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抓取失败, Response code 401 (UNAUTHORIZED)

Successfully generated as following:

http://localhost:1200/initium/latest/zh-hans - Success

```rss <![CDATA[端传媒 - 最新]]>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latest/ RSSHub i@diygod.me (DIYgod) zh-cn Wed, 24 Aug 2022 11:16:17 GMT 5 <![CDATA[在杭州的两个高温天，我做了一名女性外卖员的“跟班”]]> 「“热也得继续跑，”陈芳感觉今年夏天特别热，“主要是很晒，以前没这么晒。”」

特约撰稿人甄妍发自杭州

2022年5月30日，中国北京，餐厅员工把外卖分配给外卖员送递。摄：Carlos Garcia Rawlins/Reuters/达志影像

【编者按】从未有过一个夏天，让热射病、限电、干旱和山火，得到如此广泛和焦虑的关注。8月23日，中国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2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四川、重庆、浙江等中部省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达40℃以上。有媒体统计，今年夏天至少已有35人因中暑死亡，涉及13个省份。

高温下的脆弱人群，多为户外劳动者、工人和老人。在媒体有关中暑（热射病属于重症中暑）的报道中，外卖员是户外劳动者中最常出现的群体。与此同时，杭州正在经历罕见的持续高温。据报道，自1951年以来，杭州共计22天最高气温超过40℃。而今年截至8月23日，杭州40℃以上天数已达到14天。

当外卖员遭遇极端高温，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又会如何应对？高温是否如我们所以为的，也是他们最为担忧的？8月3日和8月9日，最高气温分别为37℃和40℃，端传媒跟随杭州一位女外卖员参与她在高温下的户外工作。我们谨慎的尝试并非围观与猎奇，而是希望通过她的视角还原极端高温下他们的户外日常。

第一次遇见陈芳，是在杭州购物中心M的一楼大厅。当天上午，杭州市气象局发布高温预警，预计未来一周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为38℃至40℃。

7月，杭州共有26个高温日（最高气温≥35℃），其中4天超过了40℃。进入8月的杭州，高温酷热持续至下旬。8月21日，当地气象局发布“高温倒计时”称，24日以后高温强度将逐渐减弱。截至8月23日，今年夏天杭州主城区高温日达到了54天，40℃以上有14天。

彼时为8月2日早上10点半，气温34℃。陈芳戴着醒目的美团外卖黄色头盔，拎着一份用白色塑料袋装好的餐食疾步走向出口。我快步跟上前，试图追上她。M购物中心整体呈半圆弧型，凹面有五个出入口，东南面是一处空旷的停车场。我掀开两层透明塑料门帘，在烈日下拦住她。

除了黄色头盔和耷拉在背后的漂黄马尾，陈芳全身被黑色包裹。黑色鸭舌帽、薄外套、运动长裤和防晒手套，和一条遮住口鼻、颈部的防晒面巾，就是她全部的防晒装备。我表明来意，提出想跟她跑一天外卖，她不可置信地说：“这天气太热了！”

最终她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在8月上旬的两个高温天里，我成了陈芳的“跟班”。

每天都听到外卖员中暑的消息

8月3日上午8点，杭州街头人车嘈杂，阳光打在沥青路上明晃晃，一眼望去不像清晨，更似午后。这是杭州的第34个高温日，我骑着租来的电动车前往和陈芳约好的会面地点——城北余杭区一处街道中心的广场——准备当她的跟班。

陈芳每天八点多开始送外卖。今年32岁的她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不到半年，过去几年都在电子厂打工。儿子已经10岁，九月将升入小学三年级。陈芳给他报了个暑假兴趣班，早上7点多把他送过去，下午再由奶奶接回家。

骑电动车虽不费力，行驶时也有风，但直接暴露在日照下，浑身仍是热烘烘的不适感，鼻子很闷，身体像一团被烘烤的面包。高度近视的我直视过于明亮的前方时，不得不微眯双眼。

8点15分，陈芳发来语音：接到单了，无法在原地等我。我决定前往遇到她的购物中心M等待——M是她送餐3公里范围内最大的一处商圈，不出意外的话，她一定会再来这儿取餐。

陈芳知道我在商场M等她后，强调了一句：“一般你们是跟不上我们的，因为有时间规定。（我们）有时候会抄小路，（你们）不太会跟得上。”我对陈芳的提醒不以为意，直到几个小时后被远远甩在身后。

从4月26日杭州下发“常态化核酸检测”的通知至今，已经过去四个月。M入口处的喇叭仍重复不歇大声播放着：“进入商场，请有序排队，打开支付宝，扫描二维码，给工作人员查验。”进出口处有两层透明塑料软门帘，中间近十平米，银色矮围栏在此隔开了两条出入通道。外层直通室外，里层与被冷气包围的商场隔开，帘后站着一负检查健康码和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的安保人员。

9点半左右，我终于在商场M东南凹面的非机动车停放处与陈芳会面。这时她已经送完了五单早餐。暂时没有新单，陈芳决定来M周边转转，等待系统派单。

她车头上安装了一个简易钢架，撑着一把和车身等长的遮阳伞。放手机的塑料支架固定在左后视镜的镜座上，车头挂着透明蓝边的防雨软板，踏板上放有一个褪色的美团外卖包。

2022年7月14日，中国北京一名快递员。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你没准备防晒的吗？”见到完全裸露面部和颈部、暂时脱掉长袖开衫的我，陈芳问道。和陈芳相比，我没有防晒手套和面罩，也没有能遮住全身的伞。经她提醒，我才将开衫袖子再次套住双臂。但脸、脖子和手背只能暴露在外。

我递给陈芳一瓶矿泉水，她指了指双腿间的外卖包，“没事，我也有带。”

我们沿着小道开到了一家连锁咖啡店门前。入驻M的大多数商铺10点才开门，此时的商场内只有临街大型超市和咖啡店已经营业。小道旁装点着常绿灌木和一排稀疏的小树。陈芳让我开到树影底下。

几分钟后，没等来系统派单，她决定去其他“商圈”碰碰运气。她口中的商圈，实际上指的是街边商铺的早餐店。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时，陈芳看了看我的手背，又提醒了一句：不遮牢的话会晒伤的。我说就算工伤吧。绿灯亮起，陈芳笑着向前驶去。

我们停在一条约两米宽的非机动车道上，几棵大树遮挡出一片阴凉的空地，边上是一栋10层楼高的居民楼。虽然还是能感受到热气不断袭来，但比太阳底下好许多。不远处传来除草机的声响，我们开始在树荫下等待订单。

陈芳是全职“专送”骑手，隶属于购物中心M附近的一个美团配送站，配送范围基本在3km以内，由系统派单，无需抢单，上线时间需满8个小时。站点内目前有近70名全职外卖员，其中只有两名女性。

“这会大家（骑手）都出来了。”陈芳说。上午10点前的早班专送骑手少，陈芳告诉我，她们团队也就十几个人。但10点之后，中班专送骑手开始上线，她能接到的单子也会随之变少。饿了么外卖员和美团众包的兼职骑手也会摊薄她能接到的订单。

林哥是中班骑手之一，与陈芳同属一个配送站，手臂上戴着一副浅色冰袖。每天上午9点半，除了早班骑手，其他骑手需到配送站外开早会，20分钟左右，主要讲骑行安全。林哥的上班时段从早会结束至晚上8点左右，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时间。

林哥每天都能听到外卖员中暑的消息。骑手中暑之后，会跟站长说明情况，再骑车回家休息，第二天接着上班。他发现，有些外卖员中暑是因为没有在电动车上安装太阳伞，“顶着太阳一天，受不住。”有的骑手是因为“喝太凉的水一下给激住了”。

“身体素质好一点的，硬撑就过去了，慢慢就习惯了。”林哥没有中暑过，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还能顶得住。

陈芳告诉我，前一天他们配送站一名来做暑假工的大学生中暑了。她听说，那名外卖员中暑后躺在了地上，后来在路边坐了会，起来后继续送餐。

她感觉今年夏天特别热，“主要是很晒，以前没这么晒。”

跟着陈芳跑外卖的那两天，我还撞见了她被“微笑行动”抽查。从2017年开始，美团对骑手进行不定期随机抽查，要求外卖员拍摄包含头盔和工服的面部照片并上传，若审核不合格会被罚款或封号。

“微笑行动”弹出时，陈芳刚好送完一餐。她连忙打开车后箱，拿出美团工服和口罩。她将工服从头上套下，拉下遮面巾，戴上口罩，将刘海向后梳起，再迅速戴上美团头盔，举起手机自拍。

“热死了。”拍完照，陈芳又将工服和口罩塞回箱子。

超标电动车“提速”跑单

9点50分，等了近20分钟后，陈芳的手机响了一下。她被指派了一个预约单早餐，要求在10点半送达。

陈芳不喜欢预约单，“很讨厌的。”她向我解释，骑手没办法只顾及预约单，特别是在用餐高峰期，同时有五六个即时单，可能与预约单不顺路，或是路程太远。而且，预约单收入与即时单一致，并不会给骑手增加补偿，他们通常会当作即时单送，客户和他们之间可能产生不快。前些天，陈芳提早20分钟送达一份预约咖啡，顾客向她表达了不满。“她问我为什么这么早送来，我说商家都已经出餐了，我们就得去拿。”

10点刚过，我们动身去取餐。取餐点是小区底商的一家早点铺，离我们乘凉的树荫百余米，过一个红绿灯便到。再次进入阳光直晒的马路，仿佛被迫重新进入烤箱。取完餐，我们逆行一小段路后，抵达了顾客所在小区。趁陈芳去送餐的间隙，我打开手机自带的天气软件，显示34℃。站在小区底商外檐的荫庇处，仍像直面一台空调外机吹出的热风。

2022年6月23日，中国北京的一名外卖员。摄：Mark Schiefelbein/AP/达志影像

结束预约单后，我们回到早晨约定见面的广场附近。10点半，在一家卤鸭店门口停下，暂时躲在建筑物的荫庇处里。陈芳从外卖包里掏出一个黄色塑料水瓶，喝了几口水。她告诉我，喝完自带的水后，每天至少还会喝完两桶1.5升的矿泉水。

闲聊间，一名女外卖员骑着电动车径直向我们这边开来。她是陈芳所属配送站的另一名女外卖员吴姐。吴姐全身被冰袖、纱巾和其他衣物遮住，车上也有一顶略显夸张的遮阳伞。

停好车，吴姐和陈芳互相抱怨了一下手里没单。她们在系统中看到，同一站点实时排名第一的骑手，已经送完了12单。陈芳不清楚具体派单流程和细节，她推测和骑手账号也有关，干得久、送得快的人，可能会被分配更多订单。

吴姐以为我是新手外卖员，感到很好奇。“一般都是我们这种家里有经济压力的，想多挣点钱，才出来跑外卖。”吴姐说，“这工作不适合年轻小姑娘。太阳这么大，要晒黑的。”“我不是年轻姑娘吗？”陈芳立即反问。她俩笑了笑。

寒暄过后，吴姐决定再去商场M附近碰碰运气，和我们告别。此时已接近11时，陈芳的黑色运动裤上有明显的汗水浸湿痕迹，大块汗渍从大腿位置向四周蔓延。早上出门时，我随身携带的两瓶410毫升的水，已经喝光了一瓶。

高温和等单，让陈芳很是烦躁。她向我描述了心情好的时刻：当手里同时握着几个单子准备去送时，“就很爽。”

这种“爽”的体验很快就来了。过了11点，陈芳手机里终于出现了新订单。11点15分，我们前往一家牛肉拌饭店取餐，送至一百多米外仅一街之隔的服装店，步行也就两三分钟。随后，我们又赶到不远处一家烧饼店等餐。陈芳的情绪明显高涨，说话时也笑起来了，“手上已经攒了五六单。”

不过，喜悦逐渐变成了急躁。11点58分，在一家汉堡店等餐的陈芳着急起来。此时，另一单还差7分钟就要超时了。陈芳慌忙地给同事发语音，请求后台调度。

“来不及了！”陈芳决定先去送另一单。她横穿过马路，从车流里脱身，进入路的另一侧。我没有径直穿过去，被挡在车流这一侧。

这是第一次，我跟丢了陈芳。

我停在一家奶茶店外的屋檐下，几分钟前陈芳给我发来语音，让我在这里等她，这是她送完第一批订单后的下一个取餐地点。这时已经中午12时10分，天气程序显示体感温度44℃，湿度53%，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极高”。

2022年6月1日，中国北京的一名外卖员。摄：Mark Schiefelbein/AP/达志影像

“刚送完第一批，现在开始第二批了。”12时20分，我在奶茶店门口等到了陈芳。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在相互仅间隔百余米的四家店铺取好了餐，第二批订单的配送在陈芳电动车的满速穿梭中开始。我将车速拧到最高，但还是被她越甩越远，只能依靠她车顶的紫红色遮阳伞定位。眼看着紫色遮阳伞逐渐变成一个点，消失在车流中。我又跟丢了。

