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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之战【全文】
——2018上半年宏观经济综述
有一句话我经常说，现在我也不妨再说一次：经济的本质，就是人心。人心所向，浩浩荡荡。违背人心，就是逆天行事，就是违背经济规律，最终也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题记
2018年已经过半。这半年来，中国，以及全球发生无数大事，每一刻都堪称在见证历史。其实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中美之间爆发了全方位的外贸冲突，双方互加关税，斗得不可开交。而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和日本却开始商讨双方之间零关税零壁垒的贸易新模式，似乎中国一下子就被发达国家给孤立了。这种局面真是前所未见。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说法，这意味着美国要薅中国的羊毛了。关于美国这个薅羊毛的事，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看明白：美国所谓的薅羊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完全独立状态的国家来说，它的经济利益和资产价值，是美国想拿就能拿走的吗？难道玉石俱焚都做不到吗？美国的具体操作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唯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给这场贸易之战，定下应对的基调。
一直到二战结束，人类世界没有所谓薅羊毛的说法。一个国家要从另一个国家获得经济利益，只有两种做法：殖民掠夺或者更加赤裸裸的战争掠夺。这两种掠夺方式，都需要直接占有它国的自然资源，压低其资源价格，以便胜利者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丰富的资源。同时，胜利者会将自己的商品在被占领国高价倾销，再一次掠夺被占领国的财富。
二战之后全球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民族意识觉醒，想要再廉价获得它们的资源，首先就要面对这些国家刚刚觉醒的老百姓的冲天怒火；至于高价倾销商品，更是不用指望。既然已经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各自都有货币的发行权，那么相对美国之间，总归有一个汇率存在。二战刚结束时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币值相对恒定。而各国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也是相对恒定的，这种汇率的形成有很多机制，有些是小国政府自行规定的，有些是在市场交换过程自由形成的，强势的美国大概总是会尝试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汇率。但是要说全球各刚刚赢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统统都被美国用飞机军舰逼着制定了一个不合理的汇率，让美国占了大便宜，这就是扯淡了。
这是因为汇率是一把双刃剑，一进和一出，都有个兑换过程。各国本币相对美元的汇率贬值，美国可以在进口资源上占便宜，但是在出口商品时就要吃亏。但凡有汇率这个因素存在，美国就不可能同时在进口和出口这两方面同时占便宜。考虑到二战后全球市场逐渐形成，美国干预某一国的汇率更加没有必要。比如美国强行逼着阿根廷比索贬值，有意义吗？这种风骚的操作之后，美国从阿根廷进口木材可能确实划算了，但是美国产的高端电脑，阿根廷人也买不起了，他们会转身来买中国产的便宜电脑。这么一来二去，整盘贸易帐说不定还是亏的，甚至可能亏得很惨。所以二战之后反殖民运动一兴起，直接掠夺模式就不存在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第一强国，想要挣钱，也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汇率强制手段实现，也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发展工商业，提升商品的竞争力。
历史继续往下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币值开始进入浮动时代，不再具有一个相对恒定的币值。各国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因此同样进入浮动时代，时不时就大涨大跌一把。当然了，由于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比美国强，因此也没有美元更好的世界货币。所以美元即便不再挂钩黄金，也不再保持相对恒定的币值，但是依然是最强的世界货币，具有最强的货币信用，也是各国作为外汇储备的首选货币。
币值浮动时代，声称美国政府能通过控制相对之间的汇率涨跌获益，那更加不靠谱。没有任何一种数学模型能够计算出在各自汇率相对自由浮动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操作策略能够获利。有时候美元很强悍，相对于其它所有国家都升值，也就是美元指数持续提升，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在进口时占到便宜，但相对应的就是牺牲出口，各出口企业都要因此哭爹叫娘。如此利弊综合的结果非常复杂，一定不可能让美国人获得普遍性的获益，甚至一个相对多数的获利方都找不出来。经济学界口口声声声美国人能够通过控制美元币值薅全球的羊毛，这纯属无知臆想。
这么说吧，无论美国政府怎么想，怎么用飞机战舰逼迫其它国家调整对美汇率，汇率总归是一把双刃剑。就拿我们长期拿来说事的广场协议来说，日元相对美元大幅升值，日本对美出口固然因此受到负面影响，而美国对日出口则会相对受益，但是反过来，日本从美国乃至从全世界进口就要受益，反正日本是粮食和石油钢材等大宗商品的纯进口国，这种升值事实上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还真谈不上有多少坏处。再综合日本当时强烈的对外投资欲望来看，日元升值也可以让它在对外投资中占便宜。这么一综合，二比一，日本恨不得在广场协议中属于纯粹的获利方，所以它对广场协议持绝对欢迎的态度，而美国从中占了多少便宜，还真谈不上。1985年在里根政府的坚持之下，美日德法英五国之间达成广场协议，美元指数确实应声而下，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的货币汇率相对美元一致大幅升值，但是在当时来说，没有人将这份协议当成是薅羊毛。然而，一个在当时没人想到的因素最终发作，带来了非常奇妙的结果：日本的经济泡沫在七年之后的1990年代初期破灭，而美元指数在1992年达到谷底之后，就逆势反弹，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真正复苏。至于德法英这三个欧洲国家，却几乎没怎么受到广场协议的影响。
下一章，老蛮我将会向各位详细阐述这个奇妙的因素。唯有真正理解了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七年间的历史，我们才能回过头来，真正理解现在中美贸易冲突的本质。
1981年里根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非常惨淡，1980年通胀率达到13.6%，而失业率高达8.5%，显著超出7%的国际失业率警戒线，这已经是典型的经济滞涨情况了。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按照传统的治理思路，不停的提升联邦基金利率，1980年底的利率高达18.9%。就这种情况，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爆发，美国经济已经濒临瘫痪了。想想本来就失业率高企，老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物价飙涨，连饭都要吃不起了，而同时你的基准利率居然接近20%，干啥产业能挣到这么高利润？这不是瞎扯吗？
作为美国历史上在经济管理领域成就最突出的总统，里根上任之后独辟蹊径，坚决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坚定不移的引导美联储降息，1981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就降到了12.4%，1982年底降到8.5%，此后就维持在这个水平线附近，到1985年底，也就是广场协议签订之后为8.3%。利率下降之后社会资金泛滥，如果涌入消费领域，必然引发更加惨烈的通胀。要预防这一点，就必须给资金以出路，也就是给它们一条切实可行的投资路径。
（年轻的里根夫妇）
里根的办法是没有产业就创造产业，于是“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的英文名真的叫Star Wars Program）横空出世。里根鼓励美国与苏联开展军备竞争，乃至向太空竞争。这个计划的雏形开始于1983年，1984年全面实施，整个计划的支出预算高达1万亿美元。计划的内容非常扯淡：构建从外太空到覆盖全球每一寸土地的攻击和防御体系，武器系统非常全面，包括导弹、激光和电磁波等等。美国政府因此每年要花掉上千亿美元的预算，向各种各样的企业发布千奇百怪的产品订单，乃至直接资助企业的科学研究。至于军方在星球大战计划中所取得的技术成果，只要可以民用，都一律低价乃至免费供各路公司随意调用。在当年来说，千亿级的预算当然是一笔惊人庞大的开支。美国政府手里也没钱，于是就发行国债，卖给美联储和全世界。自此一条新的货币发行路径被发明了出来：以债为锚，发行货币。要知道1970年代之前所有的货币发行都是要跟黄金挂钩的，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全球经济学界都处于懵逼状态，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发行货币。现在里根抛开此前所有的经济学定义，以债为锚发行美元，这就算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数据上，1981年里根刚上任时，美国国债积累起来的余额规模仅为9979亿美元，1983年星球大战计划实施前夕为1.38万亿美元，到1989年里根离任时增加到了2.86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发债融资，对税收的依赖下降，于是里根开启连续的减税计划，到1986年，也就是广场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年，美国个人所得税从此前最高的70%下降到28%，企业所得税则从46%下降到了33%。
当然了，星球大战计划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带来了全新的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方式，以及减税，虽然这已经是划时代的意义了，更关键的是：它带来了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信息时代就此到来！
各位必须知道的是，1980年代之前，日本的产业经济发展势头根本就不可遏制，在各项传统制造业领域，日本依靠“通产省”的统一领导，取得了美国企业无法对抗的竞争优势。日本通产省类似于我国的发改委，二战之后，它统筹资金，统一从欧美各国购买各种先进的专利技术，分配给国内最合适的财阀集团，并规划和引导各种产业的发展方向。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总是能取得更加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到1970年代之后，日本在家电和汽车领域已经后来居上，将美国企业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如此，即便是在芯片领域，日本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80年代初期，存储器的市场被日本全面占领，以英特尔为代表的美方被迫退出。每失去一个行业，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失业。而失业，就是美国经济陷入滞涨状态的根本原因。
然而里根上任之后，竟然就神奇的遏制了日本的产业扩张步伐。在星球大战计划的资助之下，英特尔公司财大气粗，不再计较一时一地的商业得失，而是着手开始另一个方向的芯片研究：CPU,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到1985年，可以随便调用军方专利技术库的英特尔公司，终于推出了划时代的80386芯片，再之后，美国就始终站在了CPU产业的最顶端，再也没有给日本或其它国家以超越的机会。386在提升电脑的运算速度的同时大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只能在大型企业才能小范围使用的电脑开始降价，体积开始缩小，维护难度下降，并因此逐渐普及到千家万户。而作为中国人来说，最早接触个人电脑的，无疑都是从386开始，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我国40-50岁这一代人，真是很有必要向发起星球大战计划的里根总统说一声“谢谢”。
再到1989年，英特尔的486处理器问世，个人电脑价格再降一级，功能还足够强大，足以让有志之士在家里研究软硬件技术并进行性能测试。并且，在星球大战计划的支持之下，随便找个借口，比如该信息技术有利于导弹弹道分析，就能拿到高额的政府资助，而且政府还不会限制该技术的商业用途，于是信息技术开始了大爆炸，信息时代就此来临。英特尔公司在486处理器之后，就成为了引领了信息时代的帝王，技术进步就没有停止过。1989年里根总统任职期满后，他的副总统老布什竞选成功。老布什在任职期间延续了里根总统的政策，依然执行星球大战计划。一直到1993年，老布什竞选连任失败，克林顿走马上任，停止星球大战计划。然而在此期间，美国的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无可匹敌的高度，其它国家根本就是望尘莫及。
1993年英特尔在486的基础上研发出第一代奔腾处理器。一开始的奔腾处理器还缺乏足够强大的操作系统与之相匹配，原始的DOS系统在奔腾处理器的强大数据运算能力之下就如同老掉牙的算盘一般幼稚可笑，因此奔腾处理器的销售在早期竟然遇到了困境。一直到1995年，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推出了win95系统。强大的奔腾处理器匹配上windows系统，就如同王与后相遇，诞生了无数的子系统，无数的信息技术企业在这套系统之下创业成功，并向美国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英特尔的王者地位一直延续到2010年代，此后苹果公司异军突起，凭借智能手机抢走了个人电脑的风头，成为了信息时代的第二任帝王。然而这种王位传递，依然是发生在美国内部，美国之外的企业只能看着美国兴旺发达的信息产业流口水。
到这里，我们必须说回广场协议了。1985年，在里根总统的坚持之下，美与日德英法四国签订了广场协议，约定这四国的汇率相对美元升值。就在协议签订的当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就从1比240贬值到1比120。这份协议在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作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的当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刚好踩在警戒线上，到1989年里根总统离职的当年，美国失业率下降到5.4%，这是由于星球大战计划带来的新增就业。而在日本这边，日本人民集体高高兴兴的，根本就没把广场协议当回事。1985年日本的失业率只有2.6%，到1989年甚至下降到了2.1%。这还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要说广场协议薅了日本人的羊毛，至少在这五年里，根本没有任何数据予以支撑。
1990年之后，伴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信息时代的到来，日本原本相对美国强大无匹的产业经济逐渐表现出颓势。信息产业发展成所有行业的上游，再不可一世的日本汽车商也得使用英特尔+WIN的电脑系统，并且这个产业还无法山寨，美国人吸取此前轻易就被日本政府买走专利的教训，给信息技术转让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法律壁垒，“专利壁垒”这个词事实上就是信息技术壁垒。
信息产业的发展相当于在上游截断了日本人的现金流，暴利的日本制造业突然之间就陷入被美国人分走一杯羹的窘迫境地。体现在GDP增幅数据上，整个1980年代日本的GDP增幅都维持在4-5%之间，增幅非常稳定，1990年依然维持4.89%。然而此后面临着美国信息产业的入侵，日本的GDP增幅迅速下降，到1993年下降到-0.53%，此后就长年挣扎到正负1%的区间内。而与此同时，日本的另一项硬伤也发作了出来：地产泡沫破灭了。
