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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二律背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二律背反的一灯如豆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数是1723万人，比2016年下降63万人，比卫计委预测的2017年出生人口下限2023.2万少了300万。其中二孩的出生人口是883万，一孩只有724万，可以想象，若2015年没有全面开放二孩，出生人口已是雪崩式下降。
时光倒退30年，1987年，中国出生了2528.8万人，这是个注定后无来者的出生高峰，它由60年代中国的前一个生育高峰所决定，又决定了20年多后的、刚刚过去的2016年这个生育高峰。1987年以后，出生人口数便一路下滑，到2004-06年低处的时候，已经不足1600万，相去最高峰不足2/3。未来出生人口也会走出这样的趋势，即使不考虑已经低到地下室的生育意愿，按最乐观的估计，在未来7年内，出生人口就将下降到1000万以内，并被死亡人口数赶上，进入漫长的人口负增长时期。
出生人口骤降的后果没有那么快显现出来，相反，人口高峰的阵痛却很明显。由于中国传统的生肖观念，2012年龙年是一个出生大年，2011年-2013年，上海出生人口分别为18.00，22.61，19.62（万），北京出生人口分别为19.1、22.4、21.6（万），都在龙年有个凸起。而2018年正是2012年出生人口大量入学的年份，所以年初看到有人抱怨说给北京政府年缴税数百万，孩子却没有办法在北京上学，所以两三年前，上海好多孩子的家长去政府抗议说没有幼儿园可上。很多私立幼儿园前些年取得大发展，其中一些传出虐童的丑闻。生龙宝宝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些操心多家长孩子两三岁时就开始四处寻觅合适的学区房，并不惜重金购置。不仅如此，龙年出生的孩子升学压力始终存在，并面临更激烈的中高考竞争。
2015年是羊年，传统生肖观念里不是个好年份，便成为一个生育低谷，相应的，2014年与2016年形成了两个生育小高峰。此外，恰逢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二孩集中生育，两大因素叠加使得北京的出生人口暴增50%有余，由2015年羊年的不足20万到2016年猴年出生28万人，所以北京猴宝宝上学会是个大麻烦，很多北京出生的孩子注定无法在北京上学。相比之下，上海由于南方独生子女政策贯彻较严，之前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释放了较多二孩生育意愿，2016年上海的生育高峰就没有那么北京那样夸张了。
无论如何，对于孩子在2017年以后出生的家长来说，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在其他任何城市，未来是要大大松一口气的。随着出生人口的走低，学位的概念将逐渐淡化，入学也会越来越容易。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高兴，与之相伴的是学区房炒作的冷却，母婴、早教、K12教育这些行业也将排队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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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在中国已是老生常谈。在2016年出生高峰的4年前，2012年，中国已经迎来了劳动力人口拐点，并自此以每年300-400万左右的速度锐减，到2017年的时候，累计减少数量已经超过一整个深圳的常住人口。更夸张的是即将到来的断崖式下降，到了2023年，劳动力人口每年都会减少1000万以上，一个超大城市人口量。
2012年对中国经济也不是个好年份。钢铁煤炭行业相继有巨头出现破产，温州与鄂尔多斯房价一溃千里，并越演越烈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日后房价一飞冲天的杭州，彼时不乏价格近乎腰斩的楼盘。经济的不景气在金融市场体现出来，股价萎靡，以至于临近大会时，证监会为了维护指数稳定，暂停了IPO，作为补偿，开始鼓励金融创新。
今天我们知道，金融本质上就是股和债的零和博弈，根本不存在什么创新，金融创新跟金融诈骗基本同义。证监会监管下的券商没有创出什么东西来，互联网金融等非牌照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的大旗下却蓬勃发展起来，为日后的金融败局添砖加瓦。
当然，2012年的不景气与劳动力人口下降并有什么直接联系，更多是2008年刺激政策的后遗症。认真追根溯源的话，今天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追到2008年去，十年起起伏伏兜兜转转，问题没有解决几个，人老了，劳动力也没了。
对个体来说，老龄化的影响往往以事件的形式突然爆发。比如父母的身体在某一天出现问题，检出重大恶性疾病，那么从检查、治疗到后期护理，都会是一项劳心劳力伤财的事情。而在当前国内环境下，联系住院、专家会诊、手术这些事情，或多或少有些你懂的，考验着家庭的人脉、耐心和钱包。而这一代人多为独生子女，压力往往全在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妇身上。相信很多人身边会有朋友因为父母身体原因，使得整个人生计划发生重大改变的例子。
年初的时候，朋友圈刷屏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记录了岳父从流感到肺炎、从门诊到ICU，29天耗尽了一家人的精力和多年的积蓄，最终阴阳两隔的经历。文章的火爆缘于很多的人感同身受，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遇上类似的事情受到的打击，无疑会比文中北京产阶级家庭大得多。
但是若没有遇到事件，老龄化进程又是缓慢的，个体对老龄化的感知非常有限，软刀子割来不觉得疼，以至于还很多人以为，老龄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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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老龄化的经济对策看上去显而易见。要在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保持产出、乃至实现增长，就必须把劳动效率提上来。而提高劳动效率有3点途径：技术进步、减少损耗、优化结构。虽然认真写起来可以长篇累牍，但全部都是废话，因为不管有没有老龄化问题，从社会整体角度讲，劳动效率总是越高越好，能用的办法早就全都用上了。
务实的日本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没有老龄化对策部，只有少子化对策部，主要任务是想办法让人多生孩子。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让人晚退休，延迟劳动力人口退出劳动的时间。但是延迟退休政策在国内放出风声的时候引起骂声一片，因为大家看出来政府根本不关心人是不是退休，只是想晚发、少发点退休金。
从个体层面，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不多生几个孩子，就只能储蓄了。而老龄化越严重，需要储蓄越多。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储蓄货币事倍功半，事实也是如此。从社会整体看，货币是无用的东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能生产，如果全中国所有人的储蓄多添一个0，无非就是让物价再多添一个0。而劳动力不足的时候，即使没有央行印钱，物价也会上升，何况根本没有什么能阻止央行开印钞机，或者丧心病狂地开印钞机。
为了抵御货币的贬值，人们把目光投向房地产，寄望于通过持有房产削减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虽然印钱速度很快，造房子的速度也不慢，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房地产开竣工面积在大多数年份里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所以一边是人口减少，一边是房子越来越多，很难想象未来能通过富裕的房产换取稀缺的劳动力。按照2012年房地产市场分化论，三四线城市房子早就过剩了，然而棚改、PSL一来，国开行数以万亿计地向房地产市场撒钱，房子早就过剩的三四线城市房价6年后又涨了好几倍。
开发商和原房主是以10万一平还是以1万一平卖给购房人，这个交易本身对社会整体来说并不重要，只不过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只不过是房产证换了名字，房款换了主人。
房价越高，购房人付出的代价越大，卖房人得到的利益越高。经常有人提房地产存在价值提升，其实价值是不可量化的，上海静安寺的一套物业，拿来住就是居住价值、拿来商用就是生产价值，居住价值就是住起来舒服商业繁华交通便利，这些跟价格没有什么关系，不可能因为单价从5000元涨到了50万，住起来就能成仙。楼盘周围通了地铁、开设了商圈，那么即使价格腰斩，居住价值也是提升的。
所以当人们提到房地价值提升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说价格提升，然而地还是那块地、房还是那间房，社会总体财富不会因为价格上涨有任何提高。有一个讽刺笑话说，卖掉半个上海把整个台湾买下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就能突飞猛进了，而如果上海房价接着翻一番，卖掉四分之一个就足够了。