我租来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为25km/h，时速超过15km/h时，车身便会发出“滴滴”的轻微提示音。租车行老板告诉我，提示音是因为车辆限速，“感觉慢的话，可以帮你升级。”我向他确认，升级后是否就能超过规定（2019年中国发布的电动车新国标）的时速25km/h。他表示，到店里再和我详细说，微信上聊这个不方便，随后撤回了之前发来的几条消息。

电动车新国标

GB17761-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整车质量（含蓄电池）不超过55千克；最高车速不超过25公里/小时；必须具有脚踏骑行功能；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蓄电池标称电压不超过48伏；高度不超过1.1米，宽度不超过0.45米，前后轮中心距不超过1.25米。

“你的车没有提速吗，25（km/h）是绝对跟不上我的。”陈芳的电动车提速过，但她不清楚具体数值是多少，车头屏幕只会显示最高25km/h的标识，“反正我每次都（将车把）转到底。”

我在广场旁的背阳处等待陈芳，附近有许多餐饮店。12时48分，那把紫红色遮阳伞又重新回到我的视野。

12时50分至55分，我们绕着广场周边的几家快餐店取了四份订单，随后逆行约五百米后进入一个老小区送餐。“热吗？”离开前陈芳问我，“你看我裤子上全是汗。”

13时11分，在去往别墅区送餐的路上，陈芳又疾速消失在我的视野内，我只好原地停下等她返回。后来的那个下午，我还跟丢了三次。

从别墅区出来后，我跟着陈芳去了一家电动车换电站。陈芳娴熟地从车座下取出电池塞进储存柜的空格子中，再将从另一个格子取出的满电新电池装回车身。跑了近40公里后，早上8点出门时装上的旧电池，在过去五个小时里已经用掉了80%的电量。

陈芳购买的套餐可无限次更换电池，每月收费300多元。这种换电模式的电动车已经成为许多外卖员的选择，可省下数小时充电时间。我租来的电动车也是这种号称“无限续航”的智能换电车型。

比起高温，更害怕风雨

“热死了，去吃午饭吧。”13时45分，送完25单后，陈芳决定下线休息。她带我去了一家常去的陕西面馆。推开玻璃门，空调冷气顺着打开的门缝扑上全身，浑身的暑气被驱散不少。

店面不大，四张四人桌，只有我们两个客人。陈芳要了一份11元的凉面，又从冰柜拿了一罐百事可乐。我跟着也点了一份。匆匆吃完午饭，刚下线20分钟的陈芳，又急着在系统上线，准备下午的行程。

陈芳告诉我，除了饭点高峰，午后的订单也会比较多。“外面太热，一些男的中午想回去休息。他们不出来，我能拿的单子也就多了。”根据配送站的规定，所有员工下午2点至5点之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陈芳想趁其他人休息的档口多送些订单，多赚一点。

陈芳所在的配送站没有底薪，按单数以阶梯式计费。不同档位（单数）设置了不同单价，最低档位是每单5.6元。她坚持每天至少跑完50单，最多的时候跑过70多单。7月份，陈芳的工资超过了1万元人民币。

“热也得送啊，我们要挣钱。”陈芳说，“做好防晒就行了。”每天用衣物遮得十分严实的陈芳没有被晒伤过，但她大大咧咧没抹防晒霜，“晒黑是肯定的，特别是脸和手”。比起高温和太阳，她更担心风雨天，在雨中抢速度容易发生交通意外，全身被淋湿比暴晒更难受。

“像我们这种学历低的，只能做这行了，工厂里工资又很低。”陈芳说，只要自己愿意多跑几单，就能多赚一些，跑多少挣多少。

高温对林哥来说也不是要紧事。“我们不怕热，怕穷。”

2022年7月14日，中国北京的一名外卖员。摄：Ng Han Guan/AP/达志影像

林哥向我展示了他的账户明细，4月份收入也超过了1万元。他从今年3月开始送外卖，每月大约跑1500单，月收入在9500至10200元之间，平均月收入9800元左右。工资结构中的绝大部分是按总单量计算的基本薪酬，其他还涵盖了顾客自愿支付的少量答谢金（2元-5元/次）、不到20元的订单奖励（如物品较重时的补助）、活动奖励和天气补助。

7月下旬和8月中上旬，林哥收到了一笔38元的“天气关怀”奖励，以及共计125元的“高温关怀金”。这些以“高温”为名的收入并非高温补贴，林哥说，这是完成一定订单量才会给的额外奖励。

高温补贴

中国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以下的，应当支付高温补贴。高温补贴发放标准和发放时长各省标准不一，大致分月补、日补两种方式。杭州补贴标准为室外工作人员每人每月300元；室内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发放时间为4个月（6月、7月、8月、9月）。

陈芳听其他骑手说，年底会发放夏季三个月的高温补贴，每月大约300多元。“这也是听他们说的，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午后的杭州暑气熏蒸。

14时20分，我跟随陈芳从广场附近到1.2公里以外的小区送餐。为了追上陈芳，我将车把手转到最底，T恤在身后鼓起，身后留下阵阵暖风，头盔带子勒在黏糊糊的脖子上。陈芳说，我的脸很红。我笑了笑，其实早些时候从后视镜里就注意到了。

大多数市民的电动车车头上挂着常见的防晒遮阳罩，长袖防晒外套和白色遮面巾也成为他们出行的必备物。非机动车道上的路人在红绿灯路口停车时，会尽量躲在树荫下。

接近下午3点，天气预报显示，体感温度46℃，紫外线指数为7，强度“高”。停在太阳底下，若没握着车把手，它的表面很快被晒得滚烫。

我们来到一处许多栋居民楼聚集的的街区送餐。行进邻近小区的一条直道后，我感觉像被无数个空调外机包围，偶尔有凉风穿过背后。隐形眼镜似乎快被烤干，我不停眨眼，徒劳地试着挤掉不适感。

闯红灯对陈芳来说是常事。到当天下午4点，陈芳已经送了35份订单。在跟丢数次之后，我决定结束今天的“跟班”，去找租车行老板提速。

两天后的傍晚，我在购物中心M内的一家奶茶店巧遇陈芳。当天最高气温40℃。陈芳告诉我，她已经送出了60单。和店员接过两杯外卖果茶后，她向我告别，继续跑活。

8月9日，第二次跟陈芳跑外卖时，我已经能紧跟上她了。这种能追上外卖骑手的新奇和兴奋并未持续多久。两个半小时后，当陈芳开着换过新电池的电动车穿越双向道路时，我的电池已不足以高速行驶。我转满油门，看着她越来越远。

没与陈芳正式告别，当天中午结束了我的第二次跟单计划。回到家，挎包里的隐形眼镜润滑液，滴出了热水。

2022年7月13日，中国北京，一名外卖员站在商场门外。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尾声

8月19日，杭州市最高气温为40.5℃，我所在的街道为41℃。下午4点40分，日晒已不强烈，紫外线指数仅为1，但体感温度仍高达48℃。我的核酸阴性报告即将在几小时后过期，需要出门再做一次，以免第二天被挡在需要7天内核酸阴性证明的公共场所外。大陆网民们把这种行为称为“续命”。

傍晚6点半，气温降到36℃。我骑着自行车前往1.5公里外的一处核酸采样点。检测点外并行排了两条近百米的长队，人声嘈杂，热风阵阵。我的脖子和后背不停冒汗。

“请各位排队人员戴好口罩，不携带口罩，将无法为您做核酸检测。”采样亭外的喇叭轮番播放着这句警示。上个月，同行的朋友因为没戴口罩，曾在其他检测点被拒绝做咽拭子。之后每次出门核酸，虽然觉得荒谬，我还是会随手将一个口罩塞进裤兜。

晚上7点，队伍缓慢前移，因为闷热我将口罩拉至下颌处，前面还有二十多个人。做完核酸步行至自行车停放点，手机因高温发烫宕机，重启后才顺利打开骑行程序。

缓慢骑至小区楼下时，心跳突然加速，像空腹喝咖啡后的心悸感，手臂也渗出汗珠，头变得沉重，本想坚持着再走几步，眼前却突然开始发黑，伴着白色光点。我撑着身体走向不远处的长凳，弯腰蹲了下去，眩晕感开始好转，视线也清晰起来。然而，每一次试着起身行走，同样的眩晕感又会反复出现……几次尝试后，不得不打电话叫来家人，把我扶回了家。

我中暑了。这时，离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芳已过去10天，而40℃左右的高温也已持续了10天。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陈芳、林哥、吴姐为化名。）

]]> Wed, 24 Aug 2022 03:36:00 GMT abbe731d-e45e-4783-ab4c-1c7c533b93bd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824-mainland-high-summer-takeaway-rider/ 大陆深度 <![CDATA[晚报：前安全总监“吹哨”，举报 Twitter 误导监管机构]]>

Twitter 前安全总监扎特科（Peiter Zatko）于2022年7月向美国当局提出举报，指控 Twitter 就防御黑客攻击、减少垃圾邮件等问题误导联邦监管机构。图为《华盛顿邮报》为扎特科拍摄的照片。摄：Matt McClain / 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前安全总监“吹哨”，举报 Twitter 就安全、虚假账户等问题误导监管机构

据美国传媒报道，Twitter 前安全总监、著名黑客扎特科（Peiter Zatko）上月向美国当局提出举报，指控 Twitter 就防御黑客攻击、减少垃圾邮件等问题误导联邦监管机构，批评 Twitter 没有准确统计虚假账户的真实数量。

报道指，扎特科于上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司法部及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提出举报，指控 Twitter 在用户隐私、安全、内容审查等多个方面存在极度惊人的漏洞，涉嫌违反《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关键数据安全及隐私问题上误导董事会成员、投资者和用户。

扎特科指，Twitter 的50万个服务器当中有超过一半仍然使用过时软件，而 Twitter 的约7000名员工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接触他们不应该接触的系统和数据。他批评 Twitter 未有妥善保护2.38亿日常用户的数据。

他还披露在职 Twitter 期间的公司政策，指每名管理层若能完成大量提高活跃用户数量的目标，可以获得高达1000万美元的个人奖金，因此管理层都重视用户增长多于减少垃圾邮件。他更点名批评 Twitter 首席执行官阿格拉瓦尔（Parag Agrawal），指阿格拉瓦尔于今年5月宣称公司致力侦测及移除垃圾邮件是说谎。他认为，Twitter 管理层根本没有动力侦测虚假账户，更无意准确统计虚假账户的真实数量。

今年4月，全球首富马斯克（Elon Musk）提出以440亿美元收购 Twitter，后来以 Twitter 拒绝提交虚假账户真实数量等资料而取消收购行动。马斯克认为，Twitter 的虚假账户比例不只占 Twitter 宣称的5%。

目前，马斯克与 Twitter 正就收购问题诉诸法律，而扎特科提出的举报虽然未有明确指涉相关诉讼，但《华盛顿邮报》认为举报可能对诉讼产生潜在影响。马斯克在 Twitter 转载了关于扎特科举报的报道截图，还上载了出自迪士尼动画《木偶奇遇记》（Pinocchio）的一幅吹口哨迷因，似乎指涉扎特科针对 Twitter 的“吹哨”举报。

另一边厢，阿格拉瓦尔在 Twitter 公司内部发出通告，指公司认为扎特科的举报属不实陈述。Twitter 还通过发言人指，扎特科于今年1月被解雇的原因是他领导不力和表现不佳，如今他提出指控无非是想得到关注，但其失实指控对 Twitter、用户和股东造成了伤害。

据报道，接获举报的当局可能要求扎特科提交更多相关文件，甚至跟他相约面谈。假如扎特科的指控属实，Twitter 可能会面临巨额罚款。此外，据报马斯克的律师团队已经联系扎特科，寻求扎特科在他们与 Twitter 的诉讼中作证。

泰国宪法法院下令总理巴育停职，直至诉讼厘清其任期有否违宪

泰国宪法法院下令即日起暂停总理巴育（Prayut Chan-o-cha）的职务，直至诉讼厘清他的任期有否违反宪法。

根据泰国现行宪法，总理任期不得超过八年。2014年5月，时任泰国皇家陆军总司令的巴育发动军事政变。同年8月，巴育开始担任泰国总理。然而，泰国现行宪法于2017年才获通过，而军事政变后的首次大选在2019年才举行。巴育的总理任期应由何时算起，一直是执政和反对党派的争议焦点。

