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週年 文革八問（下）：誰更暴力，誰的文革，誰要沉默 1996年以後，文革話題從簡化與否定，變成了虛化與迴避，「迴避、不理、不想，就不存在了嗎？歷史是永遠存在的」。 端傳媒記者 鄒思聰 發自香港 回顧前文》文革八問（上）：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成功，為什麼失敗 右鍵開啟》端傳媒重磅專題：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後的記憶戰場 1967年1月，兩個紅衛兵領袖被押到北廣場大酒店接受群眾批鬥。攝影：李振盛 【五】被忽視的文革真相：官方暴力遠遠大於民間暴力 追溯這場以失敗終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時，它至少顯露出三張面孔。 造反：最為人熟知，暴力事件最少 最為人熟知的文革面孔，是文革初期（1966年）的大規模造反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不同種類的紅衛兵造反派，針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員、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知識分子、學校領導、反動家庭及個人，進行大規模批鬥侮辱。 文革的這一面孔，官方「反思」最為眾多，也默許民間談論，並在黨的決議框架之下，允許出版。 然而事實上，這一階段的實際暴力事件，恰恰最少。 主張以「宜粗不宜細」來「全面否定文革」的鄧小平，他作為黨內最大「走資派」之一，就在這一時期被打倒，成為最早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因此鄧小平對文革中「翻天」的一切人都毫無好感。這一點上，他與同樣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陳雲不同，陳雲仍然看重紅二代子女，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孩子」。 因此，「體制內否定文革」一派眼中的文革簡單直接，亦即「造反派」打擊「當權派」。於是對於重奪權力者來說，自然必須徹底否定。 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一面孔的文革印象深刻，即便從未經歷，也能通過官方結論加以想象。然而事實上，這一階段的實際暴力事件，恰恰最少。 武鬥：群眾鬥群眾的暴力 此後，文革開始顯露它最張狂暴戾的第二張面孔。大規模派系武鬥在1966年10月至1968年6月間持續發生。這一面孔下，「群眾鬥群眾」成為基本特徵。 參與武鬥的每一派，都聲稱自己是革命正統，在「保衛紅太陽」。這一階段天下大亂、全面內戰，它們成為了駭人聽聞、血腥殘忍的傳說往事──「紅八月」、大興縣屠殺、重慶大武鬥、武漢720事件、清華百日大武鬥……種種事件，無不成為後人聞之色變的全面混亂，徹底失序。 混亂與暴力是這張面孔的核心表情，它往往被官方當成民主化對中國有害的直接證據，也被視為文革暴力最為嚴重的時期。 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恢復秩序」的過程中，文革的第三張面孔猙獰畢現。 「恢復秩序」的革委會：由上而下的超大規模暴力 官方對恢復秩序從未提及細節，也從來正面敘述。然而事實上，正是這一「重建秩序」之路，和它所建立起來的全新體制，其暴力程度與暴力規模，遠遠高於看上去「天下大亂」的派性武鬥階段。 這一階段始於1968年5月。毛澤東在當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提出，從現在開始，要「清理階級隊伍」了。 「清理階級隊伍」的矛頭，並非指向文革中的「造反派」，這一次，毛澤東將利刃對準一切人。 毛澤東拾回了官僚極權體制這把利刃。當共產黨的高度組織動員能力運用在重建秩序上，便會對一切人使用無差別暴力。 1966到1971年，官方鎮壓與派性武鬥死亡人數對比。研究/鄒思聰。製圖/端傳媒設計部。 「主要清的也不是‘黑五類’（注：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人群是確定的。主要清的是歷史問題，清叛徒、特務，清‘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這些是不確定的。開始範圍很大，然後再慢慢甄別、慢慢平反」，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正是這一過程中，冤假頻仍，錯案紛至，打死、殺害、自殺事件不絕如縷。 「文化大革命中，你看前三年打得轟轟烈烈、熱熱鬧鬧，死了很多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很多死難者，都是在武鬥以後。『清理階級隊伍』，『清理五一六』，『一打三反』，都在後續運動中，發生的冤假錯案，受到的迫害更多」，卜偉華分析。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1968年5月開始）、「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1月30日）、「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970年1月31日全國清查）等大規模官方組織的運動，也因此構成了文革的第三張面孔──這張面孔陰沉有序，鐵腕無情，勢若覆巢，無人倖免。 正是這張面孔，幫助毛澤東恢復並打造了新建制。然而事實上，它並不新鮮，就是毛澤東所要超越的官僚極權體制，在重建秩序中，毛澤東拾回了這把利刃。 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後，共產黨重新控制全局。當它的高度組織動員能力運用在重建秩序上，便會對一切人使用無差別暴力。 「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不了解情況的人，看前面非常亂，非常轟轟烈烈。文革中的‘紅八月’（注：1966年8月），你看打死了多少人？一共一千七百個人。遠遠不如後頭，搞『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這些運動厲害」，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而後面，雖然在很多地方看上去悄無聲息，但只是一個單位自己，整『五一六』，整叛徒、特務，各種各樣的冤假錯案，一個小單位就能整死好幾十個人。有的一個地方，雲南一個滇挺案（注：抓『滇西挺進縱隊』）整反革命集團，一下子就整死好幾千人。內蒙古『內人黨』案，鎮壓死好幾萬人」，卜偉華對端傳媒舉例道。 不特如此，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新體制建立，維穩成為首要目標，軍隊、公檢法等部門開始進行更加嚴厲的專政。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高潮時，全國各地懸掛着林彪的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鎮壓需要指標，也需要足夠的威懾──所以短期內殺人必須足夠多。於是中央政府將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至省級，省級只需把殺人人數在中央備案即可。有些省份將權力再度下放，導致最後，縣級都有權宣佈對鎮壓對象執行死刑，並且被判處者一律立即執行。 大規模殘忍清洗與鎮壓，主要發生在林彪如日中天，軍隊控制全國革委會之時。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垮臺之後，軍隊代表逐漸被清理，當政舊官僚重新迴歸主導地位，體制暴力程度才開始稍微減弱。 在此以後，雖然運動仍然連綿不絕，但「批林批孔」運動、「反回潮」、「反復舊」運動則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領域，肉體暴力已大大降低。 最新研究數據：政府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記錄 對於文革第三張面孔的暴力程度，海外最新文革研究已有數據庫支持。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於2015年秋季在權威學術期刊《Social Science History》發表論文《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魏昂德的研究團隊用近二十年時間，搜集了中國2213個市縣的年鑒，並且將這類原始出版物信息編入計算機數據庫，記錄了中國1966年6月至1971年12月的相關數據，其中包括這一時期因為政治運動而導致的「傷亡」數據，也包括「非自然」死亡和其他受害者（如各種形式的政治迫害：監禁、公共毆打、抄家、指控進行反革命活動等）。 魏昂德通過數據庫分析，認為「政府行為的破壞性，遠遠高於叛亂分子的破壞性」，「政府鎮壓導致了大部分的死亡和受難者。」而數據庫的挖掘結果顯示，在176226人死亡記錄中，聯繫到特定事件，近四分之三的死亡（130378）源於當局行動。