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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ears ago 审查制度02｜敲开真理部 by ICV MKT
相较于上篇中提及的美国民众通过对于政治正确的维护形成的文化自审，苏联时期的文化审查更加倾向于政府利用强权强制性地压迫艺术文化，进而达到了将其完全套入审查标准的牢笼的目的。但压迫注定会造就反抗，民众对于政府主导的审查制度必然会有所不满，而这种不满无法爆发只能流进地下，逐渐侵蚀这个牢笼的根基，直至它轰然倒塌。
极端压抑的审查
随着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其他劳改营作家的作品相继出版，世人逐渐对于散布在西伯利亚的众多"古拉格群岛"有了不同于苏联官方宣传的认知，苏联的审查制度也与"大清洗""镇压""独断""专横"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苏联的审查制度确实没有具体的、规范化的法律条文，而是以意识形态斗争、国家政治风向甚至执政者个人喜好为基准，随时进行修改与更新，进而针对不同的文艺作品进行不同程度限制。
这是一种针对所有文化而非特定项目的审查。审查的界限并不会因为一个文化、一个流派、一种艺术形式是大是小而更改、删减，也与被审核者在国家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并无关联。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坛上地位都属崇高，被称之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之一。哪怕如此伟大，也免不了因为其作品中对于社会主义与无神论有着大量的批判而被列入禁书之列，长期不得发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
而苏联的审查制度在广泛性之外，还具有变更性。哪怕同一位作家，又或是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期享受到的待遇皆不相同，或贬或褒，全看当时的审查标准。
以小说《群魔》为例。1913年高尔基曾经坚决反对莫斯科艺术剧院将《群魔》改编成话剧并公映。而在1935年，苏联盛行肃反时，高尔基力主出版了《群魔》的单行本，但迅速被《真理报》评为:"对革命最肮脏的诽谤"而封杀。因此,苏联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没有出版过《群魔》的单行本。
苏联的审查制度也不止步于反复无常，极为严苛的强制性也是它的特点。审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落之时，牵引着的是国家的强制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秘密警察与克格勃。
苏联的秘密警察组织始于1922年建立的契卡，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代,秘密警察的任务主要是消灭反对党、迫害教会、惩罚奸商和投机犯。1934年,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即内务人民委员会,但仍然被人们习惯地以原始名“契卡”称呼；它的总部设在卢比扬卡,而这个名称也逐渐成为了审查和恐怖的象征。从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早期，他们清除了大量“破坏分子”以及与斯大林政策有不同看法的人士，并在后续的时间里将这一职能继续延续。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警察代表令苏联人谈虎色变的那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恐怖和暴力。人们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逮捕送进监狱和集中营的极大恐惧之中。"
-苏联劳改营分布图-
随着大量从“古拉格群岛”中幸存作家的回忆录大量出版，人们也逐渐从幸存者的口中了解到审查制度标准之荒谬。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故事》中回忆过各式各样的受害者：挺身而出为被污蔑宣传资本主义文学的老师申辩，便获得了八年刑期的学生；只是拧下铁轨上的螺帽来作钓坠而被定为恐怖活动罪的孩子；因为母亲是斯大林的秘书而被一起连带入狱的学者；毕业于布拉格的俄国大学，因为爱国而请求回到祖国，却被祖国用逮捕、侦讯和判入劳改营来迎接的侨民......