话说日本的地产泡沫的始末，跟我大中国现在的情况简直是一模一样。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一边手动拉升日元汇率。另一边，则莫名其妙的开始降息，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基准利率从5%降低到2.5%。然而这个时候骄傲的日本金融界已经找不到新的实业投资方向了。对美国政府当时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极力扶持的信息产业，日本人也没啥投资兴趣，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英特尔手里的CPU技术才代表了全社会产业经济的未来方向。新增资金没有了去向，于是就投资房地产。1987年后，日本各大企业纷纷在东京都市圈内开建总部大厦，一栋比一栋建得高，而普通国民受此影响，纷纷开始买房。日本的房价因此开始迅速攀高，东京的房价每年要翻一番，其它中小城市每两年翻一番。急剧上涨的房价加剧了投机风气的形成，于是更多的资金涌入地产领域。到1990年的时候，东京的房价达到12万人民币/平米，相当于当时东京白领家庭平均收入的40倍。
好吧，到了这个时候，房地产已经割完了日本的全部韭菜，接下来就只能是调头往下。如果只是这样，日本如果还能维持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的话，那无非也就是房价停止上涨而已，老百姓还有工作，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贷款总是还得起的，不至于由于失业潮的涌来，诱发房产的抛售潮，并因此击碎地产泡沫。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详细阐述过的，美国一手引领的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了，日本的产业竞争优势完全消失，所有的日本企业都变成了美国的下游企业，被迫要让渡利润，这当然要带来失业率的提升。1990年之后日本的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上升到3.2%，2000年上升到4.7%，2003年达到峰值的5.3%。日本房价于是从1991年开始调头下跌，仅仅到1994年，东京的房价较高峰时期已经直接腰斩，跌到6万人民币/平米左右，而中小型城市的房价普遍下跌3成。此后整个日本的房价就丧失了增长性，一直到今时今日，东京中心区的房价依然维持在6万人民币左右。如果考虑1994年至今的货币通胀率，这事实上相当于又腰斩了一次，或许还不止一次。在这里顺带说一下，英国那边同样受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冲击，失业率在1990年之后同样表现出上升趋势，1990年为7.1%，到1993年上升到10QQ.4%的峰值。不过英国没有房价泡沫，1993年之后英国就基本消化完毕了信息产业的冲击，此后英国的失业率又开始逐年下降，1997年就下降到6.9%，2000年下降到5.4%。
这么总结起来看，所谓广场协议薅了日本的羊毛，只不过是日本自己作死罢了。协议的另外三个签约国英德法固然没有抢到信息产业的蛋糕，但是也没有吹出房地产的泡沫，所以广场协议签订之后，英德法经济也还能大致维持平稳。如果一定要说存在薅羊毛现象的话，那只能这么说：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薅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羊毛。
以星球大战计划促进信息产业发展的美国，最终击败了吹起地产泡沫的日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唯有真正的产业经济的兴盛，才能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并真正击溃对手，这才是1980-90年代美日经济消长，留给我们的真正教训。至于所谓的广场协议，所谓的汇率升跌，在国与国的宏观博弈层面，根本就没有意义。里根能够封神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广场协议，一方面因为他一手创造了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方式，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全新的信息时代。
里根之后，天下无神。人类世界再也没人能够在货币领域和产业领域创造出如此神迹，在面对经济危机的威胁时，除了惊慌失措的开动印钞机之外，再也想不出其它办法。自里根之后，人类世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逢八必乱。98年亚洲金融风暴，08年全球金融海啸，而现在的2018年，又会发生什么呢？在所谓逢八必乱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经济规律？请期待中篇：逢八必乱。
里根之后，老布什总统继续里根的政策，推进信息产业发展，全球到90年代初期进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个人电脑得到了普及，并应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成为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工作标配，当然，我大中国在这方面要稍微迟一点，要到2005年前后才能普遍实现电脑化办公。在这里顺带说一下，老蛮我在本世纪初刚入行的时候，遇到计算一块地形复杂的土地面积的事，使用的方法还是在图纸上画无数个三角形，然后累加三角形面积。一直到2010年，我大中国依然有一大批建筑设计师，习惯亲手在灯光台上用直尺画图。整体来说，我大中国的信息建设，在起步时期就比美国晚了足足十五年。
言归正传，在个人电脑得到普及之后，企业的运营效率总归要得到提升的。所以欧洲方面很快就消化了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冲击，开始进入经济上升通道。至于日本方面，则由于搞出了地产泡沫，在地产泡沫被信息产业捅破之后陷入长期的萧条，这算是自作孽，也不值得同情。
1993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上任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启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被视为信息产业的一个全新的分支：互联网产业正式启动的标志。该计划总投资约4000亿美元，计划将信息光缆铺设到每个美国家庭。美国自此在互联网硬件建设领域取得了长期的优势地位。在今天看来互联网建设是理所当然的事，通光缆已经是今时今日普通住宅的标配，然而在当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具有跨时代的伟大意义。想想吧，在政府的主持之下完成大大小小的信息基站和网络铺设，实现人人互联，每个人都是信息发布的主体，这反过来又能颠覆政府或强势媒体的信息垄断地位。在商家而言，就能通过互联网直接面对千万客户，直接收集客户数据，了解客户喜好并实现直接销售。这前景真是想一想都美好，欧美金融界对接下来的“互联网时代”充满了期待。既然信息网络的硬件投入由美国政府负责，那金融界就来投网站吧。在当时来说，真是随便注册个网站，卖卖概念，比如交友，比如搜索，比如二手货交易平台之类，都能拉到无尽的投资，网站估值动辄以百亿计。这期间的典型案例就是雅虎网站（YAHOO），从搜索到电子邮件到新闻，算是将互联网网站的所有概念都包了进来，实在是资金拿来炒作的最好素材。雅虎于1996年上市，上市当年的市值仅5亿美元，到2000年初的时候剧烈膨胀到2154亿美元的峰值。想想看，当时的欧美资金炒作互联网概念，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这里顺带说一下，2017年雅虎以不到50亿美元将自己给卖了，算是互联网泡沫史的最后印记。
就在欧美金融界从全球抽调资金去炒互联网概念，弄出来一个“互联网泡沫”的同时，却引发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作。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里根的治理下解决了国内的经济滞涨问题之后，转而开始扩张其在亚洲的影响力，逐步加大对亚洲各国的投资，由此带动起欧洲各国向亚洲各国投资并转移基础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各国和地区逐渐发生分化：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逐渐建立起完备的炼钢造船等重工业体系，并由此开始发展其自己的优势产业。新加坡走上了炼油和精细化工之路，台湾和韩国同时选择了电子作为发展方向。而香港则在此过程中一步步放弃了制造业，将其原本强大的纺织化工电子等产业迁移到大陆，自己专心的发展金融和地产。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则压根没有发展起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它们干了点来料加工和装配之类的简单工业就志得意满，转身就引导欧美资金进入到房地产领域，在首都等地大建高楼，吹起了一波房价泡沫。
话说人类世界的天性就是不把历史教训当教训，一再跳进同一个坑里。明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就已经爆了，但是东南亚四国和香港依然义无反顾的跳进同一个坑里。1985年到1990年期间，这些地区的房价还算是温和上涨，年均涨幅约15%左右，然而在日本的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东南亚四国和香港居然就敢膨胀起来了，1990年之后，房价泡沫迅速放大，房价每年都翻一番。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香港中心区房价每平米约折1万块人民币，泰国曼谷中心区公寓房价约5000元。到1996年金融风暴前夕，香港房价涨到约8万，曼谷公寓房价涨到约3万。在当时，香港近5成的银行贷款投给了房地产，而泰国甚至达成了7成。房地产成为了这些地区经济的绝对支撑，一旦资金从地产领域撤出，就必然导致泡沫破灭，并带来残酷的连锁反应。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仪式）
前面已经讲了，1995年之后美国开始掀起了互联网投资热潮，以雅虎为代表的各种网站吸引了欧美资金的疯狂追捧，各路财团纷纷从世界各地抽调资金去炒互联网股票。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资金开始纷纷出售自己位于东南亚地区的房产，结利退出。泰国首当其冲，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这是由于泰国的公寓市场体系在管理上本来就非常特殊，由于禁止外国客户购买独立式房屋，因此它的公寓事实上就是面对外国投资者的，有很多都是由欧美财团直接整栋购买的。现在外国投资者纷纷卖楼退出，本地居民根本承受不起如此高昂的房价，这就意味着找不到新韭菜了，于是房价暴跌。曼谷的房价在1997年当年就遭遇腰斩，到2000年整体跌去了8成。房价的剧烈下跌引发外国投资者的夺路而逃，泰国的外汇储备剧烈下降。同时由于大量的购房者拒绝再缴付按揭款，银行的坏账率暴增，对于近7成的贷款都是地产贷款的泰国银行业来说，这就是噩梦。到1997年7月2日，也就是香港回归大陆的第二天，无从履行外汇兑换义务的泰国政府被迫放弃从1984年的开始实施的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实施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就爆贬30%，此后的一年内又贬值了30%。
1997年7月2日由此成为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始日，欧美投资者启动了避险模式，纷纷加速撤出自己在东南亚国家的地产投资，转而投入到一眼看上去就前途无限的互联网领域。东南亚各国房价因此一路下跌，危机由此从泰国逐步蔓延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些国家的危机模式与泰国一模一样：外资撤出引发房价下跌，并导致银行坏账高企，金融系统瘫痪，反过来这又会刺激外资加速出逃，并进而导致汇率爆贬。
到1997年10月份，危机终于蔓延到了香港。这个时候的香港跟东南亚四国简直是一模一样：整个地区陷入了产业空心化的境地，除了纯粹的地产泡沫之外毫无实业可言。看着周边各国的地产泡沫一个接一个的破灭，香港市民惊慌失措，纷纷的卖出房产换成美元避险，于是一边是房价剧烈下跌，一边是港币的联系汇率体系岌岌可危。不过香港的情况跟东南亚四国不一样。东南亚四国的地产市场有大量的欧美资金参与，而香港的地产市场是靠的是本土资金以及小部分的大陆红色资本，它们并没有出逃的需求。香港的问题在于居民的信心崩塌带来的挤兑问题，只要信心能够恢复，资产抛售潮能够停下来，香港居民不再主动兑换美元避险，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就能守住，就不会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到1998年8月份，香港楼市已经腰斩，恒生指数从一年前的14000点跌到了7000点，同样也是腰斩，在汇市，香港政府为了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应对香港市民的挤兑而焦头烂额，一千亿美元出头的外汇储备，一年下来已经花了两百多亿，然而在香港市民前赴后继的挤兑就跟无底洞似的，市民信心如果无法恢复，多少外汇储备都会耗尽。到这个时候大陆政府终于明确表态，宣布大陆的全部外汇储备都将作为香港金融市场的坚强后盾。香港政府有了底气，于是高调出手，大量购入股票救市。大陆的明确表态乃是挽回香港市民信心的关键因素，市民不再挤兑政府，香港金融市场就没有了压力，恒生指数开始回升。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本来正在押注港币扑街，看到这种情况，于是顺势退出。
说到这里，老蛮我必须强调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形成乃至发展，与索罗斯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因在于东南亚各国不搞实业，引导外资进入地产领域，吹起了巨大的房价泡沫。在外资撤离房价泡沫破灭时，东南亚各国又毫无办法，想要封堵外资撤离，在自由金融体制下根本就做不到，最终引发惨烈的银行坏账和汇率暴跌，金融市场一片狼藉。索罗斯只不过提前看到东南亚各国外资撤离的趋势，趁势在汇市下了几笔空单而已。量子基金在巅峰时期也就是区区60亿美元的规模，根本无从主动诱发任何国家或国际金融中心级的金融危机。索罗斯无非就是押注危机的时机押对了而已，操作手法就是在危机发作前押几把汇市的空单，趁机挣点小钱。而在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最大的赢利点还是在美国互联网投资领域，除了索罗斯，各大国际主流金融机构压根就没看上在亚洲地区下空单的所谓盈利机会。
在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中，吹起了楼市泡沫的香港和东南亚四国遭受了重创，房价暴跌，银行业巨亏，汇率剧烈贬值。所谓房地产可以在货币贬值时起到保值作用的说法，根本就是一个笑话。这5个国家和地区的房价一直要跌到2005年左右，较1996年的峰值时期普遍跌去了七成以上，才算是勉强止住了跌势。而专心于实业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则几乎没有遭遇风暴的洗礼，期间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股市和汇率稍微波动了几下，政府出面干预了一把，很快就稳定了人心和市场。这样看来，实业，乃是对抗金融危机的终极王道，这算是这场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教益。
98年亚洲金融风暴并不是故事的终结，欧美的资金从东南亚各国的地产领域撤出，固然捅破了它们的房价泡沫，然而这些资金纷纷聚集到美国的互联网领域，却引发了另一个泡沫：著名的纳斯达克泡沫！
当时美国的互联网企业主要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纳斯达克指数因此被称为科技指数。1996年美国互联网投资风潮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只有1000点出头，到2000年3月最狂热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阶段性高点5100点，四年时间指数涨了足足5倍。到这个时候，人们逐渐清醒过来，发现所谓的互联网也不过如此而已。网络对经济效率的提升是有极限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是有边界的，指望互联网络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格局，根本就是白日做梦。于是各路资金开始结利退出，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个总市值已经达到6.7万亿美元的市场，根本就已经没有其它资金可以前来接盘了。于是泡沫当场破灭，到2001年3月份，短短一年时间，纳斯达克指数跌到2000点以下，总市值暴跌到2.7万亿，4万亿美元的纸面财富，就此烟消云散。一直到这个时候，98年金融风暴，才算是画上了句号。
（纳斯达克泡沫破灭时期的美国证券交易所）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98年金融风暴从来没有在国际经济学界得到过认真的梳理。大家津津乐道的，无非是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索罗斯量子基金挣了多少不义之财，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开放金融模式未能阻止外资撤离。至于最关键的问题：弃实就虚，放弃制造业而鼓吹房价和互联网，先后弄出了房价泡沫和互联网泡沫，造成东南亚各国经济大动荡之余，最终欧美各国也没落到啥好处，在互联网泡沫上咽下了苦果。要知道，里根当年发明“以债为锚”的印钱方式，骨子里是要以星球大战计划推进实业发展，并将人类带入了了全新的信息时代。现在各国政府和各路财团只记住了借债印钱的便利，但却忘记了推进实业的根本，这种根子上的毛病没解决，危机必定会再次发作。
