作为我们多年培养出来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要从国家和党的生死存亡这样一个大前提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个国家交给他们？如果不愿意，只有一条路，就是支持解放军执行戒严任务。

现在北京市面临的是人民的安全问题。因为这些歹徒抢走了不少的枪支，他们不仅袭击解放军，而且到处为非作歹。昨天发生了焚烧公共汽车的事件，造成全城的交通断绝。他们还扬言要破环电厂、水源、煤气等公共设施。打砸商店也不断发生。这就表明暴乱分子要在破坏生产和人民生活上下手，把北京搞瘫痪。

现在，解放军已经固守在天安门一带，那里是安全的。天安门是共和国的象征，是不会再被这些歹徒夺回去的！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打通东西长安街两条交通干线，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当然，我也知道，机关里有一些同志现在还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这就要靠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保证戒严部队顺利执行任务，沿东西长安街的国务院和中直的二十多个单位要接受解放军进驻你们大院的任务。解放军不会干涉你们的正常业务，你们只是给解放军提供一个驻地，便于他们执行戒严。你们应该以非常欢迎的态度来迎接解放军。有什么困难也必须克服。我想，这是对我们国务院各部门在这场动乱中的一个考验。解放军并不要求太好的房子，有住的地方，有水喝，有饭吃，有一份热菜热汤就行。解放军首先把这个交通要道打通，然后巩固局势，平息这样暴乱就有了保证。

在我讲完话后，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说，下面我们就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落实接待戒严部队的任务。

由于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暴徒在暴乱现场残害解放军的录像，许多人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开始理解和同情解放军。

6月7日

下午5时，在尚昆同志处开会，决定由北京军区负责一天内打通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一线。戒严指挥部撤出人民大会堂。2时半，沈阳部队115师包围了外交公寓，因为有人从那里射击，打死一名战士，打伤三名。为避免国际争端，我直接给迟浩田打电话，要部队撤出，3时半解围。宣布”高自联”、”工自联”非法，对头头要求投案自首。

电视播放了总政一组纪录片，记录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袁木谈话后，效果不错。

6月5日，方励之已透过美国大使馆，要求保护，其洋奴嘴脸已暴露无遗。

法国表现最坏，罗卡尔宣布和中国中止一切级别上的关系。瑞典也拒绝李先念主席的访问。国际上对我施加压力。

在天安门广场平息暴乱以后，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向中国施压。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停止中美军事合作，取消对中国国防部长的邀请，停止对华出口武器。延长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纽约市单方面终止与北京的姊妹城市关系。美国洛费曼公司撤退40名在华专家，该公司正在执行中美间最大的军事合作项目，即歼8-2歼击机性能的改进。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发表谈话，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法国表现也很坏，总理罗卡尔宣布中止和中国一切级别上的官方往来。瑞典政府公开表示，拒绝李先念主席的访问。国际上联合起来对我国施加压力。西方领导人亲自出马为动乱分子打气，说”这是以此为了自由而进行的运动”，是”一场争取博爱的战斗”，”表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在香港和澳门也发生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昨天下午，袁木在中南海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发生暴乱的事实真相。袁木说，在这场暴乱中，军队和地方死亡人数加起来是300人，其中包括戒严部队的官兵，包括一些罪有应得的歹徒（多数是刑满释放分子、地痞、流氓、外来进京不明身份的人），也有一些学生和误伤的群众。至今还有400多名部队官兵失踪，生死不明。对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制裁，一是我们不怕，二是外国政治家应有一点长远观点，中国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克服这些困难。

中央电视台相继播出《天安门广场清场纪实》、《暴乱真相》、《血与火的考验》等专题新闻片。广大群众从电视中逐步了解这场动乱和暴乱的事实真相，更加拥护采取果断措施，认为一举平息这场动乱和暴乱是中央的英明决策，播放电视片和记者招待会均收到较好的效果。

上午，吕培俭同志报告，经他亲自核查，赵二军在海南确实X官倒，利用关系拿到批件，从南韩购买1600多辆小汽车，从中谋取暴利。另接到报告，赵二军已于5月25日办好香港定居证，可能已经出境。

