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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Discussion #7724.
12年前，还在上高中的佩拉尔塔突然怀孕，由于没有母亲的支持，她不得不从高中辍学。
“我妈妈根本不关心我的教育，而且因为我怀孕了，她对我很生气。”现年28岁的佩拉尔塔告诉《早安美国》，（辍学）让她很难受，因为佩拉尔塔的朋友都在高中，她也希望自己女儿有更好的未来。
很快，佩拉尔塔生下了大女儿维安尼拉（Viarnneyra），在那以后，她辗转于和女儿和家庭之间，但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工作。
“（生下孩子）第一年里一切都很新鲜，我要做的只是负责任让孩子活下来。”她说，“一开始我并没有真正考虑教育问题，但随着维安尼拉渐渐长大，我开始想回到学校，这样可以在家庭教育上帮助她。”
维安尼拉进入学前班时，佩拉尔塔决定完成她的高中学位，但那个时候，她还与丈夫有一个1岁的儿子。于是，佩拉尔塔选择了一所能为孩子提供日托服务的高中——但各种障碍接踵而至，她还怀上了第三个孩子。
“最让我苦恼的是交通，我必须步行送女儿去学校，然后再花45分钟到一个小时坐公交到自己学校，在怀孕期间，这简直太难了。”她说。
生下第三胎的女儿后，佩拉尔塔再次回到了学校。由于学校缺乏托儿服务，她不得不把婴儿带到亲戚家照顾，再先送大女儿上学，然后带着儿子去自己的学校。由于没钱买车，她一直都是坐公交，学业也一直没能完成。
“当时发生了很多事，让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教育，专注养育孩子。”佩拉尔塔说，她现在有六个孩子，自己很爱他们，也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待在家，但她对教育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
“我真的觉得自己需要教育，每次我去找工作，他们总是要求我提供高中毕业证书，而我没有，我甚至不能教他们最简单的东西，比如家庭作业。这真的很让人沮丧。”
今年夏天，佩拉尔塔的孩子已经分别为12岁、10岁、8岁、7岁、5岁和4岁，她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拿到高中同等学历证书。之所以下定决心，是因为新冠大流行期间，她可以在家里上网课，不用再担心通勤问题或为孩子寻找全职的儿童托管。
“我一直在祈求上帝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从家里、通过电脑上完成学业。我曾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一次，我不会放弃。”佩拉尔塔说。
得知这个消息后，佩拉尔塔的嫂子也决定帮助她，她前来佩拉尔塔家度假，在佩拉尔塔学习、丈夫工作的时候帮助他们照看孩子。
在一个月里，佩拉尔塔通过新泽西州帕特森成人和继续教育(P.A.C.E.)的西班牙语高中同等学历(S-HSE)项目，开始了网课。
“我们上了一个月的网课，这通常是三个月的课量，所以安排得很密集，我也很认真，这是我生命中的机会，我不会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而且现在嫂子也在我家帮忙，我没有任何借口。”
P.A.C.E.课程的老师维尔玛·卡兰萨（Vilma Carranza）很快就感受到她的决心。
“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28岁女人，我的目标是毕业。’我注意到，我给她的任务越多，她就越努力地去做。她是真的把思想和心都放在所做的事情上。这个项目其实非常严格，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通过的课程，而佩拉尔塔表现非常出色。”卡兰萨说。
今年7月，佩拉尔塔和其余8名同学一起顺利毕业，获得新泽西州教育部普通教育证书，当时，他们班上一共有20人。
对于佩拉尔塔而言，获得高中文凭是她的个人人生目标，还能为孩子们树立榜样：“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头脑都能做什么，而不是每天说‘我去上学了’、‘我毕业了’，我是真正正在在做这件事。”
在佩拉尔塔得知她通过了所有考试的那一天，她的大女儿维安尼拉第一个祝贺妈妈的成功：“我女儿说，我们必须去一家面包店庆祝，因为她看到了我所有的努力。”
现在，佩拉尔塔正在研究参加网上大学课程。她的丈夫是一名电工，也打算去攻读高中学位，也是在P.A.C.E.。现在，佩拉尔塔对生活非常有信心：“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奋斗了这么久，现在我和丈夫可以向孩子展示‘什么是可能的’，虽然花了很长时间，但我们总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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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了“反智主义”在美国生活中四个领域的演进和表现之后，霍夫施塔特用结语一章来讨论当代美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疏离”（alienation）与“顺从”（conformity）困境。他注意到，在现代反智主义的高潮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不但不进行反击，反而力图重新“拥抱国家”，与主流社会重归于好。这种在他看来是向保守主义势力投降的做法似乎有情可原[1]，因为美国知识分子从未作为一个强大而稳固的群体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过。殖民地时代的清教教士和革命时期的建国者，也许是美国最早的一代“知识分子”，但他们很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19世纪后期的“独立派”，虽然继承了建国者的精神遗风，但他们与权力不沾边，并且与时代脱节，不成气候。
此外，在20世纪之前，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在美国从未作为一种独立的、有内在认同的阶层存在过。“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也没有机会建构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直到19世纪90年代，当“知识分子”的概念从法国进入美国的词汇之后，美国知识分子才开始逐渐形成认同，成为“一个内部更有凝聚力的阶级” （a more cohesive class）。随着知识分子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改革运动的参与，他们的立场也从进步时代的“中间偏左”逐步转向大萧条和新政时代的“更左”方向。尽管知识分子分享左翼和激进改革的意愿，但他们始终要面对来自左右翼的反智主义传统，而后者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民主体制和平等主义的情感”（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egalitarian sentiments）之中。
