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週年

文革八問（上）：為什麼發生，為什麼蔓延，為什麼失敗

歷史不只是「發生了什麼」的知識，更是「為什麼會發生」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經充分反思，會在當下不斷延續、迴響。

端傳媒記者鄒思聰發自香港

半個世紀後，「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仍然是危險話題，官方盡力淡化迴避，民間爭議則撕扯着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之於中國，一如法國大革命之於法國。

直到法國大革命結束160年後，法國公民仍然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舊制度或是大革命。直到二戰結束後，法國大革命才在法國政治中消失了，因為無論左右，終於有了共同底線，在自由與平等、歷史與現實間不再有根本分歧。終於，圍繞着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所展開的任何辯論，都不再包含政治利害關係，也不再包含巨大的心理投資。

這是法國大革命史家傅勒描述的後大革命時代的法國，「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之後，它就從社會論戰領域轉移到學者討論的領域中去。」

歷史學家雷頤將這段話反向論述，「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它就註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於『社會論戰領域』，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

已經過去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仍然處在「社會論戰領域」的公共話題，雖然官方對其「早有定論」，並且不斷迴避──但五十年之際的種種古怪現狀，從任志強遭遇的「十日文革」官媒大批判，到「五二紅歌會」在人民大會堂高調演出引發的巨大社會憂慮，都讓「文化大革命」的幽靈，閃爍浮現。

而在社會領域，文化大革命一邊被徹底批判，一邊又被不斷追憶，由於歷史研究在國內長期遭到限制，出版、教育、報道等各個可能導致真相與共識的領域都被堵死，所以立場已是一切，事實從來欠奉，共同底線的可能則蕩然無存。

文革到底是什麼？文革從何而來？文革造成了什麼？應該如何反思文革？文革還有可能發生嗎？……

在漫長歷史與不同回憶中，端傳媒試圖提煉那些重要而困難的問題，這注定是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旅程，而嚴肅的追問，只能不斷逼近真相。

【一】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

為什麼毛澤東這位魅力型領袖，會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發動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五十年後，巨大疑問仍懸而未決，而答案可能永遠成謎。

諸多長期研究文革的史家，答案各不相同，回答端傳媒時也通常以「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爭論」開端。而有的學者則更加乾脆，直言「我不會去回答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這個問題，因為沒有意義」。

中央黨校教授、文革歷史研究專家卜偉華所著《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最受認可的專業文革史。面對這個問題，他對端傳媒說，「毛發動文革（的原因），只有毛澤東自己才清楚。別人都是根據現象推測分析。所以對於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只能根據已發生的事情和現象推論。」

民間和學界關於文革動因的推論，一直圍繞在「烏托邦社會理想說」和「權力鬥爭說」之間。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以「超極權」超越斯大林體制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為，毛想要超越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

這源於他深深不滿於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斯大林體制往往被視為官僚極權主義體制，而毛澤東直接不滿於官僚極權主義體制。

「毛看到了中共體制與斯大林體制一樣，已經完全走向了群眾反面，成為了他們的敵人，早晚有一天會被推翻，」歷史學家吳思提供了一種可能。

在吳思眼裏，毛澤東與莫斯科的關係，一直緊張微妙。而毛澤東想要超越斯大林的蘇聯，有中共革命傳統的底氣支撐──

歷史上，中共按斯大林意圖進行的革命，屢次失敗，並因此犧牲巨大。直到國共內戰快要結束之際，斯大林仍然建議國共劃江而治──但在毛澤東意志領導下的革命，卻最終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整個中國大陸。

另一方面，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做了秘密報告，發表《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徹底否定斯大林，改變斯大林路線──在毛眼中，蘇聯變色了。

為了避免中國走向蘇聯之路，毛澤東決心超越斯大林體制。於是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套全新制度。

「變色」後的蘇聯，不再是標準的官僚極權主義體制。魅力型領袖消失；嚴峻現實澆滅了意識形態理想，社會動員能力大幅下降，民眾以冷漠取代熱情，因此蘇聯進入「后極權」時代。

在「後極權」局面中，「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成為蘇共的指導思想，而赫魯曉夫則更是形象比喻道，蘇聯要帶領人民追求「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

旁觀蘇聯朝向物質化的後極權「墮落」，毛澤東深感焦慮。他同時驚訝發現，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穩定性極差，接班人問題更是這一體制的「癌症」。

