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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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由牧虹作词、卢肃作曲，产生在1943年6月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子。为了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繁峙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牧虹和卢肃同志一起在三四天左右时间里，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这个剧的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还可以，就是感到结束得有些突然，缺乏终止感。综合大家建议，决定由牧虹同志写词，卢肃同志谱曲，为该剧增加一个幕终曲，于是《团结就是力量》这首经典名曲，就这样诞生了。 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团结就是力量》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1]

简介 编辑 1949年后，牧虹到了北京，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副团长、团长，中央歌舞剧院副院长等职。1963年，任辽宁省歌剧院院长。1978年，调回北京，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兼导演系主任、学院代理党委书记等职。1985年离休，1989年逝世于北京。 牧虹作品 编辑 上个世纪30年代，在延安鲁艺的学生中有两个江苏徐州同乡，一位叫牧虹，在文学系学习；另一位叫卢肃，在音乐系学习。1943年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繁峙农村推动减租减息。为了配合这场斗争，牧虹和卢肃一起在三四天左右时间里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全剧的高潮是结尾的大合唱：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帝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这首革命歌曲，是牧虹作词、卢肃作曲的。1943年，晋察冀边区反“扫荡”胜利后，卢肃、牧虹创作了独幕话剧《团结就是力量》，剧中歌曲的名字，也是《团结就是力量》。 上个世纪30年代，徐州涌现出一大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七七事变后，他们告别家乡，踏上革命征途，奔向抗日前线，奔向延安，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文艺作品。 卢肃和牧虹当时就是这样两位青年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是徐州人，早年都在徐州求学。为了参加革命，先后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并成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学，卢肃在音乐系，牧虹在文学系。 1939年春天，卢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牧虹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穿过敌人封锁线，去晋察冀边区开展工作，历尽艰险，于7月份到达目的地，并分别担任华北文艺学院文学系和音乐系的老师，培养出一批战时文艺人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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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西斯

团结就是力量是法西斯最原始的口号，主要表现为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

　　法西斯最原始的口号是：”strength through unity”（力量源自团结） 主要表现为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

最近不是纪念抗战胜利么，总不停的听到《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参加过军训的人应该都不会陌生。

在歌词里有这么一段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法西斯蒂，是意大利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西元一八八三～一九四五年）革命时代的行动理论，及所领导的组织名称之音译。意大利的原名是 Fascisti，这个名词的语源出於拉丁字Fascis和意大利文Fascio，意思是团结。

法西斯主义的定义：“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

而我还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叫做:团结就是力量…

如果把音译的法西斯蒂翻译过来，那么《团结就是力量》里就会唱"向着团结开火"……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不是在创作上出了问题。或者是我看的这些资料有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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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续