早前，反对派向宪法法院提交联署释宪案，要求法院裁定是否终止巴育的总理职务。至今天，泰国宪法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下令即日起暂停巴育的总理职务，直至涉及任期争议的诉讼得出结果。据路透社报道，原任副总理巴威（Prawit Wongsuwan）将署任总理职务。

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及前行政总监黄伟强被控欺诈，辩方今结案陈词

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及前行政总监黄伟强被控欺诈罪，辩方作结案陈词。

黎智英及黄伟强被指涉嫌违反地契，隐瞒科技园公司，让黎智英持有的力高顾问公司使用苹果大楼。黎智英的代表律师在结案陈词指出，案件的法律争议点在于租客本身有否披露责任，以及若租客毁约是否构成欺诈。黎智英一方认为，假如租客没有遵守合约义务，业主可以循民事诉讼处理，而根据过往案例，只有在合约签订前作出虚假陈述才会构成欺诈。

黄伟强的代表律师则指，被告虽然身为行政总监，实际上只是“大打杂”，作为员工没有责任向科技园公司披露相关事宜。而且力高顾问公司所占面积仅占整座苹果大楼面积的0.16%，即使是民事案件都不会因此被指违约。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表报告，指欧洲经历五百年一遇旱情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发表报告，指出欧洲正经历五百年一遇的旱情，现时有47%土地面临干旱风险、17%土地处于干旱警报状态。

报告指出，欧洲目前有47%土地面临干旱风险，即土壤水分明显不足；有17%土地处于干旱警报状态，即土地水分含量会影响植物生生。跟上月统计数字相比，面临干旱风险的土地比例上升3个百分点，处于干旱警报状态的土地比例则上升8个百分点。联合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欧洲当前旱情是至少五百年一遇的。

报告提到，旱情除了影响欧洲内陆航运、能源供应等，也令欧洲全境面临山火威胁。联合研究中心日前发表的欧洲农作物监察报告指出，欧洲农业生产也受旱情影响——预料欧洲今年的谷物收成跟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会下跌16个百分点，大豆收成则下跌15个百分点。

欧洲多国今夏受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近日遭受第三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在刚过去的周末录得摄氏39度高温，当局警告气候变化令山火更难被扑熄。在英国，当局指目前水资源足够供应家庭及商业用户，但有必要在未来数月谨慎管理，并且为明年可能出现的水资源短缺做好准备。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晤，双方未有公布会谈内容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于当地周二（23日）早上会晤，但双方未有披露会谈内容。两人会晤前，美国之音引述美国国务院消息指，两人会重点讨论台海议题。

据报道，秦刚于当地周二上午约10时抵达美国国务院，约一个多小时后离开，期间未有回应记者提问。两人会晤前，美国之音引述消息指，舍曼和秦刚会重点讨论台海议题，也会谈及美中使领馆的外交运作、“2019 冠状病毒”疫情限制措施、美方针对阿富汗塔利班人员的旅行禁令等。

今次是舍曼和秦刚的第三次会晤，也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后的首次。美国之音认为，今次会晤显示美中两国在持续外交对峙之下，仍然能通过派驻大使保持沟通。

然而，舍曼与秦刚会晤结束后，美中双方一直未有公布会谈内容。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日程，舍曼于当地同日下午还跟欧洲理事会代表会面，美国国务院已经发布了该场会议的摘要。舍曼在会上重申，美欧合作对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及台海和平稳定来说非常重要。

佩洛西访台后，中国解放军环绕台湾进行军事演习。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早前曾经召见秦刚，谴责中方采取军事行动及制裁佩洛西；然而，中方称秦刚完全拒绝接受美方谴责，反指美方才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我们推出端 Plus 会员计划，邀请你们成为独立新闻的守护者，帮助我们守护端，也帮助我们继续守护各地独立记者，支持他们产出更多优质的华文调查报导。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 Wed, 24 Aug 2022 02:50:00 GMT 4181870b-5396-4e30-8a2a-304745a94c17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824-evening-brief/ 即时 <![CDATA[即时︰东南亚诈骗禁锢案，香港受害者擅中英文被盯上，没特定民事法申请赔偿]]> 「“他们不一定是‘贪心’、‘愚蠢’，受害人可以是任何人。我们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避免Blame the victims。”」

端传媒记者李慧筠、特约撰稿人叶家润、实习记者郑敏婷、尹宝盈发自新加坡

非牟利机构希望枝子旗下的项目“停止人口贩运”，今日（24日）表示接获两名被困或曾困缅甸的香港受害人，录音讲述被骗到东南亚，辗转被卖及求助的经历。（编按︰相关录音并未能提供完整事件纪录，端传媒亦正向各官方部门查询。)

据录音所述，其中一名受害人John（化名）为30岁男子。他称一名数年前认识、身处泰国的前同事邀请他到当地游玩，此前因疫情未成行，“打算去玩两星期再回港，但这几星期就出事。”他指自己乘飞机至曼谷，转车至泰缅边境城市Mae Sot（湄索）。一晚，朋友说召车外出吃饭，但车辆途中“走错路”西行到边境，途中被武装分子要胁过河至缅甸。

他被困在缅甸3个月，园区中有保安持枪，试过在类似方舱的隔离仓中，被反锁禁锢5至6日，有人会将饭食送入仓内。他目睹有人逃走但不成功，中枪后被抬回园区，加上身处位置特殊，“走会中枪、危险。走这个选择不可行。”

John指自己的身份证和护照都被收，须做电骗工作；交赎金可以离开，若没交，就有机会被卖至第二个园区，赎金会因手续费等会再加费。如不愿工作会被再卖至第3、第4个园区，赎金会再增加。他指，不同公司做不同工作，如网上诈骗、赌场App等等。

求助无门，只能交赎金才获释

“道德上、身体上都有问题，心情很反复。我一定是不想做（电骗等工作）；压力也很大，这边钱行先，你开不到数或无法达标，有机会被转至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环境）条件可能差这边10倍。”John说。

John称曾向入境处求助，惟对方未能及时提供协助。

翻查资料，8月18日，保安局指联同警务处和入境处成立“专责小组”，为受害人提供协助。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曾呼吁，除致电入境处的求助热线，受害人亦可使用入境处应用程式拨打网络电话；如果网络数据微弱，可以填写求助表格，如不清楚目前所在地点则可拍下照片，上传至网上表格。

相关协助方式引起社会争议。据不同报导引述，受害人其人身自由受限制，难以使用手机甚至上网。但这些受害人基于工作需要，须使用WhatsApp等通讯软件，他们曾表示如政府设立网上即时通讯专线，会更方便求助。8月20日，入境处新增WhatsApp求助热线51908909，让受害人与“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联系。

“迟一天，这边的人危险一天。”他认为Whatsapp专线有一定帮助，“无理由叫人填表，不太合理。如果我影到相、拍片给你、填到表格，我应该不用你救我。”

另一名安全回港的男受害人阿Dee（化名），今年30岁，他早前见到Facebook招聘广告，招请香港人到泰国做广告、写字楼工作，声称有5万港元底薪及佣金。他与对方联系后，对方指到当地工作可获3个月签证，届时可以回港。他指对方安排迅速，很快拿到机票和签证，乘飞机到曼谷后，甫落机就乘坐对方安排的专车。然而，途中有武装分子胁持车辆，一行人过境至缅甸。

他指，车上还有1名中国女子以及3名泰国女子。“上车劫持的人有枪、有刀，硬住头皮都被他们食住（威胁），你当刻无法跳车。”他形容抵达的园区如同小城市，他困在其中，被告知须做电骗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每个月有底薪。他当时认为工作犯法，不欲服从，一心想要离开。

对方要他交付赎金换取自由。他曾向当地政府、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香港警方求助，但最终是靠家人帮忙交付赎金离开。最初两天，他未提出交付赎金，被困在房中，一日只获一餐饭食，没有食水提供；至第三日对方得知他筹到赎金，每天有至少三餐饭食。

“他绑架我收取费用，把我偷渡到缅甸，这一定是经历了人口贩运”。他希望Facebook监管有关的招聘广告，“见到新闻很多人被绑后（的遭遇）很不人道，不是很多人像我好运。”

端传媒向警方查询，过去5年香港人被骗至东南亚或其他地方的求助个案数字及趋势，然而警方的回复并没有细分本地及非本地求助个案，只提供包括在香港境内的整体求助数字。根据警方数字，2020年接获网上求职骗案为236宗，2021年为1063宗，2022年上半年为1625宗，呈明显上升趋势。另外，2020年接获网上情缘骗案为905宗，2021年为1659宗，2022年上半年为793宗。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及守护尊严中心创办人何珮芝（中）和希望枝子“停止人口贩运”项目经理黄筱媛（右）。摄：林振东/端传媒

受害人没有特定民事法申请赔偿

希望枝子“停止人口贩运”项目经理黄筱媛表示，作为支援人口贩运受害人机构，相当关切港人被贩运至东南亚的情况。她观察到人口贩子针对贩运年轻、受教育的香港人到东南亚工作，他们擅英文和中文，熟习以电脑工作，能够从事电骗。她提到政府在2022年1月已收到类似求助，“如果政府较早前向香港公众揭露电骗公司的手法，能够预防更多案件发生。”

“不幸的是，因为疫情而衍生的香港贫困和失业问题，令受害人的处境更为脆弱，容易受骗，有时令他们失去戒备。”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及守护尊严中心创办人何珮芝说，“我们希望强调，他们不一定是‘贪心’、‘愚蠢’，受害人可以是任何人。我们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避免Blame the victims。”

黄筱媛重申希望公众认清事件有“人口贩运”的特质，“受害者的经历不单只诱骗这样简单，”如人身自由受限、被逼从事不自愿的工作，甚至旅行被掳走，情况比“诱骗”更严峻，人口贩子逼使受害人劳动、从中赚取利益，人口贩运的框架适用于最近的东南亚骗案。

“以往香港的人口贩运事件，多数发生在外籍人士社群、或东南亚人士等等，包括性工作和被掳拐等故事，我们一直有听到，”何珮芝补充，“香港受害者可能较少数，但今次事件严重性惊人，挟持者有枪有刀，香港（本地）事件较少出现这种暴力程度。”

“政府部门都用‘诈骗’、‘卖猪仔’等字眼形容事件，其实并非不对的。”她说，“但为何想把事情拉回‘人口贩运’？政府拘捕相关人士，我们对于拘捕迅速感到高兴，但我们担心日后的检控是不是可以反映到事件的严重性？”

她指目前政府以诈骗角度起诉被捕者，但如涉事者明知道被转运人士人身安全将严重受威胁、失去自由，仍然做相关行为，“他们做的就不只诈骗简单，其实会触犯人口贩运。”

在香港，政府有“香港打击贩运人口及加强保障外籍家庭佣工行动计划”，亦于2015年在入境处引入“识别贩运人口受害人机制”。警务处及后把机制陆续延伸至部份警区，海关亦已推行。若一个人在被贩运过程触犯法例，又在机制下被识别为受害人，根据目前指引不应受检控；受害人亦可得到政府保障和援助。不过何佩芝认为，从法律角度而言，这个机制非法定，保障程度有限制。一直以来，他们接触的受害人亦会因此犹豫是否要报案。

另一方面，黄筱媛指，目前法规针对在港的人口贩运，尤其是家庭佣工，但对于处理本地人被贩运的法规，暂时未见太多进展。

