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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往事:妓女与黑帮(上)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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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往事:妓女与黑帮(上) by 蓝钻故事


这篇故事首发自公众号:斥候密档。斥候密档,专注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类型故事,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
本故事来自当事人的口述史,为增加代入感,略去对话过程,保留第一人称讲述,文中当事人的一些想法有着鲜明的时代痕迹,并不代表我们的立场,特此说明。

1974年,港英当局面对汹涌而来的逃港者,采取了既堵又疏的政策,实行了著名的“抵垒政策”
该政策规定,内地偷渡客只需要成功抵达市区的收容登记处,便可成为香港合法居民居留香港;但是,若非法入境者在边境禁区被执法人员截获,则会被遣返内地。

由此,大批逃到香港边界的偷渡者,开始想尽办法在规定的时间逃到市区登记处,获取身份,但是由于一方面当局设立的重重障碍,另一方面偷渡者也不熟悉香港的地理环境,顺利抵达市区的道路变得尤为艰难。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豪叔,正是当年这项政策的亲历者,他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其人生沉浮令人唏嘘不已。
我是陈豪,熟悉我的人都喊我“阿豪”,1953年出生在广东汕尾陆河县一个小山村。
虽然这里绿水青山环绕,景色宜人,可当年实在是太穷了。
为啥家乡那么穷,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从我记事开始,全家时常吃不饱饭;10岁时,我才穿上哥哥淘汰的胶鞋。之前,我一直是光着脚在地里跑。
也是因为穷,家乡很多人早年都去香港闯荡,稍微安定点后,他们就会寄钱回来。
有人出去,这家人的吃饭问题基本就能解决,让人很羡慕。所以,那时我们都很想出去。
当时,香港在我们眼里就是天堂,因为听说当地人每天收入有70港元,而我们呢,一个壮劳力每天工分只有7分钱。
因此,我们当时流传民谣唱:“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意思是花8分钱邮票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大概是我5岁时,家乡收成不好。我平时上学喜欢逃课,经常和村里几个小伙伴四处找吃的。
比如“蠄蚷”(qín jù),就是俗称的癞蛤蟆,我们先是将皮剥下来,积攒一定程度后可以卖给公社的药店,肉就直接穿在树枝上烤着吃。
那时,只要是田间、水塘里的活物,我们统统都抓来吃。
16岁时,我初中毕业,跟着大点的孩子胡闹了一阵后,我就稀里糊涂成了“知青”,随后被分配到惠安县的横岗插队。
这里紧挨着宝安县,对,就是今天的深圳,但当时完全没有现在这样气派,就是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刚来这里时,我就听说了,宝安因为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这些年陆续发生过很多次“逃港”事件,但成功者寥寥。
其实,逃港在我们那不是啥稀奇事,毕竟谁都想吃饱饭,有钱赚。
我们私下都知道,逃港的方式可分为走路、泅渡、坐船。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

对了,最开始还有人想到了扒火车的点子。
解放后,广东这里几乎每天都有给香港送货的火车,偷渡的人就藏在去往香港的货车中。
但是想走这条路也不容易,要么买通当地的铁路运输系统的人,要么小心窝在某个角度,别被不知情的装卸工用货物埋在里面闷死或者压死。
我后来听说,当年香港负责卸车的工人,时不时发现某些大陆来的货物的下面藏着被闷死的偷渡者。
可随着边境管理越来越严,无论扒火车还是走路、坐船,渠道基本都被堵死了。

因此就只剩下从西线泅渡,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不过,其中有很大风险,我们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就是象棋里的小卒,意思是有去无回。
虽然那时天天都说香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我们知道不是,毕竟很多人家里都有几个早年跑到香港的亲戚。
陆路走不通,只能换海路,也就是从海面泅渡过去。
我们那里靠海,南面就是大鹏湾,经常有人结伴去游泳,美其名曰“增强体质”。