所以，知识分子始终面临一种身份认同的困难：一方面他们力图成为民主社会中的一员，希望为更大的公众利益而战；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面对“民主社会”中的各种粗俗主义。不管他们是否承认，知识分子都是一个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强调思想的独立、理智的生活和拥有批评的自由。这一切都会与主张“民主”和“平等”、反特权、反精英的大众构成一种紧张关系。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冲突在改革的高潮中可能会被掩饰，但当政治形势的发展需要寻找替罪羊的时候，知识分子会很便利地变成反智主义的牺牲品。[2]在霍夫斯塔特看来，这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美国面临的一个困境。
美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他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这是一个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问题，但在霍夫施塔特写作的时候变得格外重要。当知识分子的身份在20世纪初从旧时的“有闲阶级”转化成为新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之后，他们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获得了经济安全，进入到了政府的权力结构中，重要性和地位都得到了承认。但这种政府权力与知识分子“和解”，也可能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开始。获得了机会和利益的知识分子，会被权力“微妙地腐蚀”掉，不仅“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甚至丧失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进入权力体制的知识分子，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敢批评美国在世界上的横行霸道，也不敢批判“美国政治话语的愚蠢”。[3]
霍夫施塔特意识到，学者（scholars）的工作需要大学、研究所甚至政府的支持，但这一切支持都会对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和立场的独立性提出挑战。然而，知识与权力的地位并不平等（为权力服务的知识最终会变成权力的一种工具）；所以，“知识”与“权力”既不能“脱钩”（divorce），也无法“联姻”（union）。如何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呢？霍夫施塔特开出的药方是，保持知识分子的多元化和智识生活的多样化。他警告说： “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只是服务于权力，如果所有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他们与知识分子群体不再有任何关联，并且认为他们的责任必然而且也只能是为权力服务的时候，事情就会出现悲剧性的后果”。 尽管如此，霍夫施塔特仍然对自由主义在美国的继续幸存抱有希望。他在全书结束时表示：只要个人意志仍然能够保证在“历史的天平”上占有一席之地，知识分子和智识主义就不会消亡。[4]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陈欣言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8月版](https://images.weserv.nl/?url=https://img.allhistory.com/now/2021-09-03/6131b1e04cd55d54dd5dc920+L.jpg&output=webp&q=80&n=-1)
《反智主义》的写作，代表了霍夫施塔特学术生涯中一次非同寻常的努力。他以“反智主义”为核心范畴，使用数量和种类上都令人叹为观止的研究材料，展示了美国宗教、政治、经济和教育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反智主义”以及它们的延续与变异，从而建构起一种独特的美国历史叙事，为读者开辟了一种解读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文化的新视角。我相信，这个视角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会帮助我们看到隐藏在“民主”“平等”这些较为耳熟能详的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政治实践之下的另外一种我们不太熟悉的美国历史和文化，从而获取一种对目前美国政治僵局的深层原因更深刻、更有历史感的认识。与此同时，霍夫施塔特将“反智主义”的概念带入我们的词汇中，帮助我们发现、认识和反思中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并比较不同政治文化中是否会产生同样性质的、具有同等危害的“反智主义”。
也许，《反智主义》带来的最大启示，是为我们呈现了美国历史中的一个无解悖论：即一个立志追求和维系自由、民主与平等的体制，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制造一种“反智主义”的生活方式。对于霍夫施塔特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悖论对美国文明始终是一种威胁。一旦大多数人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反智主义”的生活方式，“反智主义”的情绪与心态就可能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并在特殊的政治时刻，利用现代的传播技术，将其放大并转换成一种貌似“民主”而实为“暴政”的力量，最终扼杀拒绝顺应大众潮流的人进行独立思考的自由。而一个拒绝批判并扼杀了批判者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活力、没有前途的社会。
霍夫施塔特的担心（思想自由在民主社会中遭到扼杀），并不是危言耸听。从冷战时代保守主义的喧嚣和麦卡锡主义制造的政治恐怖中，他看到了这种危险。事实上，在写作《反智主义》的同时，他已经对“偏执风格”（paranoid style）的政治在美国政坛上的再度出现发出警告。1964年，就在《反智主义》获普利策奖的同时，霍夫施塔特在《哈珀周刊》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以“反智主义”为基础的“偏执风格”政治。他将“偏执风格”的政治视为一种由非理性思维和非理智行为主导的政治，其特征是先入为主，拒绝真相，夸大事实，将一切与自己信仰相悖的人与事都与阴谋论联系起来。他同时指出，麦卡锡的成功在于他成功地利用了美国民众在冷战时代的焦虑感（因担心自己、家庭、社区和国家的传统优势地位丧失而引发的焦虑），并通过现代媒体和党争提供的政治空间，将大众焦虑转化成为一种恐惧，进而将这种恐惧放大，大到迫使普通美国人在政治上拒绝共产主义、在道德和心理上将共产主义视为妖魔鬼怪、将一切事实上的或想象中的与共产主义沾边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视为敌人的程度。[5]
