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n'Roll 03 | 拾起曾挥向我们的刀

Rock'n'Roll 03 | 拾起曾挥向我们的刀 by ICV MKT

当我们谈及摇滚乐现场，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往往是与男子气概 masculinity 相联系的行为——嘶吼、砸琴、甩头。而如披头士、皇后、涅槃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乐队，似乎也全是由男性成员组成。这令我们不禁想象，在摇滚乐这片由男性主导的天地里，“摇滚女孩”们究竟何去何从。本文将从歌词中的女性形象、女性粉丝和女性乐手三个角度出发，探讨她们如何被描述、被隐藏，又如何融入摇滚文化，并以此为武器，试图寻回自己在其中的主体性。

“My baby knows just how to treat me right. Gives me plenty loving morning, noon, and night. My baby’s lips are red and sweet like wine, and when she kisses me, I get high every time.” 《So Glad You're Mine》 Elvis Presley 1956

像这样一位“梦中女孩”一直存在于50年代的摇滚乐中，她身材姣好曼妙，性格温和如水。她拥有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男人的嘴唇间跳动，而她永远是男人的梦中情人，最想娶为妻子的女人。在这歌词与旋律编织成的温婉女郎背后，是50年代的女性地位沉落至谷底的事实。引领风向的《生活》杂志在1956年的特刊《美国女人》中选取家庭主妇作为“时代女性”，其中列举了些近似“要求”的时代女性形象特征：年龄在32岁左右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高中毕业便已结婚，年轻、美丽又讨喜；为了陪丈夫参加社交活动学习法语，以便在社交场合为丈夫争光。可以说，家庭妇女的天地只局限在生儿育女、照顾好丈夫孩子及整个家庭上。当然，有非常多的原因导致50年代的美国女性被塑造成为这样的“happy house wife”，而经典摇滚乐将这一社会现象浪漫化，简单重复的歌词让人们沉浸在温柔梦境中，甜腻的旋律让女孩们想塑造强化自己的传统女性气质，成为每首摇滚乐中所描述的女人。摇滚乐在50年代充当了社会矛盾的缓冲剂，固化了性别二元的观念。

“When I awoke I was alone. This bird has flown. So I lit a fire. Isn’t it good? ”《Norwegian Wood》The Beatles 1965

在披头士的笔下，女人幻化成鸟，与“我”相处一晚便自由地飞回阴冷的挪威森林深处。身处60年代的披头士不再局限于早期摇滚乐的音乐性和传统歌词形式，而是开始将女性作为摇滚乐手们更为抽象地情感表达和幻想对象，化为各种隐喻出现在作品中。像这样拒绝直接赞美女性身体部位和舍弃直白抒发爱恋的写作方式是具有时代性的。60年代摇滚乐大体上秉承着这样的外在特性和表现形式，但并非所有歌曲都像Norwegian Wood那样是杯温性的酒，这一时代的摇滚乐更多是迫不可待地撕开了先前被创造的“梦中情人”身上的爱情浪漫外衣，直接将其中的性欲释放出来，甚至将其解剖，女性被降格为充斥着欲望的性器官。60年代的摇滚乐将爱情和性欲撕裂开又蹂躏并重新融合在一起。这一过程对女性的恶意与伤害是巨大的。披头士、滚石、鲍勃·迪伦、吉米·亨德里克斯、大门、齐柏林飞艇、卢·里德……细究起来，那些最为耳熟能详的六七十年代的英雄与偶像很少有人能够幸免。

《海盗电台》

19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baby boomers正值青年时期。他们在经济富足的和平年代中长大，大比例地接受高等教育，思想上与饱受战乱的父母辈已经产生了云泥之别。加上旺盛爱作祟的荷尔蒙，这些青年人寻求社会政治文化变革。性革命、性解放，无可争议地在当时革命浪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家庭暴力，婚内强奸等社会中存在的一切性别不平等的实践成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

在摇滚发展的历史中，女性不仅像上个章节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存在于歌词中艺术家欲望的载体，女性真实的肉体也被艺术家以各种理由捕获。女粉丝们跟随乐队四处巡演，在台下为演出欢呼；有一些狂热粉丝甚至会入侵偶像的居所，整天跟踪；还有一些则选择奉献上自己的身体。即使是现在，“xx, fuck me”也是摇滚现场经常听到的吼叫。长时间跟随音乐家并且希望与之发生性行为的女粉丝被称为之为骨肉皮groupie，在中国摇滚圈内被称为“果儿”，即“挨炮apple”。骨肉皮文化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六七十年代道德堕落，性、毒品盛行的氛围的产物；骨肉皮这个词本身也带有贬低的意味。在电影《几近成名》中，女主角Penny Lane不顾母亲的严格禁令，执意跟随静水乐队Still water四处巡演，成为了一名骨肉皮。在被主吉他手罗素拒绝与其发生性行为的邀请之后，Penny出于失意，在一家酒店吸毒过量。