可大家心里都知道,他是要“翘脚”求前程。所谓“翘脚”,就是广东话“偷渡”的意思。
中线的逃港者大多持有县级证明(包括假证明),乘坐火车、汽车进入深圳,夜间伺机在罗湖一带跨越深圳河,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
东线多为深圳以北及以东县市,即惠州出发,徒步穿过惠东、宝安,翻越梧桐山进入香港。
另外,还有一条二次偷渡路线,即先偷渡到澳门,再转往香港。
我曾和一位好友偷偷去过沙头角的梧桐山,那里与香港仅一网之隔,山这边是大陆地界,山那边就是香港的地界。
只是从山腰到山脚都围着一圈铁丝网,四周布满岗哨和警卫,甚至还有潜伏的暗哨。
我当时还注意到那些不是一般垂直的铁丝网,而是蜷曲在一起的卷网。这样的铁丝网,想直接爬过去,几乎不可能。
虽然逃港这么难,可依然挡不住逃港的人。
几乎每天,我都能在横岗附近的海滩看到伺机泅渡的人,也经常在附近海滩看到被风浪吞噬后,又被潮水卷回的偷渡客尸体。
看着那些被鱼虾啄食到面目全非的偷渡者,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谁会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去偷渡呢。
再说,就算偷渡成功又如何?
其实,当时很多偷渡到香港的内地人,并没过上他们想象的幸福生活。
当时广东宝安县是偷渡“重灾区”,短短一个月就有15万人偷跑到香港。
因为宝安实在太穷了,自嘲“宝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其他啥也没有。
其实,这些人越境后就被港英当局抓住,然后被关押在香港摩星岭等多处难民收容营。我看了照片,觉得环境还不如我们老家的房子。

对于逃港者,港英当局政策是“即捕即遣”,关押一阵然后就遣返回内地,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偷渡者有很多香港亲戚,他们经常有组织地帮助偷渡者从难民营逃出,潜入市内。
我还听说,有一次,数万名逃港难民要被遣返,行车途中有不少香港市民往大篷车里丢水和食物,还鼓动难民赶紧跳车逃跑。

等车队行至罗湖桥时,有数千名香港人冲出来,横卧在桥上,阻挡车辆行进。上千名偷渡者乘机跳车逃跑,后被香港市民分批转移藏匿。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被乖乖坐卡车被遣返回去,可这样也阻止不了有人继续逃港,有的人被抓回来后继续跑。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负责的是一处盐碱地,种啥都不行,就这样还得每天装模作样出工,图的就是好歹还有一口饭吃。
家中当时剩下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弟,由村里亲戚照看,我已无牵无挂。
我当时心想,我也要偷渡到香港,只要能吃饱饭,就把小弟也接过去。
可我一直没敢行动,因为知道偷渡不容易,不想轻易丢掉小命。
大概是70年代初,村里来信,说小弟身患重病需要我回去照顾。
拿着村里的证明,我以休病假的理由返回家中。
虽然我插队期间回去过几次,可家里破败的程度让我还是很难过。
小弟得的是重度肺炎,整天病怏怏地躺在床上。平时,全靠我寄回的津贴勉强生活。
因为家里没人种地,地也被大队交给其他家种了,我一时也不知该怎么维持两个人的生计。
幸好童年时的玩伴,有人成了队里干部,就让我做了兼职会计,算是暂时解决了我们兄弟俩的吃饭问题。
就这样熬了三年多,小弟最后也走了。
村里的兼职会计,也因为好友调走,新来的书记将工作安排给了他自己家的一个亲戚,我成了无业游民。
我还听说,原来插队的地方也被撤销,因为长期未归,自己又成了“黑户”。
活着是煎熬,前途又看不到,此时的我再次燃起偷渡香港的念头:万一,我能在香港发财呢?
我不会游泳,不敢泅渡,于是只能从陆路想办法。
思来想去后,我偷偷去了沙头角的梧桐山,在那里遇见了也打算偷渡的“四眼”。

“四眼”至今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问他也不说,只知道他曾是广州某单位职工,家庭成分不好,总是被针对,才想跑出去。
“四眼”在这里观察了许久,他发现梧桐山山脚一侧是新修的铁丝网,还没有拉上卷网,只要看守不留意,俩人配合,可以很容易翻过去。
但问题是,附近有警犬守卫,经常在附近巡逻,一有风吹草动就吼叫不停,比人警惕多了。
“四眼”听说,老虎尿可以吓住狗,因此早通过熟人关系,从广州动物园搜集了一瓶老虎尿备用。