如果霍夫施塔特活到今天，我们不难想象他会如何解释“特朗普现象”。他的《反智主义》，已经对“反智主义”的泛滥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勾画了有力的暗示。冷战之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并没有维持多久。“9·11”恐怖主义袭击摧毁了美国人传统的地理安全感，全球化和数据化加速了知识的更新和信息的分享，极大地刺激了跨国资本主义的成长，而后者改变了国际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格局。后发国家抓住这些新的优势，直追美国，美国作为“最富有、最自由、最伟大”的国家的地位不保，曾令美国人骄傲不已的“上帝选民”和“天定命运”的神话不堪一击。这一切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现实。
特朗普的支持者希望看到一个能够拯救美国的政治领袖的出现，而他提出的“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于许多支持者来说是一个熟悉的、似乎触手可及的美好旧梦。[6]21世纪的特朗普支持者们，也分享着美国历史上“反智主义”的焦虑与愤怒：他们希望找回父辈曾经享有的特权与优越感、中产阶级生活的舒心和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骄傲；他们怀抱对“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天然反感，拒绝接受任何“非美”（un-American）的思想与实践，并将反智主义美国的未来寄托在特朗普的大选获胜之上。
如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反智主义》也将“反智主义”的概念带出学术界之外，使其变成了一个广为使用的分析概念。但在方法论上，《反智主义》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霍夫施塔特的写作带有明显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的目的——为了现实批判的需要，采用现代思想路径或价值判断来诠释过去。他建构了“反智主义”概念，以此来设定研究路径，寻找相关材料，建构叙事，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令人质疑“反智主义”概念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霍夫施塔特列举了不同生活领域的“反智主义”，但并没有对它们进行比较和本质上的分析。殖民地时代宗派主义中的“反智主义”与杰克逊民主时代的“反智主义”是同一种类的吗？如果说“反智主义”的通用特征是“对思想的蔑视”，那“思想”（mind）应该如何界定呢？哪一种“思想”才算是“理性的”，应该受到尊重？霍夫施塔特并没有讨论这些问题。
霍夫施塔特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也非常宽泛，甚至有些随意。霍夫施塔特的“知识分子”群体包括了各种人物：殖民地时代的清教教士、美国建国时代的领袖人物、19世纪的废奴主义者、政党政治时代的“独立派”、进步时代的“专家”、罗斯福新政的“智囊团”成员，以及麦卡锡时代敢于批评美国的作家、学者和思想家等。这些人背景复杂，成分多元，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而他们的反对者是“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呢？霍夫施塔特没有解释。
事实上，正如他在《反智主义》的“结论”中所指出的，美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从未形成一个稳固的、独立的、可以清楚识别的群体，也从来没有创造出一种一以贯之、具有传承基因的“思想”体系。相反，我们从霍夫施塔特的描述中更多地看到的是美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不完整性和多元性。因此，当我们看到他采用这种“知识分子针对反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v. Anti-intellectual）的思想模式来建构他的历史叙事时，不免想到他是否同样陷入了他力图批评的进步主义史学曾有过的局限性。如同利益冲突决定论一样，霍夫施塔特的二元对立模式也同样限制了我们去认识“反智主义”和“智识主义”各自的内部复杂性。譬如，所谓的“反智主义者”中会不会也有“智识主义”的成分呢？而所谓“智识主义者”（包括知识分子本身）是否也可能是“反智”的呢？
《反智主义》最容易为人诟病的，是它隐含的“精英主义”（elitism）的立场。当“智识”作为一种衡量标准时，拥有智识能力或选择过理智生活会被认为是一种更优越的生活素质。虽然霍夫施塔特强调知识分子本身有很多的缺点，但因为智识生活更为理性，因此它比反智生活也更为优越。然而，霍夫施塔特并没有解释“智识”与“反智”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两者是否会发生转换。这种“精英主义”立场，最终也将使霍夫施塔特陷入困境。
在某种意义上，《反智主义》与其说是对“反智主义”的批判，不如说是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处的恶劣环境的抗议与哀叹。《反智主义》的“结语”，似乎是一首为理想状态的自由主义送终的哀歌。一方面，“反智主义”正在加速演变成为一种右翼势力的“偏执政治”；另一方面，左翼政治也在变得更加“激进”。那些力图在“左”“右”政治中间保持“独立”的知识分子（包括霍夫施塔特本人），发现自己能够生存和发挥影响力的政治空间越来越小。他们的听众与读者也在迅速分流，“独立的”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的”批判力量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难以抵挡左右翼政治的夹攻。
自从20世纪30年代末脱离左翼政治的组织和活动之后，霍夫施塔特一直埋头于象牙塔中（准确地说，他一直埋头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哈密尔顿楼六层的办公室中），力图在左右翼政治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自由主义立场。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与反对越战的抗议浪潮席卷整个美国、左右政治力量的交锋日趋白热化，他发现继续坚持政治“中立”愈加困难。1965年，霍夫施塔特与其他著名的历史学家一起，参加了由马丁路德·金带领的、为争取黑人选举权而举行的第三次“塞尔玛进军”（Selma March）抗议活动，这是他唯一一次对民权运动的直接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发起第一次“塞尔玛进军”的是黑人学生领袖约翰·路易斯 [John Lewis，他在民权运动后当选并担任国会众议员多年]，当时他为了鼓励自己勇敢面对州警的暴力，在书包里放了两本书，其中一本便是霍夫施塔特的《美国政治传统》。）[7]尽管霍夫施塔特在感情上同情民权运动，也坚决反对越战，但他很少直接卷入到左翼抗议活动中去。
