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設想的書名是「當我十二歲」（When I Was Twelve），出版社的編輯感覺名字不太顯眼，決定以封面那張我帶紅領巾的照片命名。帶紅領巾表示我們是「真正的信仰者」（True Believer），從少先隊到青年團，18歲以後參加共產黨。我當時全心全意地愛國家愛黨和領袖，所以是真正的信仰者。我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不算什麼，其他家庭有太多更慘的故事。作家鄭念曾出版自傳「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回憶在文革中的遭遇。她寫了一個外企高級管理人員家屬怎麼遭到迫害。我的書寫一個12歲小孩的故事，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寫文革，多方面地還原文化大革命，讓大家了解更全面一些。
為什麼想寫一本回憶錄，寫書的過程有什麼故事？
小的時候我喜歡表演，還會拉手風琴，就去報考文工團，每次都在政審這一關被淘汰。我第一次想寫書在1976年，正在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我在面試前幾個星期收到區裡來信，不許參加考試。我的親戚帶我去找一位區領導的司機，希望透過這層關係得到領導的批准。那天晚上下著大雨，我和親戚在司機住的村裡挨家挨戶找，最後也沒有找到。我在雨中撐著傘，過去十年的回憶一下子湧上來，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我還是不能追求夢想，那天我就發誓，要把自己的故事寫下來。後來我進入師範學校，成為一名老師，又過了幾年就出國留學了。剛到美國時很困難，我為一個美國家庭做家務。這對夫婦了解了我在中國的生活後，有一天送給我一本「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在書上寫著，「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讀到蔣吉麗的日記」。我在寫書前特意沒有去看其他文革的故事，因為不想受別人的影響，就想依靠自己的記憶。到美國最初幾年英文不好，學業壓力也大，每天讀書到凌晨，沒有時間寫書。直到畢業後我開始在一家旅館集團工作，有一天秘書問我：「吉麗你怎麼不是小腳啊？」我當時很吃驚，怎麼美國人對中國了解這麼少？這件事也堅定我寫書的決心，用一年多時間完成「帶紅領巾的女孩」草稿。我最初用中文寫「帶紅領巾的女孩」，再翻譯成英文。聽別人說圖書館有一本書，里面有所有出版社的地址和聯繫方式，我就選了20個比較大的出版社。那時我很無知，不知道有些出版社只出教科書，有些只出宗教書。我把「帶紅領巾的女孩」寄給這些出版社，每一個回信都說「No」。大概有五六個出版社認為故事很吸引人，不過需要精簡三分之一，英文也需要改進，我就把草稿放到一邊。五年後我開始修改，並找到一個會中文的美國人幫我，用一年多的時間修改，再送出去，一下子得到五個出版社的認可。最終我選擇了HarperCollins出版社，因為這家出版社的編輯是一位朝鮮人。她給我寫了一封長信，說她的父母也是移民。我覺得她可能更理解我的故事。
https://www.pressreader.com/usa/world-journal-san-francisco/20160710/282333974237776
蔣吉麗回憶文革那些事 「戴紅領巾的女孩」成為美國學生的必修讀物
World Journal (San Francisco)10 Jul 20161966 5 16」， ， 「， 20」（文革的必修讀物。記者問：蔣吉麗答：「 。50。問：答：問：答：問：答：問：答：問：答：
記者 「戴紅領巾的女孩」講的是您在文革中的故事，可以介紹一下這段經歷嗎？
我的祖父是商人和地主，在我爸爸七歲時就去世了。因為家庭成分問題，文革開始後，在上海文藝單位工作的爸爸受到牽連，理由是他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用的是地主的錢。當時上海文藝單位搞得很厲害，爸爸被隔離，媽媽被審查，奶奶因為是「地主婆」被懲罰掃地。我們家也在文革中被抄家。1966年5月開始文革，紅衛兵7、8月份就開始「抄四舊」，我們每天都能聽到紅衛兵敲鑼打鼓到弄堂裡來抄家。奶奶每天帶著我和弟弟妹妹躲到公園。我爸爸以前是地下黨，他和奶奶約定，每天在陽台上放一個拖把。如果紅衛兵來抄家，就假裝把水打翻，拿拖把拖一拖。奶奶要是看到陽台上的拖把不在，就能知道紅衛兵正在家裡，就不要進屋。第一次被抄家是在半夜，紅衛兵先是到同樓的親戚家抄，把家中的瓷器摔個粉碎，堆滿了大半個水池。我們關上燈躲在家裡，一邊聽乒令乓啷砸瓷器聲，一邊想會不會來我們家。過了半夜，紅衛兵來敲我家的門，說是要「帶抄」（順帶抄家），也沒有什麼正式的手續。