虽然单笔房地产交易的价格高低无关社会整体财富，但是对于购房者来说，用5万/平还是用10万/平买了房子，却可能关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消费水平、关乎婚育计划。买房子变成了件太过重大的事情，以至于在劳动力日渐短缺的时候，人们花在讨论、研究房子上的精力却越来越多。
房地产市场长期传达出上涨信号，跟体制有关、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跟人口年龄结构有关、跟分税制造成的土地财政有关、跟贫富差距过大有关、跟房地产资源分配不均衡有关、跟金融体系风险系统化从而央行被绑架有关。这一长期上涨，让所谓炒房团体赚的盆满钵满。
然而，炒房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如果认为阶级已经固化，有钱人已经有更多更好的房子，那么炒的房子是指望卖给更穷的阶层，然而指望更穷的阶层用更高的价格买房，只有更穷的阶级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增长，而这要普遍出现的话，只能通过更高的通货膨胀。
在节节攀升的房价和金融运作机制面前，个体们陷入了囚徒困境，他们担心不参与到购房、囤房、炒房的大军，被房地产绑架的金融体系会终将逼迫央行放水，通货膨胀终将居高不下，让他们的货币和存款缩水。应当说，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于是越来越多人参与进去，把房价越炒越高，把金融体系的风险也越推越高，这又逼迫央行放更多水助推房价，形成恶性循环。
商品的价格决定了最终的分配，分配的结果又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高企的房地产价格引导更多的劳动力投向了房地产和相关的金融行业，茫茫多人的工作其实是围绕房地产展开。
如果把视角开大一点，把个人的行为汇集为整体，就会明白整个中国实际上正在试图通过储蓄房子来应对老龄化，当房子已经够用时，这种储蓄必然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应对整体社会层面的劳动力短缺没有什么益处。
在经济比较和回顾大多数文章中，对于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萧条往往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叙起，以日本央行连续升息刺破房地产、股市泡沫为高潮，显得日本的萧条好像是美国在搞鬼，又好像是日本央行一意孤行，画外音是如果央行不那么操作，日本就能避免萧条。这构成央行操作的反面教材，全世界央行今天都很少会去主动挑破经济泡沫了。
然而鲜有文章提及，日本央行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敢承担这么大罪责。其实，在日本央行动手之前，有一个日本未来何去何从的大讨论，当时的日本人看到了他们的商社在倒腾房地产、车企在倒腾房地产、化工厂在倒腾房地产、东大京大的学生一毕业就倒腾房地产，全民投机搞房地产。很著名的说法是当时日本的房地产可以买下整个美国。日本人说这样不行，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只有房子大家都要喝西北风，要制造业立国、科技立国。
所以日本人是在明白了光储蓄房子不行，会毁了日本社会的未来之后，刺破了房地产泡沫。那么难道说中国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肯定不是。然而毕竟，央行不是那个央行，政府不是那个政府，自求多福的人们动了动脑筋想了想，还是决定再买套房。
与房地产交易价格高低仅仅是一种财富再分配一样，股票的价格高低跟社会财富也没有任何关系。二级市场上富士康的股价无论是10块还是100块，富士康始终就是那个富士康，该组装多少iphone组装多少iphone。而靠股票养老比房地产养老更不靠谱。
事实上，无论是货币、房地产、保险还是其他任何金融产品，从社会整体层面讲都是零和游戏，如果没有带来资源结构的优化，便纯粹只是消耗结构，但是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这些消耗结构却蓬勃发展越来越大，让应对老龄化的形势愈发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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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持续走高当然让房产的持有者感觉很爽，而且随着购买了房子的人增多，对房价上涨觉得爽的人也会增多。然而事情并不就这样简单。房租房价的高涨使得劳动力的居住与婚育成本上升，进而推高社会生产总成本。在房价高的城市，一些非技术的清闲岗位可能可以招到对工资要求不高的、已有自己房产的本地人，但是只要对技术稍要求、工作强度稍大，就不得不开相当高的工资才能招到人。所以高房价让开发商和炒房者大赚一笔的同时，让全社会买了单。
让全社会买单的又何止房地产。一些城市的人行道地砖铺设没两个月就没有一块完整的了，路灯不到半年就有一半不亮，很多市政道路挖了修、修了挖。有些路面年年坏，一开始年年修，还找的都是同一家公司，突然有一年不修了，细问之下政府没钱了。交通厅厅长是个特别高危的职位，河南省交通厅5任厅长里曾4任落马，只因交通工程与设施猫腻实在太多。有很多投资机构喜欢军工项目，订单大毛利高，但是这些产品放到市场的话，能卖出去的又有几个。
有一家做汽车配件的上市公司，有一项花了5、6年时间研究出来的技术，内容是它家做的汽车尾灯，平时用都是好好，一旦发生追尾100%损坏，所以卖得很好。汽车厂商很高兴因为质量不差，4S店经销商也很高兴因为经常有追尾，灯经常坏修理有利润，车主无所谓因为都是走保险，而保险公司赔多了，就会升高保费摊到全体买保险的车主头上，最后是全体买单。类似的这种匠心、技术创新可以说是普遍现象，20年就有为了多卖牙膏把管口开大的段子，别人用匠心做东西是几十年不坏，国内有些企业用匠心做东西，是恨不得保修一年的产品在第366天出问题。
房价那么高，房屋质量也没有与房价一同提升，相反，因为房地产价格紧贴政策与周期，跟房屋质量关系不大，而且都是期房而不是现房，开发商造好造坏都一样，房子质量基本都是卡着最低标准。一年能卖5000亿的某民营房地产企业，就是以房屋质量低劣、价高质次闻名。有一个段子宽慰大家不用担心的70年产权问题，30年后就没多少房子还能站着了。
然而，伴随着时光老去的不止是人，基础设施、设备、房子都会老去。全民互相敷衍到最后，大家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未来劳动力人口迅速锐减，却有越来越多的质量堪忧的基础设施、设备、房屋需要维修、更新，可以想见，能够剩余用来搞技术研发、科学探索的劳动力必将少得可怜。
不过即使今天劳动力尚有富裕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多少正经的科研。中兴芯痛事件后，很多人说国家应该在集成电路领域大力投入，业内人士基本是“呵呵”。政府在集成电路一直没有小气过，投资、扶持政策不断。2014年还特意成立了计划规模5000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到了2017年的时候已经累计投出1300余亿元，带动产业投资5000亿，相当于500万人口的南昌市的全年GDP，最终也不过是今天这个局面。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解决长期以来的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
我近年所认识的Top2高校微电子系毕业的学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最终全部转行金融。翻开毕业生去向，除了继续深造的，要么转行金融，要么转行计算机，只有个别人在本领域继续工作，其中大半还是去的外资企业。很多坚持专业方向的人过了几年都后悔了。
一个微电子专业最顶尖的学生，在学术道路上一马平川、高影响因子SCI发到手软，本科4年，硕博连读或者海外phd5年不延期无缝衔接，博士毕业27岁，做一站博士后29岁，出站即申请到tenure track，6年后评上教授，已经35岁了，收入好的，也不过5、60万，这还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的最理想状态。而如果硕士25岁毕业，去券商研究所或者基金公司做个电子行业云云的研究员，运气好5年后跳槽做个首席，在某杂志评选的时候向买方送点礼，陪吃陪喝陪玩陪嫖拿个奖，30岁5、600万都不是不可能。进一步的，要知道，做科研发文章要比写那些所谓金融研究报告难太多了，稍有分量的文章其产出过程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折寿的。
即便如此，搞科研的人物质要求不高，却还常常被别人说其相对较低的薪资“是市场决定的”，好像这很合理、很应该、搞金融赚更多的钱是凭本事而不是扭曲的分配体系，真是替这些坚持学术道路的人不值。