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为反对越战和抗议校方占用哈雷姆区（黑人区）的土地来修建体操馆的决定，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校园抗议活动。激进学生一度占领了学校的办公楼和教室，校方最终不得不动用校外的警察力量来终止学生的抗议活动。这桩发生在他十分钟爱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抗议事件，给霍夫施塔特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哥伦比亚大学打破213年的惯例，邀请霍夫施塔特作为教师代表，取代校长为全校毕业生致辞。霍夫施塔特在精心写作的短篇演讲中，对学生占领校园的行动提出了批评。他说他理解学生的立场，并支持学生对越战的反对，但他不能容忍学生对校园的占领，反对激进学生将自己的政治意愿强加于整所大学，因为大学“不是一个政治社会，也不是政治社团聚会的中心”。他强调说，大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进行自由探索和批判的中心”，不应该“被政治化”。他虽然意识到在现实政治中一所大学要做到“完全的和纯粹的中立”是不可能的，但主张“（政治）中立必须成为大学的目标”，因为“学术自由”对于一个社会和文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8]
在《反智主义》中，霍夫施塔特努力批判的是右翼保守派的“反智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威胁。他在书中也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自称为正统文化的反叛者的人根本没有展现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感，他们所表现出的颓废主义和虚无主义也是一种“反智”现象。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反智主义”会在美国智识生活的中心（大学）出现，而他的学生会加入到校园左翼政治的“反智主义”潮流中去。这不能不引起霍夫施塔特的深思。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与大众政治和大众的关系？这个问题早在柯蒂1954年的演讲中就被讨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柯蒂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自视甚高，以精英自居，甚至远离人民，而应该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从人民那里获得支持。柯蒂引用爱默生的话警告说，知识分子如果“不与人民一起前进，他将消失在黑夜之中”（March without the people, and you march into the night）。[9]
对于霍夫施塔特来说，在建构“反智主义”的历史叙事的时候，他似乎没有考虑过谁是“人民”的问题，也没有考虑过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此刻，他似乎不知道应该如何与“人民”，或者与哪一种“人民”站在一起。两年之后，霍夫施塔特将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为后人留下异常丰富和卓越的学术遗产。但在此时此刻，他却比任何人都更真切地面临了一种困境——作为一个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如何在一个高度“民主化”同时又高度“反智化”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直到今天，这种可被称为“霍夫施塔特困境”的现象，不仅依然在美国存在，而且也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演变成为困扰所有“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问题。
本文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应邀为后浪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撰写的中文版序（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删节版将在《美国研究》发表，此版为修订后的完整版本。《燕京书评》将连续三天推送王希教授的长文，今天是第三篇。
注释
[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394~95.
[2]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399~408.
[3]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 410~415, 416~420.
[4]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427~428, 430, 432.
[5]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Harper’s Magazine, November 1964, pp.76~86.该文最初是霍夫施塔特1963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修订和扩充版见: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pp.3~40；王希：《麦卡锡主义，一个时代的焦虑与恐惧》，第8-9页。
[6] 王希：《麦卡锡主义，一个时代的焦虑与恐惧》，第9~10页。
[7] Robert McNamara, “John Lewis: The Books in His Knapsack,” Interview with John Lewis, 1998, available at:https://medium.com/@history1800s/john-lewis-the-books-in-his-knapsack-ceec7077080.
[8] Richard Hofstadter, “The 214th Columbia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Addres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37, No. 4 (Autumn, 1968), pp.583~589.