邵建：法西斯＝团结就是力量 + 一切服从权力 http://book.ifeng.com/special/jiquanzhuyi/detail_2012_10/18/1834911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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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警惕法西斯，就必须警惕凌驾于个人本位之上的各种集体主义——当然，法西斯不会再以法西斯的名头出现 在人们的想象中，法西斯是同野蛮、残暴、独裁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连的，还有二战电影中德国军队的一些镜头，包括他们挺括的军服、锃亮的钢盔、鲜红的袖标、漫卷着印有纳粹符号的旗幡、广场上整齐的阅兵方阵以及海浪一般的万众欢呼等。可见，法西斯一词早已固化了我们对它的认知，更何况那个时代还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里面有一句经典化的台词：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法西斯有一个先在的负面对象，法西斯这个词具有相当的正面性，而且风行一时。对一个词或由它所反映的现象不能成王败寇。再说，你认可它也好，或者否定它，都属于价值表述。但我们在行使自己的评判前，还需要从事实层面弄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此即“事实判断”优先于“价值判断”。在这里，笔者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试图就对象本身来探索法西斯的含义。 观念之流变 法西斯现象并非是一种德国现象，它最初形成于意大利；所以我们经常说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当然纳粹也是一种法西斯形态，正如后来极权主义的苏联，亦为法西斯现象之一。因此，如果谈法西斯，当从意大利谈起。1921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创建了世界第一个以法西斯命名的政党，这个政党的名称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其原义为捆在一起的棍棒，中间插着一柄斧头。这是古罗马行政官的权力标志，棒子用于笞刑，斧子用于死刑。那一捆束棒，读音即为法西斯。很快，继意大利之后，法西斯便成为一种欧洲现象，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挪威，包括英法两国，分别都成立有法西斯性质的政党。转至东方，日本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且不论；当它传到中国时，当时媒体还把它形象地意译为“棒喝主义”。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法西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贬义。它甚至是我们正面学习的对象，这里不妨以胡适为例。1926年8月27日，胡适从欧洲致信徐志摩，说自己在国内日子过得太好太舒服太消沉了，因此，出来后受到很大刺激。胡的刺激，一个来自苏俄——在胡眼中，苏俄很有发奋振拔的气象：“看那1890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另一个刺激就来自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成了学习的对象。胡适很肯定地说：“我们应当学Mussolini（墨索里尼）的‘危险的过日子’”，进而又说“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可以说，俄、意、德、日这几个国家即使在当时都已经是法西斯的不同类型。 更有意味的是，在提倡学俄、意、德、日的同时，胡适这样批评英国：“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功夫。” 此封信中，胡适提及“傅孟真几天之内可以到Paris。我在此等他来谈谈就走。”这个傅孟真即傅斯年，据胡适1926年9月18号日记：“晚上与孟真谈政治。他总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有能力的Dictator who will impose some order＆civiliation on us（独裁者，以整饬社会秩序，再造文明）。我说，此与唐明皇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况Dictator（独裁者）如Mussolini （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这段记载，表明胡适思想的复杂，他从一个月前的激进立场退了下来，尤其当他的弟子激进时。他分明考虑到了法西斯的另一面，这一面会让知识人感到不堪。但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学生傅斯年，其思想不无受到法西斯的某种浸染。傅当时在欧洲游学，他希望出现一个有能力整理秩序的独裁者，从而改变国家低迷消沉的状况并使之复兴，这其实正是法西斯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心理表现，与当时意大利、德国的情形类似。 胡、傅等人希望国家振拔复兴，有焕然一新之貌，统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1930年代，内忧外患的困扰，使战乱后的中国危机重重。为冲破困局，北伐之后获得政权的蒋介石，即有心开始全面整顿社会。和孙中山不同，蒋介石一改以往的以俄为师，转而以意为师和以德为师。因此，三十年代早中期，中国大地遂有过一场借鉴法西斯（当时又译为法西斯蒂）的政治浪波。 1932年，蒋介石在谈“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时指出：“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强调“三民主义下没有私见，法西斯蒂下没有个性”。1933年9月，蒋介石有“如何做革命党员”的讲演，其中把“法西斯主义共同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三：“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认识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是最光荣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 “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换句话说，统统要服从、牺牲、严肃、整齐、清洁、确实、敏捷、勤劳、秘密、质素朴实，共同一致，坚强勇敢，能为团体、为党、为国来牺牲一切。” “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 于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政纲，尽管它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当时，国民党内部一些激进而有理想的廉洁之士，痛恨国民党的衰腐和国民状态的堕落，仿照意大利黑衫党和德意志褐衫党而成立一个别动组织“蓝衣社”，就是一个以蒋介石为领袖并向其效忠的法西斯政团。 形象化的解读 以上的叙述，基本上没有我个人的价值取向。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法西斯的形成与诞生，有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它的面目也没有后来那么可憎。 