此時在中國，毛本人正面臨同樣危機：他信心十足發動的「大躍進」，已被證明為大失敗──1959至1961年大饑荒導致了至少2000萬中國人死亡。在1962年中共7000人大會上，毛澤東遭遇官僚集團全面抵制，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脱離官方報告，認為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公開否定毛澤東的判斷，毛澤東不得不自我檢討。這次本來是「總結大躍進經驗」的大會，被開成了官僚集團的「出氣會」，至此毛澤東的政治經濟主張，都被邊緣化。

吳思將這一文革時期的新制度命名為「超極權」。

此後，第一線中央領導人在全國範圍內調整政策，提出「三自一包」，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以及包產到戶，在國際範圍內則提出「三和一少」，即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革命」都和平相處，儘量減少援助「世界革命」。

諸多政策與毛澤東引為社會主義正統的「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直接對抗，南轅北轍。「物質化墮落」似乎正在變得不可避免。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為，為了避免中國走向蘇聯之路，毛澤東決心超越斯大林體制。於是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套全新制度，完成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掃清原有的權勢庭院，權力調整也註定要伴隨整個過程。

在與端傳媒的訪談中，吳思將這一文革時期的新制度命名為「超極權」。

權力鬥爭說：重奪權力才是真相

與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不同，權力鬥爭說始終將權力爭奪、而非烏托邦理想置於最核心位置。1962年7000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在黨內大權旁落，居於少數。江青在文革初期明言：「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我們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1964年「四清運動」期間，劉少奇與毛澤東對運動方式多有分歧。在劉少奇對江青說「不能教條理解毛澤東思想」之後，江青向毛哭訴。她特意提及赫魯曉夫這個讓毛澤東敏感觸痛的名字，「赫魯曉夫等斯大林死了作報告。如今你還活着，他就作報告了」。在此以前，毛澤東對江青從政有所約束，而從此以後，江青高調走上政治舞台。

事實上，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已經開始準備反攻，此後數年，毛澤東及其團隊做了諸多準備，而其中最大的準備，便是「造神」。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對端傳媒分析，「在此期間，毛澤東有很多意識形態鬥爭、批判鬥爭的輿論準備，通過林彪、劉少奇等鼓吹個人崇拜。到1965年時，全國上下的個人崇拜已經非常厲害。而個人崇拜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毛澤東大展身手。」

到了1966年，反攻時機終於成熟。

持權力鬥爭說的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理想「凌空蹈虛」，而權力鬥爭則「腳踏實地」。

無論是烏托邦社會理想，還是權力鬥爭，都離不開毛澤東對其接班人的更換。

在這場黨內最高權力的角逐中，毛澤東宣稱的「抓黨內的赫魯曉夫」，「防止修正主義」等口號，看上去都難以成立。卜偉華反駁道，「所謂抓黨內的赫魯曉夫，一個反修，一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都是空洞的，實際上是針對中央一線。毛給他們加的罪名，完全是主觀的。劉少奇在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到哪一步呢？中國實行過多少資本主義？這些『帽子』很荒唐。」

而無論是烏托邦社會理想，還是權力鬥爭，都離不開毛澤東對其接班人的更換──而接班人制度，正是共產主義國家從未解決過的制度難題。

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家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認為這才是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中央主席應該由中央委員選舉產生，否則中央委員會有何用？直到今天，中共都沒有進行制度化改革，這一體制仍然潛伏着深刻危機。而文革很大程度上，就是接班危機造成的。這一難題在共產主義體制下，沒辦法取得程序性的解決方法。」在受到相關部門警告後，他要求匿名。

綜合權力鬥爭說與烏托邦理想社會說，文革研究專家、《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丁東認為，權力鬥爭與實驗理想社會，事實上對毛澤東是同一件事。

「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是更換接班人；他對林彪的『五七指示』，則是他理想社會的藍圖。他既要解決換接班人問題，拿下劉少奇，同時也要進行烏托邦實驗，把全國辦成一個大學校」，丁東告訴端傳媒。

文革到底是權力鬥爭還是烏托邦追求？或許真正答案，只有毛澤東的孤獨幽靈知曉。

「我不會回答毛為何發動文革。我關注的是他為何能成功地發動文革」。

在訪談中，卜偉華甚至認真講述了另一種可能──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很有可能是因為「有病」。