而在超過1000萬記錄在案的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人中，受到當局鎮壓者，則超過90%。 文革第三階段的面孔，本身已經構成一場「全新運動」──然而，這一真實面孔長期被文革的前兩張面孔隱蔽，反而成為官方正面講述的「成果」。 這些特定事件──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除製造了至少三倍於派系武鬥的死亡人數，也同時製造了大多數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除此以外，在這些官方運動中，受害者除了遭遇暴力以外，還被進行針對性的長期調查，遭遇監禁、逼問、抄家、失業，與親人長期失去聯繫等災難。 這些官方行動主要由革命委員會執行──而此時的革命委員會，主要有軍隊負責人掌控。 魏昂德在論文裏得出結論，「簡而言之，叛亂分子確實應該為大量死亡負責，但他們基本上只是殺死了其他叛亂分子。相比之下，政府的行為是更加殘忍和有效的破壞，他們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記錄，以及90%的政治迫害。」 所以在魏昂德看來，文革第三階段的面孔，決不能僅僅概括為一個「恢復秩序」的過程，它本身已經構成一場「全新運動」──然而，這一真實面孔長期被文革的前兩張面孔隱蔽，反而成為官方正面講述的「成果」。 魏昂德認為，這一場「全新運動」如同1930年代末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運動所引發的「大恐怖」一樣，並且還刺激了「紅色高棉」幾年之後在柬埔寨的極端行動──在訪談中，文革研究專家丁東對端傳媒得出了同樣結論。 只有理解在文革中，官方暴力遠遠大於民間暴力，才能理解文革的第三張面孔，這張面孔被長期塗抹，冷靜有序，卻鮮血淋漓──而這才是更完整的文革圖景。 （注：「一打三反」運動，即「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 右鍵開啟》李振盛：48年前，他在地板裏藏下兩萬張文革底片 1974年12月18日，一名懷孕的女士在參與土地復耕。攝影：李振盛 【六】有人說，文革有兩個版本：毛澤東的文革、人民的文革，真的嗎？ 在所有關於文革的討論中，「人民文革說」另類突兀，又引人注目。 這套主張反對毛澤東的文革，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他們也從來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毛派」。但同時，他們認為毛的文革，在民間客觀地製造了一個與「毛的文革」平行存在的「人民文革」。 「天下大亂」導致的「自由空間」 而在「人民文革」的故事中，人民擁有言論、結社、辦報等自由，並且人民通過文革，既能夠衝擊官僚體系，又在主動自發思考「中國向何處去」。在一片「大鳴大放」中，現代民主政治因素正在悄然生長。 「人民文革說」在文革剛結束時，在觀點市場裏無人問津。它更像是一次時隔多年的後來想象和創造回憶，在「改革開放」遭遇嚴重分歧的年代裏，從小範圍開始流傳，卻逐漸難以被人忽視。 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始終堅持「人民文革說」。他的文革名著《牛鬼蛇神錄》剛剛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再版，其中記錄了許多「人民的文革」──也因此，他的講述被批評者認為，「處處為造反派張目」。 「人民文革」代表人物。研究/鄒思聰。製圖/端傳媒設計部。 「所謂‘人民的文革’，恰恰是利用了毛澤東的文革所造成的體制崩壞，和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來反官僚，為自己爭取切身利益。比如個人待遇等。」 他的故事裏，有許多在文革中另類思考與行動的政治犯。即便拋開那些無姓之人的虛實經歷，至少楊小凱本人，無愧於是文革中的另類──他確實獨立於毛澤東的命令，而主動去農村調研。在調研中，他認識到農民普遍對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並告知造反派同伴，不要為毛澤東權威所限，并真的得出了與官方截然相反的結論，提出了另一種文化大革命的主張。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對端傳媒解釋，「毛澤東很可能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而打倒政敵，建立一個自己的理想國。但所謂‘人民的文革’，恰恰是利用了毛澤東的文革所造成的體制崩壞，和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來反官僚，為自己爭取切身利益。比如個人待遇等。」 因為那篇著名的《中國向何處去》，楊小凱入獄十年，並在牢獄中，接觸到他後來書寫的各路「牛鬼蛇神」。另一名文革中的思想青年劉國凱，他曾在文革中受楊小凱文章啓發，寫下了《文化大革命簡析》，也持類似觀點。 也因此，他們肯定「文革」與否定毛澤東是一體兩面，並不矛盾。至少在楊小凱等人真實經歷的文革中，他們確實思考並行動，與主流意見對文革的單向認識並不相同，提供了文革鮮為人知的另一個側面。歷史學家朱學勤也曾深情描繪過思想者村落，文革史專家印紅標則在《失蹤者的足跡》中，記錄了青年精英的自我啓蒙與讀書過程。 在文革中，與楊小凱有類似行動的有遇羅克、張志新等人。他們都有不同於關於官方結論的見解與主張。 當原來黨委部門與管理系統徹底崩壞後，社會終於出現久違的真空。「文革前，要是出現這種情況，馬上就把你滅了。」 遇羅克在文革早期寫下《血統論》，但其中並沒反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只是提出了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張志新則是對當局打倒劉少奇感到不滿──在文革期間，像張志新這般為劉少奇打抱不平者不在少數，而因此受到司法處理的人，多達數萬人。 在端傳媒的採訪過程中，眾研究者對「人民文革說」仍然爭議頗大。 文革專家丁東少年時代親身經歷文革，他當時懷抱理想主義，渴望建立巴黎公社，並且參與民間組織，學習《法蘭西內戰》，把無產階級大民主作為理想。「但從上頭來講，毛澤東並沒有這個意思」，五十年後，丁東對端傳媒說。 丁東也承認，遇羅克等人的行為，在文革前17年的極權體制下，絕不可能出現。而當原來黨委部門與管理系統徹底崩壞後，社會終於出現久違的真空。 「遇羅克和幾個中學生一塊，辦了一張小報，而且還存在了好幾個月。他這張報紙在經濟上盈利，挺受歡迎，發行量大，還刊登了像《出身論》這樣的文章，是明顯的利益受損群體的利益訴求，明確表達自己的理念。文革前，要是出現這種情況，馬上就把你滅了。雖然說遇羅克最後也很慘，被槍斃，但是他活動了好幾個月時間」，丁東說。 很大程度上，遇羅克的文章是為了受到不公對待的整個階層，甚至是為了「人人平等」的抽象理想，這在文革前不可能出現。 另一方面，在文革天下大亂中，也有「為自己代言」的群體出現。許多臨時合同工建立組織，公開要求與體制內工人待遇平等，並一度得到江青等人支持。這類底層自發的群眾組織，很多遵循着「少數服從多數」，「民主選舉」的方式選出領袖，民主實踐真實存在着。 「奉旨造反」的局限 然而，在一切可能導致民主的實踐中，毛澤東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早已懸掛當頭，這讓可能的民主變得虛無縹緲。事實上，在整個文革造反運動中，除了極少數人在「獨立思考」以外，所有人都對「超凡領袖」毛澤東極度崇拜，沒有任何懷疑。 卜偉華對端傳媒舉例，「目前大量『造反派』頭頭的回憶錄，講述自己造反經歷時，可以看到絕大多數造反派都完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按照毛澤東的教導搞『文化大革命』。」 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面前，有限的「民主」與「結社自由」不堪一擊。 「現在有一些人，尤其是跑到海外的一些人胡說八道，比如鄭毅，他是我們一個中學的。他說我們當時就想反共產黨，這不是胡說八道嗎？他的事誰不知道，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肉上，在胸前留個大疤。你都這樣表白了，當時是什麼樣？你現在說我就是反對共產黨的，你說誰相信你的話？」，卜偉華說。 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面前，有限的「民主」與「結社自由」不堪一擊。曾嚮往巴黎公社的丁東也承認，「哪怕這個組織內部再民主，中央文革小組一句話，說大方向錯了，那這個組織馬上就土崩瓦解。」 「造反」不能觸碰的底線 除對毛澤東高度迷信外，即便在短暫一年多的有限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中，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也規定了許多不能觸碰的底線。 文革一開始時，由於禁止「成立全國性的群眾組織」，許多全國組織被全部取締，並且受到「反革命組織」對待，遭遇鎮壓。 另一方面，毛澤東始終要保證軍隊保持安定，所以他在文革中反復強調，「不許反軍亂軍」。 而對於公安、司法等部門，雖然毛一度號召「砸爛公檢法」，「但仍然不是誰都能去砸爛的，許多人在這上面吃了苦頭」。 