互联网泡沫的锅得由2001年1月离职的克林顿总统来背，而新上任的小布什总统，拿着轻易就借债印出来的钱，突然就陷入了无所事事的境地。传统的信息产业每隔两年就全面更新一次CPU和系统，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也不再需要加大投资；互联网这个大泡沫看着就没谱，各大财团避之唯恐不及；至于其它领域的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影子。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花不了多少钱。小布什闲着没事，于是放纵华尔街去房地产领域吹泡沫，到2007年，终于搞出了震惊世界的次贷危机。
当时的美国已经把借债印钱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但是可以花钱的领域实在是太少了。为了找到新的借债人，美国金融界发明了所谓的“次级贷款”，也就是给付不起首付的穷人提供全额购房贷款，鼓励穷人买房。在次级贷的推动下，从2001年到2007年，美国房价迎来了一波剧烈上涨，整体涨幅达到70%。好吧，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已经反复阅读到了一个终极定律：所有吹起房价泡沫的国家都没有好下场。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全球经济第一强国，也逃不过规律的作用。
更加作死的是：美国金融界有着发达的金融产品体系，它们将所谓的次级贷款打包，弄成无数层的金融产品，拿出去加杠杆卖给整个欧美日韩的金融机构，大家一起来分担借钱给穷人买房的风险。而一旦美国穷人还不起钱，这就意味着整个欧美的金融体系都要遭遇惨烈的冲击。
到2007年3月的顶峰时期，美国次贷余额达到1.3万亿美元，并且由于层层转手，层层加杠杆，参与到这场地产泡沫的资金超过10万亿美元。然而穷人总归是还不起钱的，大规模的断供潮就此出现，到4月份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抵押机构“新世纪金融”就宣布破产，危机就此爆发，并迅速向整个欧美日韩金融界扩散，8月份德国工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相继宣布遭遇巨额亏损，接下来就是集体比惨时间，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轮流发布重大亏损消息，时不时就有一家老牌金融企业宣告破产，全球金融市场一片惨淡，现金流濒于枯竭，并向实体经济蔓延，金融海啸就此成型。8月份之后，各发达国家政府眼看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相继宣布救市。最典型的是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从危机发作前的5%一路下调，到2008年9月份降到0.15%的最低值并长期维持。然而哪怕是降息降到这样接近零的程度，依然不足以阻止危机，于是美联储开始执行“量化宽松”策略，在金融市场上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其它由政府担保的债券，也就是美国央行直接印钱给美国政府花，以挽救经济。2009-12年间，美联储总共买进了约2.7万亿美元的债券，此后美联储的买债行为成为常态，每个月都要买入450美元的国债和400亿美元的其它债券，一直维持到2014年底。
（2008年9月，老牌投行雷曼兄弟破产）
次贷危机发作后美国的房价持续下跌，到2010年已经整体下跌了四分之一。此后在“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刺激之下，美国经济才算是勉强站稳了脚跟。而在中国这边，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太过严重的房价泡沫问题，中国相对独立的金融系统也没有涉及到次级贷产品交易之中，因此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只不过让中国人惊吓了一把，几个城市的房价假装跌了一下，很快就回升，并没有伤筋动骨。我大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就承接了全球的基础制造业，并由此发展出相对完备的基础制造产业链，从原材料冶炼、基础加工一直到基础装配，我大中国都发展出了丰富的企业集群。这样比较起来，新世纪的前十年，我兴旺发达的中国经济，真是要比焦头烂额的美国经济高出好几个档次。在这十年里，我大中国国民扬眉吐气，在金融海啸期间甚至还财大气粗的尝试救助美国，显得格外的有面子。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房地产泡沫的坑永远都在那里，每隔10年都会有一个新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兴高采烈的主动跳进去。1980年代是日本，1990年代的时候是香港+东南亚，2000年之后是美国，到了2010年之后，终于轮到了中国。
在美国那边，2010年之后整个国家的风气为之一变，金融机构受到了日益严格的监管，不允许再将资金毫无节制的投入地产或其它泡沫领域。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2010年6月，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老爷发布了划时代的苹果4代手机，就此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信息时代的全新革命：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此到来！
（震撼人心的苹果4发布会）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互联网这个东西与普通人类的日常生活一直若即若离，远没有达到渗透到日常起居的程度。使用电脑上网，无论是台式机还是轻便的手提电脑，总归是有着天然的隔离感。然而天才的乔布斯将手机智能化，与互联网捆绑起来，自此实现了互联网与人类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随时随地打开手机就能上网，拍照发推特，在朋友圈里相互点赞，分享自己每时每刻的生活，吃饭之前先用手机轰炸一轮，成为了新时代人类的典型生活方式。中国的年轻人虽然发不了推特，但是微博微信之类的用起来一样顺手得很，苹果手机在中国的普及程度甚至比美国还高。移动互联网终于算是给整个信息行业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各种随身智能设备蓬勃发展起来，美国经济就此重获新生。然而奥巴马总统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启动基础制造业重回美国的计划，并突破其国内莫名其妙的环保限制，大量开采美国丰富的石油气资源，将美国从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石油出口国。如此双管齐下的结果，2009年1月奥巴马刚上任时美国失业率高达10%，到2017年1月奥巴马离任时，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4.7%。这真是一个耀眼的成绩。
然而，在中国这边，2010年之后，我们一步步的掉进了地产泡沫的坑里。到2018年，地产泡沫已经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到了现在这一刻，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最高等级战略的程度。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川普总统已经发起了与我国之间的最广泛的贸易战，双方互加关税，毫不退让。然而，这场贸易战的实质，其实是一场关于人心的决战。人心的向背，将决定这场贸易战的最终胜负。请期待下篇：决战人心。
首先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基本概念：我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到底已经膨胀到了什么地步；城镇居民在购房上的投入，已经占到其收入的多大比例。唯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大中国在贸易战的威胁之下，经济局势到底有多险恶。注意，你们接下来将要经受一场数据浪潮的冲击，不过你们无须认真的阅读下列数据表中的每一个的数据，我将会对表格中的数据规律予以详尽说明。
首先要放上来的，是1990年至2018年6月的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支数据表。这份表格不仅是列举我国国民的历年收支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扣减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人均收支结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由于人均消费性支出收据仅包含居民为了生存必须的衣食住行医教育（这里的“住”指的是居住直接居住，比如物业水电支出或租房支出，不包含购房按揭类支出）的支出，不包含奢侈型消费和购房支出，因此所有这类高端消费，都指着人均收支结余了。
上述表格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特征：1998年-2001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增幅都很低，这是由于当时效率低下的国营经济遭遇重大困难，被迫启动千万工人大下岗，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因此丧失增长性。此后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经济大舞台，承接了全球的基础制造业转移，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基础工业品基地，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与日俱增，年增幅基本上都维持在10%以上。然而2013年之后风云突变，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增幅都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幅仅5.9%，2018年上半年也只有6.8%（12745/11931），这当然意味着消费降级。
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1998年我国开启商品房地产改革至今的宏观房地产市场数据。我在下表中做了一个简单的数据模型：我假设所有的商品房均为三成首付，20年等额还本，购房利率统一设置为6%，由此推算每年的城镇居民购房总支出。注意两点，第一，这里的统计口径为完成了房管局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销售数据，事实上从2017年开始，大量的已售商品房由于限签因素，无法完成备案，但城镇居民已经事实上支付了首付。因此2017年及2018年的数据存在一定的低估。第二，我这里直接使用的“商品房”而不是“商品住宅”的数据，这是因为住宅销售额占商品房总销售额的比值超过85%，且剩下的用于销售的物业形态中，商铺的买家主要是居民个人，写字楼的买家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居民个人，整体而言，超过9成的商品房卖给了城镇居民个人，以公司名义购买的物业比例极小。
按惯例，对上述购房总支出做一个简单的验算：1998年至2018年6月的商品房销售额合计91.54万亿，居民还本额合计43.69万亿，两者扣减，就能得出城镇居民的购房总负债规模：91.54-43.69=47.85万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截至2018年6月底，城镇居民总贷款余额为44.13万亿，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是购房类贷款，消费类贷款规模极小。此外，根据建设部数据，截至2017年底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为4.51万亿，考虑到近5年来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规模的年增额约5-7千亿，估算今年6月底的数据为4.8万亿，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数据出入，如此合计，居民总贷款余额为44.13+4.8=48.93万亿。这个数据与前述表格中的推算数据之间的差异仅2.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两个数据相互印证，说明前述表格中的计算方式是成立的，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以上述居民购房支出表中的年度支出数据，去除以居民历年的年度收支结余数据，我们就能计算出居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了。这个购房负担率一旦超过100%，就意味着居民手里的盈余资金全部被房地产市场吞噬了。为了买房，居民下一步就只能是压缩必要的生存支出，形成消费降级。
计算出来的结果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我大中国国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水平，在2010年达到80%，此后，在连续的房地产调控之下出现震荡，到2015年依然维持在84.5%的水平。这说明这些年的房地产调控其实起到了作用，居民的购房冲动得到了抑制。然而调控的结果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减，2015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降幅高达22%，所以到2016年初我国就放弃调控，开始启动“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此后居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剧烈增长，2016年和2017年都在95%左右，到了2018年上半年，这个数据出现了暴增，达到了110.6%！居民的当年度收支结余全部都要拿去买房，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居民必须要动用他们的棺材本，也就是使用历年积累的储蓄来偿还购房支出，这就是“六个钱包”说法的由来。2018年上半年居民80%的棺材本都已拿来购房，六个钱包已经被压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仅仅两成的棺材本，在我们这个负福利国家来说，必须拿来预防生老病死等等各种意外，是万万不能动用的。如果放纵房地产继续吞噬居民的棺材本，造成居民的现金流断裂，那是要出大问题的。第二，消费降级，已经是经济上的必然趋势，也一定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上体现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的历史演变。
2004年-2012年，是我大中国消费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我大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幅约20%，此后，伴随着我大中国的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消费增幅逐年下降，到今年7月份已经下降到仅4.4%（21.08万亿/20.2万亿）。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就现在这种惨淡的增幅，还是由于城市化在继续，每年新增的城镇常住人口约2千万左右，2018年上半年城镇常住人口的人均消费性支出12745元，而同期农民的消费性支出仅5806元，城镇人口的消费能力是农民的2.2倍，不过最近我国开始表现出逆城市化的趋势，重点城市都在有意无意的驱使低收入人群回乡，这意味着消费增速将会加速萎缩。我这里给出一组代表性的销售数据供各位参考：2018年7月份轿车销量80.9万辆，同比增长-3.8%，环比增长-7.0%；SUV方面，7月销量63.9万辆，同比增长-6.9%，环比增长-6.9%。家用汽车销量往往被视为消费的先导数据，汽车销售陷入萎缩，一般都是经济萧条的起点，整个消费市场都将陷入真正的萎缩。
然而与此同时，从2013年开始维持的物价平稳状态开始改变，今年以来的零售物价指数开始提升，截至7月底已经达到1.7%，今年极有可能突破2%。这与上游的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原材料价格持续暴涨有关，原料价格的上涨总归是要传导到下游最终消费品领域的。这还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在居民已经无力消费的同时，物价终于涨了起来，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滞涨。
