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考察报告》之外：农村的首要问题在于没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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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考察报告》之外：农村的首要问题在于没有话语权 by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

我认为农村的困境除了经济和教育条件的落后，也在于话语权的缺失上。在主流观念语境上乡村话语权的缺失，是导致乡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首要原因。没有话语权，农民就只能“被代表”，农民的声音没有被听见，那农民的需要就只能是“被幻想出来的需要”。这一点，是我在写考察报告之时的深切感受。

我们县有个乡叫广天乡，广天即广阔天地四个字的简称，高中我每次上学，都会路过这个乡。教员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小时候就知道这里是广阔天地了，在我还没有玉米杆高的时候，我每每在地头间跑迷路，但我就是不清楚我能在这广阔天地间有什么作为。父母说上学是为了考出这里，为了以后不种地，老师说你们生在河南，本就要比别人有更多的压力，不然你怎么考的出去。我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督促下，难免会对学习的目的和人生的追求产生怀疑。

我个人对于农村看法的思想转变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叛逆阶段，我十七岁第一次坐长途客车从小县城来到郑州以后，我被城市典雅的建筑和璀璨的灯光所吸引，回家以后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厌倦，破落的小镇和燥热的麦田，还有无知的长辈都让我想要逃离。我填的几个高考志愿没有一个是河南省内的，我一定要考出去的原因不在于我想追求学术，仅是我对我所在的环境感到厌倦和无力。我当时正值十七八岁的叛逆期，我错误的认为，大城市的繁华就是我的繁华。从某个角度说，我对大城市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督促我前进的挂在眼巴前的胡萝卜，但后来也成为了我看清世界、认清自己阶级立场的阻碍。

第二阶段是自省阶段，也就是前年和去年，在我寒暑假去往各个厂区打工后，在流水线，在电子厂里，在充满粉尘的车间里，我见到了太多和我一般年纪的年轻人，见到了太多和我父母一般年纪的中年人。厂区离市中心近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为何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世界？我和他们一起做工，拼尽全力干一天活挣那几十块钱，谈何能买到城市店铺里的琳琅？我突然意识到，那些璀璨的城市灯光下面藏着的，是无数个这样的劳动者，繁华城市的建设有他们出的一份力，却为何不见那些繁华分给他们一份？在这种状态下，我意识到了之前我想法的愚蠢，我认识到了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假期结束后回到学校，我开始静心读书，一字一句地读。

第三阶段就是知行合一，树立正确的阶级意识后，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出来。我个人的能力很小，很难对农村的经济和教育等方面带来什么看得见的气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多走走看看，多问问体验体验，替他们说出一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替他们做一些记录，记录一些现在还仅存的但以后会消失不见的东西。我没有资格代表他们，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但好在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没有脱离他们，这是我的一点确幸。从这个角度看，父母辛辛苦苦培养我读书十几年，我反倒又在毕业时花大把时间泡在农村，没有如他们期许的那样在大城市寻份工作远离耕种，这是一种对父母期许的背叛。但同时，这又是我对我个人思想和精神上的拯救。

我前一篇《考察报告》的评论底下，有人说“农民的思想配得上他们的苦难”，看到这话我心里就如针扎般。总有人看到比自己过得不好的人就想教育两句，言语中充满对弱势群体的鄙夷和傲慢，似乎他现有的一切都是理应得来的，他天生就该享有城市的便利与繁华。人是环境的产物，有的老人一辈子没有去过大城市，他们的思想受环境限制，把你换在这个环境，你未必就能有超过老人现有的豁达的思想。

毛选第三卷里写道，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我想，如果农村没有话语权，那么“幻想出来的需要”依然会代替农民实际的需要。几十年过去了，农村依然是个广阔天地，我已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自身在这片天地上有什么作为而感到迷茫，我尽可能为这片土地写一些文字，说一些那沉默的大多数没有说出来的话。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写道，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农村这块地界上，沉默已经成为风气，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成为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怜悯，需要的仅是平等与尊重。身处其中而写一些文章，这是我能做的不多的一点事情了。我该坚持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