損壞一張領袖畫像，弄壞一枚像章，說一句牢騷話，喊錯一句口號，標語寫錯一個字，就可能立刻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而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公佈的「公安六條」，其中最著名的第二條就是人們熟知的「惡毒攻擊罪」。 這一條款明確規定，反對毛主席與林彪者都是現行反革命，而在具體施行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被劃入「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容不得「造反派」半點反對。 而在這一臭名昭著的條款下，許多人損壞一張領袖畫像，弄壞一枚像章，說一句牢騷話，喊錯一句口號，標語寫錯一個字，就可能立刻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楊小凱、張志新、遇羅克等人，都因此被判重刑，甚至處以極刑。 對於這些人的遭遇，卜偉華質問，「他們沒有去反毛澤東吧？他們寫了一篇文章，發在小報上。張志新是後來精神出了問題，才說了些攻擊毛的話……所以，文革是全民族的一個恥辱，很多事情達到了一個非常瘋狂，沒有理智的地步。」 「毛澤東的文革，大家都經歷過，看得到，實實在在。而所謂人民的文革，是很虛幻的。利用文化大革命，爭取個人利益，這些人肯定有。但這些人的行為，很難形成與毛澤東的文革並行的另一個文革」，卜偉華說。 歷史學家雷頤對端傳媒分析，經過延安整風之後，黨的官僚都明白──「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在雷頤看來，即便在最天下大亂的時期，文革仍然在統一部署下進行，而類似於楊小凱、遇羅克、張志新這樣短暫脫離部署的極少數，並不能改變這一大背景。 「納粹運動時期，也有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你能說有兩個納粹運動嗎？」在訪談最後，雷頤反問。 右鍵開啟》徐賁：「文革道歉」必須先清除「文革基因」 1967年6月5日，哈爾濱，兩幫紅衛兵在黑龍江革命委員會總部前為爭奪廣播巴士而打鬥。攝影：李振盛 【七】文革對中國造成了怎樣的破壞？ 文革給中國造成了怎樣的災難？ 它曾讓中國全面貧窮，徹底迷失方向。 國際迅速富裕，國內一片赤貧 將中國置於戰後國際中， 整個1960年代，二戰後的世界經過1950年代的調整，一個大發展時期開始了。「亞洲四小龍」在50年代調整之後，抓住全球化的機會，在經濟上迅速發展，並在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了轉型。 美國在1975年的GDP總額是1957年的3.2倍。西德在1951年到1971年間，GDP增加5倍。日本則更是在1955到1970年間，GDP增長了7.2倍。 而中國則在「繼續革命」，並因此永遠失去不復到來的機遇。文革時期的中國，無論是生活水平，還是綜合國力，都大大降低。 文革期間經濟上的大失敗，即便是官方數據也從不諱言。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裏，國民收入損失超過5000億人民幣──相當於中共建國30年全部基礎建設投資的80%，超過30年來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文革結束時，我還是機關幹部，有的時候都不能吃飽。更何況多少農民，都餓着肚子，沒錢花，沒衣服穿，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吃不飽肚子，好多婦女接受買賣婚姻。人權狀況很惡劣。」 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纂的《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記載，文革中，中國經濟增長率5年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負增長年份分別是1967年-5.7%，1968年-4.1%，1976年-1.6%。 1978年，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宣讀《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僅1974-197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損失1000億人民幣，鋼產量損失2800萬噸，財政收入損失400億人民幣，「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文革結束時，城市居民從1957年到1976年，長達20年時間內沒有漲過工資。據曾培炎主編的《新中國經濟50年》記載，城市居民年人均工資反而從624元下降到575元。而直到1978年，全國農民平均每年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只有74.67元──相當多農民辛苦一年，不僅分文沒有，反倒欠生產隊錢。 「温飽問題都沒有解決。文革結束時，我還是機關幹部，有的時候都不能吃飽。更何況多少農民，都餓着肚子，沒錢花，沒衣服穿，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吃不飽肚子，好多婦女接受買賣婚姻。人權狀況很惡劣」，文革專家丁東對端傳媒回憶，「本來這個國家不需要鬧到這步田地，因為這麼一場文革，毛澤東一個人搞了他的實驗，弄得幾億人，温飽都得不到保證，就別說發展了。」 文革結束後，整個體制又把經濟發展當成一切，由於長久貧窮，全社會都只認「錢」，財富取得過程充斥各類「原罪」，又迅速製造大量新的不公。 一位社科院歷史學家對端傳媒回顧──1945年，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是全球前五的國家。而到1970年代，毛澤東則劃分了三個世界，把中國劃為第三世界國家，「他也知道中國落後了」。 「1949年後，我們沒有在大國崛起的基礎上，繼續崛起。中國從農業往工業文明轉移過程中，確實充滿了戰爭，有衰落過程。但1860年之後，中國在逐步上升。1945年，二戰結束，中國攀升到世界四強，成為聯合國五常。中國重回世界中心。但之後我們把國門封閉自娛自樂，也就二十年的時間，就處於崩潰的邊緣。」 而文革結束後，由於全面落後，中國人彷彿回到初開國門的1860年，鄧小平面臨和晚清恭親王一樣的「後發焦慮」。這樣的焦慮迫使他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此後，整個體制又把經濟發展當成一切，由於長久貧窮，全社會都只認「錢」。在並不擁有現代法治的國家背景下，整個體制過度釋放貪慾，財富取得過程充斥各類「原罪」，又迅速製造大量新的不公。 國家治理徹底失敗 除了經濟以外，在政治制度上，文革對中國的傷害同樣巨大。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隨意性，導致他任意改變國家，打亂秩序。而任意治罪的結果，則讓整個社會毫無原則，穩定性與安全感極差。原有道德習俗，也因此敗壞不堪。 文革時期，毛澤東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根本無法治理現代國家，實際上，它構成問題本身，其暴力程度遠遠高於紅衞兵造反派運動和派性武鬥。因此進入1980年代，這一體制被當局徹底廢棄。 「共產黨都始終沒有建立常態體制，一直處於戰爭體制的後遺症中。」 除此以外，一大批知識分子、技術官僚遭到長期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被先後列為打倒與審查對象……凡此種種，不可勝數。知識青年沒能獲得應有的教育，現代教育制度徹底崩壞，而十年沒有正式高考、知情上山下鄉的結局則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與半文盲多達2億3千萬人。長此以往，人才遭遇大規模斷層。 在這位社科院歷史學家眼裏，整個文革結束前，「共產黨都始終沒有建立常態體制，一直處於戰爭體制的後遺症中。」 文革導致更加嚴重的權力腐敗 文革同樣讓國家體制滋生了大量腐敗，在這一點上，漢學家潘鳴嘯與其他人看法不同。 在訪談中，潘鳴嘯直言中國人最大的幻覺，便是覺得文革期間沒有腐敗。但事實上，「最大的腐敗是從70年代開始的」。潘鳴嘯長期研究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他發現彼時的腐敗無關金錢，而純粹是權力的巨大腐敗。 「史學界在80年代提出來的，我們要從革命敘事往現代化敘事轉型…一定要建立一個常態國家…但後來再發生六四，一切希望都破滅了。」 「下鄉的知青絕大多數想回到城市，他們用各種辦法，討好各種幹部，所以腐敗從這時候開始。比方一個農場幹部，他們可以決定哪個知青可以回城，那些不能回城，他們對女知青甚至有各種性交易……所以那個時候錢不重要，而純粹是權力的腐敗。」 「把文革放到大的歷史脈絡去檢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從來不是常態國家。史學界在80年代提出來的，我們要從革命敘事往現代化敘事轉型，都在很温和地講，一定要建立一個常態國家，所有東西都應該有規範有秩序。但後來再發生六四，一切希望都破滅了」，這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告訴端傳媒。 文革導致的人倫傷害，后共產主義時代才能修復 而文革中不可勝數的倫理悲劇、家庭悲劇，對中國人倫理價值的傷害，比經濟政治傷害更加隱蔽，也更加難以恢復。 