著名骨肉皮安妮塔·帕伦伯格与滚石的凯斯·理查兹

对于一名骨肉皮而言，和乐手发生性行为是一种出于自主选择的行为。先锋、奉献、浪漫等常常是另一串围绕着这一个群体的形容词。这与六七十年代青年文化追求叛逆、革命的主题不谋而合，例如性手枪乐队的贝斯手Sid和当时作为骨肉皮的Nancy的故事被奉为朋克式的罗密与朱丽叶，甚至连二人的死都被浪漫化。同时又带有先进性提倡性积极 sex positivity 和女性身体自主的女权论调，使骨肉皮文化和自身选择正当化。骨肉皮文化内部关于在自主选择的讨论忽略了摇滚乐手的明星地位和粉丝在名利、金钱、社会地位、性成本的不平等。男性乐手得到了追捧、崇拜与性满足，女性得到了潜在的心理满足和“骨肉皮“的称号，在被“用完”之后被抛弃在上一个演出的地点。更长期的问题还有性病、私生子和长期的心理伤害。《几近成名》的主角Penny在影片中后期显现出日渐迷茫的状态，她的美貌也仿佛在逐渐消亡。电影人物的发展仿佛是对骨肉皮内部文化的一种批判，将隐藏的部分暴露出来，将此类性接触与普通只为性欢愉的一夜情画上区分线。从激进女性主义视角而言，在权位有差异的背景下，性先锋的外表包裹着的依旧是音乐产业高位者对低位者性剥削。只不过这一层包裹非常精巧和具有迷惑性。

Sid and Nancy

脱胎于摇滚乐的骨肉皮文化已经逐渐延伸到其他产业，经过社会思潮和发展变革的洗礼虽然变体却也没有消失。可喜可贺的是，摇滚乐中歌词的性别面相正在被重新聆听和审视；作为下位者的粉丝也逐渐增强了主体意识。例如在豆瓣小组“我们代表月亮消灭居心不良的乐手”中，曾经就有过揭露摇滚乐手张曼乐、刘虹位等不良行径的帖子；“琴包装机关枪的少女”微博和公众号也都致力于滚圈反性侵、性暴力。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使她们不再孤身一人，而是将她们联系在一起，发出更有力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探求更加平等的关系。

电吉他——摇滚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能够在不同效果器处理下演奏出如万花筒中场景般变幻莫测的音效，往往是用来区别不同乐队与风格的标志配器，被不止一个音乐或文化领域研究者视为男性性器官的某种延伸。在这种文化认知中，演奏器乐的机会受到性别的严格限制，更多女性被局限在了声乐表演中。

但不同于当时如芭比娃娃般展现自己性魅力的流行乐女歌手，这些摇滚史上著名的亦是罕见的女主唱站在舞台的最前端，被男性乐手如众星捧月般簇拥。她们是陌生的，甚至是异己的、令人生畏的。詹尼斯·乔普林 Janis Joplin 生性敏感而自卑，却也因此能够在舞台上散发出积蓄的能量，用粗糙和怪异的嗓音歌唱爱与希望。希妮德·奥康娜 Sinead O’ Conner 无论在台上还是在生活中都特立独行。剃着闪亮的光头，不畏于展现力量感的她，不仅拒绝格莱美的评选，还公然撕毁教皇相片，坚决反抗权力体制。当黑暗的童年被世界惋惜时，她却凭非凡的感知力与博爱唱出了《Universal Mother》。

希尼德·奥康娜

对此，音速青年 Sonic Youth 的贝斯手金·戈登 Kim Gordon 毫不客气地指出：“从文化上而言，我们不允许女人那么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因为那样很可怕。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们不是回避她们，就是把她们视为疯子。她们是天边划过的闪电或流星——就像詹尼斯·乔普林，就像比莉·荷勒黛。”她们在舞台上疯狂、失控、歇斯底里，用振聋发聩的嘶吼和充满破坏力的音色打破人们对女性表现音乐的幻想。人们挤破头花钱观看她们的表演，渴望她们奇妙的能量。