[9] Merle Curti,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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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新知懂事会》是一档由快手和笑果文化共同打造，在快手平台独家播放的泛知识脱口秀节目。本节目共4期，由李诞主持，每期都邀请了6位来自各个领域的知名嘉宾和专业人士，让他们对时下热点论题发表观点，并进行互动 PK。首期节目将于9月3日晚在「快手新知」官方直播间播出。
据官方介绍，该节目的特色是以脱口秀+辩论的形式进行观点输出，每期都会邀请各个行业的专业知识嘉宾进行脱口秀演出。比如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奕斐，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韩秀云，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职业律师朝阳律师等，他们都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完整知识体系和研究的嘉宾。节目组希望通过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专家观点、学术概念，潜移默化的传递到观众的心中，就像节目的slogan“嗑着嗑着就懂了”。“嗑”的背后，传递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接收知识的方式。
而9月3日晚的首期节目，则把目光聚焦在 “内卷和躺平”这两种年轻人截然不同的职场选择。嘉宾将在节目中从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出发，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并对社会内卷、个人成功标准、健康焦虑等社会现象进行思辨。
根据目前公布的海报，首期节目嘉宾除了主持人李诞，还包括笑果首席编剧、脱口秀演员程璐、武汉大学讲师陈铭、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奕斐、壹心娱乐CEO杨天真和主持人朱丹。嘉宾们将从自身出发，就内卷还是躺平，发表自己的观点。
为了促进多元观点碰撞，节目会将嘉宾分为两组，两位队长首先针对当期话题的两个角度进行脱口秀开题，而知识大咖将代表各战队用各自领域的知识对话题进行深度解读和观点阐释。6位嘉宾结束演讲后，还将有10分钟的自由辩论环节。最终，每期节目会根据嘉宾输出的观点以及现场观众投票情况，选出一位本场MVP。
今年以来，快手积极布局泛知识领域，于6月正式启动“快手新知播”大型直播活动，以直播这种强交互的方式，提供了一个知识交付的新场景，加速知识普惠落地。
6月以来，付鹏、沈奕斐和杨天真等名人大咖都曾作为快手泛知识的优质创作者，通过直播的形式为快手平台用户带来实用、有趣的泛知识内容。
《新知懂事会》则是快手发力知识的又一种尝试，致力于借助时下流行的脱口秀形式，在轻松的氛围下，进一步推动知识平民化、普及化、价值化。
据了解，泛知识已经成为快手今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内容类目之一，近期发布的《2021快手内容生态半年报》也显示，平台60秒以上品类视频数增长Top5分别为：法律、科学、财经、资讯、历史。不难看出，快手正在成为用户获取泛知识内容的重要渠道之一。
]]>根据英国儿童协会的数据，在英国，每名小学生的平均校服费为315英镑（约合人民币2800元），每位中学生的平均校服费用为337英镑（约合人民币3000元），但是家长认为，小学制服85英镑（约合人民币750元）、中学制服105英镑（约合人民币935元）才是合理价格。对许多家庭来说，如果家中有两三个孩子同时在上学，这笔支出压力不小。
原本，这种情况应该在今年开学季有所改变。今年4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教育法案，旨在促使中小学降低校服成本。提出该法案的工党成员迈克·埃姆斯伯里 (Mike Amesbury) 表示：“我支持学生穿校服，校服可以充当‘社会平衡器’。但是，英国目前的校服政策却让年轻人因为买不起合适的校服而面临孤立甚至排斥。”
“况且疫情已经让家庭预算如此紧张，”埃姆斯伯里补充道，“我们不能强迫家长在‘吃好饭’和‘穿体面’之间做出选择，但学校的‘品牌’制服又如此昂贵。”
英国的校服不是一件上衣和一件下衣这么简单。套头衫、开衫、马球衫、西装外套、裙子、裤子——这还不包括体育课的装备，而且件件都要有学校校徽。
学校一般与当地制服店合作，所有学生必须去指定店铺买校服。虽然一些人认为这是支持当地企业的一种方式，但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他们本可以在其他店买到更便宜的衣服，却被迫多花钱。
4月，英国教育部承诺“让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校服费用”，并表示将在秋季发布具体指南，实施新法案。教育部学校事务部长尼克·吉布(Nick Gibb)表示，他们将帮助家庭节省资金，确保校服成本永远不会成为获得高质量教育的一道障碍。
新法案除了鼓励学校官方提供二手校服外，还将允许父母购买更便宜的替代品。另外，还会限制校服上的校徽数量，并允许当地缝纫店在父母自行购买的校服上缝制校徽标志。
当时，许多家长和老师都充满期待，他们以为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品牌制服”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但如今英国各地区已经开学，教育部的法定指南却迟迟没有发布，父母们还要再等一年才能实现“校服自由”。
英国儿童协会的政策主管阿兹米娜·西迪克 (Azmina Siddique) 告诉BBC，9月开学季已经到了，但父母们仍然没有看到新法律落实，很多人表示十分失望。
但她补充说：“做出改变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正确的方案引导非常重要。”她指出，现在各个学校也有更多时间来审查自己的政策，他们需要新的招标程序，能够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校服商家。另外，还需要设立投诉程序，以加强父母或看护人对学校的监管。
在等待新法律削减校服成本的同时，许多父母决定自行解决问题，他们通过组建交换团体或寻找网上交换商店来寻找合适孩子的制服。
三年前，艾玛·鲍尔 (Emma Ball) 在英格兰温斯福德 (Winsford) 创办了校服交换组织。当时，她家中年纪较大的两个孩子已经离开了学校，留下一些校服在家里，艾玛从来没有再用过。