当然，这不是说它一开始就没有问题，相反，它的问题一开始就那么显见。只是对这问题，不同的价值取向会有不同的评判，所谓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而是非之外，法西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审视一下它的logo吧，有时候，形象比语言更简洁、有力。我不想在这里重复老生常谈的几大特点，它的特点在它的图案中已经表达得如此充分。注视一下那个当中插着一柄利斧的束棒，法西斯的全部秘密其实已经公开在你的眼前，就看你如何对它解读。 构成法西斯图案的要件有两样，一是束棒，一是劈斧，两者各有其指涉，并由此构成了我们解读法西斯的必要的索引。如果人作为个体没有像束棒一样紧紧捆缚在一起，则无法产生法西斯。 法西斯不可能是个体的，也不是乌合之众的群体，它是个体被束缚在一起的一个集体。惟其如此，它才能产生一般个体和群体无以产生的合力。 还是年幼时，笔者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年迈的父亲，把十个儿子喊到床前，他拿起一支筷子，折给儿子们看，那支筷子就断了。然后他又拿过十支筷子，用带子扎起来，再折给儿子们看，结果筷子完好。儿子们当然明白父亲的用意，这个故事的隐喻就是团结起来力量大。然而，它和那个法西斯的图标委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法西斯当然离不开那被捆束起来的棒子，但，散落的棒子被捆束起来，还只是法西斯的一半。最后需要完成的是同样重要的另一半：插在束棒之中的斧子。这里，斧子是权力的符号，那捆束棒乃是为其所支配的对象。如果没有那么一个集体化了的或一体化了的对象，斧子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所指。由于它位于被捆束的棒子中间，棒子则围绕着它向心；因此，图案本身就已经勾勒出了棒与斧的关系——这就是我要用以描述法西斯的第二句话——“一切服从权力”。 在此，团结就是力量的“力”，需要被导引到斧子的指向上。于是，有了一柄斧子的束棒，就不像以上那位老父的束筷，只是防御性地怕被折断。它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四下出击，甚至能做到所向披靡。 根据以上，什么叫法西斯，我们不难获得如下一个等式： 　法西斯＝团结就是力量+ 一切服从权力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没有民众这样的束棒，法西斯就失去了它的可能；有了权力一般的斧子，法西斯就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因此，20世纪历史上的法西斯，如同一幕活报剧，上演者就是无数束棒一般的民众和对他们握有支配权的领袖。换言之，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法西斯就已经诞生了而且必然诞生，尽管它的称谓可以不叫法西斯。 意大利虽然称为法西斯，但只是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德意志不叫法西斯叫纳粹（即民族社会主义），但它也是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当时处于纳粹对面的苏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极权主义——更是法西斯的一种形态。 甚至，就英美而言，在其战争状态下，尤其对作战部队而言，同样是符合这两个构件要求的法西斯，否则它无以应付这场战争。 此刻，我们需要尽可能去除我们头脑中积淀而成的法西斯的狰狞形象，至少我个人的表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多少价值色彩，它只是力图清晰地说明法西斯是什么，而尽量不涉及它的是与非。 价值中性如果是我们此刻打量法西斯的前提，那么，我必须承认，参战的英美部队和苏俄部队，同样需要贯彻“团结就是力量”和“一切服从权力”的战争原则。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各方，无不具有法西斯性。 撇去各种意识形态的外衣，仅从其构成角度解剖，法西斯从其人性的根源和权力本性来看，它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而且活在今天的各种可能性中。如果一根棒子是独立的，一束棒子则无法有独立的个体选择，它只能被选择。上文那位老父以筷为喻，殊不知，筷子的功能是拣菜，它必须有其伸展的空间。然而，当它们被束在一起时，空间被减至最低，原有的功能也就随之丧失。筷犹如此，人亦如是。 个人集中起来可以成为一种力量，一百个人集中起来的力量要远大于单个的一百个人的力量。操纵这种力量的，乃是集体意志或领袖意志。因此，面对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特殊重大事件等，这种力量是必要的。 但，如果是在日常生活状态中，人应该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即人是群体中的个体，而非被集中起来的个体。毕竟个体自在自为，方可以成为一个理性的主体；集体化的人则集体地成为被运作的客体（工具）。这样的客体看不清个人眉目，堪名为集体主义。由于集体必然要求忘我，因此，任何一种集体主义都可能是法西斯诞生的温床。它不是从中诞生出一种权力，反过来控制自己；就是权力用它的各种手段，把个体集为一体。权力与集体的关系，就是斧子与束棒的关系。 棒与斧的交集，不但是法西斯的象形，同时也内涵着法西斯得以形成的秘密。 警惕法西斯

　　今天，如果我们要警惕法西斯，就必须警惕凌驾于个人本位之上的各种集体主义，尤其是权力发出它的召唤时。 当然，法西斯不会再以法西斯的名头出现，但它可以换上其他的“马甲”暗渡陈仓。换言之，法西斯不是主义，它总是以各种主义的名目出现。今天，举凡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社会主义（俄苏式的或类似于俄苏的），几乎无不涵摄着法西斯的基因；尽管在政治性质的解剖上，它们可能是威权主义，也可能是极权主义；但，所有这些主义概为法西斯的不同类型（当然，左的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其危害远甚于右的威权主义的法西斯）。它们所以具有法西斯性，因其价值诉求俱在个人本位之上，同时又注定离不开权力对它的范导，甚至它本身即表现为权力的运作。 以上谈法西斯时曾言及英美，那是因为二战。在战争之外，英美国家由于制度上始终奉持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故法西斯无以席卷整个社会，哪怕这个社会中分明有法西斯性质的政党存在（如英伦）。 德意俄不同，不独战争，它们的整个社会形态都是法西斯化了的，国家总是带有战争动员色彩，正如以上蒋介石言及法西斯基本精神时强调“一切军事化”（即使没有战争，也要推行类似战争化的大规模的社会群众运动）。 权力显然知道，只有战争状态或运动状态，最有理由也最为方便把无数个体拧成一个集体，当然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比如为了复兴。 正如前文所言，法西斯在战时，有它存在的必要，甚至必须。