何佩芝表示，因为香港未有打击人口贩运的法例，受害人没有特定民事法申请赔偿；参考外地法例，如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甚至中国大陆，受害者可以申请到民事赔偿。“香港不是没有，但不是直接因人口贩运而获赔，要循不同的人身伤害、侵权法等寻求赔偿，例如证实被非法禁锢、殴打、欺诈。”但她提醒，受害人难以证实对方曾殴打自己，部分贩运中介人亦未有直接牵涉上述刑事罪行，受害人变相难以循民事法控告中介人。

他们希望趁今次事件可与政府共同合作，尽快就人口贩运立法，让受害人获刑事免责权，订立机制打击相关罪行。

目前共39港人求助，多属求职诈骗、1宗属网恋

截至2022年8月24日，香港保安局共接获39名受害人求助，有多一名身处缅甸的港人确认安全。23日，局方指38名受害人求助中，21人仍遭禁锢；17人确认安全，其中12人已回港。被禁锢的21人中，11人身处缅甸，另外10人身处柬埔寨。局方表示38宗个案中，1宗属网上情缘骗案，其余均涉及求职骗案。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暂时没有接获旅客在当地被带走的求助个案。

目前，警方以串谋诈骗罪拘捕7人，年龄介乎17岁至51岁，当中有3人被控以串谋欺诈罪，被捕人士现正还押候讯。警方称，被捕的7人属同一诈骗集团，骨干成员为一名23岁的护理课程大专男学生及一名30岁无业男子，两人主要负责控制手下招揽受害人，并安排机票供他们前往相关地区。而一名被落案起诉的27岁女子，涉嫌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求职诈骗的帖文，称可提供底薪10万元人民币（约11万港元），于泰国及缅甸担任网络销售工作。

值得留意的是，早于2022年1月，保安局就收到相关求助。截至4月，局方共收到5人求助，最早的于去年9月离开香港。直至8月多间香港传媒报导，事件才引起大众关注。

8月16日，网媒Channel C报导两名被困缅甸的香港人，他们首先被朋友讹骗到泰国旅游，后被绑架到缅甸，被逼从事金融诈骗工作。其中，一名受害人抵达泰国机场后，连同行李被车接走，当时他向朋友再三确认，心中不虞有诈。惟途中不断转车，当他开始起疑时，车子已驶过泰国边境、进入缅甸；另一名受害人更被3、4名持枪的人截停车辆，然后被掳至缅甸。

在缅甸，两人每日被逼工作10多小时，每星期工作6日半。诈骗集团提供诈骗指引，要求他们先套取受骗人资料，再培养感情成为好友，继而游说对方投资和汇钱。一名受害人表示，若他工作无法达标，便会被送去缅甸北部，到黑市买卖器官。

同日，星岛日报报导一名被网上情人骗至缅甸、患有轻度智障的28岁男子。3年前，他透过社交媒体Instagram认识一名女子并成为情侣。今年7月中，他被诱骗至泰国会见情人，之后被人掳至缅甸，辗转4次被带到不同地方。他指几乎每日都遭受虐打，曾被围殴、电击、被铁链锁着，甚至连大小便也要就地解决。被禁锢逾一个月后，他因家人支付赎金而获释。

8月17日，香港01访问3名被转卖至缅甸不同营区的港人。受害人指每个营区均有持枪军人驻守，他们被要求交赎金才可离开。每被转卖一次，赎金便会增加，由1万美金（约7.8万港元）增至4万美金（约30万港元）。他们身处的营区位于缅甸克伦邦苗瓦迪（Myawaddy）——泰缅边境地区、由地方民族军阀控制的水沟谷经济特区。而其中一名受害人被转卖至被指为人口贩运终点站的“KK园区”。

“KK园区”的主脑为柬埔寨籍华人佘智江（She Zhijiang）、后改名“唐伦凯”（Tang Kriang Kai）。他透过在香港注册的公司“亚太国际控股”，于缅甸经营旅游、博彩等生意，在2012年及2021年分别被中国政府和国际刑警通缉。8月13日，他被泰国警方以涉嫌营运非法跨境赌博被捕，将被引渡回中国受审。

8月21日，有线新闻访问一位被困在缅甸园区的港人。他指自己于6月在泰国旅行途中被掳，曾辗转被安排在泰国边境城市、缅甸工作。他指园区有多间公司，每天都看到有人因工作表现不佳被罚做仰卧起坐、掌上压；也有人在楼梯被手铐扣住，任由其在梯间便溺，重则殴打和电击。

同日，民建联亦指收到被禁锢港人家属求助。受害人为中年男子，7月因受招聘广告吸引，出发前往泰国后却被掳至“KK园区”。他提出赔钱离开不果，每天被逼工作10多小时，若表现不佳会被罚减粮食。受害人也提到最近园区因外界关注，命他们暂停工作。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引述家属指，受害人仍能以电话通讯，但透露有懂中文的人监听。在受害人情绪不稳时，园区曾派香港人安抚他；他又指曾目睹台湾人试图逃跑被打至头破血流。

警方于同日记者会曾表示，受害人的基本人身安全不是大问题，可能是想逃走时遭掌掴，未有资料显示他们遭长期、系统性的身体伤害。对此，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回应指，受害人通话时被监控，“不能单凭（受害人）与家人简单对话就判断其安全或不安全，希望有关部门最好去当地见他们或亲自接他们回来。”

2022年8月21日，民建联指收到被禁锢港人家属求助，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和周浩鼎等举行记者会，讲述求助个案的详情。摄：林振东/端传媒

保安局、警方、外交部驻港公署、大使馆怎样回应和处理事件？

8月18日，香港媒体报导港人被禁锢消息翌日，保安局表示极度关注港人遭诱骗，及禁锢在东南亚等国从事非法工作。香港警方亦联同入境处在机场登机柜位向游客派发单张，提醒注意旅游安全和求职骗案。23日，副局长卓孝业指如果市民遇到困难，可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或香港驻曼谷经贸办求助。

外交部驻港公署亦曾回应，指会全力维护海外香港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会与入境处“协助在外港人小组”、外交部领保中心、驻有关国家使馆沟通。

多位受害人都曾以不同渠道求助。警方曾回复Channel C表示，受访的两个个案均由家属报案，分别报称失联和绑架，被列作“求警调查”，并交由不同警区的重案组接手。

而接受有线电视访问的受害人指，曾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求助，但大使馆以“不是身处在境内”为由拒绝协助。当他向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求助，馆方则叫他自行找方法逃走。他另外表示，曾在8月17日收到警方回复指会有“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俗称O记）警员联络，并会将事件转介专责小组；惟至8月20日，他仍未收到相关回复，“我也不知应该找谁。”

受害人返港的路并不顺遂。接续两天，香港01和明报分别报导，被困缅甸的一名男受害人曾经尝试买机票逃回香港，但在机场被告知因未预订香港的检疫酒店，不能登机而被逼滞留泰国。他因此被诈骗集团带到缅甸，遭受禁锢。

这位受害人最初因受高薪、包机票、包食宿的招聘广告吸引，于7月前往泰国。他及后透过父母向警方及卫生署求助，希望可让他获豁免回港，稍后再作检疫安排。不过，当时卫生署指事件须交由警方作处理。最终，他们未有收到卫生署的回复，受害人亦在其时被掳至缅甸。卓孝业曾回应指未掌握到相关情况，及后又表示，如受害人安全回港，会提供特别检疫处所。

针对政府的援助方式，不少受害人指受懂中文的人监视，建议求助专线提供多种语言，减低风险。截至8月23日，入境处专线收到280多宗求助，只有4宗与禁锢事件相关，其余则为一般查询，或要求索取表格、查问办事处地址及开放时间等。

集团趋向招揽懂英语人士，有港硕士生曾被勒索

在缅甸，缅北、泰缅边境城市大其力（Tachileik）和苗瓦迪（Myawaddy）三地是诈骗公司集中地，“KK园区”正位于苗瓦迪。

网络诈骗起源于电信诈骗，90年代的台湾金光党在中国大陆设立机房，致电行骗台湾人，后来则转而诈骗大陆人。由于2009年两岸签订司法互助协议，诈骗公司转移至东南亚继续“业务”。不过，中国反诈行动令诈骗行业在中国大陆的利润减少，集团逐渐扩展至印度、美国、欧洲等地市场。电骗模式也慢慢转变为虚拟货币、情感诈骗（俗称“杀猪盘”）等等。

原本，网上博彩和诈骗行业也以华人劳工为主要劳动力。不过，中国及后因疫情限制公民出入境，以及大规模劝返电骗劳工回国自首，集团失去大量人手，目标于是转向招揽其他地方的劳工，应对国际市场。

早前，全球反诈骗组织（Global Anti Scam Org ，GASO）受访指，收到5名香港人求助。组织表示，集团以往诈骗的对象即美国及加拿大华人，他们开始熟识电骗的诈骗手段，所以集团开始向懂得英文的香港人、新加坡人、非洲人等下手，开拓英语市场。不过，整体而言，香港和新加坡的基本薪资较大陆、台湾高，电骗集团难以高薪吸引港人到东南亚打工，所以受害人数目相对仍然较少。

目前，我们对被禁锢港人的背景和个人资料所知不多。警方曾透露，求助个案中有32男4女，年龄介乎19至57岁，大多从事基层工作或无业，部分人有案底或黑社会背景。他们疑因生活所逼，被招聘广告提及的高薪工作吸引，远赴东南亚。

端传媒正向警方查询，最新求助个案的背景细节，包括原先从事的职业种类、到埗后被逼从事的工种；被禁锢的时期，有多少人曾遭暴力对待；多少人被要求交付赎金，相关金额大约为多少等。

另外，以7月一宗港人曾被禁锢于柬埔寨的个案为例，事主为30岁的外地硕士毕业生，他回港后一年未能找到工作，一直以散工（零工、临时工）维生。今年年初，他看到有社交平台帖文招聘柬埔寨赌场荷官，声称月薪可达20万港元，无须工作经验。他及后对家人谎称离港做管理工作，一周后飞抵柬埔寨。但是，他到埗后发现真正工作为从事网恋诈骗，他拒绝后被恐吓，须支付5万美金才可离开。受害人及后透过家人报案和向当地领事馆求助，最终成功回港。

2022年8月18日，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联同警务处及入境处代表会见传媒，回应港人被诱骗到东南亚事件。摄：林振东/端传媒

组织倡就人口贩运立法，政府指目前相关条文足够

在香港人疑被贩运至东南亚事件曝光前，香港早已出现人口贩运的争议，大多涉及移工在港被强逼劳动、性侵等个案。根据香港世界宣明会定义，人口贩运以强逼受害者进行劳动、性交易或器官卖买的现代奴役方式。贩运者为谋取暴利，以强迫、拐带或欺骗等手段，剥削受害者的个人权益及人身自由，形式包括抵债劳动、强制劳役、性贩卖等。

早前，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22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下称报告）将香港列为第二级别监察名单（Tier 2 Watch List），与印尼同级，仅次于阿富汗和柬埔寨，又表示香港并未完全达消除贩运人口的最低标准，但遭港府强烈反对。港府指，在港的贩运人口现象“从来不是普遍存在”，并没有迹象显示香港是贩运的目的地或中转站，又称当局一直积极打击贩运人口及加强对家庭雇工的保障。

事实上，香港已是连续三年被列入第二级别监察名单。2020的报告中，提及在过去五年，人口贩运者在香港剥削大陆、印度、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的受害者。部分受害人循法律申诉、寻求协助不果。

2016年，一名巴基斯坦男子称遭贩运到香港工作并遭雇主残酷对待，向政府部门求助无门后，入禀高等法院寻求司法覆核。当时，该名男子在一审胜诉，政府相关部门被裁定未能履行《香港人权法案》订明的责任。其后港府上诉得直，法官当时解释该人权法案范围并不涵盖至人口贩运，故政府无相关责任，男子其后上诉至终审法院亦被驳回。

今年4月，一名在港英籍雇主以“按摩”为由，侵犯外佣并被裁定非礼罪成。该名外佣表示香港警方未有充分就她“人口贩运受害人”的身份作调查，作出司法覆核，获判胜诉。法官当时判定，警方忽略人口贩运调查背后，反映香港现有法例未有针对强制劳役行为。

同样，今年报告提及香港对人口贩运的立法问题，指港府未有就贩运行为颁布独立法例、将其定作刑事罪行，对受害人识别程序的执行力度亦不足。港府回应报告，重申香港现时有逾50条针对各种贩运行为的法律条文，认为与其他具单一人口贩运法例的地方相比，并无不足。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 Wed, 24 Aug 2022 00:15:00 GMT c778be85-b6df-4a1e-9a94-3509b75a4a10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824-whatsnew-hongkong-southeast-asia-human-trafficking-hong-kong-victims/ 香港即时 <![CDATA[端小聚预告：异乡港人的乡味与乡愁]]> 「报名活动，可以获赠一本新闻电子书《异乡寻味：离散港人与故土滋味》」