消费是经济最核心的动力，消费增速陷入萎靡状态，经济增长动力就丧失了一大半。与此同时，房地产泡沫对实业的冲击作用，也逐渐体现了出来。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房价暴涨除了吞噬居民财富压缩消费，对实业造成间接打击之余，它还会推高房租，大幅提升企业的经营成本，对实业形成直接打击，最终形成驱赶实业的恶果。这种现象，可以在下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演变表中得到完整的体现。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大增，而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投资增幅长期超过固投总增幅，是为拉动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2013年之后，伴随着房价的持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此前的高于20%剧烈萎缩，到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绝对值增速已经只剩下5.9%，乃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值。我这里稍微说句题外话，本文中的所有增幅数据都是绝对值增速，是与去年的数据直接相除得出的数据，而我大中国统计局发明了一套只有超级赛亚人才能看懂的除法，有着神奇的数据调整因子，比如2017年统计局宣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7.2%，反正也没人能看懂这到底是怎么除出来的，所以我在这里也不予以引用。学会自己除一下，乃是在我大中国成为知名经济学家的不二法门，特此提醒！言归正传，到了2018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1-7月的投资增速已经只剩下5.5%（355798/337409）。而2013年以来固投增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投资增速的剧烈下滑，2013年为16.5%，到2017年，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只剩下1.7%，2018年1-7月也只有3.9%，萎缩幅度远大于整个固投增幅的萎缩幅度。当然，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一直保持着相对高速的增长。从1998年启动商品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也只有201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在持续调控之下萎缩，造成当年度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只有1.0%，但是政府马上就受不了了，从第二年开始就启动地产去库存，将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拉了上来，2016年和2017年的增幅都达到7%，2018年1-7月更是达到了10.2%（65886/59761）。中国经济弃实业而重地产泡沫的顶层政策倾向，在上述数据演变的轨迹中，清晰可见，根本就无从掩饰。
与此同时，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外资投资中国的欲望当然在迅速减弱，对外贸易数据当然也越来越难看，我大中国挣外汇的能力，当然也在迅速下降。下表列出了2000年以来我国在外贸和投资领域的全部外资相关数据，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大图好好看看。最重要的是最右侧的汇总数据，也是我大中国当年度挣到的外资总额。注意，下表中的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为外汇管理局，货物贸易数据来源为海关，外资投资数据来源为商务部。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当年度我国吸纳外资净值为633亿美元。到2015年，我国吸纳外资的规模达到峰值的3957亿美元，此后伴随着美联储加息缩表，促使美元回流，我国吸纳外资的规模就随之进入了下滑通道。2016年下降到2203亿美元，2017年下降到1798亿美元。到今年情况更加恶化，在贸易战的现实威胁之下，今年一季度出现了负值，净流出165亿美元，截至6月底的数据也仅仅只剩下15亿。这已经完全谈不上外资流入了。必须注意的是，上半年为了提前应对贸易战，有大量的贸易商提前完成了进出口贸易，这事实上极大的提高今年上半年的货物贸易顺差，下半年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必将会大幅下滑，并导致整体的吸纳外资的能力进一步削弱。今年我国在吸纳外资一项上出现整体上的净流出情况，估计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这么总结起来看，在地产泡沫的冲击之下，我大中国的消费与投资本来就丧失了增长性，祸不单行的是，川普适时发起的贸易战，将我国挣外汇顺差的能力都剥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全部散架。在这场贸易战面前，怎么看，我国都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目前我大中国的应对措施已经渐渐明确：重启地方政府的大基建模式，以勉力维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单单7-8月份的地方债新增发行规模就超过1万亿人民币了，按现在的势头，预计后续还会有两万亿的新增地方债规模。然而我大中国地方政府本来就债务缠身，本来就已经到了连利息都还不上的程度了，这就是去年下半年财政部和发改委联手封堵地方基建，严查地铁轨道建设的原因。现在指望地方财政突然就宽松起来，重新拥有借债还息的能力，根本就不现实。如果最后由中央政府兜底，以行政命令要求央行直接印钱，帮助地方政府还债，那就是事实上的QE，量化宽松，就我大中国的货币信用状况，必定会导致一场灾难。
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办？难道面对美国步步紧逼的攻势，我们只能屈辱求饶了吗？除了自杀式的重启借债基建模式，难道我们只能一步步的看着实业萎靡失业率暴涨汇率扑街房价暴跌吗？我们只能看着流民四起社会动荡底层绝望的国民启动互害模式吗？我们真的不能做点什么，来逆转现在的局面吗？
在第一章，老蛮我详细阐述了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的根源，在于美国信息产业的兴起，击溃了日本看似先进的制造业；在第二章讲述了1998年东南亚地产泡沫的破灭，则是源起于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兴起，吸走的外资投机资金；至于2008年美国地产泡沫的破灭，则是由于当时美国金融界借钱给一贫如洗的穷人零首付买房，最后他们根本就还不起债导致坏账连锁爆发。这些因素，在今时今日的中美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我大中国根本就没有零首付这一说，这么多年来，除了极个别的地区可以通过高评高贷降低首付，整体来说三成首付制度执行的非常好。买房者也基本上都有固定收入，提供假收入证明的当然也有，毕竟也不是主流。真正可恐惧的，就是新兴产业冲击中国。
然而，某种新兴的、能够吸纳全球资金积极参与的产业，还没有诞生。新能源现在基本上都是骗局，无论是风电、新型电池乃至电动车，全都没有啥革命性的技术突破。量子技术领域毫无进展。随身核能源设备至今唯有在漫威的电影里看到钢铁侠在使用，真实世界的人类能够发展出这种技术的可能性为零，甚至低于零。至于从1985年之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技术，也已经发展到了瓶颈状态，到了移动互联之后就没有了突破方向。所以美国固然通过加息缩表，促使美元回流，但是回流之后的美元其实也是无所事事，唯有炒炒美股买买美债而已。于是美股没事就创下新高，美债利率也一直维持在低位。
为了给回流资金找出路，美国政府的办法是力促实体制造企业回流。奥巴马政府还讲脸面，只是喊喊回流口号。特朗普政府已经撕破脸了，一方面启动全面性的减税，将企业税率从35%大幅下降到20%；另一方面，则对那些依然将产能布局到国外的企业口诛笔伐，特朗普甚至亲自上阵，在推特上对外迁的企业破口大骂。在这样的背景下，连苹果公司都开始实施产业回归计划，为苹果代工的富士康也已经将部分产能搬到美国，为美国提供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作岗位。到今年8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了3.9%，算得上是美国历史上最闪亮的失业率数据。然而特朗普政府依然不满足。实体企业的回流美国还没形成规模，还只是小打小闹。更关键的是：现在看起来很漂亮的失业率，是建立在史上最低的劳动力参与率（愿意参加工作的成年人比例。美国的失业率计算方式为：有工作者/愿意参加工作者）基础之上的。2000-2008年的时候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维持在66-68%之间，扣除老人以及病弱，这还算是一个正常的数值，此后这个数据就调头往下，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了62%。这表明近10年来，虽然美国的失业率逐年下降，但是美国成年人口的工作意愿不足，事实上的新增工作岗位，依然不足。
这么看起来，中美的核心矛盾，就是实体制造业的最终归属。要么就留在中国，以支撑地产泡沫之下脆弱的中国经济；要么就回归美国，以提升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经济面临重大危机的当口，美国经济将因此被推升到真正的盛世状态，特朗普总统也将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没有之一。
在美国那边来说，能做的准备都已经做了：大幅减税，石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这都是为了给生产企业降成本。同时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大幅提升关税，降低在中国设厂的美资企业的利润，逼迫其回流。美国这段时间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以及整个共和党，都将为美国带来了多少回流企业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放在竞选宣传的首位，视之为最高的政绩。而在中国这边，真正能够挽留实体制造业的措施，一个都没有看到！减税？口号这几年确实是喊得震天响，但是年年都是税收增速大幅超过GDP增速，今年1-7月的税收增幅高达14%。最近又玩出社保费用由税局统一征收的新花样，相当于变相加税。与此同时，我国还要以环保为名，发起一轮又一轮的企业清洗运动，直接关停民营企业，并且没有任何申诉或者复工途径。
我大中国国民，本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吃苦耐劳，最愿意挣辛苦钱的人类。即便是地产泡沫的冲击之下，实业老板辛苦十年，比不上一个打工仔买套房挣的钱多，但是依然有着一批数量巨大的实业老板们，含辛茹苦兢兢业业无怨无悔的工作。对中国经济来说，最可怕的事，并不是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是实业老板们丧失信心，放弃实业。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结局，会比1990年的日本以及1998年的东南亚四国惨烈得多。
既然核心矛盾已经确定，那么我们的应对方式，就很明确了：给制造企业定向减税，减税幅度至少应达到30%以上。现在我国的税收征缴体制已经很完善了，已经可以很容易的区分企业性质进行征税了。单独对制造企业减税，也并不会带来整个国家财政的动荡。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总税负为50940亿，总利润为71921亿（原谅我只能使用2016年的数据，因为2017年之后制造企业的税负数据就不公布了）。从这种数据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税收只占当年度全国税收总收入的39%（50940亿/130354亿），将工业企业税负全面下调30%，也就是减少15282亿，全国税收降幅也只有11.7%，还远远达不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如果想要弥补这种税收损失，还可以给地产行业增税，2016年中国房地产企业直接缴纳的税收总额约2.4万亿，再增加个3、5千亿应该也不难。最关键的是，二手房交易中的居民个人所得税，其实一直都没有真正予以征缴。如果这一笔税全面开征，取消所有的减免规定，只要是二手房交易的增值部分就必须缴纳个税，并且可以按照增值比例建立级差征缴制度，增值50%的部分征缴20%，增值一倍的部分征缴50%，就这已经足以弥补全部税收损失了，而且这种征收手段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一定比目前引发巨大争议又迟迟不敢出台的所谓房地产税的效果要好得多。并且，个税只有在炒房盈利时才会发生，对于真正的购房刚需来说，并不会发生负面作用，不至于发生房地产税这样的误伤。
而针对制造业减税，单单就这一笔30%的减负，就可以为工业企业增加21.2%的利润，无疑这将会给实业老板们带来巨大的经营动力。当这个国家真正启动专门针对实业企业的减税措施之后，整个社会无疑也将会逐渐形成尊重实业的风气。同时，在行政层面上，对于地方政府做出的无故关停实业企业的行为，一经查实，立刻撤掉地方主官的职。只要有一宗案例，就足以扭转地方政府藐视实业的作风。如此双管齐下，制造企业主的人心就能安定，我大中国有了实业作为底气，就有了与美国继续对抗下去的基础。未来的胜负固然还难以预料，至少也有了一战的机会。
然而，如果我们坚决拒绝针对制造业的定向减税，却毫无逻辑的选择政府借债搞基建的路子，这除了将我大中国引导到金圆券的老路上，没有别的可能性。这一次，在中美贸易战的威逼之下，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机会了。今年以来我大中国的制造业情况已经相当惨淡了。1-7月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规模39038亿，较2017年同期的42481亿，降幅高达9.2%。当然，国家统计局发明了一种新算法，他们把去年还在规模以上的总盘子里但是今年消失了的企业，从去年的盘子里踢了出去，强行宣布去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其实为33330亿，由此得出我国今年的工业利润增幅为17.1%。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罢了，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顺带说一下，从总盘子里消失了的企业数量是多少呢？2017年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379887家，今年7月份为373939家，一年时间下来，5948家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不见了。
就现在这样的状况，继续拖延下去，让企业主的心继续寒下去，让规模企业继续这么消失下去，我大中国的失业潮是可以预见的。在城镇居民的现金流完全被房地产吞噬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应对失业潮的冲击的。这将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失业潮将会带来房地产断供潮和抛售潮，带来物业价格的崩塌。要知道今天我大中国三分之一的银行贷款都是居民购房类贷款，至于企业贷款最终流入地产开发领域的数额，更是难以估量，整体来说，我国至少六成以上银行贷款锁死在房地产领域，与东南亚金融风暴发作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一旦地产市场崩塌，带来的金融风险，是我大中国无法承受的。
既然已经无可选择，既然定向减税已经是唯一的选择，背水一战已经成为了不得不为的事，无论怎么看怎么想，都没有了别的退路，那么，剩下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大中国会将这种定向减税措施推上台面。正如解说中国足球最常见的一句话：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大中国政府不能尽快以减税作为突破口，收拾人心的话，这场贸易战，我国一定是彻彻底底的输家。而如果定向减税措施真的能够出台的话，那么，我们就还有一战之力，就还有时间和余力，跟美国见招拆招，寄希望于时间能够化解地产泡沫问题。更关键的是：定向减税也并不会伤及我大中国的财政根本，向地产领域定向加税已经可以弥补绝大部分财政收入损失。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如果连这最后的一条路，我大中国都不愿意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看着人心破碎，伴随着贸易战逐步升级，各路资金夺路而逃，并最终迎来长期的黑暗。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人类往往都会在历史的紧要关口，做出错误的选择。定向减税这种对国家来说一本万利的事，由于不能给顶层的权贵带去实际的利益，在操作上又很是麻烦，会徒增相当多的工作量，甚至有可能因此得罪相当多的既得利益团体，因此我大中国的决策群体，对这样更富有可行性的建议，一般来说，也都会选择视而不见。鼓动地方政府借债搞基建多舒服啊，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还可以寻租，各大利益团体都相当满意，这才是符合我大中国国情的危机解决措施嘛。至于以定向减税凝聚人心这种事，哪有什么实施价值嘛。这么想起来，对那个更可能发生的黑暗结局，老蛮我唯一想说的，就只剩下我经常说起的这一句：我的读者们啊，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放弃对光明的希望。即便是在黑暗之中，你们也要睁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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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之战【全文】