但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人类必须远离法西斯。法西斯只有集体没有个体，只有权力没有权利。 然而，纠结在于，不但任何一种权力（无论是德意形态，还是俄苏形态，抑或英美形态）都天然倾向于法西斯、倾向于权力支配一切（此乃权力之本性）；即使民众本身，亦有其法西斯之内倾，亦即具有结群为法西斯的可能和天性。人的“个性”与“群性”都是天性，就后者言，它有其吸引人的地方，至少集体可以给人提供安全感，也可以给人力量。 这时个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一切都不需要它独自担当与面对。如果人岂非没有把自己交出去的天性，那么，人民其实很容易成为法西斯。人民身上内潜着的法西斯性，很容易为宣传艺术所发酵，包括音乐、宣传画、雕塑、大型建筑、影视、广场集会等（这些正是当年纳粹鼓荡民众的拿手好戏）。这里尤其是音乐，进行曲的旋律本身就能回旋出一种法西斯，它吸引你跟进，让你化入集体，而且叫你的步伐和身体节奏还要同别人整齐划一。特别是进行曲有其听觉上的壮丽感，直接激发你的生理，使你不自觉地消融到它的节拍中去。俄苏战歌、纳粹战歌、英美战歌，意识形态可以不同，但它们的音乐语言是一致的。 我作为一个文革中和文革后听惯了战歌复赞歌的人，很自然，就像戒惧广场一样，有所警觉于这类亢奋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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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团结之于战争

蒙古军纪严明，没有人会为抢劫财物而放弃追击和战斗，违抗命令不进攻者将被斩首。对逃兵的惩罚尤为严厉，未获准撤退的视为逃兵，会面临连坐惩罚。“十人队中有人逃而其他人没有当场制止，全队死刑，如果十人队全逃了，则该十人队所属的百人队全部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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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续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为何能战无不胜 http://www.lsgushi.com/fire/906.html 蒙古大军在十三世纪发动了的大规模的西征，凭借较少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供应战胜了所有的敌人，占领了大半个亚欧大陆，这在世界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实际上，在几次西征中，蒙古军队的数量通常很少，加上其他民族的仆从军，总数最多不超过20万人左右，往往比对方的军队要少得多。但是，人数少的蒙古军队却往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 当然，我们不排除蒙古人一直有好运气陪着他们，但是，除了好运气之外，他们百战百胜还是有原因的，就像一句歌中唱的那样：“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下面我们试图来分析一下蒙古军队战无不胜的原因。

  （一）蒙古人强烈的征服精神   蒙古人的战斗力首先来自他们强烈的征服意识，蒙古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有征服意识和尚武精神的民族之一，这一点，和西方人有点相似。 曾经有一天，成吉思汗闲来无事，问了群臣一个问题：“什么是男人的最大快乐？”博儿术（他手下的第一大将）说：“带着冬季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节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我理解的最大的快乐。” 博尔忽说道：“放了鹰鹘，看它在空中用爪子击落的方式抓走灰鹤，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 忽必来说：“打猎时放鹰，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成吉思汗哈哈大笑，对着群臣说道：“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着他们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乳头色的甜蜜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快乐。” 成吉思汗的话，说出了蒙古人的思想。一般说来，游牧民族往往具有强烈的征服意识。 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比起农耕民族来说，条件要恶劣得多。你也许在内蒙古旅游过，看过那里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你也许会觉得那里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天堂。 但这只是你在最好的时候看到的最美的景色，你没有见到他们残酷的生活。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蒙古高原的地理条件都是恶劣的。 罗马教皇的使者加宾尼在《出使蒙古记》这部书里详细记载了蒙古恶劣的自然条件。 他在书中说：“这个国家的某些部分，山岭极多，在其他部分，则是平地，但是，实际上它的全部土地都说是由砂砾构成的，土壤不多，几乎都是沙漠。在某些地区，有一些小树林，但是在其他地区，则完全没有树木。肥沃的土地不及百分之一，而且除非用流水来灌溉，是不能有收获的，而那里溪流和小河不多，大河更是十分稀罕。” 这说明，蒙古地区虽然领土广阔，但是基本上是沙漠，而且没有多少水源。 正是因为好地方不多，所以，对好牧场的争夺就不可避免了。在放牧的时候，谁占有了最肥美的草场，谁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上天赐给的好草场没有主人，谁的力气大、谁的势力强，这块草场就归谁。水和草，是他们生存的依据，那些游牧部落，往往会在首领的带领下，为争夺更好的生存条件，在部落之间的进行残酷的厮杀。 游牧民族地方的气候也是残酷的，冬天，往往有灾难性的大雪出现。加宾尼说：“那里的天气是惊人的反常。在仲夏的时候，别的地方气候炎热，在那里却有剧烈的雷电，常有人被击死，同时也常常下着很大的雪。这个地方还常有寒冷刺骨的狂风，强烈的狂风让人们骑上马的时候非常吃力。当我们在斡耳朵──这是皇帝和首领们的帐营的名字──前面的时候， 由於风的力量太大， 我们只得趴在地上，而且由於漫天飞沙，我们简直不能看见什么东西。 那里在冬季从来不下雨，但是在夏季常常下雨，虽然雨是如此之小，以致有的时候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润湿。那里也常常下大冰雹。