所以很能体谅那些转行金融的同学，理性选择的话，放着一条既轻松、来钱多又快的路不走，走一条既艰难、又辛苦、更漫长、经济回报还低的道路，那是何苦。至于有些人天真地以为一个领域“国家多花些钱”就能搞好，集成电路领域都5000亿下去，也不过是去买中兴的股票、进口昂贵的设备，资源又往往集中在少数未必真心搞学术的权贵手中，又有多少钱能到真正在做芯片的人手里呢？换个角度讲，层层盘剥下，究竟要多少钱才足够搞好芯片行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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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社会整体不仅没有往提高劳动效率的方向发展，相反内耗越来越严重，各领域各行业逆淘汰现象严重，德才皆失而靠无耻和欺骗升官发财的人不是个案。而更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纠错的能力，只能放任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中国今天的人口危机不是没有预兆、也不是不曾有缓和余地。早在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就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已经远低于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
面对这一数据，当年的计生委做了什么事情呢？视统计局的调查为无物，以存在大量瞒报为由，将总和生育率篡改上调到1.8，以至于之后十余年的人口测算、相关政策规划，包括联合国的报告都是按照总和生育率1.8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18，跟2000年的统计数据接近，跟计生委的数字又是天差地远。又到了2013年，单独二孩实施时，人口问题已是危机四伏，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呼吁放开生育。
然而，中国最“顶尖”的人口学专家、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人口奖获得者翟振武 ，撰文公开表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2014年7月，卫计委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了翟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将会累计多生出9000余万人。事实啪啪打脸，出生人口在2016年的顶峰都没有摸到1800万，2017年就已经开始下降。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17年3月，卫计委在新闻发布会依然公开表示，中国的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
近来有两个药引起了巨大风波，一个是莎普艾斯，一个是鸿茅药酒。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个两个药的批文都是早在2007年已被注射死刑的前国家食药局局长郑筱萸任上获得的。郑局长主政时期虽然力推GMP认证，但是基本上是花钱买批文，由于过于贪婪，仅2004年一年竟发出10000多个批文。郑局长被执行的2007年也就成为了药品审批的分水岭，一些制药企业坦诚，他们一些销售上亿元的品种，如果按照2007年以后的标准，根本不可能被批准。而被曝光的这两个药，在所有问题药里不过冰山一角。年销售量达到数十亿的神药，可以每年因不良反应造成数十例死亡，却没有人愿意让其下架。在经济利益与人命面前，我们又“被选择”了一把。
什么比杀人魔王更可怕？是亿万富翁杀人魔王。而比亿万富翁杀人魔王更可怕的，是合法的亿万富翁杀人魔王。即使是被执行死刑十余年后，郑局长依然余威不减，还能带走无数患者冤魂。
冤魂不止医院有。 曾引起举国震惊的聂树斌案，只因受到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的阻挠，在真凶落网供认11年后，一个几乎明摆着的冤案，在全国数亿人的众目睽睽注视下2年多后，才得到昭雪。几亿人盯着，盯了2年多，最后张越落马才翻了这一个案子，纠正一个错误是有多难。
全球知名的老赖贾跃亭，欺诈上市、ppt做市值，最后直接间接欠了数十万人上百亿元债务不还，拍拍屁股跑到美国了。至今还能时不时上新闻，不仅活得很滋润的样子，还有一个所谓汽车公司今天融到10亿，明天又融到20个亿，还能在广东想拿地就拿地，依然是一幅人生赢家的样子。多少心术不正之人视其为榜样偶像，又有多少三观正常的人对此寒心。
某大集团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就是倒卖土地、金融资产，向全中国的金融机构接过钱，全中国接触过相关业务的金融工作者都知道它家是庞氏，都在等哪天垮台，最后等到却是央行专门开协调会要帮助它家融资。大家又一次的明白了，“做对的事不如跟对的人”。问题是，在这么多年大家一次又一次的醒悟中，还剩多少人在做对的事？
有些错误那么明显，却得不到纠正，无人受到追责，不仅如此，一些人还因此富贵荣华。难道我们要真的活在“没有对错，只有利益的大人世界”里？要知道这种世界里，绝大多数人是注定不能好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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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华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201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是47144亿元，而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只有35345亿，已经有了大约1.2万亿的差额。养老金领取金额是基数加上个人账户金额，所以养老金实际缺口要大于这个数字。15年后的数没人提，大概已经是天文数字。中央向地方的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2017年的执行数是5858.80亿，2018年预算数已经到了6696.56亿，这个意思是说，本来要靠地方政府发的养老金，有些地方已经发不出了，要靠中央拨6700亿给这些地方的退休工人发退休金。这个数字也将逐年扩大。
去年底的时候，医保金告急，医保控费，很多药开不出来，要求各大医院耗材挑便宜的用，手术能用普通丝线就不要用蛋白线等价格高的缝合线，有一些手术因此推迟。虽然直接责任在社保基金，也从侧面反映了整体的财政窘境。
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穷中央富的基本调子确定，地方政府非常依赖中央资金拨付，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地方财政好坏最早全看往几个实权部委跑得是否勤快。“跑部钱进”，往部委跑这事实在太过重要，各地纷纷在北京成立驻京办公室，一个意外的产物是丰富了首都人民的餐食，一时间北京好吃的馆子都是各地驻京办所辖餐厅。后来房地产崛起、金融大发展，地方政府对中央资金拨付的依赖降低，对融资的抵赖度却日渐提升，虽然名义上是债务，但地方政府心里想都是“凭本事借来的钱为什么要还”，从来是拆拆补补借新还旧。
09年后一直到今天，债券市场大发展，以城投债为名的地方政府债是其中的主力军。城投平台大多是些空壳公司，而债市却有个“城投信仰”，就是说城投债不会违约，实质是在赌地方政府为了能继续在银行间市场融资，总是会想方设法把城投债兑付。当然，从融资主体是城投公司就可以看出，实际上留了赖账的口子。后来债券有个品种叫“地方政府债券”，专门与城投债做区分，强调城投债主体责任自担。
在现行的体制下，中央政府没有办法与地方政府做清晰的切割，地方政府债务出问题，中央政府无法完全置身事外，金融机构也正是看准了这点，即使地方财政一塌糊涂、即使知道城投平台就是空壳，依然拼命给地方政府借钱，再往上一层，是赌中央政府兜底。而地方政府则是有借必借，相关官员日后要么升迁要么退休，过了眼前再说。
这事就相当于，儿子在外面四处借钱花天酒地，一大堆高利贷围着要给儿子借钱，最后要逼老子还债。中央政府不情愿，一边严查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另一边防范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绑架，严厉查处承诺函之类的行为。中央出“地方政府债券”，与城投债划清界限，希望传递出城投债“不是我儿子的债，只是我儿子小弟的债，跟我家没关系”的信号，所以即使有侥幸过关的，城投债不大可能都兑付。
地方天天哭穷，中央有时也会心软，财政部想了个办法叫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其本意是把占地方政府支出很大比例的基础建设分担到私人部门去。然而执行的时候，却变味成地方政府举债的另一种方式，大出财政部意料，只得冷处理，最近很少再提，所以说有时我们的部委挺天真的。中央还常有些别致的关怀方式。比如说6月24号央行宣布7月5号下调部分银行准备金率，即所谓定向降准，除了说支持中小微，没头没脑的提为了支持债转股。
无论是什么主体，债转股其实只是账务操作，把债权资产改记为股权资产，根本不需要任何资金。夹在降准操作里提债转股，应该是在说：“你们别追地方政府债追那么紧了，他们也没有钱，转成对地方城投、国企的股权吧，就别让他们还钱了，作为补偿降个准拿点钱去花吧。”当然无论意图如何，降准结果总是7000亿信贷的增长空间，放的还是那个水。
本质上来说，如果不挤压私人部门信贷，政府举债就是在迫使央行印钞放水。教科书里会说，是财政部发行国债，央行又购买了这些国债，因而发行在外的流动性增加。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理解其实已经足够了。实际情况稍微复杂一些，比如其中一条路径是政府债券发行导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央行向市场投放便利工具缓解。归根到底，政府的钱要么来源于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卖地收入，要么来自于举债，某知名卖方写报告说要政府既减税、同时不放水，如果财政部央行可以评论的话，肯定会留言：md智障，财政支出的钱你出啊。