军委决定由北京军区负责，一天内打通天安门东西安街的交通线，戒严指挥部撤出人民大会堂。大约在2时半左右，我的秘书急急忙忙向我报告，沈阳军区部队115师包围了建国门外交公寓，要向公寓射击。原因是有人从公寓内打黑枪，向正在行进的部队开枪射击，打死战士一名，打伤三名，因而激起战士愤怒，要求举枪还击。我当即与迟浩田总长通了电话，在国际社会多个国家已对我国采取孤立政策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引发国际事端，我要求部队忍辱负重，撤出对外交公寓的包围。迟总长同意照办。我还不放心，又亲自打电话给外交部，派一位司长到现场，直接向115师传达我的指示，要他们撤离。3时半，去现场的外交部杨鹤雄副司长向我报告，115师已撤离，外交公寓已解围。因为这件事处理得当，没有扩大事端，未给西方找到攻击中国更多的借口。我向尚昆同志建议，遇到这类突发事件，军委应有个规定，下面部队才好执行。总参立即作了十二条规定，明确规定部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自卫还击。公安部宣布，组织动乱和暴乱的”高自联”、”工自联”为非法组织，这两个组织的头目要限期投案自首。

6月5日，北大教授、自由化分子，动乱的幕后指挥着方励之和李淑娴已逃到美国大使馆，要求保护，其洋奴嘴脸已暴露无遗。美驻华使馆已将他们收留，进行庇护。

6月8日

今天北京的形势又比昨天好一些。

下午，通过邓办，把三天以来的情况和目前采取的措施都详细报告了邓。

上午10时，去人民大会堂，看望解放军。同时登上楼顶了解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今天交通开发的实况。看来，是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的。

今天电视，又放了一些揭露暴徒的镜头，效果较好。

今天的形势又比昨天好一些。军民一起消除长安街路障和垃圾，天安门广场很快就可以恢复通行。

今天是端午节，饭桌上端上粽子，朱琳听不得有人说解放军的任何不是。昨晚部队在外交公寓遭枪击，她十分气愤，认为解放军有权还击。在整个动乱过程中，朱琳始终伴随着我，日夜不离，同甘共苦，给我鼓励和力量，真是患难与共。

上午10时，我去人民大会堂，看望驻守在那里的解放军。同时登上大会堂楼顶，俯视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今天交通开放后的实况，看到车辆来往已恢复正常，心中感到甚为欣慰。暴徒大势已去，反扑已不可能，北京已不会发生大的反复了。

今天晚间中央电视台又播放了一些揭露暴徒的镜头，对争取人心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我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紧急约见美驻华大使李洁明，就美国驻华大使馆给予方励之和李淑娴所谓”保护”事，提出严重抗议。指出这一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也是违反中国有关法律的。对此，中方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的抗议。

后来，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法教授阿尔弗雷德?鲁宾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美国驻华使馆庇护方励之、李淑娴是干涉中国内政，违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文章说：

布什总统在6月8日记者招待会上断言，美国驻华使馆庇护方励之及其妻李淑娴是合法的，因为方先生的生命收到威胁。显然，这种解释是谬误的。一些人如为了逃避暴徒或其他非法行动，受到外交庇护是合乎人道主义原则的。此原则对方励之案件并不适合。世界法庭1956年的决定，秘鲁的阿亚?德拉拖雷在政变失败后逃到哥伦比亚驻秘鲁大使馆避难，因而形成了对那个国家权限内事务的一种干涉。结果，哥伦比亚败诉了。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刊登《方励之进美国大使馆记详》一文。该文是根据美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林培瑞提高的资料写成的。内容如下：

戒严令颁布后，方氏一家就感到他们处境危险。6月4日午前，林培瑞驱车去方家。林培瑞问他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李淑娴说如真的需要，她会打电话说”请孩子们过来玩”。到了下午5点钟，李淑娴打电话来，说”请孩子们过来玩”，于是林培瑞又到了方家。他们找了车，开到香格里拉饭店。林用自己的名字租了个房间，给房家三个人住。第二天早上，林培瑞找了他自己雇的车和司机，开车去美使馆。使馆问方，为什么要住进来？方回答说，朋友告诉他，在黑名单中，他与李淑娴被列在第一、二位。他说能不能在使馆住几天，等气氛缓和一点再出去。美使馆官员说，政治避难是给一些到了美国本土的人的保护，在使馆内不能有这种保护，但有一种类别的保护，叫”临时难民”，是可以考虑提供的。方提出美国使馆能不能给他们绿卡，这样离开中国可能容易些。使馆人员说，使馆没有权发给绿卡，但可以发给签证。于是，方家三人就办了去美国的签证。到了晚上，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方励之去了美国大使馆的消息。在这之前，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这一消息。

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

6月9日

下午3时，小平同志接见解放军参加戒严的军以上的干部。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和老同志都参加了。这一亮相使许多谣言不攻自破，如邓已死、李打伤、杨逃跑等。邓讲，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这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所决定的；今后要实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十三大精神不变，改革开放要更快更好。