但流星和闪电总是转瞬而逝，她们的光芒也常是短暂的。一些强硬的女歌手们不知是因为在舞台上释放了过多能量，还是因为不可避免地接触了酒精和毒品，或是两者皆有，纷纷走向了自我放逐和毁灭——比莉·荷勒黛 Billie Holiday 沉醉于毒品而晚节不保，詹尼斯·乔普林在27岁死于酒精和过量药物的综合作用，比她们小一辈的艾米·怀恩豪斯 Amy Winehouse 因酒精中毒逝世，不幸成为27岁俱乐部的一员。

“27岁俱乐部”：由一群过世时全为27岁的伟大摇滚与蓝调音乐家所组成的“俱乐部”。目前名列其中的音乐家，有布莱恩·琼斯、吉米·亨德里克斯、吉姆·莫里森、科特·柯本珍妮丝·贾普林、与艾米·怀恩豪斯。

当对音乐的热爱超过对传统的固守，终于有女孩决定拾起吉他。1965年，第一支全女子乐队 The Liverbirds在英国诞生，但因为身边只有能影响她们的男性乐手，她们也穿上了男性的服装开始演奏——像个男人一样演奏。即便如此，她们还是不出意外地遭到了质疑。质疑声之一来自披头士 the Beatles 的主唱约翰·列侬 John Lennon ，他在演出更衣室遇到The Liverbirds时脱口而出：“怎么回事？怎么有女孩拿着吉他？我打赌你们永远不会成功的。”

The Livebirds

事实证明列侬犯了错，The Liverbirds在德国取得了成功，直到1967年她们仍是俱乐部的主要嘉宾。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全女子乐队Fanny（该词在英国正好有阴部的意思）被主流唱片公司签约，她们器乐技术一流，歌词契合了当时民权与女权运动的潮流，与时代并驾齐驱，直击男权主义者的心。

摇滚乐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渴望在乐队中看到女性身影，媒体也逐渐关注到了她们。可尽管拿着乐器的女性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接下来的女性摇滚乐手们的路并不会因此一帆风顺。相反，不再需要以男性为范本演奏的她们，似乎陷入了另一种极端：女乐手极大程度上被唱片公司作为为乐队牟利的噱头, 通过展示女性特质发挥更大的商业用途。逃亡乐队 The Runaways 的经纪人Kim Fowley就曾以成为摇滚明星的承诺吸引女孩们加入乐队。他教导她们如何说话，如何站，如何坐，让只有15岁的主唱Chiere Currie穿上黑色低胸衣和高跟鞋。承诺实现了，女孩们成为了摇滚界的传奇，但在充满性和药物的混乱生活中，Jackie遭到了强奸，未成年的Chiere因怀孕退出了乐队。

The Runways

至此，不少女性先驱已经对摇滚乐世界进行了一翻探索，她们或许有些疯狂、外放，纵情燃烧甚至不惜自我毁灭，有时臭名昭著，有时被捧上神坛。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你我如何评价，她们都是音乐史和女性史上浓墨重彩的几笔。只是，在身处后世的笔者看来，她们仍然将是否彰显女性气质作为对自己在音乐中角色的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她们通过激烈音乐表达的反常的女性气质依然被欲望化，她们在乐队中的角色似乎还是难以跳脱男性视角的审视与限制。

直到1975年，朋克教母帕蒂·史密斯 Patti Smith 的出现永远改变了乐队女孩们的生活。她雌雄同体，无拘无束，瘦削脸上的墨镜盖住总是直视前方的不羁眼神，满头凌乱的卷发却暴露了她的摇滚气质。这位艺术家中性化的视觉与音乐表达，促使人们想象，摇滚乐中是否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女性：她不是疯子，不是荡妇，也不是圣母。她不再是“第二性”，而只是乐队中的一个成员，以专业技能和人格魅力平等地为乐队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她的演奏不需要凸显女性气质来迎合男性的凝视，也不必模仿男性刻意融入。她在台前肆意蹦跳还是在后面默默伴奏，穿短背心还是高领毛衣，大声嘶吼还是低声呢喃，这些表达只和她个人的性格特点与审美选择有关，而不是必需的要求。

Patti Smith

始于七八十年代的朋克和无浪潮音乐于是将这种想象发挥到了极致。有远见和胆识的女孩们组建了乐队，她们唱歌如喊叫而非喘息，她们不再把双腿张得很开，不再把吉他摆在正中间。纽约朋克乐队Talking heads的贝斯手Tina Weymouth说：“音乐与性别无关，如果你想做就去做吧，不必谈论它，也不要批评其她女人。我们成为女人，是因为我们聪明地把我们的两个球整齐地塞进了可以使它们受保护的地方。”但叛逆不羁的朋克女孩吓坏了光头党们，反对的声音和暴力的行动无处不在。她们必须结伴出行，到处逃命。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常常受到身体伤害，the Slits的主唱、英国女朋克先驱Ari Up就在街上被刺了两刀。