當時我心裡想，抄就抄吧，抄完就過去了，每天等著也很難過。第一次抄家沒有什麼，因為很普遍。第二次抄家在兩年以後，爸爸已經被隔離。他有一個很熟悉的同事姓吳，和我媽媽一起給上面寫了一封信，反映劇院裡打人很厲害，已經死了幾個人。那時家裡沒有電話，接電話都要去弄堂口的電話間。那天媽媽被叫去接電話，然後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家，邊進門邊叫，「劇團來抄家了，快！快把那封信藏起來。」原來是這個姓吳的同事在劇院看到革命造反派的卡車開向我家，趕緊打電話通知把信藏起來。我們嚇得要命，把信藏到了小貓拉屎的煤灰盆裡。我妹妹的同學當時正在我家玩，看到這情景跑去告訴了弄堂裡的革委會有封信。這次抄家很厲害，紅衛兵在陽台上掛起劇場的大燈，照得非常亮，大半個弄堂都被看熱鬧的鄰居塞滿了。這時，弄堂裡的革委會有人來，告訴劇團的造反派我們藏起了信，造反派逼我們把信交出來，還讓我奶奶跪下來。最後，信還是給他們發現了。抄家的早上三點才離開，此時家裡已經空空如也，連床都帶走了，剩下一堆衣服放在地板正中間，那一天很漫長。爸爸被認定為地主以後，就成了「敵人」，被送到農村去了。這之前，劇團造反派還來到我的學校，讓我到批鬥會上揭發爸 爸。劇團黨支部書記是個女人。她的女兒在批鬥會上不僅揭發自己的媽媽，還打了一個耳光，因為這個女兒痛恨媽媽反對毛主席，打耳光時用力過大，在台上轉了一圈。 劇團的人就用這樣的例子給我壓力。過了幾天，看我沒有行動，他們又來，並叫上我的弟弟妹妹，向我們三人一起施壓。直到上面批下來我爸爸是地主，也就是說成了「死老虎」，不再需要揭發了，我們才逃過這一關。
為什麼起名Red Scarf Girl （戴紅領巾的女孩）？
我最早設想的書名是「當我十二歲」（When I Was Twelve），出版社的編輯感覺名字不太顯眼，決定以封面那張我帶紅領巾的照片命名。帶紅領巾表示我們是「真正的信仰者」（True Believer），從少先隊到青年團，18歲以後參加共產黨。我當時全心全意地愛國家愛黨和領袖，所以是真正的信仰者。我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不算什麼，其他家庭有太多更慘的故事。作家鄭念曾出版自傳「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回憶在文革中的遭遇。她寫了一個外企高級管理人員家屬怎麼遭到迫害。我的書寫一個12歲小孩的故事，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寫文革，多方面地還原文化大革命，讓大家了解更全面一些。
為什麼想寫一本回憶錄，寫書的過程有什麼故事？
小的時候我喜歡表演，還會拉手風琴，就去報考文工團，每次都在政審這一關被淘汰。我第一次想寫書在1976年，正在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我在面試前幾個星期收到區裡來信，不許參加考試。我的親戚帶我去找一位區領導的司機，希望透過這層關係得到領導的批准。那天晚上下著大雨，我和親戚在司機住的村裡挨家挨戶找，最後也沒有找到。我在雨中撐著傘，過去十年的回憶一下子湧上來，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我還是不能追求夢想，那天我就發誓，要把自己的故事寫下來。後來我進入師範學校，成為一名老師，又過了幾年就出國留學了。剛到美國時很困難，我為一個美國家庭做家務。這對夫婦了解了我在中國的生活後，有一天送給我一本「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在書上寫著，「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讀到蔣吉麗的日記」。我在寫書前特意沒有去看其他文革的故事，因為不想受別人的影響，就想依靠自己的記憶。到美國最初幾年英文不好，學業壓力也大，每天讀書到凌晨，沒有時間寫書。直到畢業後我開始在一家旅館集團工作，有一天秘書問我：「吉麗你怎麼不是小腳啊？」我當時很吃驚，怎麼美國人對中國了解這麼少？這件事也堅定我寫書的決心，用一年多時間完成「帶紅領巾的女孩」草稿。我最初用中文寫「帶紅領巾的女孩」，再翻譯成英文。聽別人說圖書館有一本書，里面有所有出版社的地址和聯繫方式，我就選了20個比較大的出版社。那時我很無知，不知道有些出版社只出教科書，有些只出宗教書。我把「帶紅領巾的女孩」寄給這些出版社，每一個回信都說「No」。大概有五六個出版社認為故事很吸引人，不過需要精簡三分之一，英文也需要改進，我就把草稿放到一邊。五年後我開始修改，並找到一個會中文的美國人幫我，用一年多的時間修改，再送出去，一下子得到五個出版社的認可。最終我選擇了HarperCollins出版社，因為這家出版社的編輯是一位朝鮮人。她給我寫了一封長信，說她的父母也是移民。我覺得她可能更理解我的故事。