「晚年毛澤東的腦子，很可能有毛病，可能間歇性發作。但是我們沒有很多第一手材料，證明他到底病到什麼程度，對他影響有多大。」

這一判斷看上去荒謬，卻合乎邏輯。沒有任何力量約束的獨裁者，必然恣意妄為。「病夫治國」，恰恰是獨裁體制常態。因此，一位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告訴端傳媒，「我不會回答毛為何發動文革。我關注的是他為何能成功地發動文革」。

也因此，或許更值得探尋的問題是，毛澤東何以成功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右鍵開啟》專訪馬若德：文革是毛對自己和中共體制的顛覆嗎？

1966年8月12日，哈爾濱工業大學數千教職員和學生到街上慶祝毛澤東與文革支持者的第一次會面。當中有人手持「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橫額。攝影:李振盛

【二】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文革能被成功發動？

（本節由郭子健與鄒思聰合寫）

儘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形態，但是文革的成功發動，卻有着普遍的邏輯：歷史的傳統與時局的累積。

中國是否已經走出帝制？這個問題言人人殊。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能夠爆發，卻是帝制中國無法企及的目標──它需要一個遠勝於皇帝的「超凡領袖」。

在帝制時代，皇帝足夠專斷，可以焚書坑儒，大興文字獄。但皇帝專斷並不上通下達，足令眾生畏懼。皇帝與民眾相距遙遠，對皇帝的正負評價，只存在於士大夫的史書中。

民眾生活從不與皇帝緊密聯繫，對皇帝缺乏感情，很難狂熱。並且，傳統中國有成熟的道德體系──皇帝所以祭孔，是因為皇帝本身無法發明道德，只能繼承道德，無法跳出儒家的話語結構和倫理規範，這成為皇權的界限。

毛澤東卻完全不同。

在缺乏一神教傳統的東亞中國，世俗領袖承擔了上帝功能，同時佔據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成為「全能之神」。

他發明新道德，對中國傳統不屑一顧，藉助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反傳統的思潮，變叛逆為正統。同時，他借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將真共產主義者（留蘇派的王明、博古）打上教條主義標籤，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全新道德。

除此以外，他通過民族主義，以及蘇聯共同帶來的反西方力量，使自己的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大破大立，成為最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超凡領袖」。

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崇拜」，領袖變得可視可感，他與人民直接對話。在缺乏一神教傳統的東亞中國，世俗領袖承擔了上帝功能，同時佔據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成為「全能之神」──這是東亞激進「西方化」所帶來的附屬品，並被打上深深的皇權烙印。

然而，領袖何時變得「超凡」？

延安時期，紅太陽已然升起

文革史研究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大陸常用音譯麥克法夸爾）將文革起源追溯至1956年──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蘇共二十大。

馬若德認為，1956年之後，毛澤東走上激進路線，而後遭遇挫敗；同時在蘇聯，斯大林遭受批判，毛感到空前危機。此後，尤其是1957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使中共黨內民主不再，毛澤東從此成為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威，「左」傾錯誤至此暢通無阻。

馬若德盛讚中共延安時代，他認為中共在延安開創了集體領導的「延安圓桌」制度，毛與其他中共領袖在圓桌上關係平等。中國大陸官方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同樣認為1957年之後的左傾，才是毛時代錯誤的發端。

歷史學家高華並不讚同馬若德，他的研究發現：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根源恰恰始於1940年代中共延安時期。正是此時，毛澤東作為「紅太陽」迅速崛起。

即便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命運實際上取決於是否「失信於」毛澤東。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們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領袖。

全面梳理1940年代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1941年5月﹣1945年4月）之後，歷史學家高華認為，毛澤東個人權力在延安整風之後，與其他政治局成員已然高下立判。1943年，毛澤東有了新的稱號：「政治局主席」。自此之後，中共中央的決定，都需要毛澤東本人親自批准，方能傳達下發。上至以「中央」名義起草的文件，下至《人民日報》社論，毛澤東都擁有不可駁回的最終決策權。

即便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從此對毛澤東也再沒有過「對抗」，他們完全成為毛澤東陣營中人，並服從毛的意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都沒有與毛產生過路線鬥爭，抑或平等談判。他們的命運，實際上取決於是否「失信於」毛澤東。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們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領袖，皆因毛澤東的神聖權力，早已超越正常決策體制。