当皇帝被推选出来并且准备举行登极典礼的时候，我们正在斡耳朵里面这时下了一场这样大的冰雹，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作为冰雹灾然融化的结果，在斡耳朵里有一百六十多个人被淹死，此外还有许多帐幕和财产被冲走了。” 加宾尼说的蒙古的气候，和我们现在全球温室效应出现的极端天气基本上一致。在这样极端的气候条件下，他们的牛羊往往会成群的冻死后者因干旱而饿死、渴死。 游牧民族的一切财产和生活来源就是他们放牧的牛、羊、马了，在古代，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了可以依赖的牲畜，就失去了生活的来源。这时候，为了维持生存，掳掠就成了他们求生的另外一种途径。 我们说，不是游牧民族天生具有侵略性，而是被那种地理环境逼出来的。 “和所有的敌人相比，蒙古人物质上处于落后地位，大规模地攻占掠夺始终是激励其保持旺盛战斗力的原因和动力。对财富的渴望，对杀人带来的刺激，使得蒙古人几乎没有停止对外发动战争时候。蒙古人放手让士兵可以任意屠杀的政策，在心理上可以让杀人的血勇刺激军人的好战情绪和原始勇气，使得蒙古军人成为极其勇敢野蛮的战士。”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这样解释蒙古人征服世界的动机。 因此，草原上的“男人们除了制造箭以外，基本不干其他事。他们有时也照管性畜，但他们主要是从事打猎和练习箭术，他们(不论是大人和小孩)全都是极好的射手。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二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在马上奔跑，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教他们射箭。他们都非常敏捷、勇猛。”加宾尼在《出使蒙古记》这样说。 这样长期熏陶出来的征服意识，就成为了民众的准则。只要他们能够的话，就要征服全世界。 加宾尼在《出使蒙古记》中说，成吉思汗曾经颁布命令说，只要他们（蒙古人）自己还没有遭到屠杀，他们就要使全世界降服于他们，他们决不同任何民族讲和，除非那些人首先向他们投降。 蒙古第三任大汗，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的大印上刻着这样的文字：“天上的神，地上的贵由王，神的力量，一切人类的皇帝大印”。 这些情况都说明，征服全世界是他们的人生理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在短时间以蒙古为中心，向四周所有的地方发起征服战争。   （二）蒙古人极端的服从意识   蒙古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来源于他们的铁的纪律和极端的服从意识。服从意识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在作战中，只有所有人都完全听从指挥员的命令，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世界上战斗力最强大的军队有两个，一是德国军队，二是日本军队。这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打遍欧洲无敌手，一个打遍亚洲无敌手。除了他们先进的武器和战术之外，对领导的绝对服从是他们军队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 日本人在二战中，长官说抵抗到底，没有一个日本人投降；长官说，无条件投降，刚才还在殊死作战的士兵立即放下武器。这样的军队，没有任何人是他们的对手。 在日本，出现了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就是一个人坚持战斗三十年的英雄人物“小野田”。 1942年，年仅20岁的小野田被征召入伍， 1944年11月，他和战友被派到菲律宾的一个小岛卢班岛，从事游击战的行动。主要任务非常的单纯，抵抗美军的攻击，破坏机场与海港。而行动策略简单之极：自己活下去，没有后援。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由于小野田他们在丛林中，音讯不通，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投降的事情，他们还在继续作战。 当地人发现还有日本兵躲在丛林中，于是，当地政府把宣传资料投进丛林，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然而，小野田他们认为这是美军的计谋，于是决定继续作战。最后，其他人相继病死，只剩下小野田一个人坚持抵抗。 1974年2月20日，小野田在山里偶然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他探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小野田缓慢地从背后接近铃木，准备袭击他，但他发现铃木是一位日本人，于是，他们交谈起来。铃木纪夫告诉他战争已经结束，要他走出丛林回家。但是，小野田说，如果要我撤退，必须要有我队长的命令，否则免谈。铃木承诺，他会带着他的队长的命令再来。 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发现一张铃木的字条，说他的指挥官谷口义美少佐已经到了当地，并且附上一份完整撤退命令。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来到指定的地点，面对长官以最标准的敬礼动作，接受谷口义美少佐的指挥。少佐一声令下，这个干瘦的老人少尉小野田宽郎就地投降。当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放他回国。 三十年之后，小野田终于回到了日本，所到之处，受到全国“英雄般”的热烈欢迎，他成了日本“精神英雄”。很快，他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书名是：《绝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 蒙古人对领导的服从意识是全世界是楷模，甚至超过了日本人。 “这些鞑靼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不论他是是否信仰宗教)更服从主人；对主人们极为尊敬，并且从不对主人说谎话”。 “不管他给他们下了什么命令，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不管这命令是要他们去作战，是死是活，他们都绝对服从，没有一个字的反对。即使他要他们的未婚的女儿或姐妹，他们也把她奉献给他，不出一句怨言。”（《出使蒙古记》） 你能够找出还有比蒙古人更具有服从意识的民族吗？虽然我们有些人说，这是盲从意识，这是奴隶意识。但是，军队中，就需要这样的意识，没有这样极端的服从意识，根本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当然，他们极端的服从意识也要靠严酷的纪律做保证，蒙古人的军纪之严，全世界少有。 “ 当他们在作战的时候，如果十人队中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或三个人、或甚至更多的人逃跑，则这十个人全体都被处死刑。