看到一些家庭的困难后，艾玛决定帮助他们实现“校服自由”。她从温斯福德的一些父母手中回收校服，送到需要的家庭手中。自从这项工作开始以来，她已经帮助了1000多个家庭。和去年比，今年的需求翻了一番。
艾玛表示，对中学生来说，穿校服一直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在一些学校，学生如果到校时被发现没有穿合适的校服，甚至会被要求立刻回家。
“孩子们不应该因为没有穿校服而受到惩罚。”艾玛说。同时她鼓励大家不必担心校服交换店的卫生问题，这些校服虽然是二手衣物，但艾玛在回收时发现，许多西装外套、冬装裙子很新，交换店还会进行清理和消毒。
居住在温斯福德的两位母亲科琳娜和丽贝卡都在艾玛的交换组织换过校服。科琳娜有三个孩子在上小学，另一个孩子在上中学，每年新校服的花费就要超过1000英镑。
对于丽贝卡来说，促使她参加校服交换的原因不仅仅是成本过高。她说：“当你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而不是丢去垃圾填埋场。循环利用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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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川岛的双亲离世，留下了一栋住了60多年的日式独立住宅。这里位于东村山市主干道，离东村山车站仅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却成了川岛的心病：由于自己在市区有住房，他对于如何处理这套“危房”毫无头绪。
“我仍然住在父母家附近，每个月去几次，给花园除草。但我真不确定该如何处理它，我在这所房子里出生、长大，隔壁是天王森不动尊（当地有名的佛教寺庙）。这里的建筑和风景都有我许多记忆，如果毁掉就太悲哀了。”
但这栋建筑已经相当老旧，外墙砖已脱落了大半，房子也随时可能在地震中坍塌。
川岛的困扰，是令日本政府头疼近20年的“空房间”问题——在以摩天大楼和小型公寓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乡村日本。这里人口急剧下降，荒废的房屋（空屋）构成了日常风景。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8年的住房和土地调查显示，1973年，日本所有县的房屋总数超过了家庭总数，空屋率为5.5%，而到了2018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13.6%（总户数5400万户，房产数为6241万）。
而根据野村研究所预测，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到2038年，日本30%以上的住房（2200万套）将被遗弃，到2040年，空房面积将相当于一个北海道。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房产热度和经济一直保持着统一节奏。
战后的前四十年，日本经济蓬勃发展，房地产被视为稳健投资，政府也出台了大量针对住宅土地的减税激励政策。那时候的年轻人，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在找到工作后更是像战士一般工作，随着工资的稳步上升，不少人都去郊外购买了额外的房产留给孩子，因为据说“土地总是要涨价的”。
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繁荣的房地产价格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而进入停滞。
上一代人的郊区房产变得老朽，孩子们则搬到了市区，接受高等教育并留在大城市工作。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几十年来，日本人一直在“逃离”农村和城镇，奔向城市。小城镇正处于“崩溃的边缘”：1950年，日本只有5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到了2014年，这一数据变为93%。
于是，乡镇的房产持续贬值，无人问津。
2009年，日本人口达到了1.285亿人的峰值，随后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下降，当年的买房一代年纪渐长，或去世或住进养老院，他们三四十岁的子女则继承了他们持续贬值的乡村房产，却不愿意花大价钱来维护，无人居住的空房屋越来越多。
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米山秀隆的研究指出，截至2018年，日本的空屋数量相比前20年翻了一倍，空屋率为13%，远高于其他国家——法国为8.3%，英国为2.5%，韩国在2016年为6.7%。
这些无人管理的空房间，逐渐成为了当地社区的一大隐患。
肆意生产的杂草和植被是害虫的乐土，散落在道上的树叶会对邻居造成困扰；破旧的建筑更是白蚁的栖息地，会间接导致建筑材料的脱落与坍塌；空房间还有酝发犯罪的风险，如非法入侵、非法倾倒垃圾以及纵火等。
此外，人口减少更是降低了社区活力，道路维护、水电等基础设施将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地区的超市、银行、医院和其他日常生活所需设施的数量也在减少。但人们似乎对此无动于衷。
“纵容”人们抛弃空屋的，是日本现行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与房产税制度。
东京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吉原祥子曾指出，日本的《不动产登记法》以法国为蓝本，却没有像法国一样的严格继承程序。因此，许多土地的登记长期都停留在死者名下。这导致如果地方政府想拆除一栋私人建筑，就必须要联系到该房子在世的继承人，这一步极其耗费时间，因为该继承人很可能生活在其他地区，甚至国外。
同时，过于复杂的继承登记程序非常耗费精力：继承者必须提供前主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家庭登记记录，且每个符合条件的继承人都需要提交同意产权变更表格，还需缴纳土地的税费。
然而，即使完成了房产继承登记，麻烦依旧没有结束。对于房主而言，这些空房通常充斥着大量废弃家具且严重老化，人们往往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收拾，更不愿花钱翻新一栋根本无法出租或出售的房子。
同时，直接拆除的方案也并不可行，根据日本税收制度，有建筑物的“住宅用地”享有房产税与城市规划税减免，其地税仅有空地的六分之一。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花上100万日元的拆除费，并承担6倍的税金。于是，越来越多房屋被人们抛弃了。