有了古老傳統和穩固「制度」，接下來的事情便順理成章。經歷了「大躍進」後深感挫敗的毛澤東，在1960年代全面開始自我神化：

廬山會議之後，被寄予厚望的林彪不負領袖期待，率先在軍隊裏發起「學毛著」運動，迅速推出兩個「英雄模範」雷鋒和歐陽海，在無私奉獻的動人故事中加入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頭戲；縣委書記焦裕祿則被冠以「毛澤東的好學生」光榮稱號……

此時，「朱毛紅軍」早被拋之腦後，「毛主席、劉主席」銷聲匿跡，「超凡領袖」只待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

官僚極權體制的超級動員能力

在毛澤東獲得空前聲望的背後，是一整套國家機器的支撐運轉。文化大革命雖然形態特殊，其發動方式卻毫不獨特，仍然仰賴於斯大林建立的官僚極權主義制度──在這套體制下，人人都要參與政治運動，無法逃脫。儘管對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的一種解讀恰恰是，毛不滿這種官僚極權主義制度。

1949年以來，除了著名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以外，實際上，在中共建政頭三十年中，中國大陸從城市到鄉村、從政治到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一共發動過五十五次全國範圍的政治運動，頻率達到一年兩次。每次運動，都是舉國動員，全民參加，社會驟然緊繃。

毛澤東雖然「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卻恰好利用了斯大林體制的極大動員能力，「從上到下」地成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中共沿襲斯大林極權體制，製造了一個政經高度重合、國家社會高度一元的體制。國人被編入「單位」，鎖定戶籍、確立崗位、建立人事檔案，人人難逃政治運動中的審查與批鬥，成為一個「沒有退出機制」的社會。

歷史學家雷頤告訴端傳媒，「黨國體制用計劃經濟等方式，將每個人都納入黨領導的機構與單位裏，在此種情況下，執政黨內部的鬥爭，必然會變成一個全社會的運動。」

而這一體制，在發生在重大失誤的情況下，毫無及時糾錯的能力。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文革前，很多黨員和高級幹部已經看到問題，但沒有辦法具體糾正這些錯誤，沒有途徑和制度去提出反對意見。」

因此，毛澤東雖然「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卻恰好利用了斯大林體制的極大動員能力，「從上到下」地成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17年的怨氣，導致了「奉旨造反」

文革之所以成功發動，民間憤怒綿延不絕，也離不開斯大林極權體制導致的巨大基層怨氣與仇恨。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基層幹部和民眾遭受數次政治輪替，在整人與被整中不斷轉換。土改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很有可能成為四清運動的審查對象。因此，新老幹部之間的仇恨、基層幹部與普通民眾之間的仇恨，醞釀於歷次政治運動中，在「文革」前積累到了頂點。

除此以外，文革前17年的教育體制、高度一致的意識形態、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思想改造、政治批判運動，都讓整個民間思想高度一致，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給文化大革命的失控，積累了亟待燃燒的薪柴。

「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的背後，也是「奉旨造反」的群眾報復。

1966年，處於黨國體制頂端、備受人民崇拜的「超凡領袖」毛澤東，看起來要一手毀掉斯大林極權體制，給人民真正的「民主」了。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一呼百應，文革成功發動。

此後，毛澤東批判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更是讓「造反」變得不設上限，文革於是迅速演變為難以控制的群眾運動。藉助「天下大亂」把昔日鬥過自己的官僚打翻在地，「造反有理」不啻為一道免死金牌。「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的背後，也是「奉旨造反」的群眾報復。

「但毛澤東從沒想過要給中國人民真正的民主。他不放心中國人民，他覺得放開群眾，就會產生修正主義、經濟主義。他不像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袖吉拉斯，發現自己成為新的特權階層，敢於面對自己。毛澤東一直不能真正面對馬列主義的真正問題」，漢學家潘鳴嘯告訴端傳媒。

看起來，毛澤東既不滿於高度不穩定的斯大林極權體制，又懼怕中共走向赫魯曉夫時代的「後極權」社會，但同時，他也從來不打算給人民真正的民主。

那麼，他理想中的社會到底是一副怎樣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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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19日，黑龍江雙城區，農民及以女性為主的知青「上山下鄉」，參與耕作。攝影:李振盛

