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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一个近年来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且词性逐渐贬义化的名词。但若是问及其定义,鲜有人能给出完整的答案。因而,若谈及其与“政治文化”,“文化审查”等生涩的政治学术语具有内在联系,想必是出人意料的。因此,本文将以与常识相悖的“政治正确”之进步主义辉煌过往为切口,深入探讨“政治正确”与“文化审查”及“政治文化”产生的联系。
“政治文化”是二十世纪中叶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G·A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提出的一个新兴政治学概念。对于其概念,学界有两种理解。狭义上,政治文化指客观政治活动在某一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积累,如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广义上,政治文化指一切与政治相关的政治行为模式,即“政治的文化”。总体上,政治文化分两种类型,共识型:注重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即合作与妥协;服从型:注重民众顺从于政府的权威。
“文化审查”是指由某一主体对社会文化方面施加的控制手段,该主体一般指具有强权的组织,如政府、宗教团体。但在部分国家,政府出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目的,出台了相关法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限制了自身的文化审查权,将部分文化审查职能让渡给了民众。因此,在这些国家,民众对于文化产品的自我审查即是文化审查的主体部分。
(刻有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的石碑。图源:Bing图片)
“政治正确”词源出现于1793年切斯霍姆诉乔治亚州(Chisholm v.Georgia)的司法判决中。后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左翼团体用其代指西方的传统文化如“基督教、资本主义等”并对其加以批判。此时的“政治正确”的内涵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50年代后,“政治正确”在与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结合中,其内涵逐渐演变为避免在言辞、行为、政策中对部分社会群体造成冒犯。至此,“政治文化”具有了文化意义上的约束力。
“政治正确”及其文化约束力得以形成的一大动机是填补政府文化审查职能的让渡后的权力真空。职能让渡顺利进行的基础是政府与民众在文化问题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简言之,共识型政治文化体现于民政互动;民政互动体现于职能让渡,职能让渡体现于“政治正确”。接下来,本文将以“政治正确”话题为切入点并选取两大标志性事件: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深入探讨政治正确的形成过程与作用机制。
The“N”word
“Nigger”,起源于希腊文“Nigreos”,本意是“黑色的”,后发展为对黑人的侮辱性用语。如今,该词汇已成为政治不正确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从正确到不正确的转变的背后,是黑人群体长达数百年的斗争。斗争的高峰,便是20世纪至60年代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
黑人在美国受压迫的历史极为久远,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黑人地位低于白人。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布朗诉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原告起诉布朗教育局施行的公立学校内种族隔离政策违宪成立,该裁定极大冲击了吉姆克劳法,民权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
1955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及其同志埃德加·尼克松(E D Nixon)发起了蒙哥马利公车运动(Montgomery Bus Boycott)。黑人民众以拒绝乘坐公共交通为斗争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经济,成功迫使当地政府废除了在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政策。1963年8月,全国范围内抗议浪潮上升到一个顶峰,马丁·路德·金博士及其同志领导了华盛顿的大游行,并发表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肯尼迪政府借此机会,正式向国会提交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法案中提出在雇佣关系和公共住宅里禁止歧视,不分“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国籍”,并废除各州残余的吉姆·克劳法。最终法案在1964年由代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正式签署,标志着种族歧视在法律层面上的禁止与吉姆·克劳法的彻底废除。1968年,南方议员针对法案发动了新一轮“冗长辩论”,当辩论结束,约翰逊总统将法案提交之时,金博士遇刺,导致了全国发生了“自内战以来最大的暴动”。虽然在这场大规模的暴动后,民权运动走向尾声。
(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华盛顿集会上向人群致意。图源:Bing图片)
然而,黑人的抗争并未结束。在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黑人左翼团体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发动了多次集会与抗议活动。2013年,为抗议白人警官无故枪击黑人群众,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被发起,并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扩大。2020年,黑人青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官跪杀,引发了近2000万人的抗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抗议活动之一,是黑命贵运动发起至今的一次高潮。
The“B”word