为了阻止空房屋继续增加，日本政府开始了制度改革。
2014年11月，《关于促进处理空房屋措施的特别措施法》颁布，根据这一制度，那些管理不善、有倒塌危险或造成卫生问题的空房屋被定为“特定空房屋”，不再享有住宅用地的税金减免。同时，法律允许地方政府对空房屋进行调查，为业主提供指导，并对房屋进行灵活改造、使用。
今年4月，政府在法律修订案里进一步强化了继承权登记，获得不动产的继承人有义务在三年内进行登记。无正当理由不执行的，将被处以最高10万日元的罚款。 同时，登记过程中的时间和费用也将进一步简化，还增添了放弃土地的便捷机制。
在吉原祥子看来，这些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过去的20年里，日本的许多小型农村已经消失了，随着人口的减少，村庄与附近的大城镇合并，国家必须迅速让人们了解新制度。”
然而，这项政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根据房产中介Kachitasu（カチタス）今年八月进行的“第一次全国空房间业主调查”，有76.8%的业主表示不清楚继承登记的强制性，另有66.7%的人表示从未和家人讨论过该问题。
法律的变动并未收到成效，新冠的流行反正开始让一些“鬼屋”起死回生。
据《东洋经济》报道，自去年春天新冠爆发，在家工作的人数迅速增加，家庭空间被大幅度压缩，小孩一直待在家里还会引发邻里之间的“噪音问题”。新冠带来的经济能力下降，加大了家庭在城市买房的贷款负担。因此，人们开始考虑搬回郊区和农村，去住父母留下的空房间。
面对不断增加的房产咨询，位于日本东部三重县的房地产公司On-Co决定单独开设一家分公司“Sakasama不动产”，帮助有需求的人们寻找、改造空房间。
该公司的总裁水谷岳史表示，虽然政府也有一些有关空房间的门户网站，但它们一般只是列出房屋的年龄、布局和大小的信息，不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另外空房间的房东大多是老人，使用互联网就是一大障碍。
为此，Sakasama不动产决定为房东与租户搭建桥梁：员工会主动找寻那些愿意租聘空房屋的客户，将他们的想法与方案写成文章，发布到公司官网和社交媒体上，鼓励看到文章的业主与他们直接联系。
“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了解客户想要做什么，然后公开他们信息，并匹配房东。”水谷说。
该项目从去年6月正式启动，截止到今年6月，66个注册租户中的6个已成功配对，其中，还诞生了爱知县名古屋的新书店“Touten Bookstore”。
为了不让充满了回忆的房屋彻底废弃，川岛昭二也找到了当地的一家建筑中介公司大黑屋。他和大黑屋签订了租赁合同，将房屋租给中介，大黑屋则负责翻新，并帮忙找寻本地愿意租用该建筑的租客。
大黑屋很快联系到了当地的和纸艺术家、设计公司Hachikoku社，“百才”综合性建筑翻新项目正式启动：主体用作 "off/do图书休息室 "和 "工作室画廊"，Hachikoku社还拥有一间独立办公室，同时配备了共享厨房和花园。
2019年5月，“百才”向整个社区开放，这个开放的综合性建筑，很快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前来。为此，大黑屋还特地举办了揭幕仪式。
看着孩子们在花园里散步、玩耍，川岛仿佛看到了自己家庭的过往：“通过保护建筑来保留我们的记忆和对家乡的热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同样敞开家门的，还有在镰仓拥有空房屋的伊藤健一。
今年3月，伊藤从公司退休，新冠疫情让他坚定了为自己家乡社区建立联系的想法。很快，他将自己的空房屋改成了共享办公室，方便人们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并定期举行各种轻松的研讨会，如“用樱桃壳制作手机壳”、“聊聊草莓的聚会”等。
在伊藤看来，这里一个既能工作也能聊天的地方：“正因为新冠疫情，我们才重新思考起和他人交流的价值。于是，我开放了自己的房屋，人们聚集在这里聊天，每天都有很多新发现。 曾经，这里是一个家，现在，这是一个邀请人们、创造联系与活跃气氛的新地方。”
参考资料：
https://asia.nikkei.com/Life-Arts/Life/As-Japan-s-empty-homes-multiply-its-laws-are-slowly-catching-up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Markets/Property/Japan-s-ghost-houses-given-second-life-as-rural-towns-fight-blight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381050
https://gentosha-go.com/articles/-/28341?utm_source=headlines.yahoo.co.jp&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relatedLink
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2ffec0c5c3b4983d109386e5e79f2e61acdecc6d
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0a707f4bb376fa9576239b6c1ed1bec31254e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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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代》出版时，美国政坛上的“麦卡锡主义”闹剧刚落幕不久。从1950至1954年，共和党新科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借冷战的反共潮流，声称要清洗美国政府机构和大学、媒体、艺术界、公民组织以及工会中的亲共分子，并利用参议院的听证会，在国会主导了一部反共闹剧。他绕开司法程序，任意传唤嫌疑人，并利用人身攻击、随意指控等手段，对美国左翼力量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威胁。麦卡锡主义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形成的政治保守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它所制造的国内恐怖政治令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深感震惊。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52年、1956年两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连续两次被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击败。在霍夫施塔特那一代人眼中，两人的政治对决是新政自由主义与反新政的保守主义之间的对决，更是一场理性政治与反智主义政治之间的对决。带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史蒂文森的失败，说明“反智主义”已经在美国政治中占了上风，美国知识分子也因此面临一种“世界末日的劫难” 。 [1]