港人移民他乡后，香港的食物与饮食文化，就成了永远在追求却几乎再无机会百分百还原的乡愁。怀念港式食物，不仅是怀念一种熟悉的味道，更折射出港人移民后在异乡的身份认同与处境。

本场端小聚，我们邀请到香港有69年历史的海安咖啡室主理人之一、现常居澳洲的Rae，移居台湾的端传媒香港组编辑慧妍，以及即将赴英读博、茶餐厅研究者黎的琛，一起分享他们的乡味与乡愁。当流动成为常态，异乡在远方也在家乡，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异乡人，也希望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活动中分享你们曾苦苦追寻的味道，和作为一名异乡人的酸甜苦辣。

📌时间： 9月8日（周四）19:30~21:30（UTC+8）

📌语言：广东话（配有普通话传译）

📌嘉宾：

Rae（香港海安咖啡室主理人之一，现常居澳洲）

黎的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准博士生，茶餐厅研究者黎的琛）

袁慧妍（端传媒香港组编辑，现居台湾）

📌主持：李慧筠（端传媒香港组记者）

📌活动平台： ZOOM

📌报名方式：免费开放，点击此处报名，可以获赠一本新闻电子书《异乡寻味：离散港人与故土滋味》

*关注端传媒Facebook专页，获取活动最新提醒。

⭐️端传媒七周年：我的未来，谁的选择

在被命名为「未来」的场景中，有多少早已写就，有多少仍可选？又是谁在做这些选择呢？你和我，也真的都在选吗？本次周年专题分为四组报导，讲述性别、流动、环境与科技议题下的个体故事，有关选择、有关未来，常常混沌、几乎无解，但总是与你我息息相关、无可逃避。在充斥着坏消息的这些年，我们希望还能做出一个积极的动作，指向一个可能性。系列报导、端小聚、电子书与专属会员福利，周年活动将陆续上线，与你一起带着未来视角，审视现实。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 Tue, 23 Aug 2022 22:51:00 GMT 71dd0a2b-fdc0-48ba-bfbd-f1cf3314ccae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824-membership-event/ 端传媒七周年广场 <![CDATA[早报：泽连斯基誓言夺回克里米亚，乌克兰国庆日戒备俄导弹袭击]]>

2022年8月2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记者会。摄：Viacheslav Ratynskyi/Reuters

泽连斯基誓言夺回克里米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在关于克里米亚问题的线上国际论坛演讲，誓言乌克兰将夺回克里米亚控制权，并表示这有助于重建“世界法律和秩序”。

该论坛旨在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终结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泽连斯基称，“一切都从克里米亚开始，也将从克里米亚结束”。

泽连斯基指，约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这次峰会，其中包括约40位总统和总理。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通过线上参与，但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亲自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合。杜达敦促全球领导人重视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表示与莫斯科的关系不可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杜达称，“克里米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就像格但斯克是波兰的一部分，尼斯是法国的一部分，科隆是德国的一部分，鹿特丹是荷兰的一部分。”

不过俄罗斯没有放弃克里米亚的迹象。俄军将黑海舰队总部设在那里，并利用克里米亚作为平台，对乌克兰其他地区导弹袭击。

英国首相约翰逊线上发言指，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是今日战争的“直接前兆”，他谴责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变成军事基地，并从那里威胁乌克兰其他地区。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敦促非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称“这关系到我们的普世价值”。

乌克兰国庆日戒备俄导弹袭击

今日（8月24日）是乌克兰国庆日。由于担心俄罗斯可能在这一天发动导弹袭击，美国大使馆已通知美国公民离开乌克兰。

基辅也已停止所有公共活动。乌克兰政府警告俄罗斯，若在国庆日发动导弹袭击，将遭到乌克兰强力回应。

大多数国家同意重启伊核协议的欧盟提案，等美国答复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Josep Borrell）周二表示，参加与伊朗核谈判的大多数国家均同意欧盟的最新提案，但美国尚未答复。他希望本周收到美国答复。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Nasser Kanaani）周一曾指责美国故意拖延时间，并指美国和欧洲比伊朗更加需要这份核协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否认拖延。他称核协议谈判较两周前更近一步，但谈判进展仍有不确定性，各方分歧依然存在，美方为了回应正在加紧工作。

在欧盟从中沟通下，美国和伊朗已进行16个月不稳定的间接谈判。欧盟本月8日确认向伊朗提出一项“最终”提案，上周获得伊朗回复。

博雷尔本周一曾表示，他认为伊朗对欧盟提案的回复是“合理的”。双方均未透露提案具体内容。

澳大利亚报告指莫里森兼任部长合法，但破坏问责政府制度

就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于疫情期间秘密兼任五个部长事件，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一公布司法部长建议，指莫里森的做法虽然合法，但“从根本上破坏了”问责政府制度，现任政府将展开进一步调查。

建议书指，莫里森未公开其兼任的五个部长职务，不符合宪法规定的政府问责制度。因为如果不公布部长身份，议会和公众就不可能要求部长对这些部门的适当管理负责。

阿尔巴尼斯批评莫里森破坏澳大利亚议会民主政体，呼吁他向全民道歉。

阿尔巴尼斯还表示，政府内阁已同意“有必要对此事进一步调查”，以回应这种前所未有的权力获取方式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是否需要改革等问题。

莫里森周二发表声明指，司法部长已确认他的部长任命有效，而是否公布这些任命“没有一定之规”。他同时又指，司法部长的建议有助于指导这些领域的改革。

泰国民众示威要求总理巴育下台

泰国民众昨日上街抗议，要求总理巴育下台。政府下令加强首都安保工作。泰国宪法法院正在考虑是否受理反对派诉状，关于裁定宪法规定的八年总理任期何时结束。

反对派指，巴育于2014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同年8月担任总理，至今已达到宪法规定的八年任期上限。巴育支持者则认为，八年任期应该从2017年新宪法生效，或从2019年大选开始计算。

反对派已向宪法法院提出诉状，要求确认巴育的总理任期期限。预计法院最快周三决定是否受理。

美国商务部再将七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美国商务部周二发布通告，基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理由，再将七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其中大部分与航空航天有关。

这七家实体分别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9研究院771研究所、772研究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2研究所、513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43研究所、58研究所，以及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公司。美国供应商若向这些实体提供材料或服务，出货前必须获得许可。

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些实体“获取与试图获取美国原产商品，以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行动”，因此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 Tue, 23 Aug 2022 18:25:00 GMT dce6be27-12af-4fc7-8f32-c5957f31aecd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824-morning-brief/ 即时 <![CDATA[攀登8000公尺高峰的掠影浮光：商业化浪潮下，探险精神何去何从？]]> 「近年攀登8,000公尺高峰蔚为国际风潮，背后的商业化议题，却使得舆论莫衷一是。究竟我们该如何看待“探险精神”呢？」

城市山人

2017年1月27日，尼泊尔，雪巴人在珠穆朗玛峰小径上背负著行装。摄：Godong/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城市山人，本名董威言，作家、登山者，著有《登一座人文的山》））

2021年，一个名字在台湾登山社群逐渐被注意到，旋即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名字之所以被形容为“横空出世”，在于无论是过往台湾人曾登顶、或未登顶的8,000公尺世界高峰，如今都一一印上了她脚上的冰爪足迹，甚至在其中几座高峰——安纳普纳峰（Annapurna）、乔戈里峰（Qokori，K2）、加舒布鲁一峰（Gasherbrum I，G1）、加舒布鲁二峰（Gasherbrum II，G2）等——还以艰难的无氧方式（不使用任何氧气补给装备）登顶，如秋风扫落叶般地速度独力推进台湾的海外攀登史。

她是29岁的台湾女性登山者曾格尔（Grace Tseng），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年轻完成14座8,000公尺山峰的第一人。截至2022年8月，她只剩倒数两座。迄今史上最年轻完攀14座8,000公尺山峰的纪录保持人，是来自尼泊尔的明玛·大卫·雪巴（Mingma David Sherpa）在30岁6个月时达成的纪录。

不过随著媒体报导的推波助澜，不同的声音逐渐浮现，有人调查曾格尔的家世背景，也有人批评她名不符实，认为她达成这些创举并非真正的探险精神；批评者有之，捍卫者有之，台湾登山社群也为此有番辩论。

同样身为憧憬高山的登山者，我钦佩她向外闯荡的勇气与创下的登顶纪录，而她挑战无氧与快速攀登的运动表现也有目共睹。然而事实上，国际上志在完攀14座高峰的登山者大有人在，而且多数为商业模式下的“客户”身分，使得“成就”下的光芒不免黯淡。我们该如何统合两股针锋相对的意见，成为一道待解的思辩难题。

以下，我尝试透过本文，从登山史出发介绍8,000公尺攀登的陌生世界，以及再次探索我们对“探险精神”的想像。

加舒尔布鲁木II峰（Gasherbrum II）。摄：hubert ayasse/Sygma via Getty Images

高海拔登山运动的推移与转变