无论地方还是中央，财政收入都不能算太好。财政支出涨得很快，减税的力度就不可能很大，大家所希望的个人所得税大幅调减，是不符合财政现实的。地方上的土地财政也不是长久之计，极端一些的地方甚至城市建设已基本完成、人口稳定甚至负增长，根本不需要增加建设用地了。如果地方政府不恶意举债的话，就必须另辟收入来源，中央给的药方是房地产税。
在后期关于房地产税的官方说法中，都强调房地产税不是为了调控房地产，而主要是为了财政收入。其实全中国都抵制房地产税，即使是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也不愿开征，因为房地产税是引渠，而火烧眉毛的地方政府现在最需要的是土地出让金那桶水。即便如此，如果不印钱印到恶性通货膨胀，长期看房地产税总是要征收的。身边有些朋友笃信房地产税即使开征也征不到自己头上，未免过于乐观。
要知道房地产税是用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的，如果资产和收入在前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的人都没有贡献，那么除非是最富的那批人大出血，才能填上财政窟窿，而大家什么时候见过最富有的人最受伤？
房地产税一时半会还征不起来，债务危机却已经四起。根据数据，2018年1-5月的全国房地产销售、房地产价格火热到都破了记录，但是债务违约却此起彼伏，房价上行时尚且如此，如果房价开始下行，局面难以想象。所有人再次把目光投到央行身上，希望央行再次充当救世主。
央行的尴尬在于，虽然可以无视通胀、房价上涨和杠杆上行，其核心约束外汇储备却并不处在健康的状态。2016年因几个集团打着“一带一路”的幌子往外倒腾资产，迅速败掉了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得外汇储备余额由4万亿美元下降到3万亿美元。有人说3万亿美元也很多了，央行的操作空间还大，这是说法是不对的。
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角度看，当时收入外汇储备作为资产时，对应发行了人民币作为负债。而在2016年外汇储备减少时，央行并没有办法缩表，也就是说人民币负债无法相应减少，于是只是外汇储备资产变成了人民币资产。对于央行来说，人民币资产都是“虚的”，因为本来人民币就是央行印的，也就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虚胖和恶化了。早年央行网站还装模做样公布假的资产负债表，后来可能实在编不下去了，干脆就不公布了。
照理说，要把已经变虚的资产坐实，应该下调汇率，但是央行并没有这么做，甚至因为逆周期因子、预期管理等因素，人民币2017还保持升值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阻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外流，不得不实施资本管制，所谓人民币国际化也随之停止。
2016年至今，央行始终没能找到瘦身的机会以抵消外汇储备下降带来的影响，相反，市场对央行放水越来越依赖，资产负债表越来越臃肿。到了今年，一波债券违约潮再次宣告流动性危机，而央行要取得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就不可能强行维系汇率，人民币经历一波快速贬值，市场将之解读为“弃汇率保房价”，其实房价央行未必那么关心，重点在防范债券违约弥漫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然而即使央行完全放弃汇率，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也只能被延后而不能被消除。对央行来说，钱总是可以想办法印，所以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都是钱不能解决的。经济的本质是人们都在做什么事情，如果大家都不在干正经事，也就得不到健康可持续的经济情况。现在人们就是一拿到钱就投房地产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然后等下家用更高的价格接盘，然而人就这么多，其实根本没有下家，都只是互相接盘，把资产价格吹高到流动性不足，又去呼吁央行放水。
即使不考虑汇率约束，整个金融体系的周期无非是，央行放水-->资产价格上涨-->信贷扩张-->扩张到极限或者遇到监管去杠杆-->流动性告急-->敦促央行放水，这时央行真放水的话，也只不过是这个循环再走一遍，而在过去十年里，这循环已经走了很多遍了。每次循环过后，水量要求会越来越大 ，央行资产与负债的背离也就越来越远。而类似央行这种把问题向后拖的行为，有个统一的说法叫“以时间换空间”，只不过，我们还有时间吗？
这10年里，劳动力人口已经从巅峰下降6年了，出生人口也登顶回落，总人口也将负增长，我们这个经济体还能经得起几次这样的循环？但要打破循环，历史上，都是通过资产价格重置实现的，包括房地产、股票价格重置，也包括债权减记，这个过程有个俗称，叫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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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不好的时候，人们就会喜欢赌博。今年世界杯参与赌球的人就很多，小组赛爆冷的时候大家纷纷调侃相约去天台。勤劳致富的路子走不通，有些人算了算，这辈子要能买上套心仪的房子，得从唐朝开始上班，也就乐于向发横财的机会投怀送抱。
不仅如此，如果不找点发横财的机会，善良正直的人们还很容易焦虑和愧疚，因为有很多公众号成天发文刺激大家，比如《你还在靠死工资吗？》，《给不了她想要的凭什么说爱她》，《同龄人已经把你远远甩开》，文末都是p2p和各类投资的广告。偶尔标题像是鸡血文的《社会在淘汰不学习的人》点进去一看是教你怎么做他家微商。
早些年我经常劝身边人不要去A股赌，因为A股脏，后来发现人们如果不去A股赌，就会去其他更脏的地方赌，反正就是要赌。而且都不叫赌博，叫投资，还学习很多技术分析、靠阅读小软文学习新经济新技术，觉得自己很用功，马上就要站在下一个时代的风口。甚至，有些连赌都称不上，有机会赢才能叫赌，没有机会赢叫上当受骗。
现在骗局基本是什么样呢，就是你知道这是个骗局，但是做局之人让你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从而能让你受益，但对做局者来说，其实一开始就只是指望你的钱而已。有时候我说这是个局的，就会有人跳出来骂：活该你一辈子发不了财。后来我想了想，对于已经入局的人来说，一方面他还指望后面的新人入局替他解套，另一方面真相和现实可能根本不重要，这是绝望境遇下的最后念想。其实赚大钱的人我还算认识几个，运气因素确实影响不小，然而俗话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光有运气纯靠赌博发家的我只是听说，还没有见过。
A股上赌得稍微大些的，基本是一开始碰上牛市赚了些钱的人，如果刚开始炒股就碰上熊市赔本，有些人就不玩了。赚到钱尝到甜头，就把更多身家放进去，绝大多数人很快就会套牢，一套好几年，期间会发1001遍誓，解套后就再也不炒股了。解套的事倒是常有，戒掉炒股的人也没见过几个。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中国人嗜赌、俄罗斯人嗜酒，有多少由遗传因素造成不知道，但环境的影响也很明显。作为一个离开农业社会不远的国家，不知道大家对农业生产者的生活状态有多少了解，那是靠天吃饭的营生，从决定今年种什么起就是一场赌博，赌风调雨顺，赌收成如意，还要赌来年市场行情好，所以农村赌风更炽。
最近有个词“赌国运”让人很迷惑。赌博押的是个概率，赌的是个随机事件，微观的东西随机性才比较强，宏观的东西随机性就很小了。一个水分子的方向可以是任意的，一条河流的方向却是确定的。人们在说赌国运的时候，往往其实没的选择，其实是在“等国运”，等紫气东来国运昌隆，好让凡人也能享受一把盛世。只是，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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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987年出生的人们才31岁，国家养老金已经有了数万亿的缺口，甚至可能快要收不抵支，医保基金到了年底就开不起药；2018年，1987年出生的人们已31岁，我们还没有救济制度，没有纠错机制，债务违约潮下甚至连个人破产制度都没有。
所谓“未富先老”，这里的富不是指有钱没钱、有多贵的房子，而是真正的社会财富——风清气正，公平正义、环境优美、安居乐业、制度保障，这些我们都很缺乏。值此转折关口，也是这拨人口高峰出生的人们尚有最后一丝活力的时候，让我们多创造点社会财富，好吗？
抱歉写得实在太长了，大家应该看得很累了，但是容我最后再啰嗦几句：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们能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优胜劣汰。
我有一个梦想，人们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要沉重。人们能靠自己的薪水、小生意过上合适的生活、住上合适的房子，而不是被迫去追赶各种发财的机会。
我有一个梦想，人们对未来充满憧憬而不是充满忧虑。
我有一个梦想，人与人能真正的互相着想，而不是能骗则骗。
我有一个梦想，我们能把这个地方搞好，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 ，而不用绞尽脑汁移民去其他国度。毕竟，如果生我养我的这960万平方公里都没有容身之处，世上哪里还有其他地方会有容身之处。