“Bitch”一词来源于古英语中的“Bicche”,意为“母狗”,是父权制下男性对多情的女性的蔑称。女性对父权制有意识的斗争持续了数百年,女权运动界根据其斗争目标的不同将其划分成一、二、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于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后,女性大量进入工作岗位,经济地位的提高带动了参政意识的萌发。在美国,女性结成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并以游说、演说、集会的方式施压于美国政府。1920年,美国政府应其呼声,颁布了《宪法第十九修正案》(Nine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确立了女性的选举权。
第二阶段将目标扩大为对整个父权制的经济基础(如家务劳动平等)与上层建筑(如妇女教育公平)的冲击。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由于二战带动美国经济的大繁荣,美国的工资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一个家庭只需要一人工作即可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因此,一种男性工作,女性持家的家庭形式出现了。由于女性退出职场,两性社会地位差距不断增大、女性持家的刻板印象不断扩大。这些因素使得女性在社会中遭受歧视,不满情绪与日俱增。1963年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发行了著作《女性的秘密》,该书将复杂的哲学、心理学用散文形式进行了翻译,感动并唤醒了数百万的美国女性,并一举点燃了压抑在女性内心的怒火,成为了该年度最畅销的书籍。受该书的影响,美国女权组织的数量与成员迎来了爆炸式增长,这些组织后成长为第二阶段女权运动的中流砥柱。第二阶段中最大的一场集会发生于1970年,由美国最大的女权组织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起,全国约有50000名示威者参加,该集会被《时代》(Time)杂志“自选举权抗议以来最大规模的妇女权利集会”。这些大大小小的集会推动了美国60至70年代的一系列立法,1972年妇女教育公平法案(Women's Educational Equity Act)1978年的怀孕歧视法案(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等等。
(1970年的女权运动游行。图源:Bing图片)
第三阶段将女权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进行了融合,并对语言中贬低女性的词句与观念中女性的刻板印象发难,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与歧视。第四阶段将互联网作为运动的主阵地,17年来发起的MeToo运动推动了女性大胆为自己受到的骚扰而发声。
斗争的过程是艰辛的,成效是显著的。首先,种族与两性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如今,对于弱势群体的歧视性词语一旦出现,就会遭到大众的强烈抵制:H&M公司就因为广告上隐含对黑人的歧视,受到了诸多明星的公开谴责,且门店遭到冲击。其次,侮辱与歧视性的词语被主流所摒弃:带有歧视性色彩的词汇被替换为中性词:“Black people”替换为“African-American”,“manpower”替换为“workforce”等等。最后,相关政策的制定也愈发精细:美国一位法官表示:“政府在制定少数群体相关政策时,必须进行严格且繁琐的审查。
以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为例,两大社会弱势群体通过近百年的斗争,成功缩小了自身与社会多数群体间的差距。同时,美国社会文化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与反歧视的文化共识。这种文化共识经过长期的内化后,对大众文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约束力。因此,文化内容产出者为了避免遭到抵制,必须对自己的内容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以避免歧视性文字的出现。政府受到以上种种约束后,政策也必须做出调整。除了制定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外,对于政策的自我审查也愈发严格。
(知名服装品牌H&M发布带有歧视性的广告后在社交媒体遭遇抵制
图源 :Bing图片)
在这套运行机制中,社会运动是“政治正确”的引擎。社会弱势群体通过一系列抗议及集会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的同时将平等的观念发扬出去,“政治正确”得以形成,并产生了三个向度。
一是观念向度,在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助推下,“政治正确”的观念内涵不断扩大。平等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进步观念得以中心化,种族主义、男权主义、沙文主义等落后文化则被边缘化,成为“文明人的禁忌”。
二是语言向度,作为“政治正确”的“透镜”,以中性词语的盛行为代表的一系列语言体系的更新是观念更新最直观的体现。
三是政治向度,民众与政府的互动由此体现。社会弱势群体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将其诉求传达给政府,政府制定政策以进行回应,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政府政策形成了以平等为导向的特征。
在这套运行机制中,社会运动作为引擎,即自变量,带动了因变量——三种向度的发展,而三项度内部则又形成了互相影响的能动关系,观念的进步带来了语言的改变与政策的更新。同时,语言的改变与政策的更新会引起社会观念的回应,使社会观念产生新的内涵。
通过对“政治正确”之概念的剖析,美国政治活动中的共识性特征已经十分清晰了:民众以主人公的姿态,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的方式将自身要求传递给政府,政府迫于其压力,制定新的政策满足群众要求,最终形成一种良性的民政互动。随着政治活动的推进,每个政治活动参与者对互动性的认同会不断加深,最后形成独特的“共识型政治文化”。
“共识型政治文化”在文化领域的优越性十分明显:高程度的言论自由保证了大众文化的活力与生命力。这种高效率的文化产出与审查效率,是在文化受到严格审查的国家,即具有“服从型政治文化”特点的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接下来的文章中,作者将以苏联为样本,以其“双循环”式的文化结构为切入,对“服从型政治文化”进行讨论与研究。
下期预告:
审**查制度02|敲开真理部**
References:
佟德志;樊浩:《美国“政治正确”的语义流变及其三种向度》
Wikipedia: Civil Right Movement
Wikipedia: Feminism Movement
维基百科: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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