「它傷害了中國人的靈魂」，潘鳴嘯說。 一位歷史學家對端傳媒分析，「從傳統社會直到近代，中國人的倫理價值觀，一直很温和。所有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師道尊嚴，都處於有秩序的狀態。傳教士對中國人的描述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國，一直處於很温馨、不焦慮的狀態。」 而文革恰恰製造了最極端的倫理悲劇，夫妻成仇，父子反目，率獸食人，人倫顛倒。更荒謬的是，這一切在文革期間，被作為正義歌頌。 在訪談中，一些學者甚至認為，這樣的人倫傷害，或許只有等到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才能徹底修復。只有那時候，人們才可能告別一切政治厲害的算計──因為文革遠非文革本身，它由這一體制一手塑造。 「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魂不散。最近，官方給任志強亂扣反黨的帽子，上綱上線，這都是文革思維和做法。」 在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看來，文革沒有產生新制度，而只是將斯大林主義推向極端。雖然官方徹底否定文革，但在意識形態與宣傳上盡可能迴避淡化文革，在出版物中嚴格控制文革題材，實際上對文革從未進行真正徹底的反思，因此，「文革當中很多的『左』的思想，『左』的理論，現在仍然處處能夠看到它的影子。」 「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魂不散。最近，官方給任志強亂扣反黨的帽子，上綱上線，這都是文革思維和做法」，卜偉華說。 「文革思維」真的並未遠去嗎？卜偉華提出了一個關鍵疑問── 在五十年之後，文革還有可能在中國捲土重來嗎？ 右鍵開啟》50年後的「紅五月」，誰在此時歌唱「文革」？ 1967年1月31日，黑龍江革命委員會成立，紅衛兵當日組織遊行。攝影：李振盛 【八】 50年過去了，文革還會重來嗎？ 2016年5月16日，距離那場翻天覆地的運動，已過去半個世紀。 儘管它仍然有太多謎團懸而未決，杞人憂天者亦曾憂心文革再度到來，但沒有太多人嚴肅對待。因為官方早就認定，文革是一場浩劫，應該徹底否定。 直到2016年，波譎雲詭的事情在這片大陸不斷發生。 從2016年春晚的「回到過去」，到任志強事件的「十日批判」，再到「五二紅歌會」直接在人民大會堂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每一件事都包含太多可疑之處： 春晚在民間惡評如潮，央視卻連續數天大肆讚揚，歌功頌德，這在此前從未有過； 微博大V、中共黨員任志強不滿「黨媒姓黨」，被官媒集中批判。在其大有被「鬥倒批臭」之勢時，中紀委官網突然發表文章，認為「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任志強隨即被冷處理，數月之後，才被「留黨察看」； 而「五二紅歌會」更是以中宣部下屬機構旗號，在人民大會堂裏，堂而皇之地表演諸多文革歌曲。事後中宣部、主辦方中國歌劇院紛紛撇清關係，紅二代馬曉力則寫公開信，並接受鳳凰網專訪，認為這是違反黨的歷史決議，「給黨中央挖坑」，要求徹查此事背後的勢力…… 諸多怪事撲朔迷離，變化多端。文革重來的論調，似乎突然成為公眾關注熱點。因此，一個巨大疑問是，「新文革」會發生嗎？ 文革不會再來，但會「借尸還魂」 「已經發生了，叫『十日文革』」，當端傳媒提出問題時，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迅速回答。 卜偉華意指官媒針對任志強的集中批判──這一批判持續十天之久，而其中殺氣騰騰的批判文章「上綱上線，用語言辭與文革話語十分相似。」 「文革以各種變種出現，是完全可能的。胡耀邦就講過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很難再出現了，但是一有風吹草動，也可能會借屍還魂。」 然而，這樣的官媒批判，很難讓人認定，真正的文革復辟了。卜偉華對端傳媒分析，如果是一場發生在1966-1976年的文革，它在中國永遠不可能再發生了── 「以同一種形式，同一種內容，同一種方法回到文革，完全不會。因為沒有毛澤東了，這個情況非常不一樣了。然後文革再來批判京劇的文章，發動幾個大運動，這個也不可能了。具體的形式、具體的方法，完全跟過去文革一樣，是不會的。」 而漢學家潘鳴嘯告訴端傳媒，所謂「十日文革」與真正文革並無關係，而「最多是一次反右」──「毛澤東是公開的，找群眾來打你，現在──特別是六四以後──沒人敢這樣做。」 「如果你讓老百姓自己搞運動，他們很可能以後要打你自己，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十日文革』這個說法。打擊大V，上中央電視台，這很像斯大林的公開審判，都經過了全面控制。毛澤東敢讓群眾起來，可以讓他們幾個月不用聽話，群眾還可以把想做的事部分給做了。世界歷史上，沒有多少領袖可以這樣做」，潘鳴嘯很肯定，中國不會再發生文革。 如果將1966-1976年發生的文革成為「經典文革」，毫無疑問，這樣的純粹文革幾乎不再可能重現。 然而，「十日文革，並非真是文革。但起碼，你採取了文革的做法，文革的口號，文革的思維方式，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遺風啊。你搞大批判，不讓人家感到有回到文革的危險嗎？」卜偉華質問。 完全以經典方式再現，雖然已完全不可能，但「文革以各種變種出現，是完全可能的。胡耀邦就講過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很難再出現了，但是一有風吹草動，也可能會借屍還魂。」 「徹底反思文革」，而非「徹底否定文革」 因此，防止文革以各種方式「借屍還魂」，可能是文革五十年之際，我們反思文革的原因所在。 端傳媒前後與十幾位文革研究專家和歷史學家交談，他們在歷史問題上觀點各異，但在這一問題上，觀點驚人一致── 防止文革「借屍還魂」，只有「徹底反思文革」，而非簡單化約的「徹底否定文革」。 文革研究在今日中國仍然衰落，「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仍然是中國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尷尬事實。 文革所有罪惡都來自於黨內「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幫」，民間一切罪責則由「造反派」承擔。為了保持最高領袖的神聖地位，毛澤東則是「被錯誤利用」才發動了文革。 這一切都始於1980年代初的「徹底否定文革」。當時它具有現實意義，既可以「團結一切力量向前看」，也有現實的政治因素──鄧小平要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取代華國鋒，而否定文革，就確立了鄧小平取代華國鋒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鄧小平做出決定，文革反思「宜粗不宜細」──這同樣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因為在整個文革十年中，受害者同時是施害者，施害者也同時是受害者。 鄧小平在文革開始不久即被打倒，但他所要團結使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卻並非如此。毛澤東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採用「剝筍政策」，他並非一次打倒所有官僚，而是如同剝筍，一層一層清理。因此，批判彭真時，劉少奇、鄧小平一起參與。批判劉少奇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擁護毛主席，積極參與其中。 因此，這場浩劫中，幾乎沒人無辜──於是，「徹底否定文革」只能「宜粗不宜細」。 在這一抽象政治決議下，鄧小平要團結運用的對象，其支持參與文革的一面不再提及，而重點強調其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抵制文革的一面。 於是，文革所有罪惡都來自於黨內「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幫」，民間一切罪責則由「造反派」承擔。為了保持最高領袖的神聖地位，毛澤東則是「被錯誤利用」才發動了文革。其餘「老一輩革命家」，要麼被迫害衝擊，要麼堅決抵制。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則備受蒙蔽── 一個「徹底否定」的文革譜系，按照官方政治需求就此寫成。此後的文革歷史作品、文學作品、藝術作品都在這一框架之下完成。也因此，它們很難更深一步反思文革，而不可避免成為官方文革譜系的註腳。 從文革三十年（1996年）以後，文革話題更是從簡化與否定，變成了虛化與迴避。 在中國，從1980年代嚴家其、高皋出版《文化大革命史》開始，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陸續有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金春明、席宣的《文化大革命簡史》等文革整體史著作出版，也因此成為中國內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經典著作。 