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谈 | 回溯野性之美

评·谈 | 回溯野性之美 by ICV MKT

引

在双雪涛的笔下，“《南方车站的聚会》开始于夜晚，人行走，墙上的影子稍慢于人的活动，纵深处一辆餐车提供温暖的光源，男女主人公在雨中交谈试探，眼神交错然后跳开，既像相互利用的两种动物，又像是诗人的约会。” 整部影片流淌着的黑色与暴力意味并不让人窒息或压抑，反而有一种妖冶、阴郁又迷人的美。鲜血和暴力投射在银幕上，幻化出无数的图案，像是引诱着人性中的某种原始本能。

这种审美以酣畅淋漓的打斗与杀戮作为表现美感的手段，挖掘出人们心中隐秘的对野性的渴望，甚至突破了道德的桎梏。道德是否是衡量美学的硬性要求？如何解释我们可以接受其“反文明”的表现，甚至内心怀有对这份阴暗的热爱？我们又该如何碰触，欣赏这种美？

自古以来，美学，这个人类感性与理性碰撞的产物，往往会伴随着另一个命题而提出，那就是道德。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变迁，两者的关系呈现出不同面貌。

美，曾经在传统叙事手法中要向受众传递一定的道德训诫。这种主张强调道德本体主义，即认为艺术要有道德的内容和美的形式。他们主张艺术是道德宣传的工具，而艺术之美，或者说作品的艺术性只是使这种道德宣传更富有实效而已。最好的例子是宗教画。

在漫长的中世纪，艺术手段是较为单一的，几乎只有宗教画一种美术类型，其画面色彩单调，人物面容古板。

比起“人性”来说，早期的宗教画更想让受众感受“神性”的色彩。它意图让受众有道德教导上的理解，即体会这一圣像具有哪种神圣性的道德典范意义。这是圣像与祈祷者（观赏者）的反向联系，不是观赏者认知圣像，而是圣像作用于观赏者，圣像成为主动者，观赏者成为被动接受者。

这个主张坚持艺术具有积极的一面，认为艺术有利于人的教化，在中世纪后期，继承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神学美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美与善是一回事，只是呈现的面貌不同而已”，从而坚持艺术与道德的相通性。

即使在艺术中具有某些非道德的情节，实际上仍有符合道德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作了分析，认为像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悲剧，尽管有像《俄狄浦斯王》中的乱伦和《美狄亚》中的凶杀的故事，有残暴和血腥的场面，但这种悲剧能产生的“哀怜”和“恐惧”情感，具有“疏泄”的效果，从而促进心灵的净化。因此，悲剧具有对城邦的公民进行教育的功能。

而现代美学诞生于18世纪，它普遍趋向于主张艺术与功利的分离。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时，他将“审美无功利”“美的艺术”，以及“趣味”“天才”“灵感”“崇高”“想象”等观念综合在一个整体之中，为现代美学奠基，从而在事实上推动了“艺术”与“道德”的进一步分离。到了19世纪，这种观点被蓬勃兴起的浪漫主义所接受和发展，并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那里被发展到了极端。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思考，美学究竟为什么会与道德挂钩？又是谁在定义美学的标准？

工业化时代的初端，上层阶级对贫穷环境最普遍的想象是道德堕落，伴随着的就是“不美“的贫民窟深渊——疾病滋生，犯罪的温床。这样的贫民窟同时也激发了一些伦敦上流阶级的“肮脏”幻想。对于富人来说，东岸既是一个道德堕落、藏污纳垢的危险地带，也是一片容许猎奇和性冒险的飞地。许多社会改革家抨击这种动机不纯的贫民区游历者，但依旧不妨碍一些人以慈善和道义的名目展开贫民区冒险。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贫民区游历已经发展成了伦敦上流社会一种不问目的的休闲活动。

贫穷与浪漫相结合，似乎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美学。在这里，艺术家过着贫穷而自由的生活，“放纵、大胆的性、特立独行、奇装异服、怀旧和贫困”。这一群体常常站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对立面，努力捍卫艺术不受庸俗的商业口味影响，对社会固有的价值观进行激进的反叛。而在现实层面，从拜伦到兰波，许多文人都以独特的生平和浪漫的文字丰富了这一神话。更者，它成了黑色电影中的一些情节所偏好的场所。《南方车站》在后半段的精彩夜巷战，就是在一处酷似迷宫的城中村中发生的。