5时，常委碰头，同意对方励之实行通缉，目的是迫使方滞留在美国使馆；同意以李、乔、姚三人名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

晚上，我按小平同志的讲话修改报告稿。

在整个动乱过程中，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平息暴乱之后，”美国之音”作了许多歪曲事实的报道，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印象。亚行会议之后，许多西方记者乘机滞留在北京继续采访。当时由于中国政府自顾不暇，无力管理这些外国记者，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大批西方记者发布了大量煽动和支持动乱的报道。在平暴之后，中国新闻媒介却鸦雀无声。作为中国政府主要通讯机构的新华通讯社，在平暴后的三天内，没有发布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下午3时，小平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解放军参加戒严部队军以上的干部。常委中我和乔石、姚依林，老同志中万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同志和军委委员都参加了接见并合影留念。在接见会上，小平同志发表了历史性讲话。他深刻分析这场政治风波的性质，是极少数人先搞动乱，后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说军（几个字不清，猜测是”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国家的钢铁长城。他还说，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早来要比晚来好，因为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江泽民同志因为还没有正式担任总书记，根据他本人意见，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中国领导人集体亮相，使香港报刊报道的许多谣言，如他们造谣说邓小平已经去世。李鹏被自己的警卫打伤、杨尚昆已经逃跑等等，不攻自破。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对的坚持，失误要纠正，不足的要加把劲。小平同志充满信心的预言，我们的事业前进的步伐将迈的更稳更好，甚至更快。现将邓小平同志在接见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摘要如下：

同志们辛苦了！（热烈鼓掌）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主要是定了性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动乱”这两个字厉害，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就是这两个字。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主要的难点在于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于出手。一些同志只看成是单纯对人民的问题，不了解对方不是人民，是一些反动的人，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

他们的根本口号：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打倒社会主义，还有打倒邓小平。他们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共和国。他们提出反腐败的口号，这是他们的陪衬。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死伤很多人，武器也被抢去了。这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我们考试及格。如果是用坦克从人群中轧过去，就会引起全国的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导员。尽管损失令人心痛，但可以赢得人民，分化是非不明的人，使他们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血染北京的是解放军还是别人，流血的是谁。以后在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取了，应该采取坚决手段。该开枪自卫的就开枪，否则就不像人民解放军了。我么的指战员被打倒在地，那点路障能够挡住吗！这表明，不管受到多么大的损失，我们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

这次事件暴发出来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

回想过去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是不是因为发生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第一个翻番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番时间是12年。再往后五十年的问题也比较容易考虑，因为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二点儿就够了。我想我们没有作出一种”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它是失败的。而且，在今后61年当中，在15亿左右人口的国家，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是能够做到的。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搞错了？我们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有了艰苦创业精神，腐败现象也可以消除很多，这是我们的传统。我对外国人讲，10年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人民当中的教育，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但10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否则我们没有前途，取得这个成绩是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必然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是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打击经济犯罪。但回头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我们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句话要坚持，不能改。在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多一点计划性，在另一个时期多一点市场调节，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嘛，请常委们研究。这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

总结过去10年，我们的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都是对的。要说改革，就是改得不够。我们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西方的三权鼎立。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七十年代闹学潮，派了一师去占领。他们的办法比我们高明，一出现就马上压下去，不使他们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照样干。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下午5点，召开常委碰头会，会议确定6月15日左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6月20日左右召开中央全会，并一致同意李鹏、乔石、姚依林三人联名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决定由公安部对方励之发布通缉令，一迫使方励之暂时滞留在美国驻华使馆，不采取强制逮捕的措施。

晚上，我听取尉健行部长到广东查案的汇报。已查明赵的长子和佛山无线电公司勾结，共同倒卖彩电获利1600万元。批件是赵紫阳亲自批的，再由进口办办理，发放了许可证的，尉健行还向我展示了赵紫阳的原批文。

深夜，按小平同志今天讲话的精神，我再次修改了在扩大会议的报告稿。

6月10日

北京情况，日趋好转。交通和供应开始恢复正常。当前首要的是揭发检举坏人，继续做好舆论宣传，使广大群众真正转到党的立场一般来。

今天晨6时起床，继续修改报告稿，直到下午4时，全部改了一遍。

北京社会秩序进一步好转，交通和供应开始恢复正常，粮食已克服脱销现象，副食品供应充足，145条公共汽车线已开通，但商店一般开门晚，关门早，居民仍有恐惧感。当前首要的是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坏人，收缴失散的枪支，以保障社会的安全。同时继续做好舆论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都能够转到党中央这一边来。