不过,“四眼”虽然聪明,可体质不行,翻越3米多高的铁丝网十分吃力,所以想找我搭档。
我们选在了一个夜晚偷渡,警卫一般不出来,就靠探照灯观察动静。我们就想趁此机会,快速翻越铁丝网,逃得越远越好。
当天夜里,我们买了个电筒,为了防止光亮暴露,我们用报纸遮住了灯筒,只需照清地面即可。
周围地形我们趟了无数次,很快就轻车熟路来到预定的地点。
可等我们刚靠近山脚的铁丝网,远远就听见几声狗叫,“四眼”吓得哆哆嗦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褐色药瓶,打开盖后,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腥臊味。
在“四眼”催促下,我们彼此在身上洒了虎尿,周围立即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来不及多想,我先蹲下,让“四眼”踩着我的背脊。

随着我慢慢起身,他拼命爬过铁丝网,然后他纵身一跃消失在黑夜中。
等我直起身,手握电筒,想靠助跑攀爬铁丝网时,随着几声低吼,一只黑影窜了上来,死死咬住了我的小腿。
很快,远处响起警卫的呵斥声,我甚至还清晰听见对方拉枪栓的声音。
我急忙挥舞手电猛砸警犬的头部,可怎么也摆脱不了。
此时,我心里咒骂“四眼”,这虎尿屁用都没有,倒是那么快就把警犬招来,眼看我就要被警卫抓住了。
黑暗中,我忽然听到“四眼”隔着铁丝网喊我,似乎让我贴近点。
等我靠近后,我感觉“四眼”将手里剩下的虎尿全泼洒向了警犬……不知是虎尿实在太冲,还是天然的恐惧,警犬突然松开了嘴,呜呜叫着跑开。
我心里大喜,忍住剧痛,奋力助跑后,死死攀住了铁丝网,然后快速攀爬到顶端,重重摔了下去。
警卫这时也赶到,但是我和“四眼”早已关了电筒,匍匐在附近的杂草中,头都不敢抬。
不知过了多久,“四眼”暗示我,警卫撤走了。
我缓缓醒过神,意识到自己终于来到梦想中的另一个世界。
可就在我们自以为平安无事时,香港这边的警卫也发现了动静,有人快速朝我们扑过来。

“四眼”吓坏了,他不想被抓住遣返,向我喊了一声“分头跑”,不顾一切地朝远处奔去。
我那时由于被警犬咬伤,小腿鲜血淋漓,疼得我根本跑不动,很快就被巡逻的香港警卫抓住。
可能我身上刺鼻的虎尿味实在令他们受不了,纷纷捂住口鼻。
被抓住后,我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完了。
当他们将我搀扶到哨所后,有人安排我脱掉所有衣物,简单擦洗包扎后,让我换上几件旧衣,在一间羁押室休息,我又累又困,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一名年纪较大的警员负责送我去收容营。
途中,这位被称为“聪哥”的警员忍不住告诉我,其实他父母也曾是偷渡客,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
我们要去的是设在粉岭的临时收容营,由于坡高路陡,车辆上不去,聪哥驾着行走不便的我穿小路上山。
走到一处草木茂盛的地方时,聪哥忽然惨叫一声,我低头看去,一条灰色的秤杆蛇咬了聪哥正赶忙溜走。
我在老家经常看到这种小头蛇,身长半米左右,虽然无毒,但咬人一口也怪疼的。
聪哥好像不太了解蛇类,捂着伤口满脸紧张地问我,咬他的是不是毒蛇?
听到我说是毒蛇后,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我看到树丛边有几株千金藤,顿时有了主意。
照顾小弟,我自学过一些中医,千金藤清热解毒,还能治蛇毒,正好派上用场。我徒手挖出一株后,扯掉枝叶,将根部嚼烂敷在聪哥的伤口处。
千金藤药性很快,聪哥很快就不觉得疼痛,伤口四周也没有黑肿,明白那蛇确实没有毒性。
为了感谢我做的一切,聪哥决定放了我。
我有些难以置信,问他放了我,他会不会有麻烦?他说,偷渡客不是罪犯,跑了就跑了,顶多挨顿训罢了。
随后,聪哥给了我几十元钱,让我顺着山路走到附近的公路上去拦车,后面就看我自己造化了。
机会难得,我也怕他改变心意,谢过之后,便一瘸一拐离去。
到了公路边,我拦下一部卡车,将仅有的钱全部给了司机,希望他能带我去香港市区,我打算到时就是讨饭也要留下来。
司机收了钱,满口答应。
谁知,这家伙将我拐卖到新界一处采石场,做起了黑工。