當時我沒有想到這本書一賣就是20年，被很多學校採用。美國中學在6、7年級要學中國歷史，文化大革命是一部分。
到學校演講時，學生有提出什麼古怪的問題麼？
學生們會根據我的書做projects，例如模仿文革的情景寫大字報，或是用硬板紙製作批鬥的場景。很多美國學生關心，為什麼那麼多人相信毛澤東？文革不是說有錢有地位的人是壞的，為什麼地位最高的毛澤東沒有被批鬥？ 也有學生讓我比較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或是文革是否會在美國發生？我說：「希望你們不要認為只有中國，只有共產主義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學歷史 要透過表面，看到事物的本質。比如，美國確實很好，生活富有也很自由，對移民很慷慨。但我在美國生活了30多年，越來越了解這個國家有很多問題。新奧爾良颶風後，我到那裡做義工，看到很多黑人家庭非常艱苦。美國號稱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怎麼可以讓那麼多人生活在掙扎中？還有，文革中我們盲目地崇拜領袖，因為信息的封閉，我們每天只聽到歌頌領袖的洗腦宣傳，所以相信了。但類似的情況美國也會發生。比如美國去打伊拉克前，一直說那裡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沒有其他信息，只能相信政府，結果根本沒有這回事。所以，信息絕對重要。還有，911發生以後，國會通過「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政府如果認為你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就可以把你隔離起來，不讓你見家人和律師，這和美國崇尚的民主、人權的法律大相徑庭啊！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因為這些人被貼上「和恐怖份子有關」的標籤。而中國在文革時可以恣意迫害人，就是因為這些人被貼上「反動」 「剝削階級」的標籤。一旦把人貼上標籤，然後一切做法都合理化，是最危險的，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時代。所以我們學歷史，就是要提高警惕。我還和學生們說：「剛來美國時候我覺得年輕人太幸福了，現在我體會到你們也有很多掙扎，例如家庭問題、學校壓力、毒品暴力等等。你們有自己的壓力，我年輕時也有我的，希望你們看了這本書，用自己的思考做出正確的決定，不要人云亦云。」有些來自華裔家庭的學生問我，為什麼中國人都不願意談文革？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曾被朋友批評讓家醜外揚，不應該把中國文革告訴外國人。我堅信，如果現代人不知道曾經發生的悲劇，不知道為何產生這樣的悲劇，就有可能重復歷史的悲劇。文革的發生，領袖和政府當然要負責。領袖是人，有其局限性，所以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將來完全靠在領袖身上，而要建立完整的政治體制，防止政權的過度集中。但是，我也開始反思，一般的老百姓是不是也有責任？紅衛兵是被利用了，被洗腦了，但沒人教你如何去糟蹋人，讓受審者生不如死，很多時候，是我們老百姓自己發揮的。像我父親劇團的造反派，把銅球放在手套裏面，打耳光時會更重、更痛。我越來越相信，每個人心裡都有陰暗的東西，我們要了解，在什麼情況下，這些陰暗的東西會冒出來、爆發，我們又如何制止、防止這些陰暗的東西爆發，這是最重要的。
在您看來，文革對中國有什麼正面的影響？
從文革過來的人比較堅強。文革也讓我們開始獨立思考，之前我們從未懷疑過政府，林彪事件是第一次，像核爆一樣震撼。毛主席不是高人一等，事事都能看清楚嗎？為什麼選的接班人要害他？哦，中央裡竟然也有分歧、有鬥爭。從那時開始，我們的思維開始比較獨立，用懷疑的態度看問題。
如何看到當今中國對文革的反思，文革50周年卻沒有任何紀念活動？
我覺得很遺憾。現在中國的年輕人不了解文革的傷害，學校的教科書只有不到一頁的內容。孩子們知道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卻不知道牽涉面有多廣，當時有多恐怖。每一個國家都會發生不公正的待遇，但文革牽扯百千萬人，如果不知道傷害的程度，就沒有警惕可言。我也理解政府害怕負面的過去會影響政權穩定的擔心。政府承認文革是十年浩劫，但他們到現在也不敢碰這塊傷疤，希望大家忘了這段歷史。這是一個嚴重的失誤，如果一直不講，社會就會淡忘，也無法防止文革再次發生。也許等到政權比較穩定的時候，他們會重新反思，我想自己能等到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