【三】如果是理想，文革的初衷，曾經是一個什麼樣的理想？

當文革正式開始，毛澤東發佈「五一六」通知時，他已表達了心中理想。

在毛澤東眼裏，文革前17年所建立的國家機器，階級分明，與「舊時代」相差無幾。他於是動員怨氣十足的群眾，將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去衝擊其中的「走資派」。而他試圖建立的政權形式，是某種程度巴黎公社原型的再現：在經典的巴黎公社試驗中，民眾選拔官員，官員工資與地位與技術工人高度平等，因此可以隨時撤換。

一個在毛澤東之下的巴黎公社？

然而，毛所試圖建立的理想體制，和巴黎公社有本質差別。巴黎公社中，從來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神，而只是地位平行的官與民相互制衡──在更精確的意義上，巴黎公社中，人民在上面，官員反而隨時調整。

「但毛澤東所要建立的『超極權』制度，從一開始便把自己排除在外，他把自己作為一個原則條件而存在，這是他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毛沒有包括自己」，吳思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如此解釋毛澤東所要建立的「超極權」制度：「他不斷把民眾往上拉，把官僚往下壓，想要在自己之下，複製一個巴黎公社原則。」

作為足以發動文革的超凡領袖，毛澤東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置身於民主制度之中。成為「神」是他的自我需求，正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

如果說毛澤東用「五一六通知」打破舊官僚極權制度，從而在自己之下建立一個巴黎公社，那麼在這一原則之下，他將如何塑造整個社會？

東漢與日本經驗啟發的小農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中，描繪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會藍圖。

在這封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提到鮮為人知的東漢五斗米教，這一理想國顯然與現代社會完全背道而馳：

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人，沒有社會分工，沒有商品交換，工人種地，軍人做工，農民學軍。這一理想社會同樣沒有貨幣與市場──毛澤東一直認為文革之前17年所建立的體制「與資本主義差不多」，這樣的理想則正中下懷。

「毛的理想，誰給他進一步試驗了呢？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替毛澤東做了三年多的試驗，結果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塗。」

歷史學家雷頤告訴端傳媒，直到1975年文革快要結束之際，「毛又發動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運動，認為八級工人有八級工資制，按照技術的好壞、工齡長短，工資有高有低，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

於是，毛澤東異想天開地試圖通過不要分工、不要市場、不要交換的方式，來消滅社會差別、官民差別以及其他各種差別，讓每個人都成為「全能」而自足的人。

東漢五斗米教的具體做法，幾乎不為人知。而毛澤東的最高理想，在文革史專家丁東眼中，則是一種地道的「小農社會主義」。

「他無非就是讓大家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也不用分工，也不要去交換」，丁東告訴端傳媒，「毛的理想，誰給他進一步試驗了呢？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替毛澤東做了三年多的試驗，結果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塗。」

事實上，毛澤東在此前「大躍進」運動中，已經部分試驗了他的理想，結果以慘敗告終。丁東提到，毛澤東在其年輕之時，曾受日本「新村主義」影響，因而對農業社會主義充滿興趣，這也構成了毛澤東改革的思想根源。

只嚮往革命，卻不懂治國？

在訪談中，漢學家潘鳴嘯則回溯毛澤東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你詳細讀這篇文章，就了解毛澤東想要什麼」。

在潘鳴嘯眼裏，毛澤東在文革中重複了其年輕時代的革命經驗。

在建成一個「小農社會主義」社會的同時，毛澤東需要社會裏的每個人「學軍」，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組織。

「他非常崇拜農民暴力革命，殺人是可以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要打殺，只是讓你丟臉、侮辱你，讓你不再威風。只有革命者才有威風，他基本上一輩子都在這樣做。另一方面，他也很喜歡在延安當一個革命軍隊的領袖。在軍隊裏面沒有人反對，很多人都有共同目標，願意犧牲。毛一直都懷念這種氣氛，但是和平年代，不可能有這個氣氛。」

也因此，在建成一個「小農社會主義」社會的同時，毛澤東需要社會裏的每個人「學軍」，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組織。

「我在一些全是歷史學家的微信群中說，毛澤東的治國才能很低。他們很驚訝，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我的意思是，他對於發展國家，對於經濟根本沒有理解，他完全反對現代化」，潘鳴嘯對端傳媒解釋。和其他歷史學家一樣，潘鳴嘯承認毛澤東看到了斯大林主義極權制度的嚴重問題，但毛澤東窮其一生，也無法找到出路。