除开荒谬的逮捕，还有日常生活的窃听、信件审查、举报、连坐等等，人们心怀恐惧却无力反抗。
"曲线救国"的民众
高压的审查环境与在审查过程中的强硬手段，使得民众惧怕，并且开始自发审查自己的言行举止，逐渐避谈政治，避免参与相关讨论，甚至不再谈论非官方的文学与艺术作品，不再把自己的思考与不满表露在外。
于是"苏联笑话"这种别样的讽刺艺术大量兴起。
斯大林笑话的收集和研究者布兰登伯格(David Brandenberger)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治幽默》一书中指出,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形成了斯大林活着时苏联政治笑话的特点:“最常见的笑话不过是一些悄悄嘟囔的刻薄话，用讽刺、粗俗、小聪明和其他不敬行为的方式表达不满或沮丧,这些便是斯大林治下政治幽默最直接的形式。这种短小而不尖刻的玩笑让说笑者一方面对权威不敬,另一方面却又便于抵赖(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刚刚误会我了),而更直接的公共反抗是容不得这样抵赖的。”还有一种是语者略带自我挖苦和自我嘲讽的笑话，这也是一种能让普通人表达抑郁情绪但又尽量减少因为出言不逊而必须承担责任的做法。
-苏联笑话一则-
在审查范围如同万花筒般变化迅速的情况下，民众很难把控政策的红线。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心态，防止他们在学校及社交生活中出言不慎引火烧身，普通民众逐渐开始避免向后代传述可能触犯红线的相关知识，有意识地缩减了他们本应传承的文化范畴。
人们随着政治风向变化而剪下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等"曾经的伟大革命者，现今的反革命者"在书本中的照片，因为政治风向变化过快，以至于学校的书本中几乎没有完整的书页。而苏联建立前时常出现于人民对话中的话题：生活的不满、东正教的教义、普世幸福的探讨也不会再出现于日常。
过度且过于强硬的审查制度逐渐压缩了民众的思考与交流范围。随着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在审核中消失，文化作品逐渐童话化，导致人们对于社会的认知极为浅显，缺少对于人性之恶、社会竞争的残酷的了解。
有人是如此评价成长于具有高压审查制度环境下的父母：我父母都不是“苏联分子”，他们是浪漫主义者！就像是成人生活里的学龄前儿童。
"阳奉阴违"的知识分子
在这样高压的环境下，另一些拥有独立思想、不同想法的人也不再选择公开表示自己的观点，而是取代性地寻找了许多曲线救国的方法。他们或是采取大量的隐喻、讽刺、用典等需要他人解读的方法表达观点，从而避免因为举报或是审核而锒铛入狱，送往西伯利亚；也有人选择在更为隐秘的地方与信任之人进行交流，而在面对他人的日常生活中缄默不言。
厨房，就是在这这种挣扎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它的功能不再仅限于做饭，还承担起了办公室和演讲坛的职能。人们在私人厨房中臭骂政府，臧否时事，月旦人物，提出各种思想、天马行空的规划，流传或是自己的或是他人编造的政治笑话，偷看禁书，偷听BBC......他们从这种与现实脱节的虚假生活中获得快乐，可是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与当局作对，大多数人不过是“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敢在口袋里竖起中指。
这种文化的诞生是对于现实安全且保守的反抗。"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为在厨房里大家都是自己人。"这是回忆录中大部分人对于"厨房夜话"诞生的概括。虽然恐惧无处不在，被窃听的恐惧阴魂不散，在谈话中他们也时常隐约感觉正在被窃听，但都未能阻止他们交谈，甚至"反窃听"成为了一种娱乐方式。有人如此回忆厨房夜话的保留娱乐项目："交谈中一定会有人打趣地望望吊灯或者墙上的插座问道：'您还在听吗？少校同志！'"
这一传统繁盛于赫鲁晓夫时期，并且通过家族传承的方式持续下去，这导致受众群体自诞生到繁荣几乎都只集中于中高级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中，在内部逐渐更新迭代发展。最终"厨房"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传播方式。
-影视作品中复原的苏联厨房谈话-
讽刺的是：这些拥有较深文化修养与知识储备的精英们，本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文艺创作领域的先锋与中坚力量，可过度严苛的审查制度将他们推向了"官方文化"的另一面。这加剧了苏联后期政治、文化的撕裂，成为了独属于民众的地下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在十九世纪，全部俄罗斯文化都存在于贵族的庄园里，到了二十世纪就产生于厨房了。改革思想也是从厨房出来的。所有“六十年代精英群”的生活方式，都是“厨房”生活方式。"
"自成一派"的艺术家