登山从不缺追求个人名声的动机，但在过去，攀登8,000公尺的山峰更大的意涵在于“国族荣耀”，一人登顶即代表全队与国家的胜利，因此具有注重团队合作与患难与共的文化。>

先民为生存迁徙四方，军队与商人则以最短路径穿越山隘为需求，登顶从来都非必要之务，直到西方历经文艺复兴后的数波思潮与社会变迁，不只索叙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学者奉科学之名攀登高峰，浪漫主义者同时还在工业之火的烟硝中瞥见阿尔卑斯山脉的壮美（sublime），登山运动在19世纪中叶于焉问世，并成为席卷全球的现象，最后在20世纪初抵达了世界的屋脊——横跨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山脉与较北的喀喇昆仑山脉。

这段历史，除了昔时以“脱亚入欧”为主轴的明治维新日本外，对于现代化姗姗来迟、文化迥异的东亚来说显得遥远而陌生。当广大人民尚苦于战乱、饥馑、灾荒，亦或受到高压统治之时，登上遥远山巅毫无可能与意义可言。而随著时间的巨轮转动，受惠于现代化与经济成长的福泽，人们逐渐向山举目，踏上路程不一的登山健行行程；最引人瞩目者，莫过于14座超过8,000公尺以上的山峰，可谓“搜集山头”（peak bagging）的最高成就。

回顾过去西方登山运动的样貌，我们也会发现一段执著于登顶的历史：1865年的马特洪峰首登，是同样来自大英帝国的温珀（Edward Whymper）与廷德尔（John Tyndall）间的同胞内战；1930年代的喜马拉雅山脉，成为帝国主义下英国、美国、纳粹德国间彼此彰显国威的登山擂台；1950年代迎来各国首登8,000公尺山峰的热潮，而后极简攀登风格“alpine style”崛起，纯粹派的登山者开始追求完全自给自足的境界。若观察众多登山创举的本质，即是自立自强挑战未知与极限的精神。

虽说登山从不缺追求个人名声的动机，但在过去，攀登8,000公尺的山峰更大的意涵在于“国族荣耀”，一人登顶即代表全队与国家的胜利，因此具有注重团队合作与患难与共的文化。欲参加远征队伍的成员，皆需要经过缜密的审查，唯有一国之中的佼佼者才有资格入选，不然除降低队伍登顶的成功率外，在危险情况甚至会连累队友的性命。古早年代的远征行程难度极高，缺乏气象预报、无即时通讯工具、也欠缺可依赖的图资，且交通距离冗长、装备与食粮笨重而粗糙、成本高昂，诸多劣势一时不可胜数，一般大众几乎不可能成为远征队中的一员。

时序来到1990年代，西方商业登山向导公司在圣母峰拓展生意，协助那些慕名而来的客户登上世界第一高峰。从历史来看，西方登山者最初进入尼泊尔与巴基斯坦之时，普遍雇用地方居民背负大量辎重并协助登山行程，工作内容从基本的“搬运工”（porter）到直接辅助攀登的“雪巴人”（Sherpa）皆有。尔后，以尼泊尔雪巴人为首的族群逐渐从西方登山队伍习得技能，并自行开业承揽业务，成为现在我们所见的本地商业向导公司，不只直接受政府观光部门的管辖，更是国家眼中的金鸡母、摇钱树。

近年来，国际登山社群兴起搜集攀登14座8,000公尺高山的风潮，或许可追溯至2019年，尼泊尔裔英国籍登山者普尔加（Nirmal Purja）以6个月6天创下的最快完攀纪录，其获得的巨大全球曝光效应，成为推动新一波登山观光的巨大动力。虽然登山者的出发点不尽与普尔加相关，但以下仍列出正在途中的的数几位人物：台湾除了曾格尔之外，还有吕忠翰（果果）和詹乔瑜（三条鱼），挪威的前越野滑雪女子运动员哈里拉（Kristin Harila）正尝试打破普尔加的最快纪录。

此外，加拿大的雅诺夫斯卡娅（Liliya Ianovskaia）以女性高龄攀登著称（62岁），西班牙的超高龄登山者卡洛斯（Carlos Soria Fontán，83岁）自1990年开始攀登，现在剩下两座；巴基斯坦的卡希夫（ Shehroze Kashif，20岁）和英国的女性布朗里（ Adriana Brownlee，21岁）同在争取最年轻完登纪录，尼泊尔的女性登山者巴桑拉姆（Pasang Lhamu Sherpa Akita）、达瓦杨祖（Dawa Yangzum Sherpa）等亦在挑战者之列；最后，中国大陆的何静据推测也在挑战以无氧方式完成。

以上所提及的几位登山者大部分为女性，原因为何？首先，是近来吹起扭转男性（尤其是白人）称霸高海拔攀登的风潮；其次，从争取品牌赞助的角度来看，基于过往女性登山者数量较少，在“纪录”上也比较有可操作的空间，所以因应宣传与募资的商业市场游戏规则，进而产制出依据国籍、性别、年龄、肤色、种族、季节、无氧、连登多峰时间纪录等多种排列组合的行销题材。山不会在乎上来的是谁，但人类社会始终在乎。

台湾女性登山者曾格尔（Grace Tseng）。图：曾格尔Facebook

商业化造就的文化断层与参与结构变化

在商业化环境中，由于客户组成歧异，以往注重团队精神的文化也消失殆尽，高海拔山峰逐渐转变成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场域。

若追踪上述几位登山者的Instagram，或会见到他们和皮肤黝黑的伙伴同框合照的画面，他们是谁？其实这就是他们积极募资的原因：向商业登山向导公司购买服务，获得雪巴人的支援（部分情况下甚至是强制配给向导，如圣母峰）。过去他们被埋没于西方人的耀眼成就之下，如今他们是受世界肯定的登山好手，不断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完成他们的梦想。

就如与纽西兰人希拉里（Edmund Hillary）一同首登圣母峰的雪巴人丹增‧诺盖（Tenzing Norgay）所言：“成就伟大，也让其他人伟大”。在商业模式下，绝大多数客户只需专注于身体劳动，诸如规划、开路、架绳、煮食、营务、运补、后勤、交通、风险控管等环节，皆由专业向导公司全程控管，再加上气象预报、通讯器材与轻量装备等辅助，行程难度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让站上8,000公尺的世界群峰之巅，不再是一般大众难以企及的梦想。

在日益发展的商业模式之中，由于客户常态性缺乏攀登经验，过程中不免演变成雪巴人扮演“保姆”般的角色。对雪巴人而言，带越多客户成功登顶，就越能提高自己的经济获益，因此多少也愿意冒更高的风险以赚取更大的报酬。而在商业化环境中，由于客户组成歧异，以往注重团队精神的文化也消失殆尽，高海拔山峰逐渐转变成为实现个人抱负的场域。

有质疑认为，近代西方远征队伍亦常雇用雪巴人，是否同为商业模式？我们需要厘清的是，首先，“商业”指的是登山行程成为市场上可供消费的商品项目，过去在远征队伍稀疏时，并无法达到稳定的供需关系，所以不然。再者，雇用当地人为向导的传统，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法国霞慕尼，但彼时英国菁英登山者在技术上实则优于地方向导，且目标著重在越来越难攀登的未登峰，迫使向导向客户学习，并逐渐演进为一门正式行业。

高海拔攀登亦然。过去制定计划、统领大局的皆是西方领队，队员各各弓马娴熟，雪巴人仅需听令行事；然而在商业登山模式中，多由经验丰富的雪巴人担任领队一职（雇用西方人领队价格昂贵），变成能力参差不齐的客户需听令行事，所以商品化、领队职责操之谁手、队员的自理能力，均是判断指标。

时至现今，商业化效应根深蒂固，任一座山峰皆可化为网站上明码标价的套装行程，或价钱可议的客制化行程。根据登山部落客阿兰‧艾内特（Alan Arnette）的估算，以商业方式攀登圣母峰的价格逐年上涨，以2022而言，随著服务内容不同，一般客户会付出4至5万美金不等代价，最高可达16万美金之谱，几乎等同于买车或买小套房的价格，以及约两个月的攀登时间。

在商业化模式下，对登山者来说，涉及到每人的经济资本与消费门槛，只要你能付更高的价钱就能获得更好的支援——只要有能力加码，登山者即可快速在基地营之间转移、使用更多的氧气瓶、雇用更多的雪巴人，创下更多以往无法想像的纪录，某方面来说就像豪华团。这般“金钱游戏”的形象，即是商业化最常为人诟病的一点。

随著高峰一一被登上，追求极限与未知的登山者们益发偏好轻快、低成本的“阿尔卑斯式”（alpine style）风格，他们志在创新，相信登山之乐在于过程、在于个人成长、在于学习技能，登顶则是最终奖励。

可想而见，商业化也在登山文化上切出一道巨大断层，大量生产出一批批不同以往的参与者。西方登山运动长年以来的圣杯，即是挑战未知——包含未曾被登上的海拔高度、未曾被登上的山峰、未曾被爬过的路线、未曾被尝试过的攀登方式等——“未知”亦即没有规则可言，不可掌握的变数极多，登山队伍或登山者只能依靠自身能力尝试登顶，甚至要有赌上性命的觉悟。

随著高峰于上世纪中叶一一被登上，追求极限与未知的登山者们益发偏好轻快、低成本的“阿尔卑斯式”（alpine style）风格，不使用辅助氧气，以小队伍或独攀的方式向高耸的绝壁、崭新的登顶路线、更快的速度、更冰冷的时节、更新颖的方式发起进击，又或是将目光放至8,000公尺以下的未登峰与路线。他们志在创新，相信登山之乐在于过程、在于个人成长、在于学习技能，登顶则是最终奖励。

相较之下，商业化攀登的受众则是一般民众，两者对探险的想像截然不同，几乎毫无交集；即便偶有龃龉，也是来自如乌鲁布科（Denis Urubko）这类个人风格鲜明的传统登山家，呼吁借助商业模式的登山者“不要将自己吹得太伟大”而已。同样对绝顶高峰怀抱向往，多数人只是想尽可能安全、快速地登上世界最高的山峰之一，然后重返家人的身边或是工作岗位，不必也不需将登山视为一门需不断琢磨的技艺——主观上，随商业队伍登顶高峰，亦是一场跳脱日常且精采绝伦的探险。

就我观之，正因为上述受众差异的缘故，议论冒险精神的是非对错极易徒劳无功。平心而论，人人皆有权选择自己的登山方式，商业何罪之有？真正的核心命题，在于社会对探险的品味与想像。品味需要时间淬炼养成，而身为后来者，我们自不免需要平实地从历史审视并了解这一项异文化的运动，进而思考未来该何去何从。

秘鲁的女性登山者昆卡（Flor Cuenca）更上传了营地有如垃圾场一般的照片，直指大型商业向导公司未负起携出垃圾的责任。图：网上图片

从环境与人文反思当代登山运动

来到理应纯净无瑕的世界屋脊，等待我们的却是宛如小镇般的帐篷城、满目疮痍的营地与堆积如山的垃圾。身处人类世，即使投入富含出世与逃避主义色彩的登山活动，却经常体察到文明的影响无远弗届，多么讽刺。

1995年诺贝尔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随后也被应用到登山运动的研究上。对于与自然环境紧密互动的登山者而言，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可说越演越烈；就在我们照常生活的同时，欧陆热浪使得阿尔卑斯山脉的冰雪快速消融、各地野火频传，过去夏季可攀登的路线落石风险大增，形同封闭。由于气候暖化造成昆布冰河越来越不稳定以及累积的人为污染，尼泊尔政府也正计划迁移圣母峰基地营的位置。气候变迁对于冰雪为主的登山运动，冲击只会越来越明显，更不用提还有越来越多观光客涌入高山环境。

虽然商业登山只是一种攀登方式，但由于今年K2迎来了史上最忙碌的攀登季，世界首次见证了一座先前被视为极度困难的“狂暴之山”，成为疫情缓和后新一波报复性旅游的目标。不只如同圣母峰一般的排队人龙，出现在8,200公尺处的瓶颈路段（bottleneck），秘鲁的女性登山者昆卡（Flor Cuenca）更上传了营地有如垃圾场一般的照片，直指大型商业向导公司未负起携出垃圾的责任，而台湾登山者詹乔愉亦有观察到此类现象。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同样商业模式复制到其他山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约莫在距今80年前，法国登山家雅克·拉加德（Jacques Lagarde）即反思：“奇怪的是，人类出于对原始自然、身心考验、孤寂与未知的热爱被群山吸引，也在那最终的避难所找到了全部，却会用尽方法消灭所有他曾苦苦追寻的一切。”至今，同样的矛盾依然存在。我们对山的憧憬与向往，竟然化为毁灭的力量；来到理应纯净无瑕的世界屋脊，等待我们的却是宛如小镇般的帐篷城、发出恶臭的沟渠、满目疮痍的营地、堆积如山的垃圾、长长的登顶队伍、怵目惊心的登山者遗体。身处人类世，即使投入富含出世与逃避主义色彩的登山活动，却经常体察到文明的影响无远弗届，多么讽刺。

与其攀登高峰可让“让世界看到台湾”，不如说“让台湾看到世界”；与其“将台湾推向世界”，不如说“将世界推向台湾”更具价值。

反思近年海外攀登的风潮，令人想起台湾亦有一段受埋没的登山史，自1980年代起，以同好团体或大学山社的型态挑战海外技术攀登，往后则由户外品牌欧都纳赞助“七顶峰”与“八千米计划”，但后者已经停摆多年。海外攀登的重心，约莫于2002年起逐渐转移到个人、小团体与“国际队伍”上，所谓的国际队伍大多是指商业队伍，多少也反映了海外高峰商业化的趋势，以及传统登山社团的无以为继。这就是为何近年欲登上8,000公尺山峰，或计划摘下“喜马拉雅的王冠”的登山者，大多是以个人为主，而非队伍或代表某个组织。有了便捷的商业服务，最大难关仅有预算与体能两项，甚至可以说攀登热门山峰，已鲜有大费周章自组队伍前往的必要性。