毛澤東對民主沒有真正理解，他早年讀過幾本來自蘇聯的著作，但僅此而已。他從未接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在年輕時代受到革命家李大釗的影響──而李大釗則深受俄國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

「李大釗第一個提出，中國青年要學俄國青年。俄國青年在1874年夏天都下鄉去和農民結合，這深刻影響了毛澤東。所以我在《失落的一代》一書裏也談到，俄國民粹主義，就是毛澤東搞上山下鄉的根本原因，毛根本不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潘鳴嘯進而給出統計學證據──城市知青上山下鄉的那幾年，中國城市反而一直在向農村招工。這直接證明並非城市無法提供就業崗位，而純然源於毛澤東的政治理想。

「毛沒有現代知識，缺乏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認知，也不知道中國近代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更不知道現代工業化與現代城市的管理方式。」

訪談中，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形容毛澤東，「他講話特點就是大而化之，很浪漫，很空泛」，而「毛的設想，是根據人民公社，中國古代的大同社會等很粗放的東西，從來沒有正式理論，從來沒有系統、嚴格、規範的理想。」

「毛澤東不懂如何治國」，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也說。

毛澤東終其一生，只善於革命，卻對外部世界缺乏正確理解，與此同時，又極其傲慢。他從沒現代國家理念，又不願造訪外部世界，始終在一個封閉體制內接受頂禮膜拜。

「五十年代中期後，這一代領導人不懂如何治理現代國家，一系列錯誤導致對國家治理的問題愈發嚴重。毛沒有現代知識，缺乏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認知，也不知道中國近代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更不知道現代工業化與現代城市的管理方式」，這位匿名的社科院歷史學家告訴端傳媒。

在毫無現代治國能力的基礎上，卜偉華認為，正因為毛澤東大而化之的理想，導致文革中，中共體制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

「從1966年到1976年，他沒有（一以貫之的理論），很多情況下，都是走着瞧的態度。對於文革進程來說，他也完全沒有把握。很多情況他沒有想到。所以文革原來是要搞一年半，後來是兩年、三年，最終老也結束不了。」

巴黎公社、東漢五斗米教、日本新村主義、湖南農民革命經驗、俄國民粹主義，這些零碎思潮構成了毛澤東的知識體系，形成了他的浪漫想象──那麼，「詩人治國」的結果，究竟如何？

文革實際上建立了一套怎樣的新世界？這一個世界與文革之前的體制，有何不同？

右鍵開啟》新疆戈壁「大字報」五十年後讓他們想起什麼？

1976年9月18日，哈爾濱，人民前往廣場參加當地悼念毛澤東的儀式。廣場大門前的告示版上寫有：「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以及「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攝影：李振盛

【四】但實際上，文革到底建立了一個怎樣的世界？

毛澤東設想了一個浪漫新世界，並用文革的方式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創新」。

憑藉青年時代的知識積累，與革命年代的戰爭經驗，這位「超凡領袖」顛覆整個斯大林極權體制，期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以實現其最高理想──

實際上，經過文革前三年的天下大亂和「重建秩序」後，毛澤東建立了一個怎樣的世界？他有超越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嗎？文革有實現他的平等理想嗎？

「超極權」成為「大失敗」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歷史學家吳思將文革體制概括為「超極權」體制──一個為了超越極權而建立的體制。

吳思對端傳媒解釋，毛澤東試圖改變經典極權體制的上中下（領袖、官僚體系、群眾）的三層結構，而強行下壓官僚體系，抬升群眾地位，從而建立了一個近似於三角形的結構──毛高高在上，群眾與官僚分居其下。

毛澤東將官民都變作牽線木偶，或提民鬥官，或提官壓民，使其相互制衡，相互鬥爭，「七八年再來一次」，進而永遠純潔，永無止歇。

而新的三角結構，其具體制度設計，便是1968年全國奪權成功而設立的革命委員會。

在此之上，他仍不滿足，因此給這一「三維結構」加上了時間軸──「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從而建成了「四維結構」的「超極權」體制。

革命委員會由「三結合」組成：解放軍代表、「革命」的黨政幹部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

這一結構中，在林彪大權在握之時，解放軍代表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在先後成立的29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中，一半以上「一把手」由部隊代表擔任；革命委員會的建立，要得到軍隊領導機關批准。正在籌備革委會的地區，都必須由軍隊審查批准。