如果有一个十人队全部逃跑了，则在百夫长之下的其余的人，即使没有逃跑，也全都要被处死，一句话，除非他们全体退却，所有逃跑的人统统要被处死。同样的，如果十人队中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奋勇前进，勇敢战斗，而其余的人不跟着前进则这些人都要处死；如果十人队小将一个人或更多的人被敌人俘虏，而他们的伙伴不去救他们，则这些伙伴都要处死。”（《出使蒙古记》） 这就是典型的株连政策，一人逃跑，战友全部处死。结果，即使你想逃跑，别人也不会答应。最后，是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在战场上，蒙古军队成了永不后退的军队。虽然这种政策不怎么人道，但是，效果那是相当的好。   （三）蒙古人特殊的社会生活   首先是蒙古人的吃苦能力极其强悍。 由于蒙古人在严寒和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都具有极为坚韧耐劳的性格，对物质条件的待遇几乎从不讲求，爬冰卧雪在其视为常事。远距离跋涉更是从小的习惯。对物质条件的不讲究，使蒙古军队的后勤负担很轻。因此，蒙古军人拥有其他民族战士所没有的连续作战的意志和能力，这是西方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骑兵们永远难望其项背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朝鲜战争中找到例证。 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战士面对的是强大的美军（美国人刚刚打败了德国和日本，其战斗力可想而知）。但是，就是这样强大的美军却败在武器简陋的志愿军手里了。原因何在呢？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志愿军战士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志愿军战士都是农民苦出身，在朝鲜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下照样活动自如，他们一把炒面、一把黄豆就是自己的给养，他们可以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起进攻，而美国那些老爷兵没有后勤保障就寸步难行，志愿军取得胜利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蒙古人从生下来就是战士。 蒙古各部落统一后，几乎把对外战争作为民族生存的依靠，基本上不再进行放牧等生产活动，蒙古国走向了完全的军事化道路。为了训练出最好的军队，蒙古人三四岁的孩子就被投入专门的军事训练部门进行军事学习。他们被严格地进行骑马、射箭的训练。这些被从小训练出来的孩子组成的骑兵部队，战斗的素质和技能是极为惊人的，他们在马背上无论是冲锋还是快速撤退都能准确地射击敌人。在这样的训练方式下，所有的普通战士都像飞将军李广那样的神射手。这一点，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作到，这样的战士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 这些从小就按战士的标准培养起来的士兵，和那些半路出家的士兵作战，谁胜谁负不是很明显的吗？ 我们可以用中国的奥运体育来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的运动员，几乎从小孩时候就开始按照正式的比赛标准进行训练，一直训练到成年，十几年的训练，什么水平练不出？而且，除了体育训练之外，这些运动员不用干任何事情。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就是体育训练，这样训练出来的选手的实力就可想而知了。 反观外国的体育运动员，他们许多人都是业余选手，体育训练是在正式的职业之外的一种爱好。这样的半拉子运动员当然比不上我们的专业运动员。 蒙古士兵就像我们的奥运运动员，而其他民族的士兵都是半路出家的货色。专业战士对半路出家的士兵，战争胜负就没有多少悬念了。 第三，就是蒙古人的特殊社会组织形态。 蒙古人建立了与战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在蒙古，除了大汗的亲军之外，没有专门的军队，每个蒙古人，既是普通老百姓，又是战士。在平时，他们放牧，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就自备武器跟随首领出发。可以说，他们是典型的“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对外发动战争时，可以全民动员，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作战行动。如对花剌子模国的长期围困，就是全民参与，在城下放牧生活，维持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力，直到城市被攻克。 综上分析，蒙古国军队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四）蒙古人先进的战术   在十三世纪，蒙古人的作战理念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1.战争前做好侦查工作   蒙古军队在作战的时候，最注意做好前期侦察工作，不打无准备之仗。作战之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并在战争中加以利用。 蒙古军队行军之时，在大军的前面要派前锋，前锋的前面还要有哨骑，只要是几百人以上的小部分，就一定要在周围派出哨骑侦察。侦察分两种，一种是武装哨探，通常在周围有敌军时进行，哨骑登高望远，或者劫掠敌人，逼近敌人的营哨去获得情报。另一种是平时行军的哨探，以发现居民为主，一旦发现居民或旅客，都要捕获询问四周的地势、兵力分布、有什么要塞、有什么军事基地、哪里可以补给等等。这种哨探在行军时的分布，有时可以远至大军的前面两百公里之远。一旦发现情报，根据情报的重要程度层层上报直到统军大帅。因此，蒙古军队几乎从来没有被伏击过。 因此，在作战中，蒙古军队比起当地的军队更熟悉战场周围的环境，并能够利用当地的环境来帮助作战。 比如，在匈牙利战役中，拔都的军队和匈牙利大主教玉果麟作战时，蒙古人假装逃跑，然后把敌人引入沼泽。轻装的蒙古骑兵从草地上顺利地过去了，重装的匈牙利骑兵全部陷入污泥当中，结果，在沼泽地里挣扎的匈牙利骑兵就像泥巴中的鱼，任人宰割。 在蒙古兵进攻巴格达时，巴格达士兵出城迎战，蒙古兵撤走，把敌人引进低洼地方的草原，然后把底格里斯河引到低洼地，阿拉伯骑兵变成水中的士兵，基本上被淹死。 可以说，蒙古军队的侦察工作是做得最好，而且能够有效的利用当地地形，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这种利用地形地貌来对付敌人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起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良好效果。他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消灭敌人。 