https://mp.weixin.qq.com/s/_i6oGgEcg5lK7xhH-AqZng
作者：二律背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二律背反的一灯如豆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数是1723万人，比2016年下降63万人，比卫计委预测的2017年出生人口下限2023.2万少了300万。其中二孩的出生人口是883万，一孩只有724万，可以想象，若2015年没有全面开放二孩，出生人口已是雪崩式下降。
时光倒退30年，1987年，中国出生了2528.8万人，这是个注定后无来者的出生高峰，它由60年代中国的前一个生育高峰所决定，又决定了20年多后的、刚刚过去的2016年这个生育高峰。1987年以后，出生人口数便一路下滑，到2004-06年低处的时候，已经不足1600万，相去最高峰不足2/3。未来出生人口也会走出这样的趋势，即使不考虑已经低到地下室的生育意愿，按最乐观的估计，在未来7年内，出生人口就将下降到1000万以内，并被死亡人口数赶上，进入漫长的人口负增长时期。
出生人口骤降的后果没有那么快显现出来，相反，人口高峰的阵痛却很明显。由于中国传统的生肖观念，2012年龙年是一个出生大年，2011年-2013年，上海出生人口分别为18.00，22.61，19.62（万），北京出生人口分别为19.1、22.4、21.6（万），都在龙年有个凸起。而2018年正是2012年出生人口大量入学的年份，所以年初看到有人抱怨说给北京政府年缴税数百万，孩子却没有办法在北京上学，所以两三年前，上海好多孩子的家长去政府抗议说没有幼儿园可上。很多私立幼儿园前些年取得大发展，其中一些传出虐童的丑闻。生龙宝宝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些操心多家长孩子两三岁时就开始四处寻觅合适的学区房，并不惜重金购置。不仅如此，龙年出生的孩子升学压力始终存在，并面临更激烈的中高考竞争。
2015年是羊年，传统生肖观念里不是个好年份，便成为一个生育低谷，相应的，2014年与2016年形成了两个生育小高峰。此外，恰逢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二孩集中生育，两大因素叠加使得北京的出生人口暴增50%有余，由2015年羊年的不足20万到2016年猴年出生28万人，所以北京猴宝宝上学会是个大麻烦，很多北京出生的孩子注定无法在北京上学。相比之下，上海由于南方独生子女政策贯彻较严，之前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释放了较多二孩生育意愿，2016年上海的生育高峰就没有那么北京那样夸张了。
无论如何，对于孩子在2017年以后出生的家长来说，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在其他任何城市，未来是要大大松一口气的。随着出生人口的走低，学位的概念将逐渐淡化，入学也会越来越容易。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高兴，与之相伴的是学区房炒作的冷却，母婴、早教、K12教育这些行业也将排队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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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在中国已是老生常谈。在2016年出生高峰的4年前，2012年，中国已经迎来了劳动力人口拐点，并自此以每年300-400万左右的速度锐减，到2017年的时候，累计减少数量已经超过一整个深圳的常住人口。更夸张的是即将到来的断崖式下降，到了2023年，劳动力人口每年都会减少1000万以上，一个超大城市人口量。
2012年对中国经济也不是个好年份。钢铁煤炭行业相继有巨头出现破产，温州与鄂尔多斯房价一溃千里，并越演越烈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日后房价一飞冲天的杭州，彼时不乏价格近乎腰斩的楼盘。经济的不景气在金融市场体现出来，股价萎靡，以至于临近大会时，证监会为了维护指数稳定，暂停了IPO，作为补偿，开始鼓励金融创新。
今天我们知道，金融本质上就是股和债的零和博弈，根本不存在什么创新，金融创新跟金融诈骗基本同义。证监会监管下的券商没有创出什么东西来，互联网金融等非牌照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的大旗下却蓬勃发展起来，为日后的金融败局添砖加瓦。
当然，2012年的不景气与劳动力人口下降并有什么直接联系，更多是2008年刺激政策的后遗症。认真追根溯源的话，今天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追到2008年去，十年起起伏伏兜兜转转，问题没有解决几个，人老了，劳动力也没了。
对个体来说，老龄化的影响往往以事件的形式突然爆发。比如父母的身体在某一天出现问题，检出重大恶性疾病，那么从检查、治疗到后期护理，都会是一项劳心劳力伤财的事情。而在当前国内环境下，联系住院、专家会诊、手术这些事情，或多或少有些你懂的，考验着家庭的人脉、耐心和钱包。而这一代人多为独生子女，压力往往全在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妇身上。相信很多人身边会有朋友因为父母身体原因，使得整个人生计划发生重大改变的例子。
年初的时候，朋友圈刷屏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记录了岳父从流感到肺炎、从门诊到ICU，29天耗尽了一家人的精力和多年的积蓄，最终阴阳两隔的经历。文章的火爆缘于很多的人感同身受，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遇上类似的事情受到的打击，无疑会比文中北京产阶级家庭大得多。
但是若没有遇到事件，老龄化进程又是缓慢的，个体对老龄化的感知非常有限，软刀子割来不觉得疼，以至于还很多人以为，老龄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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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老龄化的经济对策看上去显而易见。要在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保持产出、乃至实现增长，就必须把劳动效率提上来。而提高劳动效率有3点途径：技术进步、减少损耗、优化结构。虽然认真写起来可以长篇累牍，但全部都是废话，因为不管有没有老龄化问题，从社会整体角度讲，劳动效率总是越高越好，能用的办法早就全都用上了。
务实的日本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没有老龄化对策部，只有少子化对策部，主要任务是想办法让人多生孩子。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让人晚退休，延迟劳动力人口退出劳动的时间。但是延迟退休政策在国内放出风声的时候引起骂声一片，因为大家看出来政府根本不关心人是不是退休，只是想晚发、少发点退休金。
从个体层面，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不多生几个孩子，就只能储蓄了。而老龄化越严重，需要储蓄越多。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储蓄货币事倍功半，事实也是如此。从社会整体看，货币是无用的东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能生产，如果全中国所有人的储蓄多添一个0，无非就是让物价再多添一个0。而劳动力不足的时候，即使没有央行印钱，物价也会上升，何况根本没有什么能阻止央行开印钞机，或者丧心病狂地开印钞机。
为了抵御货币的贬值，人们把目光投向房地产，寄望于通过持有房产削减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虽然印钱速度很快，造房子的速度也不慢，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房地产开竣工面积在大多数年份里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所以一边是人口减少，一边是房子越来越多，很难想象未来能通过富裕的房产换取稀缺的劳动力。按照2012年房地产市场分化论，三四线城市房子早就过剩了，然而棚改、PSL一来，国开行数以万亿计地向房地产市场撒钱，房子早就过剩的三四线城市房价6年后又涨了好几倍。
开发商和原房主是以10万一平还是以1万一平卖给购房人，这个交易本身对社会整体来说并不重要，只不过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只不过是房产证换了名字，房款换了主人。
房价越高，购房人付出的代价越大，卖房人得到的利益越高。经常有人提房地产存在价值提升，其实价值是不可量化的，上海静安寺的一套物业，拿来住就是居住价值、拿来商用就是生产价值，居住价值就是住起来舒服商业繁华交通便利，这些跟价格没有什么关系，不可能因为单价从5000元涨到了50万，住起来就能成仙。楼盘周围通了地铁、开设了商圈，那么即使价格腰斩，居住价值也是提升的。
所以当人们提到房地价值提升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说价格提升，然而地还是那块地、房还是那间房，社会总体财富不会因为价格上涨有任何提高。有一个讽刺笑话说，卖掉半个上海把整个台湾买下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就能突飞猛进了，而如果上海房价接着翻一番，卖掉四分之一个就足够了。