这一审美变化所揭示的，是美的定义从特定阶级到个人的下放。相比起教廷或者上层阶级直接递出的美学标准，更多的变成了用个体善恶混杂，理性与感性交织的目光去审视究竟什么才是个体心中不同的美。

暴力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和生死哲学，一直是世界电影界关注的焦点和重要元素。自从暴力美学从中国香港起源，流入日本逐渐成熟并传到美国后，其电影艺术形式便得到了新的探索。本部分将对比吴宇森和昆汀电影中对暴力的表达方式。

吴宇森早期师承邵氏武侠大导演张彻，张彻的电影普遍充满暴力、血腥和悲壮气息，这种风格为吴宇森此后的电影创作打下烙印。

电影《英雄本色》，奠定了吴宇森暴力美学的电影风格，它的成功标志着暴力美学在香港顺利落地生根。

80年代后期，《喋血双雄》的成功标志着暴力美学的成熟，让暴力美学提升至教科书的水准。它让吴氏暴力美学的形式得以固定，圣母、白鸽、教堂也成为吴氏电影的标签。

吴宇森的影像中无不显现出张彻和Jean-Pierre Melville的痕迹。张彻对吴宇森的影响更是直观和深刻的，侠义、情谊的内核贯穿始终。恰巧，在吴手里的暴力影像经过了独到的艺术化处理和美学上的加工，让暴力的水准和意义上升至新的层次。此外，正义与邪恶的角逐也成为吴宇森电影中的拿手好戏，两者的转化也彰显了人性无常与命运的无常，他似乎是在传达一个道理：只有暴力才是终结罪恶的最佳方式。

昆汀的电影作品集东方暴力与西方暴力为一体。《杀死比尔》糅合了香港武侠片、美国西部片、日本动画片、中国武术、日本剑道等多种暴力元素，极具观赏性。

黑白处理可以弱化血浆喷涌的视觉冲击，还能展示出人物的冷酷和麻木。

动画处理突破了视觉表达的限制，变得肆无忌惮。生动的画面表现力使观众对于暴力美学的表达形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昆汀通过暴力场面完全揭露了非人的屠杀和刺客的残忍杀戮，并结合夸张、直白的鲜血，给予观众强烈的感官刺激。他很少让观众以视觉的方式看待暴力的整个过程。相反，他通过声音和音乐来展示他的极端暴力。

相比之下，香港导演吴宇森处理镜头的方式，会在观影体验上带给观众更多的舒适感。吴宇森的暴力美学中融入了舞蹈的元素，并一贯倾向于使用慢镜头和特写镜头。慢镜头可以调节长时间的激烈打斗场面所带来的视觉疲乏，在人物开枪的瞬间转化为慢镜头，使得观众有足够多的反应时间去消化，快慢的完美结合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柔并济、以柔克刚的思想。吴宇森更希望表达一种人文情怀、人性本善的主题；而昆汀的电影则是一种游戏化的处理，表达的更像是无主题的“游戏主题”。

自从20世纪90年代，香港影评人给吴宇森的电影打上了“暴力美学”的标签，暴力美学就进入了大众视野。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Clive Bell提到：吴宇森“英雄系列”影片的出现使得他以暴力为题材的影片不再被当成是“暴力影片”来看，因为他给全世界观众提供了一种审视暴力的全新视角——东方美学视角，第一次使暴力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他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是从审美的心理推出来的，这个审美心理才是最终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判断一个东西具有艺术美的唯一条件就是它是否唤起了欣赏者的一种独特的情感。暴力美学又是怎样唤起观众的这种独特的情感，从而成为一种艺术呢？

暴力是人类恶性最普通和常见的形式。**而暴力美学，则是以美学的方式、诗意的画面来表现人性暴力面的一种幻想手法。**审美走向多元固然是历史的潮流，可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将目光投射于黑暗而野蛮的一面，选择将暴力仪式化、崇高化？

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对暴力的迷恋。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理解，人的本性之中存在着一种攻击性，也即潜意识中的暴力倾向。这种攻击性，实际是我们内部的心理力量，是需要释放的。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表现为争论，竞技和冒险等行为，同样，观看暴力美学的电影或者体验暴力美学的游戏，也是为了达到释放这种能力的目的。