最后，我主张与其攀登高峰可让“让世界看到台湾”，不如说“让台湾看到世界”；与其“将台湾推向世界”，不如说“将世界推向台湾”更具价值。当赞助商与本地媒体使用夸张词汇渲染登顶与纪录，如“征服高峰”、“世界纪录”、“台湾之光”，忙于争取点阅率之余，却易于使人疏忽了如今的商业规模与服务模式，乃是建立于先人开拓未知的胆识与血肉之上，而这才是西方登山运动中的典范，也持续在少数现役登山者与极限运动员的身上发扬光大。我们无权决定他人如何自我实现，但“我们”产生的集体想法，却会决定后世将走上什么样的自我实现道路，以及最终又将通往何方。

无所承先，何以启后？我尊重登山者们挑战自我的方式，但也希望商业化的8,000公尺群峰不是终点，而是建构未来世代对探险想像的起点。究竟社会最终所认同的典范为何，相信历史自会给出答案。

2019年12月8日，尼泊尔博卡拉，安纳普尔纳峰。图：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 Tue, 23 Aug 2022 14:59:00 GMT a58fca8d-2a1f-4f34-8557-e6dd650d9855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824-opinion-climbing-8000ers-culture-and-commercialization/ 评论台湾深度 <![CDATA[晚报：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就“SRC国际案”终极上诉被驳回，今起入狱12年]]>

2022年8月23日，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Najib Razak）到联邦法院听取有关其“1MDB 贪贿案”终极上诉申请的裁决。图片来源：AP Photo

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就“SRC 国际案”终极上诉被驳回，今起入狱12年

马来西亚联邦法院今天下午颁布书面判词，五位法官一致驳回前首相纳吉（Najib Razak）就“SRC 国际洗钱案”的终极上诉申请。此前被判监禁12年的纳吉，今天开始入狱服刑。

纳吉于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首相，任内大力推动由财政部全资拥有、从事战略开发的“一马发展公司”（1MDB）。然而在2015年7月，美国《华尔街日报》率先披露九份文件，显示 1MDB 的约7亿美元公款怀疑流入纳吉的个人银行账户。纳吉声称相关款项为政治献金，检方调查后指款项由沙特阿拉伯王室捐赠，不涉及贪污或其他犯罪行为。

2018年5月，反对党派“希望联盟”赢得大选，打破“国民阵线”长期垄断执政权的局面。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上任首相后，随即宣布重启有关纳吉涉嫌洗钱的调查。

2020年7月，高庭裁定纳吉被控的七项控罪全部成立。其中，纳吉因滥权罪被判监禁12年及罚款2.1亿令吉，因三项失信罪及三项洗钱罪被判各入狱10年，意味七项罪名的总刑罚为监禁72年及罚款2.1亿令吉，因刑期同时执行而只需入狱12年。

纳吉随后向上诉庭提出上诉，但上诉庭三位法官于去年12月一致驳回上诉申请。纳结于今年4月再向联邦法院提出终极上诉申请，至今天被联邦法院五位法官一致驳回。

港保安局指涉及港人被诱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增至38宗

香港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当局最新收到一宗涉及港人遭诱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令同类个案增加至38宗。他指当局的救援工作有进展，最新有三人确认安全，令已经安全的人数增至17人，但其余21人仍然在缅甸或柬埔寨被禁锢。

卓孝业指出，仍被禁锢的21人之人身安全均受威胁，但相信没有人遭到虐打。脱险的17人当中，有12人已经成功返抵香港，包括昨日（22日）由泰国返港的一名男子。卓孝业提到，该名男子原先在缅甸遭禁锢，其后自行逃离到泰国边境位置，并且于当地联络香港保安局，再由当局安排他前往曼谷，最终于曼谷登机返港。

卓孝业提到，假如相关人士在东南亚被禁锢期间，因受到压迫、逼迫而从事非自愿的工作，包括诱骗其他港人，刑责不会太高。

香港警方至今就诱骗案拘捕5男2女，相信涉及同一个集团，其中两人今天提堂。

前区议员称有港人在泰国旅游时被绑架到缅甸

now 新闻台引述曾经协助被骗港人的区议会前议员余德宝指，他最近再接获港人求助，称在泰国旅游期间被绑架到缅甸。

余德宝表示，该名求助人自称在香港有稳定工作及收入，趁休假购买来回机票到泰国旅游，期间乘搭非公共交通的车辆，结果被人绑架到缅甸；求助人在缅甸营内认识到，有其他港人同样在旅行期间被掳到东南亚地区。余德宝呼吁当局关注涉及人口绑架的个案。

“十二港人案”被告之一乔映瑜在港涉及的两宗案件今天提堂

在中国大陆服满“十二港人案”刑期的乔映瑜于昨日（22日）被移交香港警方，她在香港涉及的两宗案件今天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

现年35岁的乔映瑜涉嫌于2020年1月在旺角利民大厦一个单位管有2.98克大麻，因而被控管有危险药物罪。此外，她涉嫌于2020年8月与另外11名港人潜逃离港，以阻碍警方调查及提出可能引起的刑事诉讼，因而被控妨碍司法公正罪。

两宗案件今天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乔映瑜因正接受隔离检疫而未能到庭，案件押后至本月31日再提堂，期间被告还柙。

乔映瑜在“十二港人案”中被指控组织偷渡，在中国大陆被判监两年，昨日（22日）刑满出狱，遭中方遣返香港及移交予香港警方。

台湾台南市“杀警抢枪案”疑凶逃亡17个小时后落网

台湾台南市“杀警抢枪案”疑凶林信吾逃亡约17个小时后，今天凌晨在新竹市落网。警方确认疑凶是一名外役监逃犯，他上周获准回家探亲，但未有依时返回监狱，被两名警员追缉时涉嫌挥刀杀死他们。

昨日（22日）早上，台南市两名警员调查一宗摩托车失车案时遇袭身亡。27岁警员曹瑞杰遭割喉，36岁警员凃明诚则身中多刀，后者佩枪和弹匣被抢走。

警方于今天凌晨4时半左右在新竹市和欣客运站附近拘捕林信吾，并且起回一支殉职警员的佩枪和18发子弹，其中一发子弹已经上膛。专案小组随后将林信吾带返台南市的警局调查。

林信吾被捕后对警方供称，警员凃明诚先向他的眼睛喷辣椒水及鸣枪警告，他“一时疯狂”才挥刀袭击对方。他袭击警员后展开逃亡，先后七次转换交通工具，企图混淆警方，期间由台南往南逃到高雄，随后北上新竹，途中曾持枪打劫超商，劫走逾7000新台币。

据台湾传媒报道，林信吾现年46岁，早年当过宪兵和清洁工，失业后接连犯下超商抢劫案而被判囚。台南市明德外役监副典狱长指出，林信吾因强盗罪而被判囚八年四个月，在明德外役监服刑。今年3月，林信吾获准回家探亲，当时他有准时回到监狱，此后再次提出申请，获准于本月13日下午放假外出、于15日返回，但他未有依时返回而被当局通缉。

台湾传媒提到，设立外役监的目的是让受刑人享有高度自主管理的环境，协助他们适应出狱后的生活。一般情况下，受刑人工作时不会扣上手铐，也不会有监狱人员监视，还可以请假外出。然而，外役监的设立方式增加了受刑人逃狱的机会，自2011年以来已有39名外役监受刑人成功逃狱。

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宣布今年底前辞任所有公职

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宣布，他将于今年12月结束长达54年的公职生涯。

现年81岁的福奇于当地周一（22日）宣布，他将于今年12月前辞任所有美国联邦政府公职，即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及国家卫生院（NIH）医生的职务。他形容担任公职是他毕生荣幸，虽然决定离开公职岗位，但不等于他将会退休，只是寻求个人的下一个事业阶段。

福奇早在1968年加入美国国家卫生院，由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的临床研究实验室助理做起，至列根（Ronald Reagan）总统任内的1984年升任研究所所长，任内经历七位总统，期间专注有关传染病和免疫介导疾病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也在前线应对艾滋病、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埃博拉、2019 冠状病毒等多场疫症。

上月，福奇曾经透露自己最迟会在拜登的本届总统任期完结前、即2025年前卸任公职。拜登发表声明，感谢福奇多年来为国家的付出，赞扬他令美国变得强大和健康。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 Tue, 23 Aug 2022 02:15:00 GMT ca89e517-d3fc-4f95-aa0a-49fe7479cbb8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823-evening-brief/ 即时 <![CDATA[柬埔寨网络诈骗：一条赌博、诈骗、绑架的不归路？]]> 「柬埔寨为何会成为网络诈骗的聚集地？」

高游

2019年5月18日，柬埔寨西哈努克市一个赌场开幕，中国客人围坐在赌桌旁。摄：Jorge Silva /Reuters/达志影像

（高游，观察东南亚诈骗的自由撰稿人）

今年以来，柬埔寨因为中国血奴案、马来西亚人被困诈骗园区、台湾香港大型跨境诈骗案等新闻事件的发酵，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而“网络诈骗”、“强迫劳动”、“人口贩卖”等现象的层层曝光，使得这个“被诅咒的国度”再次成为“人间地狱”的代名词。

柬埔寨为何会成为网络诈骗的聚集地？网络诈骗如何在东南亚遍地开花？网络诈骗又如何转变成国际性的犯罪集团？本文将从柬埔寨的历史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及那些被困网投诈骗园区的劳动者们的生存困境。

土地暴力、贪腐和家长式庇护网络

“你知道西港为什么这么乱吗？因为西港是赌徒的最后一站。”

不久前，一位嘟嘟车（东南亚常见三轮摩托）司机跟我讲了一个柬埔寨人熟知的笑话：只有二星以上的将军才能够在西港拥有土地，且这些土地最终会以各种方式转手到中国投资者的手上，变成赌场、网络诈骗园区和酒店。

“他们声称那是属于军队的土地，把村民都赶到其他地方。几年后那里就盖满了高楼大厦。”纪录片《柬埔寨之春》就曾纪录过这种以国家名义来征收土地的事件——金边万谷湖案例。

柬埔寨是推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但其国内政治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时期，产权的界定至今仍不明晰，大量的私人土地被通过暴力的方式集中在政治精英的手上，如将私人土地强制转换成国家土地，或因商业开发驱逐居民。2007年，政府以开发公共道路为由，将长期生活在西港Spean Ches村的渔民驱逐，105个家庭房屋被宪兵和警察烧毁。

根据柬埔寨人权中心2013年的报告（Cambod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Cambodia: Land in Conflict：An Overview of the Land Situation,2013），自2000-2013年期间，超过70万柬埔寨人受到ELC的影响，超过300万公顷的土地（16.6%的国土面积）以ELC的名义卖给国内外公司和政治精英（ELC，经济特许使用地，即可以交易的国家私有土地，ELC主要以出租的形式租用给国内外公司进行商业经营，租期最高99年）。而其中，约有20%的特许使用地掌握在柬埔寨人民党的五位领导人手里。并且，在2008年到2013年间，有超过85万公顷的国家公有土地转换成国家私有土地。