我们可以用中国在抗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来说明这件事情。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相比，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中国军队没有一次战胜过敌人。 但是，后来武器装备低劣的八路军却在平型关战役中围歼了精悍的日本军，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战役就是一次巧妙的伏击战。 当时，日本侵略军进攻山西，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决心在平型关设下埋伏，痛击进犯山西的日军。战前，115师师长林彪多次踏勘平型关的地形，准备集中兵力打个伏击战。 9月25日日军敌板垣师团进入伏击圈，八路军凭借尤里地形，向山谷中的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激战延续了一天一夜，最后，日军板垣师团21旅遭毁灭性打击。 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这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要是八路军115师和日军进行硬拼的话，肯定不是对手，但是，我们却凭借地理优势，取得了以弱胜强的传奇胜利。 可以说，在西征战争中，蒙古军队基本上和敌人打的是巧战，没有硬拼过，因而每次都能以少胜多。   2．百战百胜的“后退——合围”战术。   蒙古人在战斗中，很少和敌人硬拼硬，也就是说，他们很少和敌人正面迎战。正面迎战往往会造成己方较大的伤亡，而且胜算的可能性也不大。他们利用骑兵高度机动的特点，采取引诱敌人进攻，然后退却，在退却中对敌人进行包围的战术，这种战术每每取得了胜利。 蒙古人的逃跑——合围战术分为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 在战略方面，蒙古人特别强调的就是部队的机动性，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要战术特征。他们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规模机动，使敌人很难预料和防范到他们的攻击。 如果敌人确实强大，他们就退上几天，跑上几百里路，把敌人拖得分散开来，然后抓住战机，消灭其中最关键的敌人，然后顺势击溃其他敌人。 这种战法的经典战役是者别和速不台第一次横扫俄罗斯的卡马尔河大战。 1222年，在南俄罗斯的钦察大草原上，者别和速不台打败了钦察人，钦察人向俄罗斯诸侯求援。俄罗斯个诸侯召集了一支八万人的大军，向者别和速不台进攻。 当时，速不台和者别的军队只有2万5千人，面对八万俄罗斯军队，军队人少的者别和速不台不是正面和他们交锋，而是撤退。俄罗斯联军看到者别和速不台撤退，就紧追不舍。这别和速不台连退12天，退却几百公里。长达12天的追赶，俄罗斯军队相当疲倦，各军团之间的间距逐渐拉大。1222年5月31日，者别和速不台在卡马尔河边抓住战机，把一支脱离大部队的军队击溃，其他军团不战而退，蒙古军队乘胜追赶，最终将俄罗斯联军全部消灭。 这种长时间，大空间的退却合围的机动战术，往往会将敌人拖累，然后抓住战机，消灭其中的弱势部分，动摇敌人军心，就可以乘势击溃敌人。这种战术，往往能够取得以少胜多的奇效。 在战术方面，蒙古军队也善于运用退却合围战术。 这种战术，一是退却设伏。他们在前面设下埋伏，然后和敌人交战，假装不敌逃走，把敌人引进包围圈，一网打尽。 这在者别和速不台跟格鲁吉亚人的战斗中收到了效果。 当者别和速不台准备进攻俄罗斯草原时，要经过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是山地，当地的居民也很强悍，他们军队的战斗力很强。正面强攻很难打败他们。于是这别和速不台采取了撤退战术。者别率领5千人埋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由速不台率兵进攻格鲁吉亚人，一交战，速不台假装败退，领着蒙古兵往回跑，格鲁吉亚人一看蒙古人败退了，很高兴，立马就追上了上来。格鲁吉亚人正追的高兴，者别一下子冒了出来，把他们团团围住。毫无防范的格鲁吉亚人一下子被歼灭了3万多，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在和欧洲重骑兵决战时，蒙古人的撤退合围战术更收到了奇效。 西方的骑兵部队是威力强大的重装甲骑兵，士兵穿着厚厚的锁子甲，可以有效抵挡刀枪和弓箭的杀伤，骑兵使用长枪和长剑，杀伤力较大。他们排成密集方阵，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协同作战。这种作战方式，有很强的杀伤力和防护力，正面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抗他们的进攻。 蒙古军队的骑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一对一地战胜欧洲的重装甲骑兵，欧洲重装甲骑兵的长矛和重剑杀伤力远大于蒙古骑兵手中的马刀、长矛或狼牙棒，欧洲骑兵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 面对欧洲骑兵的特点，蒙古人发挥了他们特殊的战术，他们讲究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的灵活性。 双方军队在交战后，蒙古军队的骑兵会迅速后撤，西方军队的重骑兵就会排成密集的队形向蒙古士兵冲击。但是，撤退的蒙古人利用欧洲重骑兵机动性不强的特点，迅速从侧翼和后边向欧洲重骑兵发起进攻，对敌军进行近距离的砍杀。 在和欧洲人作战时，蒙古人最主要的战役就是靠这种方法取胜的。 蒙古军队靠着部队的高度机动性，消灭了大量装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欧洲军队。蒙古军队在运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为，欧洲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悬殊的。欧洲军队相对高度机动的蒙古军队，不仅打不赢，而且逃命都逃不掉。这使得欧洲人从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极少，基本上都是一锅端，以致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 事实证明，蒙古人只要采取他们擅长的高度机动的退却合围战术，就会战无不胜。只要背离了这种战术，往往就会失败。西征中唯一的一场失败是怯的不花和埃及人的战斗。在那次战斗中，怯的不花和埃及人硬拼，结果是全军覆没。 身材矮小的蒙古军队在和敌人硬拼的时候是占不到便宜的，正确的战术是他们取胜的重要保障。   3．利用伪军进攻   “以毒攻毒”是中医上的重要治疗手段，往往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战争中，“以敌攻敌”也同样有效。在蒙古军队中，有一个特殊的团体，就是“签军”。所谓签军，就是蒙古人把当地居民和俘虏作为进攻敌人的炮灰。