除了从人性中的攻击性角度来解释暴力美学深受喜爱的原因，还有另一个观点得到广泛认同——人类进化中依然保留的那份自然野生动物本性。大自然中的大部分群居动物，都有自己的首领。在众多同类面前，经过一番争斗厮杀，决出高下，胜者为王，于是新的首领赢得了族群的爱戴。而这种爱戴，实际上是动物对绝对力量的服从，对力量之美的仰慕。

现实情况下，极少存在杀戮和血腥的场景。又或者说，暴力长期以来作为一种道德禁忌，为文明社会所唾弃。这种禁限强化了人们对暴力的向往，而突破禁限的冒险也更加激动人心。通过窥视社会上“理性之幕”的一个破绽，观众就是这样在文明与野蛮的巨大张力中燃烧，尽情享受着灵魂被“兽化”的疯狂感觉。

参与到虚拟的暴力场景中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不会对生命造成威胁。但如果都是纯粹的血腥场面或者毫无遮掩的暴力镜头，不免令大众难以忍受。但如果对这些场景基于观赏角度加以修饰，在真实的基础之上赋予审美，就能令更多大众接受，甚至感到兴味盎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暴力美学是在戴着脚镣潇洒地舞蹈。

在消解观众不适感的方面，影片中经常塑造出一个背负着国仇家恨，正义，所向披靡的暴力英雄形象。这给了主人公的暴力行为一个正当的理由，引起观众的同理心，形成对暴力英雄的崇拜。或是选取风景靓丽的地方拍摄打斗场景，以物品的破坏展示出暴力等等。而在昆汀的电影中，即使暴力表现的直接而残酷，背景音乐的加入和总体情境的荒谬也会让观众在观看时感到心安理得。而在展示力量美时，利用快镜头加快打斗节奏和设计干净利落的动作是常用的手段。暴力美学，正是做到了审美与暴力之间的平衡，在给予大众感官刺激的同时，又存在欣赏审美的空间，使得内心的攻击性能量得到安全的释放。

《卧虎藏龙》大片平静的竹林背景

通过对暴力的非常规处理方式，暴力所包含的原始野性和自由的生命活力，连同其消极的一面都前所未有地袒露在现代人面前。尽管这对审美的理解带来困惑和冲突，但它无疑为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荣格曾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丑也是美，即便是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光辉中发出诱人的光芒”。这种对暴力的审视展示了种种道德与价值的对立，审美评判体系不再与道德挂钩，但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远离道德或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有时候，人需要被提醒罪恶的存在，他不应该只记得善与美”。这种刺激血性之美中对于人类暴力问题的认识增加了一个维度，使得我们能够在对自身生命丑恶、黑暗的一面的审视中获得对自身的再评价、再认识。

和平鸽飞扬下激烈却无声的屠杀，慢动作枪林弹雨中华丽的打斗，富有正义感的英雄人物与邪恶反派的殊死搏斗……无论是以美学的叙事手法还原暴力场景，还是以艺术加工表达攻击性力量，抑或是浪漫化施暴者的形象或行为，暴力美学都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拆解了暴力、消解了人们感受直观暴力时的不适，并将其转化成一种美的享受。它根植于社会的暴力文化，不仅为其受众带来视觉上的美感，更冲破了统一道德和单一真理的桎梏。

但即便如此，在这一层层精心的包装下，掩藏的也只不过是人类对于犯罪与暴力最本能、最野性的欲望。而影视艺术作品中对这种欲望的过度呈现使“暴力”与“暴力美”的边界不断模糊，可能对其受众产生异化性（dissimilation）的误导。虽然未必使其在行为上表现得更加暴力，但长期观看类似的暴力行为、沉浸在相似的故事情节中，感官变得麻木，他们对暴力行为的感知度可能降低，而暴力的危害在此情况下就被无形地弱化了。尽管暴力美学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暴力，使它只停留在审美层面上才是于真正的审美塑造、对社会道德教化而言最好的选择。

References :

1.界面文化：当贫穷被浪漫化：去贫民窟旅行，体验或休闲，猎奇或猎艳

2.樊佳奇：西方暴力美学的内在理路

3.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的暴力美学表达研究

4.孙杰：论形式的“暴力”与审美的“崇高”——关于“暴力美学”美感经验形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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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谈 | 回溯野性之美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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