而革命幹部的引入，則意味着毛澤東需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但在林彪時期，黨政幹部無法發揮真正治理作用。

群眾組織代表，也完全不依靠選舉產生──而是在「廣大革命群眾行動」中產生。因此，沒有正常制度程序產生的「群眾代表」，並沒有任何現代民主可言。

至此，毛澤東看上去成功建立了一個自己高高在上的三角結構──而在此之上，他仍不滿足，因此給這一「三維結構」加上了時間軸──「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從而建成了「四維結構」的「超極權」體制。

而在此期間，新體制會保持穩定。

在「超極權」體制下，所有階層都成為毫無安全感的失敗者，而愈發想要脫離。

「到穩定期差不多到頭，體制顯出越來越多問題，三角形的頂端──毛作為領袖就會調動官民邊長。邊長隔七八年變化，通過這種方式，保持制度活力，從而防止體制墮落，也讓群眾熟悉這套做法，漸漸適應，形成傳統。就好像五年一次選舉，中國七年來一場運動」，吳思如此闡釋毛所理想的「超極權」體制。

在毛的美好幻想中，這一完美體制下，最高領袖穩如泰山，群眾不受「經濟主義」、「物質掛帥」誘惑──同時毛又能夠通過發動群眾，在必要時衝擊官僚體系，使得官僚難以走向修正主義，官民都在毛澤東牽線之下，永遠保持年輕的共產主義心靈。

然而事實上，作為群眾代表的「造反派」對這一體制並不滿意，他們的「造反有理」並未徹底實現，而是在革委會裏，繼續感到來自軍隊與舊官僚的持續壓制──因此繼續造反，才是他們的訴求。

而軍隊與舊官僚同樣不滿，他們要求復辟經典斯大林官僚極權體制，以作為統治階層存在，而不用隨時警惕「革命左派」的衝擊。

在「超極權」體制下，所有階層都成為毫無安全感的失敗者，而愈發想要脫離這一極端體制。

「文革加速了他擔心的、修正主義和資產主義復辟的到來，也讓他一些正當平等的理想，變得荒謬可笑。最後改革開放變得很容易。」

如此一來，毛澤東為了解決斯大林體制極不穩定劣勢、而創新的「超極權」制度，反而成為更加不堪一擊的極端體制。如果不是毛澤東這位「超凡」領袖的神聖地位，文革早已宣告事實的失敗。

正因如此，整個中國在此十年間，積蓄了大量推翻「超極權」體制的能量。由於毛澤東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接班人──事實上也不可能找到──於是他一死，變革便毫無阻力的到來。

吳思告訴端傳媒，「毛試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選擇的道路，實際結果和毛的構想正好相反。文革加速了他擔心的、修正主義和資產主義復辟的到來，也讓他一些正當平等的理想，變得荒謬可笑。最後改革開放變得很容易。在戰略選擇上，文革是一個大失敗。」

平等目標沒有實質改善

由於在「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體制中，群眾代表只是虛職，軍隊領導和革命幹部相繼掌握大局，這場以反官僚體制開始的群眾運動，最終也沒完成它的平等理想。

平等化有所「改善」。由於取消「利潤掛帥」、「物質刺激」，十年裏，工農不漲一分工資。民眾對於這一強調精神、而非物質的制度安排，也做出了基於人性的正常反應，他們普遍怠工，因而獲得了普遍貧窮意義上的平等。

文革期間，群眾寫大字報批判領導成為可能，被打壓風險略有下降。黨政幹部必須插隊勞動，並強制去五七幹校學習，整個官僚群體與群眾之間，在地位上逐漸趨近，但根本結構並未真正變化。

「難道薄一波住進去就是官僚主義，姚文元住進去就不是官僚主義嗎？」

歷史學者雷頤對端傳媒舉例，「當薄一波被打倒後，他在北京八中旁邊的胡同有88間房，因為在文革前，按級別分配房子。他家被抄走之後，姚文元（注：『四人幫』之一）住了進去。難道薄一波住進去就是官僚主義，姚文元住進去就不是官僚主義嗎？姚文元甚至更過分，因為他工作需要，又擴充幾間，把旁邊的居民住宅擴充了進來。」

而在文革後期，恢復大學招生過程中，「工農兵大學生」因為不再考試，而滋生了更多腐敗。這些入學資格通常被分配給「可教子女」，而「可教子女」恰恰是文革中被打倒的當權派子女。