——2018上半年宏观经济综述
有一句话我经常说，现在我也不妨再说一次：经济的本质，就是人心。人心所向，浩浩荡荡。违背人心，就是逆天行事，就是违背经济规律，最终也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题记
序章——薅不着的羊毛
2018年已经过半。这半年来，中国，以及全球发生无数大事，每一刻都堪称在见证历史。其实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中美之间爆发了全方位的外贸冲突，双方互加关税，斗得不可开交。而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和日本却开始商讨双方之间零关税零壁垒的贸易新模式，似乎中国一下子就被发达国家给孤立了。这种局面真是前所未见。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说法，这意味着美国要薅中国的羊毛了。关于美国这个薅羊毛的事，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看明白：美国所谓的薅羊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完全独立状态的国家来说，它的经济利益和资产价值，是美国想拿就能拿走的吗？难道玉石俱焚都做不到吗？美国的具体操作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唯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给这场贸易之战，定下应对的基调。
一直到二战结束，人类世界没有所谓薅羊毛的说法。一个国家要从另一个国家获得经济利益，只有两种做法：殖民掠夺或者更加赤裸裸的战争掠夺。这两种掠夺方式，都需要直接占有它国的自然资源，压低其资源价格，以便胜利者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丰富的资源。同时，胜利者会将自己的商品在被占领国高价倾销，再一次掠夺被占领国的财富。
二战之后全球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民族意识觉醒，想要再廉价获得它们的资源，首先就要面对这些国家刚刚觉醒的老百姓的冲天怒火；至于高价倾销商品，更是不用指望。既然已经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各自都有货币的发行权，那么相对美国之间，总归有一个汇率存在。二战刚结束时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币值相对恒定。而各国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也是相对恒定的，这种汇率的形成有很多机制，有些是小国政府自行规定的，有些是在市场交换过程自由形成的，强势的美国大概总是会尝试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汇率。但是要说全球各刚刚赢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统统都被美国用飞机军舰逼着制定了一个不合理的汇率，让美国占了大便宜，这就是扯淡了。
这是因为汇率是一把双刃剑，一进和一出，都有个兑换过程。各国本币相对美元的汇率贬值，美国可以在进口资源上占便宜，但是在出口商品时就要吃亏。但凡有汇率这个因素存在，美国就不可能同时在进口和出口这两方面同时占便宜。考虑到二战后全球市场逐渐形成，美国干预某一国的汇率更加没有必要。比如美国强行逼着阿根廷比索贬值，有意义吗？这种风骚的操作之后，美国从阿根廷进口木材可能确实划算了，但是美国产的高端电脑，阿根廷人也买不起了，他们会转身来买中国产的便宜电脑。这么一来二去，整盘贸易帐说不定还是亏的，甚至可能亏得很惨。所以二战之后反殖民运动一兴起，直接掠夺模式就不存在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第一强国，想要挣钱，也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汇率强制手段实现，也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发展工商业，提升商品的竞争力。
历史继续往下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币值开始进入浮动时代，不再具有一个相对恒定的币值。各国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因此同样进入浮动时代，时不时就大涨大跌一把。当然了，由于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比美国强，因此也没有美元更好的世界货币。所以美元即便不再挂钩黄金，也不再保持相对恒定的币值，但是依然是最强的世界货币，具有最强的货币信用，也是各国作为外汇储备的首选货币。
币值浮动时代，声称美国政府能通过控制相对之间的汇率涨跌获益，那更加不靠谱。没有任何一种数学模型能够计算出在各自汇率相对自由浮动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操作策略能够获利。有时候美元很强悍，相对于其它所有国家都升值，也就是美元指数持续提升，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在进口时占到便宜，但相对应的就是牺牲出口，各出口企业都要因此哭爹叫娘。如此利弊综合的结果非常复杂，一定不可能让美国人获得普遍性的获益，甚至一个相对多数的获利方都找不出来。经济学界口口声声声美国人能够通过控制美元币值薅全球的羊毛，这纯属无知臆想。
这么说吧，无论美国政府怎么想，怎么用飞机战舰逼迫其它国家调整对美汇率，汇率总归是一把双刃剑。就拿我们长期拿来说事的广场协议来说，日元相对美元大幅升值，日本对美出口固然因此受到负面影响，而美国对日出口则会相对受益，但是反过来，日本从美国乃至从全世界进口就要受益，反正日本是粮食和石油钢材等大宗商品的纯进口国，这种升值事实上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还真谈不上有多少坏处。再综合日本当时强烈的对外投资欲望来看，日元升值也可以让它在对外投资中占便宜。这么一综合，二比一，日本恨不得在广场协议中属于纯粹的获利方，所以它对广场协议持绝对欢迎的态度，而美国从中占了多少便宜，还真谈不上。1985年在里根政府的坚持之下，美日德法英五国之间达成广场协议，美元指数确实应声而下，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的货币汇率相对美元一致大幅升值，但是在当时来说，没有人将这份协议当成是薅羊毛。然而，一个在当时没人想到的因素最终发作，带来了非常奇妙的结果：日本的经济泡沫在七年之后的1990年代初期破灭，而美元指数在1992年达到谷底之后，就逆势反弹，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真正复苏。至于德法英这三个欧洲国家，却几乎没怎么受到广场协议的影响。
下一章，老蛮我将会向各位详细阐述这个奇妙的因素。唯有真正理解了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七年间的历史，我们才能回过头来，真正理解现在中美贸易冲突的本质。
上篇——里根之后，天下无神
1981年里根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非常惨淡，1980年通胀率达到13.6%，而失业率高达8.5%，显著超出7%的国际失业率警戒线，这已经是典型的经济滞涨情况了。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按照传统的治理思路，不停的提升联邦基金利率，1980年底的利率高达18.9%。就这种情况，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爆发，美国经济已经濒临瘫痪了。想想本来就失业率高企，老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物价飙涨，连饭都要吃不起了，而同时你的基准利率居然接近20%，干啥产业能挣到这么高利润？这不是瞎扯吗？
作为美国历史上在经济管理领域成就最突出的总统，里根上任之后独辟蹊径，坚决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坚定不移的引导美联储降息，1981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就降到了12.4%，1982年底降到8.5%，此后就维持在这个水平线附近，到1985年底，也就是广场协议签订之后为8.3%。利率下降之后社会资金泛滥，如果涌入消费领域，必然引发更加惨烈的通胀。要预防这一点，就必须给资金以出路，也就是给它们一条切实可行的投资路径。
（年轻的里根夫妇）
里根的办法是没有产业就创造产业，于是“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的英文名真的叫Star Wars Program）横空出世。里根鼓励美国与苏联开展军备竞争，乃至向太空竞争。这个计划的雏形开始于1983年，1984年全面实施，整个计划的支出预算高达1万亿美元。计划的内容非常扯淡：构建从外太空到覆盖全球每一寸土地的攻击和防御体系，武器系统非常全面，包括导弹、激光和电磁波等等。美国政府因此每年要花掉上千亿美元的预算，向各种各样的企业发布千奇百怪的产品订单，乃至直接资助企业的科学研究。至于军方在星球大战计划中所取得的技术成果，只要可以民用，都一律低价乃至免费供各路公司随意调用。在当年来说，千亿级的预算当然是一笔惊人庞大的开支。美国政府手里也没钱，于是就发行国债，卖给美联储和全世界。自此一条新的货币发行路径被发明了出来：以债为锚，发行货币。要知道1970年代之前所有的货币发行都是要跟黄金挂钩的，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全球经济学界都处于懵逼状态，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发行货币。现在里根抛开此前所有的经济学定义，以债为锚发行美元，这就算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数据上，1981年里根刚上任时，美国国债积累起来的余额规模仅为9979亿美元，1983年星球大战计划实施前夕为1.38万亿美元，到1989年里根离任时增加到了2.86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发债融资，对税收的依赖下降，于是里根开启连续的减税计划，到1986年，也就是广场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年，美国个人所得税从此前最高的70%下降到28%，企业所得税则从46%下降到了33%。
当然了，星球大战计划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带来了全新的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方式，以及减税，虽然这已经是划时代的意义了，更关键的是：它带来了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信息时代就此到来！
各位必须知道的是，1980年代之前，日本的产业经济发展势头根本就不可遏制，在各项传统制造业领域，日本依靠“通产省”的统一领导，取得了美国企业无法对抗的竞争优势。日本通产省类似于我国的发改委，二战之后，它统筹资金，统一从欧美各国购买各种先进的专利技术，分配给国内最合适的财阀集团，并规划和引导各种产业的发展方向。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总是能取得更加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到1970年代之后，日本在家电和汽车领域已经后来居上，将美国企业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如此，即便是在芯片领域，日本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80年代初期，存储器的市场被日本全面占领，以英特尔为代表的美方被迫退出。每失去一个行业，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失业。而失业，就是美国经济陷入滞涨状态的根本原因。
然而里根上任之后，竟然就神奇的遏制了日本的产业扩张步伐。在星球大战计划的资助之下，英特尔公司财大气粗，不再计较一时一地的商业得失，而是着手开始另一个方向的芯片研究：CPU,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到1985年，可以随便调用军方专利技术库的英特尔公司，终于推出了划时代的80386芯片，再之后，美国就始终站在了CPU产业的最顶端，再也没有给日本或其它国家以超越的机会。386在提升电脑的运算速度的同时大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只能在大型企业才能小范围使用的电脑开始降价，体积开始缩小，维护难度下降，并因此逐渐普及到千家万户。而作为中国人来说，最早接触个人电脑的，无疑都是从386开始，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我国40-50岁这一代人，真是很有必要向发起星球大战计划的里根总统说一声“谢谢”。
再到1989年，英特尔的486处理器问世，个人电脑价格再降一级，功能还足够强大，足以让有志之士在家里研究软硬件技术并进行性能测试。并且，在星球大战计划的支持之下，随便找个借口，比如该信息技术有利于导弹弹道分析，就能拿到高额的政府资助，而且政府还不会限制该技术的商业用途，于是信息技术开始了大爆炸，信息时代就此来临。英特尔公司在486处理器之后，就成为了引领了信息时代的帝王，技术进步就没有停止过。1989年里根总统任职期满后，他的副总统老布什竞选成功。老布什在任职期间延续了里根总统的政策，依然执行星球大战计划。一直到1993年，老布什竞选连任失败，克林顿走马上任，停止星球大战计划。然而在此期间，美国的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无可匹敌的高度，其它国家根本就是望尘莫及。
1993年英特尔在486的基础上研发出第一代奔腾处理器。一开始的奔腾处理器还缺乏足够强大的操作系统与之相匹配，原始的DOS系统在奔腾处理器的强大数据运算能力之下就如同老掉牙的算盘一般幼稚可笑，因此奔腾处理器的销售在早期竟然遇到了困境。一直到1995年，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推出了win95系统。强大的奔腾处理器匹配上windows系统，就如同王与后相遇，诞生了无数的子系统，无数的信息技术企业在这套系统之下创业成功，并向美国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英特尔的王者地位一直延续到2010年代，此后苹果公司异军突起，凭借智能手机抢走了个人电脑的风头，成为了信息时代的第二任帝王。然而这种王位传递，依然是发生在美国内部，美国之外的企业只能看着美国兴旺发达的信息产业流口水。
到这里，我们必须说回广场协议了。1985年，在里根总统的坚持之下，美与日德英法四国签订了广场协议，约定这四国的汇率相对美元升值。就在协议签订的当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就从1比240贬值到1比120。这份协议在当时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作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的当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刚好踩在警戒线上，到1989年里根总统离职的当年，美国失业率下降到5.4%，这是由于星球大战计划带来的新增就业。而在日本这边，日本人民集体高高兴兴的，根本就没把广场协议当回事。1985年日本的失业率只有2.6%，到1989年甚至下降到了2.1%。这还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要说广场协议薅了日本人的羊毛，至少在这五年里，根本没有任何数据予以支撑。
1990年之后，伴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信息时代的到来，日本原本相对美国强大无匹的产业经济逐渐表现出颓势。信息产业发展成所有行业的上游，再不可一世的日本汽车商也得使用英特尔+WIN的电脑系统，并且这个产业还无法山寨，美国人吸取此前轻易就被日本政府买走专利的教训，给信息技术转让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法律壁垒，“专利壁垒”这个词事实上就是信息技术壁垒。
信息产业的发展相当于在上游截断了日本人的现金流，暴利的日本制造业突然之间就陷入被美国人分走一杯羹的窘迫境地。体现在GDP增幅数据上，整个1980年代日本的GDP增幅都维持在4-5%之间，增幅非常稳定，1990年依然维持4.89%。然而此后面临着美国信息产业的入侵，日本的GDP增幅迅速下降，到1993年下降到-0.53%，此后就长年挣扎到正负1%的区间内。而与此同时，日本的另一项硬伤也发作了出来：地产泡沫破灭了。