这处采石场是由香港某个帮派控制,里面的工人几乎都是像我这样的偷渡客,因为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身份证件,只能在此听天由命。
采石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凌晨5点就被工头催促起来干活,工作内容就是敲石头,搬运石头。
可能因为都是被骗来的,这里的工人并不团结,彼此互相提防,有空就是睡觉、喝酒、打牌。
在这里呆了两年,我就只和一个绰号“猴子”的湖南人熟悉,他是老偷渡客了,被抓回去几次,可他还是偷跑了出来,不料却困在这里。

1975年夏,猴子神秘地告诉我,他无意间得知,香港当局出台了一个政策,叫“抵垒”政策,虽然他也说不清名字的由来,但内容很打动人。
这项政策规定,内地偷渡客只需要成功抵达市区的收容登记处,便可成为香港合法居民居留香港;但如果是在边境或其他地方被警方抓住,就会被遣返回内地。
这项听起来游戏一般的政策,我最初是不信的,直到我碰到了秦阿莲。
她是广东佛山人,曾是一名小学老师。因为家乡男友偷渡到香港后失联,她思念心切也偷渡到了香港,结果被人蛇集团抓到这里,负责给我们洗衣做饭。
我见到阿莲时,她面容憔悴,显然吃了不少苦。
采石场都是“和尚”,来个年轻女子,自然都是兴奋不已,有事没事就凑到她面前搭讪。

猴子悄悄告诉我,人蛇集团的老板是想让阿莲暂时帮工一段时间,再把她卖到香港娱乐场所当妓女。
猴子能知道这么多信息,是因为他能说会道,而且很会看人眼色,得到了工头的信任。
我对阿莲很同情,便借洗衣的机会将这些信息告诉了她。
谁知阿莲并不惊讶,她被抓后就受了很多非人折磨,早料到自己以后的遭遇。
不过,也是出于对我好心提醒的回报,她也向我介绍了港英政府的“抵垒”政策,也是因为这项政策,她才不顾一切偷渡到香港。
得到阿莲的证实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逃出去,不然就永远困在这个集中营般的黑矿场了。
可我想带着阿莲一起逃,在我看来,比任何人都应该逃离这个魔窟。
随后一段时间,我想方设法接近阿莲,和她商量逃跑计划。
猴子很敏感,看我和阿莲接触过多后,猜出了我们想要逃跑,便央求带他一起走。
我当时觉得猴子也很可怜,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可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害了我和阿莲。
采石场每天都有几班来拉石头的卡车,司机进场后,会下车去工棚交接货单。期间,工人会在矿场监工的看押下,搬运石头上车。
这里有个机会,搬运完两轮石头的工人可以有五分钟的自由休息时间,一般就是让大家上个厕所,喝点水,监工自己也会乘机偷个懒。
我的计划是,三人乘此机会,偷偷溜上已经装载石头等待运出的卡车,石头上因为会披上遮雨蓬,三两人钻进去,根本看不出来。

计划实施当天,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不仅骗过守卫钻上了车,而且钻进雨蓬,等到了车辆开动。
谁知就在这时,雨蓬忽然被人掀开,监工和一群打手狞笑着出现在我们面前。
等我们被抓到工头面前,我才知道自己被猴子出卖了。
这家伙担心再次被抓住遣返,便以告密为交换,希望工头能送他去市区的难民登记处。
为了以儆效尤,我被当场打到昏死过去,口鼻出血,肋骨也断了几根,随后被人像拖死狗一样丢到了工棚。
那时正是香港最炎热的天气,可我躺在地上却浑身冰冷刺骨,浑身疼到生不如死。
这期间,工头让人给我吃了些药,才让我身体渐渐有些恢复。
工头没啥好心,单纯就是觉得弄死我太亏,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帮他赚钱。
那时,阿莲已经不知所踪,猴子也没走成,还被威胁不得将“抵垒”政策再告诉他人。
我那时觉得,自己这一生或许也就只能困在这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