除了官僚體制「新酒入舊瓶」以外，建立在整個體制之上的變化，則是毛從半人半神，徹底變成唯一之神。與之相應，林彪也一度變成半神，被寫入黨章，成為「紅太陽」接班人。

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現行反革命」便是「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於是，在社會內部層級有所縮短時，毛與國人之間極大地拉開了絕對差別，變成人神之別──這一個人崇拜，使「平等」在文革期間，不可避免淪為空洞幻象。

極不穩定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體制，最終仍沒有超越斯大林極權體制，也未能實現毛澤東的平等理想──而更進一步，這一體制黨政軍高度合一，成立過程既無黨章依據，也無憲法依據，完全來自「超凡領袖」的任意決斷。

新體制極權程度更高

而更加嚴重的事實是，林彪大權在握之際，軍隊基本控制全國革委會，而軍隊政權的極權與暴力程度，更勝於官僚極權，「三支兩軍」──軍隊的「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變成了這一體制的「新常態」，毛澤東因此建立了一整套更具壓迫感的極權制度。

「軍隊幹部掌權有很多弊病，比如軍隊不瞭解地方情況。軍隊只強調服從和強迫命令，簡單粗暴的現象更嚴重，這一點比文革前還厲害」，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中共九大前後，毛澤東需要建立新秩序，因此他依靠軍隊，革委會也成為實際上的軍政府。軍隊控制大量地方政權，然而，潘鳴嘯對端傳媒分析，「共產黨國家不允許這樣的情況存在，毛澤東和林彪的矛盾就在這裏。林彪死後，毛澤東最終還是恢復了共產黨原來的體制，他沒有真正創造新的模式。」

「新建立的體制，比原來的體制更加殘酷，極權程度更高。那一階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錯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

直至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發生，全國上下，又馬不停蹄開始清理軍隊幹部。軍管狀態終於解除，而重獲信任的革命官僚再度掌權，中國基本又恢復至文革前的官僚極權體制。

晚年毛澤東已倍感無奈。最終，毛澤東仍不得不依靠他試圖超越的斯大林極權體制，來掌控全局。但與此同時，為了防止人民懷念從前，他又再度發動一系列意識形態運動，「反回潮」、「反復舊」的口號，鋪天蓋地宣傳開來，以批判「今不如昔」的社會思潮，保持體制的純潔如初──但實際上，官方的激烈舉動，更從反面印證了民間的不再跟隨。

「毛澤東重新建立的體制，從來沒有自己的規劃，他一直都是邊進行邊看。而新建立的體制，比原來的體制更加殘酷，極權程度更高。那一階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錯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而其本質上，和文革前都是一樣的」，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人並沒有完成他不受壓迫的，平等的理想。在這種中國特色的種姓制度下，普通人的地位根本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差。」

終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現代國家如何治理。「毛走到最後，可能也有一種解脫感」。

臨死前，毛澤東評價文革「三分錯誤，七分功績」。但顯然，他已無可奈何的發現，他找不到自己所打造的體制能夠持續的任何辦法。

從1966年，他親手打倒劉少奇這位接班人開始，林彪、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他已經嘗試了太多人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這些人要麼能力不濟，不能服眾，要麼反對文革，可能復辟──最終，山窮水盡的孤獨領袖看中了毫無權威的華國鋒，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選到華國鋒時，毛澤東已很難給他戴高帽子了。華國鋒說自己能力不行，毛只好說，『我就要自認為能力不行的人』」，丁東細數毛澤東的每一個接班人後，得出結論，「這個接班制度是一個怪胎」。

在生命最後十年，毛澤東試圖去建立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烏托邦，以超越脆弱不安的斯大林極權體制。但終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現代國家如何治理。

1966年，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信心十足，精神矍鑠，遊過長江，萬眾擁戴。十年後，天安門爆發「四五運動」後，毛澤東深感震驚。此時他已行將就木，也明白人們不是單純悼念死去的周恩來，還在反對他和四人幫。毛澤東不可避免意識到，他並未建立全新體制。

在生命的最後時日，毛澤東酷愛《枯樹賦》、《恨賦》、《別賦》等悲傷痛絕的詩賦，憂傷失意，無可奈何，成為徹底的孤家寡人。

「毛走到最後，可能也有一種解脫感」，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推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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