我今天早晨6时起床，继续修改报告稿，直到下午4时，全部改了一遍。然后我又批阅了许多文件。

今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高校一位青年教师，作为天安门广场清场目击者发表谈话，严厉驳斥”美国之音”关于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打死3000多人的可耻造谣。他说，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中未向群众开枪。凌晨4时左右，候德健等四人与部队进行接触，部队同意他们和平撤出。侯德健回到广场，学生就是否撤离问题，以喊话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撤离的声音明显大于坚持。最后，学生打着旗帜从广场东南角缓缓撤出。

北京市对这次暴乱中所有丧生者都作了妥善的处理。据北京市民政、公安和卫生部门反复核查，在这次暴乱中，死亡人数共计313人。其中大学生42人，部队官兵23人，还有少量工人，干部和居民；不明身份者多达114人之多，看来，这些人多是外地的无业游民，也有一部分是刑满释放人员。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清理天安门纪实》中，那个大连星海铝厂的业务员肖兵曾在6月5日造谣说，”在广场上，我看见了用坦克车轧，轧成肉浆，还用枪打。”他还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说：死了2万多。”此人回到大连，很快就被当地群众举报，被依法逮捕了。这说明人民群众觉悟是高的，是拥护党和政府一举平息暴乱的。

6月11日

下午4时半至7时看了常委碰头会，北京和全国形势都趋于稳定。决定星期二召开中央和国务院系统部长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星期二召开中央和国务院系统部长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工作，以国务院全体会议名义公开发表会议内容。

晚上，批完文件，并对报告第二稿作了修改，发给常委和老同志，征求意见。

我今天一直睡到上午11点，是40多年来睡的最长最热的一次。下午4时半至7时，我召开了常委碰头会。会议认为北京和全国都趋于稳定，会议决定星期二召开中央和国务院系统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对当前的工作的部署，以国务院全体会议名义公开发表这次会议内容。

晚上，我批阅积压的文件，并对常委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第二稿作了修改，当晚发到江泽民同志、各位常委和老同志处，征求他们对报告的意见。

各省市区党委和政府，各中央和国家部委都已致电或写报告给中央，对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动乱和暴乱，表示坚决拥护。

6月12日

上午，批阅文件。下午，分别找周南、齐怀远、黄毅诚、胡平、曾宪林、朱良和倪志福同志谈话，通报情况，为明天会议作准备。

晚上，由我向秘书口授了明天的发言提纲。

上午，我继续批阅国办和中央送来的文件。

下午，我分别找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外办主任齐怀远、能源部部长黄毅成、铁道部部长李森茂、商业部部长胡平、轻工部

部长曾宪林、中联部部长朱良和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同志来谈话，了解有关机关干部的思想情况，以及各单位的业务工作，

为明天会议做一些准备。晚上我向秘书口授了明天的发言提纲。

今天，乔石、姚依林、宋平、田纪云。温家宝等同志到医院看望和慰问戒严部队和武警受伤的官兵。宋任穷同志和部分

中顾委常委也到天安门慰问戒严部队。

陈德在紫禁城门口试图行刺嘉庆帝，当时神武门的侍卫见状竟呆若木鸡，无人敢救驾，唯有六位大臣上前护驾，定亲王绵恩出面拦阻，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乾隆帝第七女、嘉庆帝同母姊固伦和静公主之夫）扑上前去抱紧陈德，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珠尔杭阿、桑吉斯塔尔和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也向刺客扑去，丹巴多尔济被砍三刀，最后刺客束手就擒。嘉庆帝命诸王大臣和六部九卿会审，但陈德只说：“若事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也。”

闰二月二十四日己丑（1803年4月15日）嘉庆帝在查办后下旨，将陈德在菜市口法场被凌迟处死[1][2]，其二子15岁陈禄儿和13岁陈对儿被绞死以斩草除根，而其余被牵连入狱之人立刻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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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麟编辑

清末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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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麟（1873年12月17日—1907年7月7日），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浙江绍兴山阴东浦镇人。清末革命家。