虽然单笔房地产交易的价格高低无关社会整体财富，但是对于购房者来说，用5万/平还是用10万/平买了房子，却可能关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消费水平、关乎婚育计划。买房子变成了件太过重大的事情，以至于在劳动力日渐短缺的时候，人们花在讨论、研究房子上的精力却越来越多。
房地产市场长期传达出上涨信号，跟体制有关、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跟人口年龄结构有关、跟分税制造成的土地财政有关、跟贫富差距过大有关、跟房地产资源分配不均衡有关、跟金融体系风险系统化从而央行被绑架有关。这一长期上涨，让所谓炒房团体赚的盆满钵满。
然而，炒房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如果认为阶级已经固化，有钱人已经有更多更好的房子，那么炒的房子是指望卖给更穷的阶层，然而指望更穷的阶层用更高的价格买房，只有更穷的阶级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增长，而这要普遍出现的话，只能通过更高的通货膨胀。
在节节攀升的房价和金融运作机制面前，个体们陷入了囚徒困境，他们担心不参与到购房、囤房、炒房的大军，被房地产绑架的金融体系会终将逼迫央行放水，通货膨胀终将居高不下，让他们的货币和存款缩水。应当说，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于是越来越多人参与进去，把房价越炒越高，把金融体系的风险也越推越高，这又逼迫央行放更多水助推房价，形成恶性循环。
商品的价格决定了最终的分配，分配的结果又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高企的房地产价格引导更多的劳动力投向了房地产和相关的金融行业，茫茫多人的工作其实是围绕房地产展开。
如果把视角开大一点，把个人的行为汇集为整体，就会明白整个中国实际上正在试图通过储蓄房子来应对老龄化，当房子已经够用时，这种储蓄必然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应对整体社会层面的劳动力短缺没有什么益处。
在经济比较和回顾大多数文章中，对于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萧条往往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叙起，以日本央行连续升息刺破房地产、股市泡沫为高潮，显得日本的萧条好像是美国在搞鬼，又好像是日本央行一意孤行，画外音是如果央行不那么操作，日本就能避免萧条。这构成央行操作的反面教材，全世界央行今天都很少会去主动挑破经济泡沫了。
然而鲜有文章提及，日本央行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敢承担这么大罪责。其实，在日本央行动手之前，有一个日本未来何去何从的大讨论，当时的日本人看到了他们的商社在倒腾房地产、车企在倒腾房地产、化工厂在倒腾房地产、东大京大的学生一毕业就倒腾房地产，全民投机搞房地产。很著名的说法是当时日本的房地产可以买下整个美国。日本人说这样不行，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只有房子大家都要喝西北风，要制造业立国、科技立国。
所以日本人是在明白了光储蓄房子不行，会毁了日本社会的未来之后，刺破了房地产泡沫。那么难道说中国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肯定不是。然而毕竟，央行不是那个央行，政府不是那个政府，自求多福的人们动了动脑筋想了想，还是决定再买套房。
与房地产交易价格高低仅仅是一种财富再分配一样，股票的价格高低跟社会财富也没有任何关系。二级市场上富士康的股价无论是10块还是100块，富士康始终就是那个富士康，该组装多少iphone组装多少iphone。而靠股票养老比房地产养老更不靠谱。
事实上，无论是货币、房地产、保险还是其他任何金融产品，从社会整体层面讲都是零和游戏，如果没有带来资源结构的优化，便纯粹只是消耗结构，但是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这些消耗结构却蓬勃发展越来越大，让应对老龄化的形势愈发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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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持续走高当然让房产的持有者感觉很爽，而且随着购买了房子的人增多，对房价上涨觉得爽的人也会增多。然而事情并不就这样简单。房租房价的高涨使得劳动力的居住与婚育成本上升，进而推高社会生产总成本。在房价高的城市，一些非技术的清闲岗位可能可以招到对工资要求不高的、已有自己房产的本地人，但是只要对技术稍要求、工作强度稍大，就不得不开相当高的工资才能招到人。所以高房价让开发商和炒房者大赚一笔的同时，让全社会买了单。
让全社会买单的又何止房地产。一些城市的人行道地砖铺设没两个月就没有一块完整的了，路灯不到半年就有一半不亮，很多市政道路挖了修、修了挖。有些路面年年坏，一开始年年修，还找的都是同一家公司，突然有一年不修了，细问之下政府没钱了。交通厅厅长是个特别高危的职位，河南省交通厅5任厅长里曾4任落马，只因交通工程与设施猫腻实在太多。有很多投资机构喜欢军工项目，订单大毛利高，但是这些产品放到市场的话，能卖出去的又有几个。
有一家做汽车配件的上市公司，有一项花了5、6年时间研究出来的技术，内容是它家做的汽车尾灯，平时用都是好好，一旦发生追尾100%损坏，所以卖得很好。汽车厂商很高兴因为质量不差，4S店经销商也很高兴因为经常有追尾，灯经常坏修理有利润，车主无所谓因为都是走保险，而保险公司赔多了，就会升高保费摊到全体买保险的车主头上，最后是全体买单。类似的这种匠心、技术创新可以说是普遍现象，20年就有为了多卖牙膏把管口开大的段子，别人用匠心做东西是几十年不坏，国内有些企业用匠心做东西，是恨不得保修一年的产品在第366天出问题。
房价那么高，房屋质量也没有与房价一同提升，相反，因为房地产价格紧贴政策与周期，跟房屋质量关系不大，而且都是期房而不是现房，开发商造好造坏都一样，房子质量基本都是卡着最低标准。一年能卖5000亿的某民营房地产企业，就是以房屋质量低劣、价高质次闻名。有一个段子宽慰大家不用担心的70年产权问题，30年后就没多少房子还能站着了。
然而，伴随着时光老去的不止是人，基础设施、设备、房子都会老去。全民互相敷衍到最后，大家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未来劳动力人口迅速锐减，却有越来越多的质量堪忧的基础设施、设备、房屋需要维修、更新，可以想见，能够剩余用来搞技术研发、科学探索的劳动力必将少得可怜。
不过即使今天劳动力尚有富裕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多少正经的科研。中兴芯痛事件后，很多人说国家应该在集成电路领域大力投入，业内人士基本是“呵呵”。政府在集成电路一直没有小气过，投资、扶持政策不断。2014年还特意成立了计划规模5000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到了2017年的时候已经累计投出1300余亿元，带动产业投资5000亿，相当于500万人口的南昌市的全年GDP，最终也不过是今天这个局面。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解决长期以来的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
我近年所认识的Top2高校微电子系毕业的学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最终全部转行金融。翻开毕业生去向，除了继续深造的，要么转行金融，要么转行计算机，只有个别人在本领域继续工作，其中大半还是去的外资企业。很多坚持专业方向的人过了几年都后悔了。
一个微电子专业最顶尖的学生，在学术道路上一马平川、高影响因子SCI发到手软，本科4年，硕博连读或者海外phd5年不延期无缝衔接，博士毕业27岁，做一站博士后29岁，出站即申请到tenure track，6年后评上教授，已经35岁了，收入好的，也不过5、60万，这还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的最理想状态。而如果硕士25岁毕业，去券商研究所或者基金公司做个电子行业云云的研究员，运气好5年后跳槽做个首席，在某杂志评选的时候向买方送点礼，陪吃陪喝陪玩陪嫖拿个奖，30岁5、600万都不是不可能。进一步的，要知道，做科研发文章要比写那些所谓金融研究报告难太多了，稍有分量的文章其产出过程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折寿的。
即便如此，搞科研的人物质要求不高，却还常常被别人说其相对较低的薪资“是市场决定的”，好像这很合理、很应该、搞金融赚更多的钱是凭本事而不是扭曲的分配体系，真是替这些坚持学术道路的人不值。