话说日本的地产泡沫的始末，跟我大中国现在的情况简直是一模一样。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一边手动拉升日元汇率。另一边，则莫名其妙的开始降息，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基准利率从5%降低到2.5%。然而这个时候骄傲的日本金融界已经找不到新的实业投资方向了。对美国政府当时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极力扶持的信息产业，日本人也没啥投资兴趣，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英特尔手里的CPU技术才代表了全社会产业经济的未来方向。新增资金没有了去向，于是就投资房地产。1987年后，日本各大企业纷纷在东京都市圈内开建总部大厦，一栋比一栋建得高，而普通国民受此影响，纷纷开始买房。日本的房价因此开始迅速攀高，东京的房价每年要翻一番，其它中小城市每两年翻一番。急剧上涨的房价加剧了投机风气的形成，于是更多的资金涌入地产领域。到1990年的时候，东京的房价达到12万人民币/平米，相当于当时东京白领家庭平均收入的40倍。
好吧，到了这个时候，房地产已经割完了日本的全部韭菜，接下来就只能是调头往下。如果只是这样，日本如果还能维持产业领域的优势地位的话，那无非也就是房价停止上涨而已，老百姓还有工作，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贷款总是还得起的，不至于由于失业潮的涌来，诱发房产的抛售潮，并因此击碎地产泡沫。
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详细阐述过的，美国一手引领的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了，日本的产业竞争优势完全消失，所有的日本企业都变成了美国的下游企业，被迫要让渡利润，这当然要带来失业率的提升。1990年之后日本的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上升到3.2%，2000年上升到4.7%，2003年达到峰值的5.3%。日本房价于是从1991年开始调头下跌，仅仅到1994年，东京的房价较高峰时期已经直接腰斩，跌到6万人民币/平米左右，而中小型城市的房价普遍下跌3成。此后整个日本的房价就丧失了增长性，一直到今时今日，东京中心区的房价依然维持在6万人民币左右。如果考虑1994年至今的货币通胀率，这事实上相当于又腰斩了一次，或许还不止一次。在这里顺带说一下，英国那边同样受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冲击，失业率在1990年之后同样表现出上升趋势，1990年为7.1%，到1993年上升到10QQ.4%的峰值。不过英国没有房价泡沫，1993年之后英国就基本消化完毕了信息产业的冲击，此后英国的失业率又开始逐年下降，1997年就下降到6.9%，2000年下降到5.4%。
这么总结起来看，所谓广场协议薅了日本的羊毛，只不过是日本自己作死罢了。协议的另外三个签约国英德法固然没有抢到信息产业的蛋糕，但是也没有吹出房地产的泡沫，所以广场协议签订之后，英德法经济也还能大致维持平稳。如果一定要说存在薅羊毛现象的话，那只能这么说：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薅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羊毛。
以星球大战计划促进信息产业发展的美国，最终击败了吹起地产泡沫的日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唯有真正的产业经济的兴盛，才能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并真正击溃对手，这才是1980-90年代美日经济消长，留给我们的真正教训。至于所谓的广场协议，所谓的汇率升跌，在国与国的宏观博弈层面，根本就没有意义。里根能够封神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广场协议，一方面因为他一手创造了以债为锚的货币发行方式，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全新的信息时代。
里根之后，天下无神。人类世界再也没人能够在货币领域和产业领域创造出如此神迹，在面对经济危机的威胁时，除了惊慌失措的开动印钞机之外，再也想不出其它办法。自里根之后，人类世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逢八必乱。98年亚洲金融风暴，08年全球金融海啸，而现在的2018年，又会发生什么呢？在所谓逢八必乱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经济规律？请期待中篇：逢八必乱。
中篇：逢八必乱
里根之后，老布什总统继续里根的政策，推进信息产业发展，全球到90年代初期进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个人电脑得到了普及，并应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办公室人手一台电脑成为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工作标配，当然，我大中国在这方面要稍微迟一点，要到2005年前后才能普遍实现电脑化办公。在这里顺带说一下，老蛮我在本世纪初刚入行的时候，遇到计算一块地形复杂的土地面积的事，使用的方法还是在图纸上画无数个三角形，然后累加三角形面积。一直到2010年，我大中国依然有一大批建筑设计师，习惯亲手在灯光台上用直尺画图。整体来说，我大中国的信息建设，在起步时期就比美国晚了足足十五年。
言归正传，在个人电脑得到普及之后，企业的运营效率总归要得到提升的。所以欧洲方面很快就消化了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冲击，开始进入经济上升通道。至于日本方面，则由于搞出了地产泡沫，在地产泡沫被信息产业捅破之后陷入长期的萧条，这算是自作孽，也不值得同情。
1993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上任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启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被视为信息产业的一个全新的分支：互联网产业正式启动的标志。该计划总投资约4000亿美元，计划将信息光缆铺设到每个美国家庭。美国自此在互联网硬件建设领域取得了长期的优势地位。在今天看来互联网建设是理所当然的事，通光缆已经是今时今日普通住宅的标配，然而在当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具有跨时代的伟大意义。想想吧，在政府的主持之下完成大大小小的信息基站和网络铺设，实现人人互联，每个人都是信息发布的主体，这反过来又能颠覆政府或强势媒体的信息垄断地位。在商家而言，就能通过互联网直接面对千万客户，直接收集客户数据，了解客户喜好并实现直接销售。这前景真是想一想都美好，欧美金融界对接下来的“互联网时代”充满了期待。既然信息网络的硬件投入由美国政府负责，那金融界就来投网站吧。在当时来说，真是随便注册个网站，卖卖概念，比如交友，比如搜索，比如二手货交易平台之类，都能拉到无尽的投资，网站估值动辄以百亿计。这期间的典型案例就是雅虎网站（YAHOO），从搜索到电子邮件到新闻，算是将互联网网站的所有概念都包了进来，实在是资金拿来炒作的最好素材。雅虎于1996年上市，上市当年的市值仅5亿美元，到2000年初的时候剧烈膨胀到2154亿美元的峰值。想想看，当时的欧美资金炒作互联网概念，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这里顺带说一下，2017年雅虎以不到50亿美元将自己给卖了，算是互联网泡沫史的最后印记。
就在欧美金融界从全球抽调资金去炒互联网概念，弄出来一个“互联网泡沫”的同时，却引发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作。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里根的治理下解决了国内的经济滞涨问题之后，转而开始扩张其在亚洲的影响力，逐步加大对亚洲各国的投资，由此带动起欧洲各国向亚洲各国投资并转移基础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各国和地区逐渐发生分化：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逐渐建立起完备的炼钢造船等重工业体系，并由此开始发展其自己的优势产业。新加坡走上了炼油和精细化工之路，台湾和韩国同时选择了电子作为发展方向。而香港则在此过程中一步步放弃了制造业，将其原本强大的纺织化工电子等产业迁移到大陆，自己专心的发展金融和地产。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则压根没有发展起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它们干了点来料加工和装配之类的简单工业就志得意满，转身就引导欧美资金进入到房地产领域，在首都等地大建高楼，吹起了一波房价泡沫。
话说人类世界的天性就是不把历史教训当教训，一再跳进同一个坑里。明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就已经爆了，但是东南亚四国和香港依然义无反顾的跳进同一个坑里。1985年到1990年期间，这些地区的房价还算是温和上涨，年均涨幅约15%左右，然而在日本的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东南亚四国和香港居然就敢膨胀起来了，1990年之后，房价泡沫迅速放大，房价每年都翻一番。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香港中心区房价每平米约折1万块人民币，泰国曼谷中心区公寓房价约5000元。到1996年金融风暴前夕，香港房价涨到约8万，曼谷公寓房价涨到约3万。在当时，香港近5成的银行贷款投给了房地产，而泰国甚至达成了7成。房地产成为了这些地区经济的绝对支撑，一旦资金从地产领域撤出，就必然导致泡沫破灭，并带来残酷的连锁反应。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仪式）
前面已经讲了，1995年之后美国开始掀起了互联网投资热潮，以雅虎为代表的各种网站吸引了欧美资金的疯狂追捧，各路财团纷纷从世界各地抽调资金去炒互联网股票。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资金开始纷纷出售自己位于东南亚地区的房产，结利退出。泰国首当其冲，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这是由于泰国的公寓市场体系在管理上本来就非常特殊，由于禁止外国客户购买独立式房屋，因此它的公寓事实上就是面对外国投资者的，有很多都是由欧美财团直接整栋购买的。现在外国投资者纷纷卖楼退出，本地居民根本承受不起如此高昂的房价，这就意味着找不到新韭菜了，于是房价暴跌。曼谷的房价在1997年当年就遭遇腰斩，到2000年整体跌去了8成。房价的剧烈下跌引发外国投资者的夺路而逃，泰国的外汇储备剧烈下降。同时由于大量的购房者拒绝再缴付按揭款，银行的坏账率暴增，对于近7成的贷款都是地产贷款的泰国银行业来说，这就是噩梦。到1997年7月2日，也就是香港回归大陆的第二天，无从履行外汇兑换义务的泰国政府被迫放弃从1984年的开始实施的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实施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就爆贬30%，此后的一年内又贬值了30%。
1997年7月2日由此成为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始日，欧美投资者启动了避险模式，纷纷加速撤出自己在东南亚国家的地产投资，转而投入到一眼看上去就前途无限的互联网领域。东南亚各国房价因此一路下跌，危机由此从泰国逐步蔓延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些国家的危机模式与泰国一模一样：外资撤出引发房价下跌，并导致银行坏账高企，金融系统瘫痪，反过来这又会刺激外资加速出逃，并进而导致汇率爆贬。
到1997年10月份，危机终于蔓延到了香港。这个时候的香港跟东南亚四国简直是一模一样：整个地区陷入了产业空心化的境地，除了纯粹的地产泡沫之外毫无实业可言。看着周边各国的地产泡沫一个接一个的破灭，香港市民惊慌失措，纷纷的卖出房产换成美元避险，于是一边是房价剧烈下跌，一边是港币的联系汇率体系岌岌可危。不过香港的情况跟东南亚四国不一样。东南亚四国的地产市场有大量的欧美资金参与，而香港的地产市场是靠的是本土资金以及小部分的大陆红色资本，它们并没有出逃的需求。香港的问题在于居民的信心崩塌带来的挤兑问题，只要信心能够恢复，资产抛售潮能够停下来，香港居民不再主动兑换美元避险，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就能守住，就不会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到1998年8月份，香港楼市已经腰斩，恒生指数从一年前的14000点跌到了7000点，同样也是腰斩，在汇市，香港政府为了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应对香港市民的挤兑而焦头烂额，一千亿美元出头的外汇储备，一年下来已经花了两百多亿，然而在香港市民前赴后继的挤兑就跟无底洞似的，市民信心如果无法恢复，多少外汇储备都会耗尽。到这个时候大陆政府终于明确表态，宣布大陆的全部外汇储备都将作为香港金融市场的坚强后盾。香港政府有了底气，于是高调出手，大量购入股票救市。大陆的明确表态乃是挽回香港市民信心的关键因素，市民不再挤兑政府，香港金融市场就没有了压力，恒生指数开始回升。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本来正在押注港币扑街，看到这种情况，于是顺势退出。
说到这里，老蛮我必须强调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形成乃至发展，与索罗斯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因在于东南亚各国不搞实业，引导外资进入地产领域，吹起了巨大的房价泡沫。在外资撤离房价泡沫破灭时，东南亚各国又毫无办法，想要封堵外资撤离，在自由金融体制下根本就做不到，最终引发惨烈的银行坏账和汇率暴跌，金融市场一片狼藉。索罗斯只不过提前看到东南亚各国外资撤离的趋势，趁势在汇市下了几笔空单而已。量子基金在巅峰时期也就是区区60亿美元的规模，根本无从主动诱发任何国家或国际金融中心级的金融危机。索罗斯无非就是押注危机的时机押对了而已，操作手法就是在危机发作前押几把汇市的空单，趁机挣点小钱。而在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最大的赢利点还是在美国互联网投资领域，除了索罗斯，各大国际主流金融机构压根就没看上在亚洲地区下空单的所谓盈利机会。
在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中，吹起了楼市泡沫的香港和东南亚四国遭受了重创，房价暴跌，银行业巨亏，汇率剧烈贬值。所谓房地产可以在货币贬值时起到保值作用的说法，根本就是一个笑话。这5个国家和地区的房价一直要跌到2005年左右，较1996年的峰值时期普遍跌去了七成以上，才算是勉强止住了跌势。而专心于实业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则几乎没有遭遇风暴的洗礼，期间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股市和汇率稍微波动了几下，政府出面干预了一把，很快就稳定了人心和市场。这样看来，实业，乃是对抗金融危机的终极王道，这算是这场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教益。
98年亚洲金融风暴并不是故事的终结，欧美的资金从东南亚各国的地产领域撤出，固然捅破了它们的房价泡沫，然而这些资金纷纷聚集到美国的互联网领域，却引发了另一个泡沫：著名的纳斯达克泡沫！
当时美国的互联网企业主要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纳斯达克指数因此被称为科技指数。1996年美国互联网投资风潮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只有1000点出头，到2000年3月最狂热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阶段性高点5100点，四年时间指数涨了足足5倍。到这个时候，人们逐渐清醒过来，发现所谓的互联网也不过如此而已。网络对经济效率的提升是有极限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是有边界的，指望互联网络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格局，根本就是白日做梦。于是各路资金开始结利退出，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个总市值已经达到6.7万亿美元的市场，根本就已经没有其它资金可以前来接盘了。于是泡沫当场破灭，到2001年3月份，短短一年时间，纳斯达克指数跌到2000点以下，总市值暴跌到2.7万亿，4万亿美元的纸面财富，就此烟消云散。一直到这个时候，98年金融风暴，才算是画上了句号。