至此以後，國內再沒有文革整體歷史著作，而文革中的事件專題史則素來欠奉。 「要做到能夠對文革的歷史正確地了解，正確地分析評價，就必須改變現在對文革的政策，必須允許對文革進行研究，對文革題材的東西允許發表。」 必須承認，這些著作有所突破，作者均在論述中，認定文革中的諸多重要決定，不可能是由林彪或「四人幫」單獨做出，而純粹來自毛澤東的最高意志。因此，他們將文革的最大責任重新置位，還給了它的始作俑者──但除此以外，這些著作在體現文革的複雜性上，則付之闕如。 也因此，在文革五十年之際，為防止文革幽靈的「借屍還魂」，「徹底反思文革」──而非化約的徹底否定，端傳媒所採訪的十幾位學者都認為，應該「開放文革的出版與研究，將文革真實歷史說清楚。」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與動亂》一書，他詳實記載了發生在文革前三年的歷史事實，是目前最受認可的文革專門史著作。在訪談最後，他告訴端傳媒，「很多人談這談那，卻沒建立在對文革歷史真實了解的基礎上。如果沒有對文革真實歷史情況比較真實的了解，你的反思、否定、評論，都可能是站不住腳的。要做到能夠對文革的歷史正確地了解，正確地分析評價，就必須改變現在對文革的政策，必須允許對文革進行研究，對文革題材的東西允許發表。」 對於官方迴避和禁止文革題材的出版發行，他反問道，「過去的東西，迴避、不理、不想，就不存在了嗎？歷史是永遠存在的，不可能因為你的態度而改變。」 回顧前文》文革八問（上）：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成功，為什麼失敗
文革八問（下）：誰更暴力，誰的文革，誰要沉默
1996年以後，文革話題從簡化與否定，變成了虛化與迴避，「迴避、不理、不想，就不存在了嗎？歷史是永遠存在的」。
回顧前文》文革八問（上）：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成功，為什麼失敗
右鍵開啟》端傳媒重磅專題：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後的記憶戰場
【五】被忽視的文革真相：官方暴力遠遠大於民間暴力
追溯這場以失敗終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時，它至少顯露出三張面孔。
造反：最為人熟知，暴力事件最少
最為人熟知的文革面孔，是文革初期（1966年）的大規模造反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不同種類的紅衛兵造反派，針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員、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知識分子、學校領導、反動家庭及個人，進行大規模批鬥侮辱。
文革的這一面孔，官方「反思」最為眾多，也默許民間談論，並在黨的決議框架之下，允許出版。
主張以「宜粗不宜細」來「全面否定文革」的鄧小平，他作為黨內最大「走資派」之一，就在這一時期被打倒，成為最早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因此鄧小平對文革中「翻天」的一切人都毫無好感。這一點上，他與同樣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陳雲不同，陳雲仍然看重紅二代子女，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孩子」。
因此，「體制內否定文革」一派眼中的文革簡單直接，亦即「造反派」打擊「當權派」。於是對於重奪權力者來說，自然必須徹底否定。
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一面孔的文革印象深刻，即便從未經歷，也能通過官方結論加以想象。然而事實上，這一階段的實際暴力事件，恰恰最少。
武鬥：群眾鬥群眾的暴力
此後，文革開始顯露它最張狂暴戾的第二張面孔。大規模派系武鬥在1966年10月至1968年6月間持續發生。這一面孔下，「群眾鬥群眾」成為基本特徵。
參與武鬥的每一派，都聲稱自己是革命正統，在「保衛紅太陽」。這一階段天下大亂、全面內戰，它們成為了駭人聽聞、血腥殘忍的傳說往事──「紅八月」、大興縣屠殺、重慶大武鬥、武漢720事件、清華百日大武鬥……種種事件，無不成為後人聞之色變的全面混亂，徹底失序。
混亂與暴力是這張面孔的核心表情，它往往被官方當成民主化對中國有害的直接證據，也被視為文革暴力最為嚴重的時期。
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恢復秩序」的過程中，文革的第三張面孔猙獰畢現。
「恢復秩序」的革委會：由上而下的超大規模暴力
官方對恢復秩序從未提及細節，也從來正面敘述。然而事實上，正是這一「重建秩序」之路，和它所建立起來的全新體制，其暴力程度與暴力規模，遠遠高於看上去「天下大亂」的派性武鬥階段。
這一階段始於1968年5月。毛澤東在當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提出，從現在開始，要「清理階級隊伍」了。
「清理階級隊伍」的矛頭，並非指向文革中的「造反派」，這一次，毛澤東將利刃對準一切人。
「主要清的也不是‘黑五類’（注：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人群是確定的。主要清的是歷史問題，清叛徒、特務，清‘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這些是不確定的。開始範圍很大，然後再慢慢甄別、慢慢平反」，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正是這一過程中，冤假頻仍，錯案紛至，打死、殺害、自殺事件不絕如縷。
「文化大革命中，你看前三年打得轟轟烈烈、熱熱鬧鬧，死了很多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很多死難者，都是在武鬥以後。『清理階級隊伍』，『清理五一六』，『一打三反』，都在後續運動中，發生的冤假錯案，受到的迫害更多」，卜偉華分析。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1968年5月開始）、「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1月30日）、「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970年1月31日全國清查）等大規模官方組織的運動，也因此構成了文革的第三張面孔──這張面孔陰沉有序，鐵腕無情，勢若覆巢，無人倖免。
正是這張面孔，幫助毛澤東恢復並打造了新建制。然而事實上，它並不新鮮，就是毛澤東所要超越的官僚極權體制，在重建秩序中，毛澤東拾回了這把利刃。
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後，共產黨重新控制全局。當它的高度組織動員能力運用在重建秩序上，便會對一切人使用無差別暴力。
「不了解情況的人，看前面非常亂，非常轟轟烈烈。文革中的‘紅八月’（注：1966年8月），你看打死了多少人？一共一千七百個人。遠遠不如後頭，搞『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這些運動厲害」，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而後面，雖然在很多地方看上去悄無聲息，但只是一個單位自己，整『五一六』，整叛徒、特務，各種各樣的冤假錯案，一個小單位就能整死好幾十個人。有的一個地方，雲南一個滇挺案（注：抓『滇西挺進縱隊』）整反革命集團，一下子就整死好幾千人。內蒙古『內人黨』案，鎮壓死好幾萬人」，卜偉華對端傳媒舉例道。
不特如此，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新體制建立，維穩成為首要目標，軍隊、公檢法等部門開始進行更加嚴厲的專政。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高潮時，全國各地懸掛着林彪的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鎮壓需要指標，也需要足夠的威懾──所以短期內殺人必須足夠多。於是中央政府將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至省級，省級只需把殺人人數在中央備案即可。有些省份將權力再度下放，導致最後，縣級都有權宣佈對鎮壓對象執行死刑，並且被判處者一律立即執行。
大規模殘忍清洗與鎮壓，主要發生在林彪如日中天，軍隊控制全國革委會之時。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垮臺之後，軍隊代表逐漸被清理，當政舊官僚重新迴歸主導地位，體制暴力程度才開始稍微減弱。
在此以後，雖然運動仍然連綿不絕，但「批林批孔」運動、「反回潮」、「反復舊」運動則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領域，肉體暴力已大大降低。
最新研究數據：政府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記錄