所以很能体谅那些转行金融的同学，理性选择的话，放着一条既轻松、来钱多又快的路不走，走一条既艰难、又辛苦、更漫长、经济回报还低的道路，那是何苦。至于有些人天真地以为一个领域“国家多花些钱”就能搞好，集成电路领域都5000亿下去，也不过是去买中兴的股票、进口昂贵的设备，资源又往往集中在少数未必真心搞学术的权贵手中，又有多少钱能到真正在做芯片的人手里呢？换个角度讲，层层盘剥下，究竟要多少钱才足够搞好芯片行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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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社会整体不仅没有往提高劳动效率的方向发展，相反内耗越来越严重，各领域各行业逆淘汰现象严重，德才皆失而靠无耻和欺骗升官发财的人不是个案。而更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纠错的能力，只能放任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中国今天的人口危机不是没有预兆、也不是不曾有缓和余地。早在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就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已经远低于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
面对这一数据，当年的计生委做了什么事情呢？视统计局的调查为无物，以存在大量瞒报为由，将总和生育率篡改上调到1.8，以至于之后十余年的人口测算、相关政策规划，包括联合国的报告都是按照总和生育率1.8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18，跟2000年的统计数据接近，跟计生委的数字又是天差地远。又到了2013年，单独二孩实施时，人口问题已是危机四伏，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呼吁放开生育。
然而，中国最“顶尖”的人口学专家、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人口奖获得者翟振武 ，撰文公开表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2014年7月，卫计委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了翟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将会累计多生出9000余万人。事实啪啪打脸，出生人口在2016年的顶峰都没有摸到1800万，2017年就已经开始下降。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17年3月，卫计委在新闻发布会依然公开表示，中国的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
近来有两个药引起了巨大风波，一个是莎普艾斯，一个是鸿茅药酒。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个两个药的批文都是早在2007年已被注射死刑的前国家食药局局长郑筱萸任上获得的。郑局长主政时期虽然力推GMP认证，但是基本上是花钱买批文，由于过于贪婪，仅2004年一年竟发出10000多个批文。郑局长被执行的2007年也就成为了药品审批的分水岭，一些制药企业坦诚，他们一些销售上亿元的品种，如果按照2007年以后的标准，根本不可能被批准。而被曝光的这两个药，在所有问题药里不过冰山一角。年销售量达到数十亿的神药，可以每年因不良反应造成数十例死亡，却没有人愿意让其下架。在经济利益与人命面前，我们又“被选择”了一把。
什么比杀人魔王更可怕？是亿万富翁杀人魔王。而比亿万富翁杀人魔王更可怕的，是合法的亿万富翁杀人魔王。即使是被执行死刑十余年后，郑局长依然余威不减，还能带走无数患者冤魂。
冤魂不止医院有。 曾引起举国震惊的聂树斌案，只因受到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的阻挠，在真凶落网供认11年后，一个几乎明摆着的冤案，在全国数亿人的众目睽睽注视下2年多后，才得到昭雪。几亿人盯着，盯了2年多，最后张越落马才翻了这一个案子，纠正一个错误是有多难。
全球知名的老赖贾跃亭，欺诈上市、ppt做市值，最后直接间接欠了数十万人上百亿元债务不还，拍拍屁股跑到美国了。至今还能时不时上新闻，不仅活得很滋润的样子，还有一个所谓汽车公司今天融到10亿，明天又融到20个亿，还能在广东想拿地就拿地，依然是一幅人生赢家的样子。多少心术不正之人视其为榜样偶像，又有多少三观正常的人对此寒心。
某大集团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就是倒卖土地、金融资产，向全中国的金融机构接过钱，全中国接触过相关业务的金融工作者都知道它家是庞氏，都在等哪天垮台，最后等到却是央行专门开协调会要帮助它家融资。大家又一次的明白了，“做对的事不如跟对的人”。问题是，在这么多年大家一次又一次的醒悟中，还剩多少人在做对的事？
有些错误那么明显，却得不到纠正，无人受到追责，不仅如此，一些人还因此富贵荣华。难道我们要真的活在“没有对错，只有利益的大人世界”里？要知道这种世界里，绝大多数人是注定不能好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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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华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201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是47144亿元，而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只有35345亿，已经有了大约1.2万亿的差额。养老金领取金额是基数加上个人账户金额，所以养老金实际缺口要大于这个数字。15年后的数没人提，大概已经是天文数字。中央向地方的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2017年的执行数是5858.80亿，2018年预算数已经到了6696.56亿，这个意思是说，本来要靠地方政府发的养老金，有些地方已经发不出了，要靠中央拨6700亿给这些地方的退休工人发退休金。这个数字也将逐年扩大。
去年底的时候，医保金告急，医保控费，很多药开不出来，要求各大医院耗材挑便宜的用，手术能用普通丝线就不要用蛋白线等价格高的缝合线，有一些手术因此推迟。虽然直接责任在社保基金，也从侧面反映了整体的财政窘境。
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穷中央富的基本调子确定，地方政府非常依赖中央资金拨付，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地方财政好坏最早全看往几个实权部委跑得是否勤快。“跑部钱进”，往部委跑这事实在太过重要，各地纷纷在北京成立驻京办公室，一个意外的产物是丰富了首都人民的餐食，一时间北京好吃的馆子都是各地驻京办所辖餐厅。后来房地产崛起、金融大发展，地方政府对中央资金拨付的依赖降低，对融资的抵赖度却日渐提升，虽然名义上是债务，但地方政府心里想都是“凭本事借来的钱为什么要还”，从来是拆拆补补借新还旧。
09年后一直到今天，债券市场大发展，以城投债为名的地方政府债是其中的主力军。城投平台大多是些空壳公司，而债市却有个“城投信仰”，就是说城投债不会违约，实质是在赌地方政府为了能继续在银行间市场融资，总是会想方设法把城投债兑付。当然，从融资主体是城投公司就可以看出，实际上留了赖账的口子。后来债券有个品种叫“地方政府债券”，专门与城投债做区分，强调城投债主体责任自担。
在现行的体制下，中央政府没有办法与地方政府做清晰的切割，地方政府债务出问题，中央政府无法完全置身事外，金融机构也正是看准了这点，即使地方财政一塌糊涂、即使知道城投平台就是空壳，依然拼命给地方政府借钱，再往上一层，是赌中央政府兜底。而地方政府则是有借必借，相关官员日后要么升迁要么退休，过了眼前再说。
这事就相当于，儿子在外面四处借钱花天酒地，一大堆高利贷围着要给儿子借钱，最后要逼老子还债。中央政府不情愿，一边严查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另一边防范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绑架，严厉查处承诺函之类的行为。中央出“地方政府债券”，与城投债划清界限，希望传递出城投债“不是我儿子的债，只是我儿子小弟的债，跟我家没关系”的信号，所以即使有侥幸过关的，城投债不大可能都兑付。
地方天天哭穷，中央有时也会心软，财政部想了个办法叫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其本意是把占地方政府支出很大比例的基础建设分担到私人部门去。然而执行的时候，却变味成地方政府举债的另一种方式，大出财政部意料，只得冷处理，最近很少再提，所以说有时我们的部委挺天真的。中央还常有些别致的关怀方式。比如说6月24号央行宣布7月5号下调部分银行准备金率，即所谓定向降准，除了说支持中小微，没头没脑的提为了支持债转股。
无论是什么主体，债转股其实只是账务操作，把债权资产改记为股权资产，根本不需要任何资金。夹在降准操作里提债转股，应该是在说：“你们别追地方政府债追那么紧了，他们也没有钱，转成对地方城投、国企的股权吧，就别让他们还钱了，作为补偿降个准拿点钱去花吧。”当然无论意图如何，降准结果总是7000亿信贷的增长空间，放的还是那个水。
本质上来说，如果不挤压私人部门信贷，政府举债就是在迫使央行印钞放水。教科书里会说，是财政部发行国债，央行又购买了这些国债，因而发行在外的流动性增加。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理解其实已经足够了。实际情况稍微复杂一些，比如其中一条路径是政府债券发行导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央行向市场投放便利工具缓解。归根到底，政府的钱要么来源于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卖地收入，要么来自于举债，某知名卖方写报告说要政府既减税、同时不放水，如果财政部央行可以评论的话，肯定会留言：md智障，财政支出的钱你出啊。