（纳斯达克泡沫破灭时期的美国证券交易所）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98年金融风暴从来没有在国际经济学界得到过认真的梳理。大家津津乐道的，无非是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索罗斯量子基金挣了多少不义之财，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开放金融模式未能阻止外资撤离。至于最关键的问题：弃实就虚，放弃制造业而鼓吹房价和互联网，先后弄出了房价泡沫和互联网泡沫，造成东南亚各国经济大动荡之余，最终欧美各国也没落到啥好处，在互联网泡沫上咽下了苦果。要知道，里根当年发明“以债为锚”的印钱方式，骨子里是要以星球大战计划推进实业发展，并将人类带入了了全新的信息时代。现在各国政府和各路财团只记住了借债印钱的便利，但却忘记了推进实业的根本，这种根子上的毛病没解决，危机必定会再次发作。
互联网泡沫的锅得由2001年1月离职的克林顿总统来背，而新上任的小布什总统，拿着轻易就借债印出来的钱，突然就陷入了无所事事的境地。传统的信息产业每隔两年就全面更新一次CPU和系统，按部就班规规矩矩，也不再需要加大投资；互联网这个大泡沫看着就没谱，各大财团避之唯恐不及；至于其它领域的新兴产业，根本就没有影子。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花不了多少钱。小布什闲着没事，于是放纵华尔街去房地产领域吹泡沫，到2007年，终于搞出了震惊世界的次贷危机。
当时的美国已经把借债印钱这一套玩得炉火纯青，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但是可以花钱的领域实在是太少了。为了找到新的借债人，美国金融界发明了所谓的“次级贷款”，也就是给付不起首付的穷人提供全额购房贷款，鼓励穷人买房。在次级贷的推动下，从2001年到2007年，美国房价迎来了一波剧烈上涨，整体涨幅达到70%。好吧，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已经反复阅读到了一个终极定律：所有吹起房价泡沫的国家都没有好下场。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全球经济第一强国，也逃不过规律的作用。
更加作死的是：美国金融界有着发达的金融产品体系，它们将所谓的次级贷款打包，弄成无数层的金融产品，拿出去加杠杆卖给整个欧美日韩的金融机构，大家一起来分担借钱给穷人买房的风险。而一旦美国穷人还不起钱，这就意味着整个欧美的金融体系都要遭遇惨烈的冲击。
到2007年3月的顶峰时期，美国次贷余额达到1.3万亿美元，并且由于层层转手，层层加杠杆，参与到这场地产泡沫的资金超过10万亿美元。然而穷人总归是还不起钱的，大规模的断供潮就此出现，到4月份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抵押机构“新世纪金融”就宣布破产，危机就此爆发，并迅速向整个欧美日韩金融界扩散，8月份德国工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相继宣布遭遇巨额亏损，接下来就是集体比惨时间，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轮流发布重大亏损消息，时不时就有一家老牌金融企业宣告破产，全球金融市场一片惨淡，现金流濒于枯竭，并向实体经济蔓延，金融海啸就此成型。8月份之后，各发达国家政府眼看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相继宣布救市。最典型的是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从危机发作前的5%一路下调，到2008年9月份降到0.15%的最低值并长期维持。然而哪怕是降息降到这样接近零的程度，依然不足以阻止危机，于是美联储开始执行“量化宽松”策略，在金融市场上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其它由政府担保的债券，也就是美国央行直接印钱给美国政府花，以挽救经济。2009-12年间，美联储总共买进了约2.7万亿美元的债券，此后美联储的买债行为成为常态，每个月都要买入450美元的国债和400亿美元的其它债券，一直维持到2014年底。
（2008年9月，老牌投行雷曼兄弟破产）
次贷危机发作后美国的房价持续下跌，到2010年已经整体下跌了四分之一。此后在“量化宽松”政策的持续刺激之下，美国经济才算是勉强站稳了脚跟。而在中国这边，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太过严重的房价泡沫问题，中国相对独立的金融系统也没有涉及到次级贷产品交易之中，因此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只不过让中国人惊吓了一把，几个城市的房价假装跌了一下，很快就回升，并没有伤筋动骨。我大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就承接了全球的基础制造业，并由此发展出相对完备的基础制造产业链，从原材料冶炼、基础加工一直到基础装配，我大中国都发展出了丰富的企业集群。这样比较起来，新世纪的前十年，我兴旺发达的中国经济，真是要比焦头烂额的美国经济高出好几个档次。在这十年里，我大中国国民扬眉吐气，在金融海啸期间甚至还财大气粗的尝试救助美国，显得格外的有面子。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房地产泡沫的坑永远都在那里，每隔10年都会有一个新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兴高采烈的主动跳进去。1980年代是日本，1990年代的时候是香港+东南亚，2000年之后是美国，到了2010年之后，终于轮到了中国。
在美国那边，2010年之后整个国家的风气为之一变，金融机构受到了日益严格的监管，不允许再将资金毫无节制的投入地产或其它泡沫领域。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2010年6月，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老爷发布了划时代的苹果4代手机，就此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信息时代的全新革命：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此到来！
（震撼人心的苹果4发布会）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互联网这个东西与普通人类的日常生活一直若即若离，远没有达到渗透到日常起居的程度。使用电脑上网，无论是台式机还是轻便的手提电脑，总归是有着天然的隔离感。然而天才的乔布斯将手机智能化，与互联网捆绑起来，自此实现了互联网与人类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随时随地打开手机就能上网，拍照发推特，在朋友圈里相互点赞，分享自己每时每刻的生活，吃饭之前先用手机轰炸一轮，成为了新时代人类的典型生活方式。中国的年轻人虽然发不了推特，但是微博微信之类的用起来一样顺手得很，苹果手机在中国的普及程度甚至比美国还高。移动互联网终于算是给整个信息行业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各种随身智能设备蓬勃发展起来，美国经济就此重获新生。然而奥巴马总统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启动基础制造业重回美国的计划，并突破其国内莫名其妙的环保限制，大量开采美国丰富的石油气资源，将美国从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石油出口国。如此双管齐下的结果，2009年1月奥巴马刚上任时美国失业率高达10%，到2017年1月奥巴马离任时，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4.7%。这真是一个耀眼的成绩。
然而，在中国这边，2010年之后，我们一步步的掉进了地产泡沫的坑里。到2018年，地产泡沫已经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到了现在这一刻，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最高等级战略的程度。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川普总统已经发起了与我国之间的最广泛的贸易战，双方互加关税，毫不退让。然而，这场贸易战的实质，其实是一场关于人心的决战。人心的向背，将决定这场贸易战的最终胜负。请期待下篇：决战人心。
下篇——决战人心
首先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基本概念：我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到底已经膨胀到了什么地步；城镇居民在购房上的投入，已经占到其收入的多大比例。唯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大中国在贸易战的威胁之下，经济局势到底有多险恶。注意，你们接下来将要经受一场数据浪潮的冲击，不过你们无须认真的阅读下列数据表中的每一个的数据，我将会对表格中的数据规律予以详尽说明。
首先要放上来的，是1990年至2018年6月的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支数据表。这份表格不仅是列举我国国民的历年收支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扣减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人均收支结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由于人均消费性支出收据仅包含居民为了生存必须的衣食住行医教育（这里的“住”指的是居住直接居住，比如物业水电支出或租房支出，不包含购房按揭类支出）的支出，不包含奢侈型消费和购房支出，因此所有这类高端消费，都指着人均收支结余了。
上述表格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特征：1998年-2001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增幅都很低，这是由于当时效率低下的国营经济遭遇重大困难，被迫启动千万工人大下岗，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因此丧失增长性。此后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经济大舞台，承接了全球的基础制造业转移，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基础工业品基地，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与日俱增，年增幅基本上都维持在10%以上。然而2013年之后风云突变，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增幅都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幅仅5.9%，2018年上半年也只有6.8%（12745/11931），这当然意味着消费降级。
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1998年我国开启商品房地产改革至今的宏观房地产市场数据。我在下表中做了一个简单的数据模型：我假设所有的商品房均为三成首付，20年等额还本，购房利率统一设置为6%，由此推算每年的城镇居民购房总支出。注意两点，第一，这里的统计口径为完成了房管局登记备案的商品房销售数据，事实上从2017年开始，大量的已售商品房由于限签因素，无法完成备案，但城镇居民已经事实上支付了首付。因此2017年及2018年的数据存在一定的低估。第二，我这里直接使用的“商品房”而不是“商品住宅”的数据，这是因为住宅销售额占商品房总销售额的比值超过85%，且剩下的用于销售的物业形态中，商铺的买家主要是居民个人，写字楼的买家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居民个人，整体而言，超过9成的商品房卖给了城镇居民个人，以公司名义购买的物业比例极小。
按惯例，对上述购房总支出做一个简单的验算：1998年至2018年6月的商品房销售额合计91.54万亿，居民还本额合计43.69万亿，两者扣减，就能得出城镇居民的购房总负债规模：91.54-43.69=47.85万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截至2018年6月底，城镇居民总贷款余额为44.13万亿，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是购房类贷款，消费类贷款规模极小。此外，根据建设部数据，截至2017年底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为4.51万亿，考虑到近5年来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规模的年增额约5-7千亿，估算今年6月底的数据为4.8万亿，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数据出入，如此合计，居民总贷款余额为44.13+4.8=48.93万亿。这个数据与前述表格中的推算数据之间的差异仅2.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两个数据相互印证，说明前述表格中的计算方式是成立的，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以上述居民购房支出表中的年度支出数据，去除以居民历年的年度收支结余数据，我们就能计算出居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了。这个购房负担率一旦超过100%，就意味着居民手里的盈余资金全部被房地产市场吞噬了。为了买房，居民下一步就只能是压缩必要的生存支出，形成消费降级。
计算出来的结果一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我大中国国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水平，在2010年达到80%，此后，在连续的房地产调控之下出现震荡，到2015年依然维持在84.5%的水平。这说明这些年的房地产调控其实起到了作用，居民的购房冲动得到了抑制。然而调控的结果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减，2015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降幅高达22%，所以到2016年初我国就放弃调控，开始启动“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此后居民的年度购房负担率剧烈增长，2016年和2017年都在95%左右，到了2018年上半年，这个数据出现了暴增，达到了110.6%！居民的当年度收支结余全部都要拿去买房，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居民必须要动用他们的棺材本，也就是使用历年积累的储蓄来偿还购房支出，这就是“六个钱包”说法的由来。2018年上半年居民80%的棺材本都已拿来购房，六个钱包已经被压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仅仅两成的棺材本，在我们这个负福利国家来说，必须拿来预防生老病死等等各种意外，是万万不能动用的。如果放纵房地产继续吞噬居民的棺材本，造成居民的现金流断裂，那是要出大问题的。第二，消费降级，已经是经济上的必然趋势，也一定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上体现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的历史演变。
2004年-2012年，是我大中国消费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我大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幅约20%，此后，伴随着我大中国的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消费增幅逐年下降，到今年7月份已经下降到仅4.4%（21.08万亿/20.2万亿）。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就现在这种惨淡的增幅，还是由于城市化在继续，每年新增的城镇常住人口约2千万左右，2018年上半年城镇常住人口的人均消费性支出12745元，而同期农民的消费性支出仅5806元，城镇人口的消费能力是农民的2.2倍，不过最近我国开始表现出逆城市化的趋势，重点城市都在有意无意的驱使低收入人群回乡，这意味着消费增速将会加速萎缩。我这里给出一组代表性的销售数据供各位参考：2018年7月份轿车销量80.9万辆，同比增长-3.8%，环比增长-7.0%；SUV方面，7月销量63.9万辆，同比增长-6.9%，环比增长-6.9%。家用汽车销量往往被视为消费的先导数据，汽车销售陷入萎缩，一般都是经济萧条的起点，整个消费市场都将陷入真正的萎缩。
然而与此同时，从2013年开始维持的物价平稳状态开始改变，今年以来的零售物价指数开始提升，截至7月底已经达到1.7%，今年极有可能突破2%。这与上游的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原材料价格持续暴涨有关，原料价格的上涨总归是要传导到下游最终消费品领域的。这还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在居民已经无力消费的同时，物价终于涨了起来，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滞涨。