朋克接收了第二波、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的信号，并以地下音乐为突破口，为女性提供力量，向男性展示力量。自此，女孩们意识到，她们要把音乐当成武器，把自己的声音当成武器，去和男性主导的摇滚乐，甚至是整个世界争夺话语权。终于，摇滚乐和女性主义在九十年代的Riot Grrrl暴女运动中重合了。

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暴女运动领袖凯瑟琳·汉娜 Kathleen Hanna 组建了比基尼杀戮 Bikini Kill 乐队，并发行了同名杂志。1991年，杂志上刊登了“暴女宣言”，其中包含了激进主义者和第三波女权主义者的许多思想。它写道：“我们感到愤怒，因为这个社会告诉我们女孩就是愚蠢的，女孩就是糟糕的，女孩就是软弱的。”同年，包括Bratmobile、Bikini Kill和Heavens to Betsy等暴女乐队参演国际流行地下公约音乐节 International Pop Underground Convention 。暴女的歌词大都落在与性别有关的事情上——性、女同性恋、强奸、家庭暴力、社会等级中的男性优势、女性授权等，而且多是以激进好战的观点出发。也是在这个舞台上，汉娜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女孩们到前面来All girls to the front ”

Riot Grrrl暴女运动扩展至至少26个国家，是摇滚乐历史上最浩大的女性主义运动，并且对后来的摇滚乐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涅槃乐队 Nirvana 的柯本 Kurt Cobain 受Hanna启发，写下了《Smell Like The Teen Spirit》；洞穴乐队 Hole 的主唱考特尼·拉芙 Courtney Love 虽然在单曲《Olympia》中表达了对暴女运动中自称为“正统派”女权主义者维护政治正确的不满，却依然在一次不愉快的跳水后对性侵者发出愤怒的女性主义咆哮（单曲《Asking For It》）。

Courtney Love用口红在手臂上写下“witch”和“slut”

步入21世纪，暴女最初的运动已经消逝，但它所引发的暴女亚文化还一直在持续，为新一代的摇滚文化注入了政治激进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反叛能量。2021年5月，一场名为“不良女性主义的告白”的女性主义摇滚拼盘在西安举行，聚集了一批国内并不多的女子核心乐队；不久前，平均年龄只有13岁的朋克乐队The Linda Lindas在图书馆的演奏视频在外网病毒式传播，在她们高喊“Racist，sexist boy”时，人们似乎看到了三十年前女权朋克先驱们的影子......这究竟是上世纪暴女运动的余温，还是又一次女性主义摇滚乐被引爆的征兆？

The Linda Lindas

2015年，纽约时报仍用“female”作为标签乐队的形容词，暗示女性在摇滚乐中的不寻常。

“作为一个摇滚女孩是什么体验”这个问题时隔大半个世纪再次被问起时，我们应该怎样重新思考女性在这片天地的位置？

女性以摇滚的姿态愤怒，争取在音乐中自我表达的空间，用最大的声音嘶喊吵醒装聋作哑的人，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而摇滚本就是为局外人和怪胎而生，它赋予女权主义斗争的工具和美学的刻度。其实女权主义与摇滚乐天生相似，它们都反叛、有爆发力，都关乎从个体生命体验到公共场域的一切。因此，从摇滚乐诞生之初，二者相结合的斗争就从未停止，甚至愈演愈烈。

如果说伍尔夫笔下的女性主义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那女性主义摇滚乐则是一间允许咆哮，孕育改变，充满躁动的房间。

我们需要更宽敞的房间，来制造更炙热的嚎叫。

至于那个问题本身的答案，就和“作为一个女孩吃饭睡觉是什么体验”一样简单。

References：

1.纪录片：《The Punk Singer》

2.记录片：《Girl In A Band》

3.史锐：20世纪摇滚乐中的爱情隐喻

4.琴包装机关枪的少女：为什么我们需要女性主义朋克的嚎叫

5.金·戈登《音速青年》

ICV MKT 小编敬上

文字 | 林沁彦、带带窝瓜精

排版、题图制作 | 绝望的文盲、带带窝瓜精

主题海报 | 绝望的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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