无论地方还是中央，财政收入都不能算太好。财政支出涨得很快，减税的力度就不可能很大，大家所希望的个人所得税大幅调减，是不符合财政现实的。地方上的土地财政也不是长久之计，极端一些的地方甚至城市建设已基本完成、人口稳定甚至负增长，根本不需要增加建设用地了。如果地方政府不恶意举债的话，就必须另辟收入来源，中央给的药方是房地产税。
在后期关于房地产税的官方说法中，都强调房地产税不是为了调控房地产，而主要是为了财政收入。其实全中国都抵制房地产税，即使是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也不愿开征，因为房地产税是引渠，而火烧眉毛的地方政府现在最需要的是土地出让金那桶水。即便如此，如果不印钱印到恶性通货膨胀，长期看房地产税总是要征收的。身边有些朋友笃信房地产税即使开征也征不到自己头上，未免过于乐观。
要知道房地产税是用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的，如果资产和收入在前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的人都没有贡献，那么除非是最富的那批人大出血，才能填上财政窟窿，而大家什么时候见过最富有的人最受伤？
房地产税一时半会还征不起来，债务危机却已经四起。根据数据，2018年1-5月的全国房地产销售、房地产价格火热到都破了记录，但是债务违约却此起彼伏，房价上行时尚且如此，如果房价开始下行，局面难以想象。所有人再次把目光投到央行身上，希望央行再次充当救世主。
央行的尴尬在于，虽然可以无视通胀、房价上涨和杠杆上行，其核心约束外汇储备却并不处在健康的状态。2016年因几个集团打着“一带一路”的幌子往外倒腾资产，迅速败掉了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得外汇储备余额由4万亿美元下降到3万亿美元。有人说3万亿美元也很多了，央行的操作空间还大，这是说法是不对的。
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角度看，当时收入外汇储备作为资产时，对应发行了人民币作为负债。而在2016年外汇储备减少时，央行并没有办法缩表，也就是说人民币负债无法相应减少，于是只是外汇储备资产变成了人民币资产。对于央行来说，人民币资产都是“虚的”，因为本来人民币就是央行印的，也就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虚胖和恶化了。早年央行网站还装模做样公布假的资产负债表，后来可能实在编不下去了，干脆就不公布了。
照理说，要把已经变虚的资产坐实，应该下调汇率，但是央行并没有这么做，甚至因为逆周期因子、预期管理等因素，人民币2017还保持升值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阻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外流，不得不实施资本管制，所谓人民币国际化也随之停止。
2016年至今，央行始终没能找到瘦身的机会以抵消外汇储备下降带来的影响，相反，市场对央行放水越来越依赖，资产负债表越来越臃肿。到了今年，一波债券违约潮再次宣告流动性危机，而央行要取得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就不可能强行维系汇率，人民币经历一波快速贬值，市场将之解读为“弃汇率保房价”，其实房价央行未必那么关心，重点在防范债券违约弥漫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然而即使央行完全放弃汇率，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也只能被延后而不能被消除。对央行来说，钱总是可以想办法印，所以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都是钱不能解决的。经济的本质是人们都在做什么事情，如果大家都不在干正经事，也就得不到健康可持续的经济情况。现在人们就是一拿到钱就投房地产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然后等下家用更高的价格接盘，然而人就这么多，其实根本没有下家，都只是互相接盘，把资产价格吹高到流动性不足，又去呼吁央行放水。
即使不考虑汇率约束，整个金融体系的周期无非是，央行放水-->资产价格上涨-->信贷扩张-->扩张到极限或者遇到监管去杠杆-->流动性告急-->敦促央行放水，这时央行真放水的话，也只不过是这个循环再走一遍，而在过去十年里，这循环已经走了很多遍了。每次循环过后，水量要求会越来越大 ，央行资产与负债的背离也就越来越远。而类似央行这种把问题向后拖的行为，有个统一的说法叫“以时间换空间”，只不过，我们还有时间吗？
这10年里，劳动力人口已经从巅峰下降6年了，出生人口也登顶回落，总人口也将负增长，我们这个经济体还能经得起几次这样的循环？但要打破循环，历史上，都是通过资产价格重置实现的，包括房地产、股票价格重置，也包括债权减记，这个过程有个俗称，叫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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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不好的时候，人们就会喜欢赌博。今年世界杯参与赌球的人就很多，小组赛爆冷的时候大家纷纷调侃相约去天台。勤劳致富的路子走不通，有些人算了算，这辈子要能买上套心仪的房子，得从唐朝开始上班，也就乐于向发横财的机会投怀送抱。
不仅如此，如果不找点发横财的机会，善良正直的人们还很容易焦虑和愧疚，因为有很多公众号成天发文刺激大家，比如《你还在靠死工资吗？》，《给不了她想要的凭什么说爱她》，《同龄人已经把你远远甩开》，文末都是p2p和各类投资的广告。偶尔标题像是鸡血文的《社会在淘汰不学习的人》点进去一看是教你怎么做他家微商。
早些年我经常劝身边人不要去A股赌，因为A股脏，后来发现人们如果不去A股赌，就会去其他更脏的地方赌，反正就是要赌。而且都不叫赌博，叫投资，还学习很多技术分析、靠阅读小软文学习新经济新技术，觉得自己很用功，马上就要站在下一个时代的风口。甚至，有些连赌都称不上，有机会赢才能叫赌，没有机会赢叫上当受骗。
现在骗局基本是什么样呢，就是你知道这是个骗局，但是做局之人让你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从而能让你受益，但对做局者来说，其实一开始就只是指望你的钱而已。有时候我说这是个局的，就会有人跳出来骂：活该你一辈子发不了财。后来我想了想，对于已经入局的人来说，一方面他还指望后面的新人入局替他解套，另一方面真相和现实可能根本不重要，这是绝望境遇下的最后念想。其实赚大钱的人我还算认识几个，运气因素确实影响不小，然而俗话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光有运气纯靠赌博发家的我只是听说，还没有见过。
A股上赌得稍微大些的，基本是一开始碰上牛市赚了些钱的人，如果刚开始炒股就碰上熊市赔本，有些人就不玩了。赚到钱尝到甜头，就把更多身家放进去，绝大多数人很快就会套牢，一套好几年，期间会发1001遍誓，解套后就再也不炒股了。解套的事倒是常有，戒掉炒股的人也没见过几个。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中国人嗜赌、俄罗斯人嗜酒，有多少由遗传因素造成不知道，但环境的影响也很明显。作为一个离开农业社会不远的国家，不知道大家对农业生产者的生活状态有多少了解，那是靠天吃饭的营生，从决定今年种什么起就是一场赌博，赌风调雨顺，赌收成如意，还要赌来年市场行情好，所以农村赌风更炽。
最近有个词“赌国运”让人很迷惑。赌博押的是个概率，赌的是个随机事件，微观的东西随机性才比较强，宏观的东西随机性就很小了。一个水分子的方向可以是任意的，一条河流的方向却是确定的。人们在说赌国运的时候，往往其实没的选择，其实是在“等国运”，等紫气东来国运昌隆，好让凡人也能享受一把盛世。只是，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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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987年出生的人们才31岁，国家养老金已经有了数万亿的缺口，甚至可能快要收不抵支，医保基金到了年底就开不起药；2018年，1987年出生的人们已31岁，我们还没有救济制度，没有纠错机制，债务违约潮下甚至连个人破产制度都没有。
所谓“未富先老”，这里的富不是指有钱没钱、有多贵的房子，而是真正的社会财富——风清气正，公平正义、环境优美、安居乐业、制度保障，这些我们都很缺乏。值此转折关口，也是这拨人口高峰出生的人们尚有最后一丝活力的时候，让我们多创造点社会财富，好吗？
抱歉写得实在太长了，大家应该看得很累了，但是容我最后再啰嗦几句：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们能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优胜劣汰。
我有一个梦想，人们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要沉重。人们能靠自己的薪水、小生意过上合适的生活、住上合适的房子，而不是被迫去追赶各种发财的机会。
我有一个梦想，人们对未来充满憧憬而不是充满忧虑。
我有一个梦想，人与人能真正的互相着想，而不是能骗则骗。
我有一个梦想，我们能把这个地方搞好，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 ，而不用绞尽脑汁移民去其他国度。毕竟，如果生我养我的这960万平方公里都没有容身之处，世上哪里还有其他地方会有容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