對於文革第三張面孔的暴力程度，海外最新文革研究已有數據庫支持。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於2015年秋季在權威學術期刊《Social Science History》發表論文《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魏昂德的研究團隊用近二十年時間，搜集了中國2213個市縣的年鑒，並且將這類原始出版物信息編入計算機數據庫，記錄了中國1966年6月至1971年12月的相關數據，其中包括這一時期因為政治運動而導致的「傷亡」數據，也包括「非自然」死亡和其他受害者（如各種形式的政治迫害：監禁、公共毆打、抄家、指控進行反革命活動等）。
魏昂德通過數據庫分析，認為「政府行為的破壞性，遠遠高於叛亂分子的破壞性」，「政府鎮壓導致了大部分的死亡和受難者。」而數據庫的挖掘結果顯示，在176226人死亡記錄中，聯繫到特定事件，近四分之三的死亡（130378）源於當局行動。而在超過1000萬記錄在案的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人中，受到當局鎮壓者，則超過90%。
這些特定事件──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除製造了至少三倍於派系武鬥的死亡人數，也同時製造了大多數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除此以外，在這些官方運動中，受害者除了遭遇暴力以外，還被進行針對性的長期調查，遭遇監禁、逼問、抄家、失業，與親人長期失去聯繫等災難。
這些官方行動主要由革命委員會執行──而此時的革命委員會，主要有軍隊負責人掌控。
魏昂德在論文裏得出結論，「簡而言之，叛亂分子確實應該為大量死亡負責，但他們基本上只是殺死了其他叛亂分子。相比之下，政府的行為是更加殘忍和有效的破壞，他們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記錄，以及90%的政治迫害。」
所以在魏昂德看來，文革第三階段的面孔，決不能僅僅概括為一個「恢復秩序」的過程，它本身已經構成一場「全新運動」──然而，這一真實面孔長期被文革的前兩張面孔隱蔽，反而成為官方正面講述的「成果」。
魏昂德認為，這一場「全新運動」如同1930年代末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運動所引發的「大恐怖」一樣，並且還刺激了「紅色高棉」幾年之後在柬埔寨的極端行動──在訪談中，文革研究專家丁東對端傳媒得出了同樣結論。
只有理解在文革中，官方暴力遠遠大於民間暴力，才能理解文革的第三張面孔，這張面孔被長期塗抹，冷靜有序，卻鮮血淋漓──而這才是更完整的文革圖景。
（注：「一打三反」運動，即「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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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人說，文革有兩個版本：毛澤東的文革、人民的文革，真的嗎？
在所有關於文革的討論中，「人民文革說」另類突兀，又引人注目。
這套主張反對毛澤東的文革，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他們也從來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毛派」。但同時，他們認為毛的文革，在民間客觀地製造了一個與「毛的文革」平行存在的「人民文革」。
「天下大亂」導致的「自由空間」
而在「人民文革」的故事中，人民擁有言論、結社、辦報等自由，並且人民通過文革，既能夠衝擊官僚體系，又在主動自發思考「中國向何處去」。在一片「大鳴大放」中，現代民主政治因素正在悄然生長。
「人民文革說」在文革剛結束時，在觀點市場裏無人問津。它更像是一次時隔多年的後來想象和創造回憶，在「改革開放」遭遇嚴重分歧的年代裏，從小範圍開始流傳，卻逐漸難以被人忽視。
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始終堅持「人民文革說」。他的文革名著《牛鬼蛇神錄》剛剛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再版，其中記錄了許多「人民的文革」──也因此，他的講述被批評者認為，「處處為造反派張目」。
他的故事裏，有許多在文革中另類思考與行動的政治犯。即便拋開那些無姓之人的虛實經歷，至少楊小凱本人，無愧於是文革中的另類──他確實獨立於毛澤東的命令，而主動去農村調研。在調研中，他認識到農民普遍對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並告知造反派同伴，不要為毛澤東權威所限，并真的得出了與官方截然相反的結論，提出了另一種文化大革命的主張。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對端傳媒解釋，「毛澤東很可能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而打倒政敵，建立一個自己的理想國。但所謂‘人民的文革’，恰恰是利用了毛澤東的文革所造成的體制崩壞，和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來反官僚，為自己爭取切身利益。比如個人待遇等。」
因為那篇著名的《中國向何處去》，楊小凱入獄十年，並在牢獄中，接觸到他後來書寫的各路「牛鬼蛇神」。另一名文革中的思想青年劉國凱，他曾在文革中受楊小凱文章啓發，寫下了《文化大革命簡析》，也持類似觀點。
也因此，他們肯定「文革」與否定毛澤東是一體兩面，並不矛盾。至少在楊小凱等人真實經歷的文革中，他們確實思考並行動，與主流意見對文革的單向認識並不相同，提供了文革鮮為人知的另一個側面。歷史學家朱學勤也曾深情描繪過思想者村落，文革史專家印紅標則在《失蹤者的足跡》中，記錄了青年精英的自我啓蒙與讀書過程。
在文革中，與楊小凱有類似行動的有遇羅克、張志新等人。他們都有不同於關於官方結論的見解與主張。
遇羅克在文革早期寫下《血統論》，但其中並沒反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只是提出了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張志新則是對當局打倒劉少奇感到不滿──在文革期間，像張志新這般為劉少奇打抱不平者不在少數，而因此受到司法處理的人，多達數萬人。
在端傳媒的採訪過程中，眾研究者對「人民文革說」仍然爭議頗大。
文革專家丁東少年時代親身經歷文革，他當時懷抱理想主義，渴望建立巴黎公社，並且參與民間組織，學習《法蘭西內戰》，把無產階級大民主作為理想。「但從上頭來講，毛澤東並沒有這個意思」，五十年後，丁東對端傳媒說。
丁東也承認，遇羅克等人的行為，在文革前17年的極權體制下，絕不可能出現。而當原來黨委部門與管理系統徹底崩壞後，社會終於出現久違的真空。
「遇羅克和幾個中學生一塊，辦了一張小報，而且還存在了好幾個月。他這張報紙在經濟上盈利，挺受歡迎，發行量大，還刊登了像《出身論》這樣的文章，是明顯的利益受損群體的利益訴求，明確表達自己的理念。文革前，要是出現這種情況，馬上就把你滅了。雖然說遇羅克最後也很慘，被槍斃，但是他活動了好幾個月時間」，丁東說。
很大程度上，遇羅克的文章是為了受到不公對待的整個階層，甚至是為了「人人平等」的抽象理想，這在文革前不可能出現。
另一方面，在文革天下大亂中，也有「為自己代言」的群體出現。許多臨時合同工建立組織，公開要求與體制內工人待遇平等，並一度得到江青等人支持。這類底層自發的群眾組織，很多遵循着「少數服從多數」，「民主選舉」的方式選出領袖，民主實踐真實存在着。
「奉旨造反」的局限
然而，在一切可能導致民主的實踐中，毛澤東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早已懸掛當頭，這讓可能的民主變得虛無縹緲。事實上，在整個文革造反運動中，除了極少數人在「獨立思考」以外，所有人都對「超凡領袖」毛澤東極度崇拜，沒有任何懷疑。
卜偉華對端傳媒舉例，「目前大量『造反派』頭頭的回憶錄，講述自己造反經歷時，可以看到絕大多數造反派都完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按照毛澤東的教導搞『文化大革命』。」
「現在有一些人，尤其是跑到海外的一些人胡說八道，比如鄭毅，他是我們一個中學的。他說我們當時就想反共產黨，這不是胡說八道嗎？他的事誰不知道，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肉上，在胸前留個大疤。你都這樣表白了，當時是什麼樣？你現在說我就是反對共產黨的，你說誰相信你的話？」，卜偉華說。
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面前，有限的「民主」與「結社自由」不堪一擊。曾嚮往巴黎公社的丁東也承認，「哪怕這個組織內部再民主，中央文革小組一句話，說大方向錯了，那這個組織馬上就土崩瓦解。」
「造反」不能觸碰的底線
除對毛澤東高度迷信外，即便在短暫一年多的有限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中，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也規定了許多不能觸碰的底線。
文革一開始時，由於禁止「成立全國性的群眾組織」，許多全國組織被全部取締，並且受到「反革命組織」對待，遭遇鎮壓。