徐锡麟

性别

男

出生

1873年12月17日

清朝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

逝世

1907年7月7日（33岁）

清朝安徽省安庆府

国籍

清朝

教育程度

秀才

职业

革命家

活跃时期

20世纪

政党

光复会

配偶

徐振汉

儿女

徐学文

徐锡麟被处决前所拍摄，意在向世界证明自己是含笑离开的。

早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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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麟乃山阴县吏徐凤鸣之子。少读书，通大义，然恒失爱于其父，乃益自刻厉，应试辄冠其曹，郡邑吏钦其才，以收列于门下为荣。研精数学，善制仪器，曾手构星球仪，“见者叹为莫及”[1]。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秀才。1901年，被聘为绍兴府学堂经学兼算学教习。1903年，就学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益有志于经世。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谋创设大通学堂于绍兴，除普通科目外，尤重体操，讲武事，以积蓄力量。徐锡麟受到恩铭提拔，并成为恩铭手下之亲信。1906年，以捐官为道员，志在得握重兵。赴安徽任武备学校副总办、警察处会办；1907年改名为陆军小学监督、巡警学堂监督。

安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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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6日仓卒发动安庆起义。即日借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际，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与清军激战4小时，终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而卒被捕擒僇。[2]徐锡麟写下《光复军告示》：

“为晓谕大众，翦灭满夷，除暴安民事：

维我大汉民族，立国千年，文明首出，维古旧邦。乃自满夷入关，中原涂炭，衣冠扫地，文献无遗。二百余年，偷生姑息，虐政之下，种种难堪，数不可罄。近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天下扰扰，民无所依，强邻日逼，不可终日。推厥种种罪由，何莫非满政府愚黔首虐汉族所致！以是予等怀抱公愤，共起义师，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义兵所临，秋毫无犯，各安就业。我汉族诸父兄子弟，各安生业，无庸惊疑。……至若有不肖匪徒，妄讥义师，结众抗衡，是甘为化外，自取罪戾，当表示天下，与我汉族诸父兄子弟共诛之。此谕”

受审时，直书亲供原文如下：

“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欲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其专制力量。满人妄想立宪，所以使汉人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的程度，急在独立。以我所想，满人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汉人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得快，越革命得快。我只抱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害我中国的满人及助满为虐之汉奸，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

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获，实难满意。恩铭想已击死，此外受伤各员，均系误伤。惟顾松系汉奸，他高呼会办谋反，所以将他杀死。赵廷玺他欲拿我，故我亦欲杀之，惜被逃脱。尔等言恩铭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问满人作官好坏。至于恩抚厚我，固属个人私恩；我杀恩铭，乃是排满公理。此举本拟缓图，因近日缉查革命党甚严，彼又当面敎我拘拿革命党首领，恐遭其害，故先为同党报仇，且要当着大众将他刺死。只要打死了他，此外文武百官，不怕不降顺我所主持之主义。然后直下南京，可以势如破竹。我从此可表正义于天下，此实我最得意之事。

尔等再三言我之密友二人，现已一并拿获，彼等均不肯供出姓名，将来不能与我大名永垂不朽，未免可惜。所论亦是；但此二人皆有学问，在日本均皆知名。以我所闻，在军械所内击死者，为陈伯平，此人实为我之好友。另一被获者，或系我好友马宗汉，向以别号称，并无真姓名。尔等所云已获得之黄福维，浙人，我不认识。至于众学生，程度太低，无一可用之人，均且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刴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杀学生，是我诱逼他们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革命军助我者，仅陈伯平与马宗汉两人，不可拖累无辜。我与孙文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我自知必死，可拿笔墨来，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3]

安徽布政使冯煦等人建议端方按“张汶祥例”处死徐锡麟，[4]清廷已废除凌迟，翌日晨剖心处死，提至抚署东辕门侧，先剖徐锡麟心，祭恩铭；再斩首。徐临刑时，神色不变，毫无惧容，“大呼排满不止”[5]。正史亦无近年网文的砸碎睾丸情节。遗体则与陈伯平、马宗汉一同葬于杭州西湖边孤山南麓，为“三烈士墓”[6]。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曾亲自到杭州拜祭徐锡麟，说他发起的起义“功表见于天下”。

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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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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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徐凤鸣，曾任山阴县吏。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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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锡麒（1878～1955），字叔荪，徐锡麟三弟，曾一同留日，加入光复会。皖案后，遭通缉。辛亥革命后曾任绍兴民团局长、商会会长等职。

徐锡骥（1883～1953），字季荪，徐锡麟四弟，曾一同留日学制药，加入光复会。皖案后帮助徐锡麟夫人王振汉化装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后从事药业。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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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王振汉

子：徐学文，留德化工博士，娶德国女孩徐曼丽。

孙女徐乃锦，嫁蒋孝文。

fffghhhh / blog

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 #7

现在写文章，引语太多，看了就心烦，少引一些可以。我写文章很少引马、恩、列、斯。要写活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