蒙古人带着所获俘虏去进攻另一个国家，这些俘虏被安置在第一线。如果他们干得不好，蒙古人就把他们杀死。如果他们打得很好，蒙古人就允诺要封给他们高官厚禄。 这些“签军”炮灰，往往在攻城中使用。这些俘虏用自己的血肉为蒙古人铺平了胜利的道路，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人在作战中伤亡那么少的缘故。   （六）蒙古人精良的作战装备   俗话说，“人强不如家伙强”，这说明先进的装备对人做事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战争中，武器的先进与否，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本来还想本土决战，但是，美国人两颗原子弹，一下子就击溃了日本人抵抗的决心。那么，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的武器装备又精良在哪里呢？   1.乘骑装备—— 蒙古马 蒙古马若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该是最劣等的马了。蒙古马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蒙古马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蒙古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好马最终全部被蒙古马取代的原因。 一位权威人士说：“即使今天，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连续骑100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 ” 蒙古马的特殊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具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能够让蒙古军队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 同时，他们的马镫也是他们制胜的关键因素。有军事史家言，蒙人可征服世界，短镫功不可没。蒙古人使用的是短马镫，短马镫可以让蒙古人在马背上站立起来，这样他们在马背上就可以灵活自如的砍杀敌人；而欧洲和阿拉伯骑兵却使用长马镫，马镫只是放脚的地方，骑兵只能坐在马背上。这样，他们的灵活度大大下降，战斗力也就比不上蒙古军队了。   2.武器装备   蒙古士兵的主要武器是弓，每个士兵都有两、三张弓，还有装满了箭的巨大箭囊；有些士兵还有斧子、刀和矛。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的弓箭，他们的弓箭较长大，需大约八十公斤的力量才能拉开（电视《马可.波罗》中有他始终无法拉开蒙古人硬弓的场面），射程远，几乎是蒙古骑兵的最重要的杀伤武器。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600英尺内杀死敌人 他们的箭头非常尖锐，箭头两边磨得很锋利，好似一把两边有刃的剑。这样强的弓，这样尖锐的箭，基本上可以射穿敌人的装甲。 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些人还有矛。这种矛在其铁颈上有一个钩，他们就用这个钓把敌人从马鞍上拉下来。 此外，蒙古骑兵常常根据个人爱好装备其它武器，譬如套马的绳套和网马的网套，这在正规的欧洲军队看来是匪夷所思也是防不胜防的。 他们的防护装甲也很到位。 蒙古骑兵有盔和护甲，他们的双腿也有护甲覆盖着，他们的马匹也都是披甲的马。他们的护甲是用皮革制成的，而且有两倍或三倍的厚度。 这种皮革护甲轻便坚韧，自由灵活，容易保持长时间的战斗力；而欧洲骑兵往往是铁甲，笨重要命，而且在严寒的季节里冷得要死，士兵行动不便，结果，笨重的欧洲骑兵就只好成为挨打的活靶子。   3.新式武器——巨型抛石机和火油筒   蒙古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拥有必杀技。这个必杀技就是威力巨大的抛石机和火器。 抛石机是能够利用杠杆原理抛出石头的武器，它可以把30公斤到100公斤不等的石弹抛出近300米远的距离。 这种重型武器在攻打城池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它可以将城墙上的建筑和人马砸得粉碎。 蒙古人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抛石机作为攻城的武器，专门成立了“炮军”，在攻城时集中使用，其作用相当于近代的炮兵，在攻城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制造的抛石机威力大、射程远，在当时是最先进的重武器。 据拉施特的《史集》记载，蒙古人的抛石机可以把石头抛出2500步的距离，这虽然有点夸张，但是，抛石机的极大威力是不可小觑的。 在攻打木剌夷国的首府麦门底斯堡的时候，抛石机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粉碎了木剌夷人的斗志，促使他们投降。 1273年，元军攻打襄阳，就使用一种巨型抛石机，可发射150斤重的石弹。据《元史》描述，这种炮“机发时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尺”。如果美誉偶夸张的话，这比现代的穿甲弹还厉害。 在蒙古人威力巨大的抛石机面前，坚固的城池失去了它的抵抗作用。 除了抛石机之外，蒙古军队还大规模使用火箭和火油筒这样的火器。 在冷兵器时代，火器的出现时致命的武器。蒙古军队攻城时，他们就把石油和硫磺等组成的燃料投掷到城堡里去。这些燃烧瓶投掷到城堡里面的房屋上面，立即就可以烧掉屋舍，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恐慌，这种燃烧瓶还可以烧死敌人。在巷战时，他们大规模使用火油筒，火油筒就是现代火焰喷射器的雏形，这种武器可以烧毁敌人的藏身之处，把敌人所处之地变成一片火海。1241年在和波兰人的决战中，蒙古人就是用火箭筒把波德联军烧得焦头烂额的。 距离比较远的时候，他们还使用火箭。火箭可以远距离烧掉敌人的营地。在和匈牙利决战的时候，匈牙利人用木质战车筑成营垒，防御蒙古人的进攻。但是，聪明的蒙古人不去进攻他们，而是把火箭射到匈牙利人的木制营地里，结果，匈牙利人的营地变成火海。八万强悍的匈牙利军队被烧得一败涂地，蒙古人战胜了这个强大的对手。 可以说，蒙古人在欧洲的两场大战，火药武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就好像当年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日本人就乖乖投降了。可见，先进武器有时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蒙古人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火器兵器，这在靠大刀长矛打仗的时代，这种火器不亚于今天的核武器。他们拥有这样的高科技武器，称霸欧亚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