另一方面，毛澤東始終要保證軍隊保持安定，所以他在文革中反復強調，「不許反軍亂軍」。
而對於公安、司法等部門，雖然毛一度號召「砸爛公檢法」，「但仍然不是誰都能去砸爛的，許多人在這上面吃了苦頭」。
而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公佈的「公安六條」，其中最著名的第二條就是人們熟知的「惡毒攻擊罪」。
這一條款明確規定，反對毛主席與林彪者都是現行反革命，而在具體施行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被劃入「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容不得「造反派」半點反對。
而在這一臭名昭著的條款下，許多人損壞一張領袖畫像，弄壞一枚像章，說一句牢騷話，喊錯一句口號，標語寫錯一個字，就可能立刻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楊小凱、張志新、遇羅克等人，都因此被判重刑，甚至處以極刑。
對於這些人的遭遇，卜偉華質問，「他們沒有去反毛澤東吧？他們寫了一篇文章，發在小報上。張志新是後來精神出了問題，才說了些攻擊毛的話……所以，文革是全民族的一個恥辱，很多事情達到了一個非常瘋狂，沒有理智的地步。」
「毛澤東的文革，大家都經歷過，看得到，實實在在。而所謂人民的文革，是很虛幻的。利用文化大革命，爭取個人利益，這些人肯定有。但這些人的行為，很難形成與毛澤東的文革並行的另一個文革」，卜偉華說。
歷史學家雷頤對端傳媒分析，經過延安整風之後，黨的官僚都明白──「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在雷頤看來，即便在最天下大亂的時期，文革仍然在統一部署下進行，而類似於楊小凱、遇羅克、張志新這樣短暫脫離部署的極少數，並不能改變這一大背景。
「納粹運動時期，也有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你能說有兩個納粹運動嗎？」在訪談最後，雷頤反問。
右鍵開啟》徐賁：「文革道歉」必須先清除「文革基因」
【七】文革對中國造成了怎樣的破壞？
文革給中國造成了怎樣的災難？
它曾讓中國全面貧窮，徹底迷失方向。
國際迅速富裕，國內一片赤貧
將中國置於戰後國際中， 整個1960年代，二戰後的世界經過1950年代的調整，一個大發展時期開始了。「亞洲四小龍」在50年代調整之後，抓住全球化的機會，在經濟上迅速發展，並在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了轉型。
美國在1975年的GDP總額是1957年的3.2倍。西德在1951年到1971年間，GDP增加5倍。日本則更是在1955到1970年間，GDP增長了7.2倍。
而中國則在「繼續革命」，並因此永遠失去不復到來的機遇。文革時期的中國，無論是生活水平，還是綜合國力，都大大降低。
文革期間經濟上的大失敗，即便是官方數據也從不諱言。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裏，國民收入損失超過5000億人民幣──相當於中共建國30年全部基礎建設投資的80%，超過30年來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纂的《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記載，文革中，中國經濟增長率5年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負增長年份分別是1967年-5.7%，1968年-4.1%，1976年-1.6%。
1978年，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宣讀《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僅1974-197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損失1000億人民幣，鋼產量損失2800萬噸，財政收入損失400億人民幣，「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文革結束時，城市居民從1957年到1976年，長達20年時間內沒有漲過工資。據曾培炎主編的《新中國經濟50年》記載，城市居民年人均工資反而從624元下降到575元。而直到1978年，全國農民平均每年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只有74.67元──相當多農民辛苦一年，不僅分文沒有，反倒欠生產隊錢。
「温飽問題都沒有解決。文革結束時，我還是機關幹部，有的時候都不能吃飽。更何況多少農民，都餓着肚子，沒錢花，沒衣服穿，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吃不飽肚子，好多婦女接受買賣婚姻。人權狀況很惡劣」，文革專家丁東對端傳媒回憶，「本來這個國家不需要鬧到這步田地，因為這麼一場文革，毛澤東一個人搞了他的實驗，弄得幾億人，温飽都得不到保證，就別說發展了。」
一位社科院歷史學家對端傳媒回顧──1945年，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是全球前五的國家。而到1970年代，毛澤東則劃分了三個世界，把中國劃為第三世界國家，「他也知道中國落後了」。
「1949年後，我們沒有在大國崛起的基礎上，繼續崛起。中國從農業往工業文明轉移過程中，確實充滿了戰爭，有衰落過程。但1860年之後，中國在逐步上升。1945年，二戰結束，中國攀升到世界四強，成為聯合國五常。中國重回世界中心。但之後我們把國門封閉自娛自樂，也就二十年的時間，就處於崩潰的邊緣。」
而文革結束後，由於全面落後，中國人彷彿回到初開國門的1860年，鄧小平面臨和晚清恭親王一樣的「後發焦慮」。這樣的焦慮迫使他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此後，整個體制又把經濟發展當成一切，由於長久貧窮，全社會都只認「錢」。在並不擁有現代法治的國家背景下，整個體制過度釋放貪慾，財富取得過程充斥各類「原罪」，又迅速製造大量新的不公。
國家治理徹底失敗
除了經濟以外，在政治制度上，文革對中國的傷害同樣巨大。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隨意性，導致他任意改變國家，打亂秩序。而任意治罪的結果，則讓整個社會毫無原則，穩定性與安全感極差。原有道德習俗，也因此敗壞不堪。
文革時期，毛澤東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根本無法治理現代國家，實際上，它構成問題本身，其暴力程度遠遠高於紅衞兵造反派運動和派性武鬥。因此進入1980年代，這一體制被當局徹底廢棄。
除此以外，一大批知識分子、技術官僚遭到長期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被先後列為打倒與審查對象……凡此種種，不可勝數。知識青年沒能獲得應有的教育，現代教育制度徹底崩壞，而十年沒有正式高考、知情上山下鄉的結局則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與半文盲多達2億3千萬人。長此以往，人才遭遇大規模斷層。
在這位社科院歷史學家眼裏，整個文革結束前，「共產黨都始終沒有建立常態體制，一直處於戰爭體制的後遺症中。」
文革導致更加嚴重的權力腐敗
文革同樣讓國家體制滋生了大量腐敗，在這一點上，漢學家潘鳴嘯與其他人看法不同。
在訪談中，潘鳴嘯直言中國人最大的幻覺，便是覺得文革期間沒有腐敗。但事實上，「最大的腐敗是從70年代開始的」。潘鳴嘯長期研究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他發現彼時的腐敗無關金錢，而純粹是權力的巨大腐敗。
「下鄉的知青絕大多數想回到城市，他們用各種辦法，討好各種幹部，所以腐敗從這時候開始。比方一個農場幹部，他們可以決定哪個知青可以回城，那些不能回城，他們對女知青甚至有各種性交易……所以那個時候錢不重要，而純粹是權力的腐敗。」
「把文革放到大的歷史脈絡去檢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從來不是常態國家。史學界在80年代提出來的，我們要從革命敘事往現代化敘事轉型，都在很温和地講，一定要建立一個常態國家，所有東西都應該有規範有秩序。但後來再發生六四，一切希望都破滅了」，這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告訴端傳媒。
文革導致的人倫傷害，后共產主義時代才能修復
而文革中不可勝數的倫理悲劇、家庭悲劇，對中國人倫理價值的傷害，比經濟政治傷害更加隱蔽，也更加難以恢復。
「它傷害了中國人的靈魂」，潘鳴嘯說。
一位歷史學家對端傳媒分析，「從傳統社會直到近代，中國人的倫理價值觀，一直很温和。所有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師道尊嚴，都處於有秩序的狀態。傳教士對中國人的描述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國，一直處於很温馨、不焦慮的狀態。」
而文革恰恰製造了最極端的倫理悲劇，夫妻成仇，父子反目，率獸食人，人倫顛倒。更荒謬的是，這一切在文革期間，被作為正義歌頌。