看似无关的土地问题，事实上是柬埔寨网络诈骗园区赖以建立的制度基础。柬埔寨以建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将土地租给开发商，然后建立起诈骗园区。7月15日，半岛电视台发布的纪录片Forced to Scam中，便揭露了位于菩萨省的经济特区实则为网络诈骗园区。还有一些土地通过私人合作的方式开发成园区。

通常，这些园区是办公室的形态，被租赁给网络博彩公司的老板，收取租金和管理费。“管理费”由专门的物业收取，这些物业又被称为园区管理员。据知情人士透露，管理费是地主为这些公司提供政治庇护所收取的保护费。

作为后发展国家，东南亚国家并没有早期西方国家利用殖民优势来积累国家财富的基础。柬埔寨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弱势处境，更使得政府采取“榨取式”的发展策略（注1），通过掠夺和开发本国的自然、土地资源的方式来快速积累国家发展的资本，但这些策略制造了不平等的苦难根源。

2018年8月2日，柬埔寨西哈努克市，一个大型海滩度假村建筑工地旁边的棚户区。摄：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资料，自2011年开始，柬埔寨的经济增长速度均维持在7%以上，因其成衣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而迅速发展。但在这些发展成果的背后，承载著诸多显而易见的灾难：森林破坏、土地暴力、网络诈骗和毒品枪支泛滥等。柬埔寨不仅连续四年被评为东南亚清廉指数最低的国家，还是近二十年来森林退化率最严重的国家，大量的原始森林因为伐木而遭到破坏。在美国国务院最新发布的《2022人口贩运报告》中，更将柬埔寨从原本的二级降到了第三级，矛头直指柬埔寨大量存在的网络诈骗园区和强迫劳动的现象。

与此同时，从1863年法国殖民开始，柬埔寨多次的政权交替和国家体制的变化也造就了这里复杂的政经结构。1953年柬埔寨正式独立为“柬埔寨王国”，在1970年被龙诺武装推翻，成为“高棉共和国”。这一政权维持了五年后被共产党波布推翻，成为“民主柬埔寨”，并在1975-1979年间实行共产主义政权，又称“红色高棉”。后来洪森到越南搬救兵，越南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78年进军柬埔寨，波布政权结束。在此之后，越南占领柬埔寨长达十年，直到1989年才从柬埔寨撤军。撤军之后，因柬埔寨内部政党纷争多，在国际势力的监督下，于1991年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并进入联合国接管的主权让渡时期。1991-1993年，联合国积极推动柬埔寨的民主政权建设，并于1993年开始第一次的民主选举，柬埔寨改国名为“柬埔寨王国”。一直到1998年洪森赢得大选后，柬埔寨的政局才逐渐趋于稳定。

事实上，1998年洪森刚上台的时候，并没有牢牢掌握政治权力，其所主导的人民党（CCP）也一直受到奉辛比克党（FUNCINPEC，保王党）和沈良西党（SRP，反对党）的左右与挑战。随著2013年洪森在大选中胜利，铲除反对党沈良西党后，CCP一党独大，洪森的政权才得以稳固。萧文轩等（2019）在《柬埔寨的政治经济变迁》一书中指出，洪森以民主制为外壳，逐渐形成家父长式的政治庇护网络。如今，柬埔寨正一步步走向发展型威权主义国家，人民党一党独大和洪森的家族式庇护网络，为贪腐提供了保护伞。

随著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和持续的对柬投资，柬埔寨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度逐渐降低，这为洪森的威权统治提供了后盾。尽管黄赌毒等下水道产业不是一带一路的计划发展项目，却引来无数的中国投资者和投机商趁此机会朝向海外发展。

在国际关系上，从2003年起，中国便成为了柬埔寨最大的外援国，中柬亲密也逐渐成为柬埔寨在面对国际民主力量时的挡箭牌。在联合国接管期间，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外援来推动柬埔寨的经济成长，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作用，并借此推动柬埔寨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随著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和持续的对柬投资，柬埔寨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度逐渐降低，这为洪森的威权统治提供了后盾。

一带一路不仅给柬埔寨带来了中国资本，还带来了黄赌毒等下水道产业。尽管这些产业不是一带一路的计划发展项目，却引来无数的中国投资者和投机商趁此机会朝向海外发展。在中国近十年严厉的扫黄打黑政策下，黄赌毒产业不断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比如菲律宾马尼拉，柬埔寨西港，缅甸的妙瓦底等。2019年，西港持合法牌照的赌场高达91家，这些赌场多数为中国人所开设。此外，西港的KTV、会所都有借助柬埔寨官员的庇护提供色情和毒品服务。柬埔寨官员以占干股的形式为这些场所提供庇护，这些场所亦雇佣柬埔寨合法持枪的宪兵作为安保人员。

“你知道西港为什么这么乱吗？因为西港是赌徒的最后一站。”长期从事博彩行业的谷明曾这样跟笔者介绍。

因此前在澳门、缅甸小勐拉和泰国等地从事赌博行业，谷明非常了解博彩产业生态。由于澳门的正规赌场对出码/签码——即从赌场借筹码——的征信审核较为严格，因此西港赌场的公关和叠码仔往往从澳门和中国大陆寻找失利的赌客，并为他们提供借贷服务。“只要是个人他们都给你出码”。这样的宽松环境滋养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人，并成了西港日后绑架勒索现象趋于严重的导火索。

由于出码的条件宽松，叠码仔们通常由持枪的保镖或有黑社会背景的人组成，以此保证赌客输了钱之后会偿还赌债。来到西港的赌客，也抱著殊死一搏的心态借筹码。一旦他们输光了手上的筹码，叠码仔便会将他们软禁在赌场的酒店里，然后打电话给赌客的家人，逼迫他们还钱。如果不还钱，可能就会被杀害，因此西港被称作“赌徒的最后一站”，生命的最后一站。

2018年3月30日，柬埔寨西哈努克市的晚间，电单车手和新美高梅赌场倒映在水坑中。摄：Brent Lewi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东南亚网络博彩及诈骗产业变迁

2016年，在菲律宾的政策暧昧之际，菲律宾的网络博彩行业也开始向外转移，他们瞄准了同样推行博彩合法化政策的柬埔寨。但由于金界赌场垄断了金边方圆200公里内的合法经营许可，柬埔寨边境地区成为为数不多的可选方案

越来越为公众所熟知的网络诈骗，起源于电信诈骗，由台湾转移到中国大陆。据中国新闻社的报道，电信诈骗最早起源于台湾金光党，在中国大陆设立机房，以打电话的方式行骗。2009年，两岸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后，电诈行业开始出走东南亚，慢慢转型成虚拟货币、杀猪盘等网络诈骗模式。

其中，菲律宾因其合法发放网络赌博牌照而成为该行业的重要推手。

早在2003年，亚洲最早的网络博彩业牌照机构——第一卡加延（First Cagayan）就开始为网络博彩公司提供服务，替菲律宾政府保障并监督博彩公司的合法运营，一共发放了114张牌照。

在2016年大选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承诺要打击毒品和网络赌博。实际上，杜特尔特的确开始大力打击毒品买卖，但在博彩行业上，他只是以政府直接运营的PAGCOR机构取代第一卡加延，成为菲律宾唯一可以合法发放网络博彩牌照的机构，并将发放牌照变成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

PAGCOR公司作为菲律宾的国有企业，成为了杜特尔特当局的赚钱利器。到2018年底为止，PAGCOR公司一共发放了56张牌照，未拿到牌照的博彩公司统统被视为非法公司，不受菲律宾政府保护。这一举措使得菲律宾博彩业的税收在短短的3年内增长3倍，到2018年达到356.2亿比索（约200亿台币，500亿港币，436亿人民币）。

2016年，在菲律宾的政策暧昧之际，菲律宾的网络博彩行业也开始向外转移，他们瞄准了同样推行博彩合法化政策的柬埔寨。但由于金界赌场垄断了金边方圆200公里内的合法经营许可，柬埔寨边境地区成为为数不多的可选方案，如最南端的西港、柬泰边境的波贝，以及柬越边境的木牌等。

其中，西港拥有柬埔寨唯一的深水港，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发展对象。在柬埔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以及中国投资的带领下，西港从一个海边港口的小渔村，逐渐成为了仅次于金边、暹粒的第三大城市。从2017年底到2019年中旬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西港便发展成传闻有“30万网络博彩人员”的赌城，而网络博彩行业也仰赖当地保护势力逐渐遍布柬埔寨。

许多人认为，柬埔寨的网络诈骗行业是从合法的赌博行业转型而来。事实上，风靡一时的房地产投资、赌场、网络诈骗等行业一直是并行发展的，但在2019年的“818禁赌令”之后走向极端。

许多人认为，柬埔寨的网络诈骗行业是从合法的赌博行业转型而来。事实上，风靡一时的房地产投资、赌场、网络诈骗等行业一直是并行发展的，但在2019年的“818禁赌令”之后走向极端——2019年8月18日，柬埔寨政府颁布《禁止发放网络赌博牌照》的禁令，并要求网络博彩公司在2020年1月1日前撤离柬埔寨。这便是改变许多人命运的禁赌令和818事件。

除了令大家谈虎色变的“杀猪盘”，网络博彩公司也有不同的分类，并非像网络上所流传的“所有从事网络博彩行业的人员都是诈骗人员”，不同的博彩公司也渐渐形成行业的鄙视链。第一类是“比较正规”的线上博彩网站，如太阳城，这一类的博彩公司将一些线下赌场的业务搬到网络上，也被称为现金网。第二类是介于模糊地带的公司，区别在于他们会评估赌客的存款来限制他们可以提现的金额。如果赌客赢取的金额太大，他们便会以各种理由来限制或冻结他们的账户。第三类则是以投资、淘宝刷单和情感诈骗为主的诈骗公司。

禁赌令之后，大量的网络博彩公司开始往缅甸妙瓦底、迪拜和格鲁吉亚等地转移。而在业务上，由于中国持续进行断卡行动、反诈宣传等政策，使得网络博彩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利润受限，通过银行卡转移诈骗所得收益也变得愈发困难。

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国际，如印度、美国、欧洲等地，也因此产生了国内盘、国际盘的分类。

2020年，随著Covid疫情的爆发，中国政府收紧出入境政策，不仅限制中国公民申办新护照，还在部分网诈重灾区进行“剪护照”的行动，如福建安溪。在机场里面，更是有当地警方提前审核出境人员签证并劝阻他们“非必要不出境”。从事网络博彩和诈骗行业的人主要以华人群体为主，如马来西亚华人、台湾、中国大陆等地，其中中国对于限制公民出入境的措施使得他们失去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来源。加上国际盘的兴起，待疫情趋缓后，他们便开始寻找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并以同样的高薪诱骗方式吸引海外劳工。

同时，网络诈骗行业也从“中国人骗中国人”逐渐转变成全球性的诈骗活动。

整体而言，中国采取的断卡行动和劝返活动，只是试图将网络诈骗阻隔在国门之外，减少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并通过取消户籍威慑海外公民，将“有害”的公民排除在国家之外。

但在打击国际犯罪上，中国却没有主动的作为。中国与柬埔寨当局合作的中柬联合执法，也多以遣返及抓捕在中国境内有犯罪记录的人员为主。中国警方会事先敲定一份抓捕的名单，然后由柬埔寨警方提供入境记录和过海关时的照片，实行定向抓捕。但吊诡的是，这份名单会以一定的标价从柬埔寨警方流传到中国罪犯手上，然后通缉名单上的部分人员会事先躲藏起来。

reeceyng commented 1 year ago

Success now, looks like a temporary error.

DIYgod / RSS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