苏联的审核制度具有极高的随意性与变更性，反覆无常没有定论，骤雨狂风随时到来，对于文化艺术领域的打击与压制也更为严重。
在苏联官方的艺术家成为了政治的木偶，他们可能前一天还被视为国家的瑰宝，后一天就变成了反革命的国家敌人；而许多在历史长河中被视为苏联文化代表的艺术家却是在死后方被承认，被推出台前，被奉上神坛。
装置艺术之父 Ilay Kabakov在其的艺术文章《Art has no unloved children》提及了那些死后成名的非官方艺术家们，他们生前饱受贫穷、污蔑、抨击与贬低，却在去世后被平反，被赞扬，被称为国家的灵魂、民族的精神；可是赞扬和尊重一样永远在迟到。
如果你是一个苏联艺术家，在公共场合你必须遵守一套国家要求的方式去创作，创作一些国家需要的艺术品，因为你与周围的人一样害怕死亡；而你的人格特性、你的个人意见、你的思考、你的喜好都不能表露，你只能说其他人说的话。
对于任何一项艺术创作，这都是有害的。面对如此情形，大量的艺术家放弃了与官方合作，不再成为"宫廷画师"或是国家了"传声筒"。他们进行地下集会，举办非官方的展览，并且通过书刊与文章向政府呼吁放宽审查要求、尊重各类艺术、创造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
随着文化分歧的不断扩大，苏联的地下艺术家最终形成了一套与官方主张的文化体系完全不同的“地下文化”，几乎与官方文化分庭抗礼。而六十年代以后，他们开始尝试突破这种禁锢于半地下室、封闭空间的状态，不断尝试向更多人表达他们的观点，进而带动了一大批地下文化的兴盛，并开始在暗中与欧美的流行文化有了交流。
-Ilay Kabakov于1895年举办的展览作品之一-
若我们回顾一下第一篇推文中所介绍的"政治文化"这一观念，可以发现：苏联的人民在表面上完全顺从政府，哪怕不满并没有改变这种现状的欲望。这使得苏联成为了服从型政治文化的典型。
可随着普通民众在文化方面的思维逐渐向简单化、童话性增加的"官方文化"靠近，精英群体的文化逐渐趋向于隐晦与深刻；本该主导文化宣传的精英公民与政府逐渐在文化层面两不相干。官方文化与地下文化成了两个几乎没有重叠的圈层，文化受众各自在圈层内发表观点、给予反馈，却在另一圈层中缄默不言，两种文化各自循环。
于是这种服从型的政治文化也变得日渐脆弱，这样互不相关的文化双循环，导致在苏联解体、社会童话性减退的时候，解体前与解体后两代人出现了极为严重代际差异与文化、艺术喜好的差距，以及政府的高压审查的反对行为的应激性反弹。
俄罗斯出身于地下文化群体的前副总理surkov在回忆他的少年时代时提及，班级中大部分的同学对于苏联官方的文化与宣传嗤之以鼻，更有甚者夜间聚众在墙壁涂抹反对标语并且在班中大肆炫耀，以此为荣。而整个社会在平静外表之下，到处都是这样的暗流涌动，而这些人，在后续的时间里逐渐步入社会，成为了中坚，甚至踏入了高层。
-surkov-
可以说国家的文化宣传政策反而在青年教育与政治宣传上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越发严苛审查制度的禁封更是诱发了民众的反抗。
面对这样荒诞的局面，后续的俄罗斯政府有意识放松了对于一些文化审查的要求，并且用给予他们发展空间与地下文化宣传爱国作为交换，从而逐渐使得如摇滚之类的原先的“地下文化”收归国有，实现地下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融合。这种有限制发展与监管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多种文化形式的发展与爱国主义日渐结合并共同发展。在对外宣传上，俄罗斯也一改之前严格把控的风格。如今Russian Today作为俄罗斯最为重要的国际新闻频道，在对外宣传与制衡抨击BBC、CNN等英美媒体的时候，也在聘用人员上采取了多样化的方式，采取的手段大胆而直接，也收获了更佳的宣传效果。
-今日俄罗斯标志-
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不同文化传播更为迅速、文化群体交流更为便捷。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向，显然"一刀切"的强制型审查制度早已不适合这一时代，就算实施也会在人群的深处重新出现一个反抗的"文化循环"。
"扬之水，不流束薪。"有着苏联这一前车之鉴， 一个不再高压、双向互动的审查制度，可能才是一个审查制度合理的演化趋向。
References：
1.Ilay kabakov : 《Art Has No Unloved Children》
2.Ilay kabakov:《An Apologie for Personlism in the Art of the 1960s》
3.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
4.徐賁：《犬儒与玩笑——假面社會的政治幽默 》
5.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Как я был ненормальным (мемуар)》
ICV MKT 小编 敬上
文字 | 木桶永居
排版、题图制作 | 木桶永居 不会说西语的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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