在訪談中，一些學者甚至認為，這樣的人倫傷害，或許只有等到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才能徹底修復。只有那時候，人們才可能告別一切政治厲害的算計──因為文革遠非文革本身，它由這一體制一手塑造。
在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看來，文革沒有產生新制度，而只是將斯大林主義推向極端。雖然官方徹底否定文革，但在意識形態與宣傳上盡可能迴避淡化文革，在出版物中嚴格控制文革題材，實際上對文革從未進行真正徹底的反思，因此，「文革當中很多的『左』的思想，『左』的理論，現在仍然處處能夠看到它的影子。」
「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魂不散。最近，官方給任志強亂扣反黨的帽子，上綱上線，這都是文革思維和做法」，卜偉華說。
「文革思維」真的並未遠去嗎？卜偉華提出了一個關鍵疑問──
在五十年之後，文革還有可能在中國捲土重來嗎？
右鍵開啟》50年後的「紅五月」，誰在此時歌唱「文革」？
【八】 50年過去了，文革還會重來嗎？
2016年5月16日，距離那場翻天覆地的運動，已過去半個世紀。
儘管它仍然有太多謎團懸而未決，杞人憂天者亦曾憂心文革再度到來，但沒有太多人嚴肅對待。因為官方早就認定，文革是一場浩劫，應該徹底否定。
直到2016年，波譎雲詭的事情在這片大陸不斷發生。
從2016年春晚的「回到過去」，到任志強事件的「十日批判」，再到「五二紅歌會」直接在人民大會堂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每一件事都包含太多可疑之處：
春晚在民間惡評如潮，央視卻連續數天大肆讚揚，歌功頌德，這在此前從未有過；
微博大V、中共黨員任志強不滿「黨媒姓黨」，被官媒集中批判。在其大有被「鬥倒批臭」之勢時，中紀委官網突然發表文章，認為「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任志強隨即被冷處理，數月之後，才被「留黨察看」；
而「五二紅歌會」更是以中宣部下屬機構旗號，在人民大會堂裏，堂而皇之地表演諸多文革歌曲。事後中宣部、主辦方中國歌劇院紛紛撇清關係，紅二代馬曉力則寫公開信，並接受鳳凰網專訪，認為這是違反黨的歷史決議，「給黨中央挖坑」，要求徹查此事背後的勢力……
諸多怪事撲朔迷離，變化多端。文革重來的論調，似乎突然成為公眾關注熱點。因此，一個巨大疑問是，「新文革」會發生嗎？
文革不會再來，但會「借尸還魂」
「已經發生了，叫『十日文革』」，當端傳媒提出問題時，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迅速回答。
卜偉華意指官媒針對任志強的集中批判──這一批判持續十天之久，而其中殺氣騰騰的批判文章「上綱上線，用語言辭與文革話語十分相似。」
然而，這樣的官媒批判，很難讓人認定，真正的文革復辟了。卜偉華對端傳媒分析，如果是一場發生在1966-1976年的文革，它在中國永遠不可能再發生了──
「以同一種形式，同一種內容，同一種方法回到文革，完全不會。因為沒有毛澤東了，這個情況非常不一樣了。然後文革再來批判京劇的文章，發動幾個大運動，這個也不可能了。具體的形式、具體的方法，完全跟過去文革一樣，是不會的。」
而漢學家潘鳴嘯告訴端傳媒，所謂「十日文革」與真正文革並無關係，而「最多是一次反右」──「毛澤東是公開的，找群眾來打你，現在──特別是六四以後──沒人敢這樣做。」
「如果你讓老百姓自己搞運動，他們很可能以後要打你自己，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十日文革』這個說法。打擊大V，上中央電視台，這很像斯大林的公開審判，都經過了全面控制。毛澤東敢讓群眾起來，可以讓他們幾個月不用聽話，群眾還可以把想做的事部分給做了。世界歷史上，沒有多少領袖可以這樣做」，潘鳴嘯很肯定，中國不會再發生文革。
如果將1966-1976年發生的文革成為「經典文革」，毫無疑問，這樣的純粹文革幾乎不再可能重現。
然而，「十日文革，並非真是文革。但起碼，你採取了文革的做法，文革的口號，文革的思維方式，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遺風啊。你搞大批判，不讓人家感到有回到文革的危險嗎？」卜偉華質問。
完全以經典方式再現，雖然已完全不可能，但「文革以各種變種出現，是完全可能的。胡耀邦就講過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很難再出現了，但是一有風吹草動，也可能會借屍還魂。」
「徹底反思文革」，而非「徹底否定文革」
因此，防止文革以各種方式「借屍還魂」，可能是文革五十年之際，我們反思文革的原因所在。
端傳媒前後與十幾位文革研究專家和歷史學家交談，他們在歷史問題上觀點各異，但在這一問題上，觀點驚人一致──
防止文革「借屍還魂」，只有「徹底反思文革」，而非簡單化約的「徹底否定文革」。
文革研究在今日中國仍然衰落，「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仍然是中國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尷尬事實。
這一切都始於1980年代初的「徹底否定文革」。當時它具有現實意義，既可以「團結一切力量向前看」，也有現實的政治因素──鄧小平要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取代華國鋒，而否定文革，就確立了鄧小平取代華國鋒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鄧小平做出決定，文革反思「宜粗不宜細」──這同樣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因為在整個文革十年中，受害者同時是施害者，施害者也同時是受害者。
鄧小平在文革開始不久即被打倒，但他所要團結使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卻並非如此。毛澤東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採用「剝筍政策」，他並非一次打倒所有官僚，而是如同剝筍，一層一層清理。因此，批判彭真時，劉少奇、鄧小平一起參與。批判劉少奇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擁護毛主席，積極參與其中。
因此，這場浩劫中，幾乎沒人無辜──於是，「徹底否定文革」只能「宜粗不宜細」。
在這一抽象政治決議下，鄧小平要團結運用的對象，其支持參與文革的一面不再提及，而重點強調其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抵制文革的一面。
於是，文革所有罪惡都來自於黨內「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幫」，民間一切罪責則由「造反派」承擔。為了保持最高領袖的神聖地位，毛澤東則是「被錯誤利用」才發動了文革。其餘「老一輩革命家」，要麼被迫害衝擊，要麼堅決抵制。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則備受蒙蔽──
一個「徹底否定」的文革譜系，按照官方政治需求就此寫成。此後的文革歷史作品、文學作品、藝術作品都在這一框架之下完成。也因此，它們很難更深一步反思文革，而不可避免成為官方文革譜系的註腳。
從文革三十年（1996年）以後，文革話題更是從簡化與否定，變成了虛化與迴避。
在中國，從1980年代嚴家其、高皋出版《文化大革命史》開始，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陸續有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金春明、席宣的《文化大革命簡史》等文革整體史著作出版，也因此成為中國內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經典著作。
至此以後，國內再沒有文革整體歷史著作，而文革中的事件專題史則素來欠奉。
必須承認，這些著作有所突破，作者均在論述中，認定文革中的諸多重要決定，不可能是由林彪或「四人幫」單獨做出，而純粹來自毛澤東的最高意志。因此，他們將文革的最大責任重新置位，還給了它的始作俑者──但除此以外，這些著作在體現文革的複雜性上，則付之闕如。
也因此，在文革五十年之際，為防止文革幽靈的「借屍還魂」，「徹底反思文革」──而非化約的徹底否定，端傳媒所採訪的十幾位學者都認為，應該「開放文革的出版與研究，將文革真實歷史說清楚。」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與動亂》一書，他詳實記載了發生在文革前三年的歷史事實，是目前最受認可的文革專門史著作。在訪談最後，他告訴端傳媒，「很多人談這談那，卻沒建立在對文革歷史真實了解的基礎上。如果沒有對文革真實歷史情況比較真實的了解，你的反思、否定、評論，都可能是站不住腳的。要做到能夠對文革的歷史正確地了解，正確地分析評價，就必須改變現在對文革的政策，必須允許對文革進行研究，對文革題材的東西允許發表。」
對於官方迴避和禁止文革題材的出版發行，他反問道，「過去的東西，迴避、不理、不想，就不存在了嗎？歷史是永遠存在的，不可能因為你的態度而改變。」
回顧前文》文革八問（上）：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成功，為什麼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