消费是经济最核心的动力，消费增速陷入萎靡状态，经济增长动力就丧失了一大半。与此同时，房地产泡沫对实业的冲击作用，也逐渐体现了出来。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房价暴涨除了吞噬居民财富压缩消费，对实业造成间接打击之余，它还会推高房租，大幅提升企业的经营成本，对实业形成直接打击，最终形成驱赶实业的恶果。这种现象，可以在下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演变表中得到完整的体现。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大增，而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投资增幅长期超过固投总增幅，是为拉动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2013年之后，伴随着房价的持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此前的高于20%剧烈萎缩，到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绝对值增速已经只剩下5.9%，乃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值。我这里稍微说句题外话，本文中的所有增幅数据都是绝对值增速，是与去年的数据直接相除得出的数据，而我大中国统计局发明了一套只有超级赛亚人才能看懂的除法，有着神奇的数据调整因子，比如2017年统计局宣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7.2%，反正也没人能看懂这到底是怎么除出来的，所以我在这里也不予以引用。学会自己除一下，乃是在我大中国成为知名经济学家的不二法门，特此提醒！言归正传，到了2018年，投资增速继续下滑，1-7月的投资增速已经只剩下5.5%（355798/337409）。而2013年以来固投增幅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投资增速的剧烈下滑，2013年为16.5%，到2017年，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只剩下1.7%，2018年1-7月也只有3.9%，萎缩幅度远大于整个固投增幅的萎缩幅度。当然，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一直保持着相对高速的增长。从1998年启动商品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也只有201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在持续调控之下萎缩，造成当年度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只有1.0%，但是政府马上就受不了了，从第二年开始就启动地产去库存，将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拉了上来，2016年和2017年的增幅都达到7%，2018年1-7月更是达到了10.2%（65886/59761）。中国经济弃实业而重地产泡沫的顶层政策倾向，在上述数据演变的轨迹中，清晰可见，根本就无从掩饰。
与此同时，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外资投资中国的欲望当然在迅速减弱，对外贸易数据当然也越来越难看，我大中国挣外汇的能力，当然也在迅速下降。下表列出了2000年以来我国在外贸和投资领域的全部外资相关数据，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大图好好看看。最重要的是最右侧的汇总数据，也是我大中国当年度挣到的外资总额。注意，下表中的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为外汇管理局，货物贸易数据来源为海关，外资投资数据来源为商务部。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当年度我国吸纳外资净值为633亿美元。到2015年，我国吸纳外资的规模达到峰值的3957亿美元，此后伴随着美联储加息缩表，促使美元回流，我国吸纳外资的规模就随之进入了下滑通道。2016年下降到2203亿美元，2017年下降到1798亿美元。到今年情况更加恶化，在贸易战的现实威胁之下，今年一季度出现了负值，净流出165亿美元，截至6月底的数据也仅仅只剩下15亿。这已经完全谈不上外资流入了。必须注意的是，上半年为了提前应对贸易战，有大量的贸易商提前完成了进出口贸易，这事实上极大的提高今年上半年的货物贸易顺差，下半年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必将会大幅下滑，并导致整体的吸纳外资的能力进一步削弱。今年我国在吸纳外资一项上出现整体上的净流出情况，估计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这么总结起来看，在地产泡沫的冲击之下，我大中国的消费与投资本来就丧失了增长性，祸不单行的是，川普适时发起的贸易战，将我国挣外汇顺差的能力都剥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全部散架。在这场贸易战面前，怎么看，我国都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目前我大中国的应对措施已经渐渐明确：重启地方政府的大基建模式，以勉力维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单单7-8月份的地方债新增发行规模就超过1万亿人民币了，按现在的势头，预计后续还会有两万亿的新增地方债规模。然而我大中国地方政府本来就债务缠身，本来就已经到了连利息都还不上的程度了，这就是去年下半年财政部和发改委联手封堵地方基建，严查地铁轨道建设的原因。现在指望地方财政突然就宽松起来，重新拥有借债还息的能力，根本就不现实。如果最后由中央政府兜底，以行政命令要求央行直接印钱，帮助地方政府还债，那就是事实上的QE，量化宽松，就我大中国的货币信用状况，必定会导致一场灾难。
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办？难道面对美国步步紧逼的攻势，我们只能屈辱求饶了吗？除了自杀式的重启借债基建模式，难道我们只能一步步的看着实业萎靡失业率暴涨汇率扑街房价暴跌吗？我们只能看着流民四起社会动荡底层绝望的国民启动互害模式吗？我们真的不能做点什么，来逆转现在的局面吗？
在第一章，老蛮我详细阐述了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的根源，在于美国信息产业的兴起，击溃了日本看似先进的制造业；在第二章讲述了1998年东南亚地产泡沫的破灭，则是源起于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兴起，吸走的外资投机资金；至于2008年美国地产泡沫的破灭，则是由于当时美国金融界借钱给一贫如洗的穷人零首付买房，最后他们根本就还不起债导致坏账连锁爆发。这些因素，在今时今日的中美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我大中国根本就没有零首付这一说，这么多年来，除了极个别的地区可以通过高评高贷降低首付，整体来说三成首付制度执行的非常好。买房者也基本上都有固定收入，提供假收入证明的当然也有，毕竟也不是主流。真正可恐惧的，就是新兴产业冲击中国。
然而，某种新兴的、能够吸纳全球资金积极参与的产业，还没有诞生。新能源现在基本上都是骗局，无论是风电、新型电池乃至电动车，全都没有啥革命性的技术突破。量子技术领域毫无进展。随身核能源设备至今唯有在漫威的电影里看到钢铁侠在使用，真实世界的人类能够发展出这种技术的可能性为零，甚至低于零。至于从1985年之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技术，也已经发展到了瓶颈状态，到了移动互联之后就没有了突破方向。所以美国固然通过加息缩表，促使美元回流，但是回流之后的美元其实也是无所事事，唯有炒炒美股买买美债而已。于是美股没事就创下新高，美债利率也一直维持在低位。
为了给回流资金找出路，美国政府的办法是力促实体制造企业回流。奥巴马政府还讲脸面，只是喊喊回流口号。特朗普政府已经撕破脸了，一方面启动全面性的减税，将企业税率从35%大幅下降到20%；另一方面，则对那些依然将产能布局到国外的企业口诛笔伐，特朗普甚至亲自上阵，在推特上对外迁的企业破口大骂。在这样的背景下，连苹果公司都开始实施产业回归计划，为苹果代工的富士康也已经将部分产能搬到美国，为美国提供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作岗位。到今年8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了3.9%，算得上是美国历史上最闪亮的失业率数据。然而特朗普政府依然不满足。实体企业的回流美国还没形成规模，还只是小打小闹。更关键的是：现在看起来很漂亮的失业率，是建立在史上最低的劳动力参与率（愿意参加工作的成年人比例。美国的失业率计算方式为：有工作者/愿意参加工作者）基础之上的。2000-2008年的时候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维持在66-68%之间，扣除老人以及病弱，这还算是一个正常的数值，此后这个数据就调头往下，到2018年已经下降到了62%。这表明近10年来，虽然美国的失业率逐年下降，但是美国成年人口的工作意愿不足，事实上的新增工作岗位，依然不足。
这么看起来，中美的核心矛盾，就是实体制造业的最终归属。要么就留在中国，以支撑地产泡沫之下脆弱的中国经济；要么就回归美国，以提升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经济面临重大危机的当口，美国经济将因此被推升到真正的盛世状态，特朗普总统也将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没有之一。
在美国那边来说，能做的准备都已经做了：大幅减税，石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这都是为了给生产企业降成本。同时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大幅提升关税，降低在中国设厂的美资企业的利润，逼迫其回流。美国这段时间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以及整个共和党，都将为美国带来了多少回流企业创造了多少工作岗位放在竞选宣传的首位，视之为最高的政绩。而在中国这边，真正能够挽留实体制造业的措施，一个都没有看到！减税？口号这几年确实是喊得震天响，但是年年都是税收增速大幅超过GDP增速，今年1-7月的税收增幅高达14%。最近又玩出社保费用由税局统一征收的新花样，相当于变相加税。与此同时，我国还要以环保为名，发起一轮又一轮的企业清洗运动，直接关停民营企业，并且没有任何申诉或者复工途径。
我大中国国民，本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吃苦耐劳，最愿意挣辛苦钱的人类。即便是地产泡沫的冲击之下，实业老板辛苦十年，比不上一个打工仔买套房挣的钱多，但是依然有着一批数量巨大的实业老板们，含辛茹苦兢兢业业无怨无悔的工作。对中国经济来说，最可怕的事，并不是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是实业老板们丧失信心，放弃实业。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结局，会比1990年的日本以及1998年的东南亚四国惨烈得多。
既然核心矛盾已经确定，那么我们的应对方式，就很明确了：给制造企业定向减税，减税幅度至少应达到30%以上。现在我国的税收征缴体制已经很完善了，已经可以很容易的区分企业性质进行征税了。单独对制造企业减税，也并不会带来整个国家财政的动荡。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总税负为50940亿，总利润为71921亿（原谅我只能使用2016年的数据，因为2017年之后制造企业的税负数据就不公布了）。从这种数据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税收只占当年度全国税收总收入的39%（50940亿/130354亿），将工业企业税负全面下调30%，也就是减少15282亿，全国税收降幅也只有11.7%，还远远达不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如果想要弥补这种税收损失，还可以给地产行业增税，2016年中国房地产企业直接缴纳的税收总额约2.4万亿，再增加个3、5千亿应该也不难。最关键的是，二手房交易中的居民个人所得税，其实一直都没有真正予以征缴。如果这一笔税全面开征，取消所有的减免规定，只要是二手房交易的增值部分就必须缴纳个税，并且可以按照增值比例建立级差征缴制度，增值50%的部分征缴20%，增值一倍的部分征缴50%，就这已经足以弥补全部税收损失了，而且这种征收手段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一定比目前引发巨大争议又迟迟不敢出台的所谓房地产税的效果要好得多。并且，个税只有在炒房盈利时才会发生，对于真正的购房刚需来说，并不会发生负面作用，不至于发生房地产税这样的误伤。
而针对制造业减税，单单就这一笔30%的减负，就可以为工业企业增加21.2%的利润，无疑这将会给实业老板们带来巨大的经营动力。当这个国家真正启动专门针对实业企业的减税措施之后，整个社会无疑也将会逐渐形成尊重实业的风气。同时，在行政层面上，对于地方政府做出的无故关停实业企业的行为，一经查实，立刻撤掉地方主官的职。只要有一宗案例，就足以扭转地方政府藐视实业的作风。如此双管齐下，制造企业主的人心就能安定，我大中国有了实业作为底气，就有了与美国继续对抗下去的基础。未来的胜负固然还难以预料，至少也有了一战的机会。
然而，如果我们坚决拒绝针对制造业的定向减税，却毫无逻辑的选择政府借债搞基建的路子，这除了将我大中国引导到金圆券的老路上，没有别的可能性。这一次，在中美贸易战的威逼之下，我们已经没有试错的机会了。今年以来我大中国的制造业情况已经相当惨淡了。1-7月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规模39038亿，较2017年同期的42481亿，降幅高达9.2%。当然，国家统计局发明了一种新算法，他们把去年还在规模以上的总盘子里但是今年消失了的企业，从去年的盘子里踢了出去，强行宣布去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其实为33330亿，由此得出我国今年的工业利润增幅为17.1%。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罢了，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顺带说一下，从总盘子里消失了的企业数量是多少呢？2017年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379887家，今年7月份为373939家，一年时间下来，5948家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不见了。
就现在这样的状况，继续拖延下去，让企业主的心继续寒下去，让规模企业继续这么消失下去，我大中国的失业潮是可以预见的。在城镇居民的现金流完全被房地产吞噬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应对失业潮的冲击的。这将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失业潮将会带来房地产断供潮和抛售潮，带来物业价格的崩塌。要知道今天我大中国三分之一的银行贷款都是居民购房类贷款，至于企业贷款最终流入地产开发领域的数额，更是难以估量，整体来说，我国至少六成以上银行贷款锁死在房地产领域，与东南亚金融风暴发作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一旦地产市场崩塌，带来的金融风险，是我大中国无法承受的。
既然已经无可选择，既然定向减税已经是唯一的选择，背水一战已经成为了不得不为的事，无论怎么看怎么想，都没有了别的退路，那么，剩下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大中国会将这种定向减税措施推上台面。正如解说中国足球最常见的一句话：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大中国政府不能尽快以减税作为突破口，收拾人心的话，这场贸易战，我国一定是彻彻底底的输家。而如果定向减税措施真的能够出台的话，那么，我们就还有一战之力，就还有时间和余力，跟美国见招拆招，寄希望于时间能够化解地产泡沫问题。更关键的是：定向减税也并不会伤及我大中国的财政根本，向地产领域定向加税已经可以弥补绝大部分财政收入损失。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如果连这最后的一条路，我大中国都不愿意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看着人心破碎，伴随着贸易战逐步升级，各路资金夺路而逃，并最终迎来长期的黑暗。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人类往往都会在历史的紧要关口，做出错误的选择。定向减税这种对国家来说一本万利的事，由于不能给顶层的权贵带去实际的利益，在操作上又很是麻烦，会徒增相当多的工作量，甚至有可能因此得罪相当多的既得利益团体，因此我大中国的决策群体，对这样更富有可行性的建议，一般来说，也都会选择视而不见。鼓动地方政府借债搞基建多舒服啊，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还可以寻租，各大利益团体都相当满意，这才是符合我大中国国情的危机解决措施嘛。至于以定向减税凝聚人心这种事，哪有什么实施价值嘛。这么想起来，对那个更可能发生的黑暗结局，老蛮我唯一想说的，就只剩下我经常说起的这一句：我的读者们啊，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放弃对光明的希望。即便是在黑暗之中，你们也要睁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