1954年，麦卡锡受到参议院的惩戒倒台之后，美国学界和思想界开始检讨美国为何会出现“麦卡锡主义”。最初的讨论集中在冷战时代国家安全与公民的言论、思想自由的关系上，尔后逐渐延伸至对“反智主义”的检讨。 [2] 1954年12月，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柯蒂（霍夫施塔特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第一次深入地讨论了美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和“反智主义”问题。
柯蒂指出，虽然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中一直发挥着“批判、实验和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的作用，但大众却对他们抱有一种“怀疑（suspicion）、反对（opposition）或贬损（derogation）”的态度；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与反感由来已久，其形成受到相关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包括教派之争、边疆文化、实用主义、大众民主以及对自我造就的文化英雄的推崇等。柯蒂指出，当代反智主义却是源于冷战政治，麦卡锡主义以“一种凶狠恶毒的特殊形式”，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与压制，将美国带入“一个非理性和令人焦虑的时代”，不仅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将他们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技术工具”，而且威胁到了美国文明的健康发展。 [3]
柯蒂的演讲于1955年1月发表，《社会问题期刊》随后组织了一场笔谈，邀请8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讨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笔谈主持者将麦卡锡界定为“当今美国最显赫的反智主义者”，将反智主义界定为“一种极为宽泛的社会态度或价值观”，其特征是反对“用科学和民主的方法来指导和控制（社会）变革”。参加笔谈的历史学家威廉·洛伊希滕堡（William E. Leuchtenburg）同样认为，北美的历史环境孕育了反智主义的文化；并指出，当代反智主义的高涨与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变得重要有关。 [4] 1959年，著名政治评论家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进一步指出，保守主义力量对大学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反共为借口，根本目标是摧毁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后者力量的不断壮大令他们感到恐惧。 [5]
这些讨论显示，当时的美国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两场“冷战”：一场是美国在国际上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冷战；另外一场是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冷战，焦点是美国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国家”和“自由社会”。在霍夫斯塔特这一代人看来，“极权主义”不光会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而且也有可能在民主国家出现，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昭示了这种可能。
霍夫施塔特没有参加笔谈，但他比柯蒂和其他人更早地关注和讨论了“反智主义”现象。1953年，当麦卡锡主义进入高潮的时刻，他在密歇根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讨论了“反智主义”的问题。 [6] 当时，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去智识化”危机——大学教师的地位低下，高等教育管理权掌握在外行手中，教授的自治权可以被“董事会任意合法地收回”，课程设置中充斥着大量的技能训练，无法培养出尊重知识、尊重思想的人，等等。他将高等教育的失败归咎于美国人对“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的迷信。在他看来，这种形式的民主貌似追求“平等”，实际上却是一种受肤浅的大众情绪支配的政府形式，居心叵测的政治野心家通过对现代媒体的操纵，制造出草根“暴政”，以此恐吓知识分子，而普通民众则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不仅听由民粹主义政客摆布，而且还将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视为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恶人。 [7]
柯蒂、洛伊希滕堡、李普塞特以及其他人在同一时段对反智主义的讨论，对霍夫施塔特的思考无疑是有影响的，尤其是柯蒂的演讲。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柯蒂1955年的演讲与霍夫施塔特的《反智主义》，可以看到两者在主题上的重叠。尽管如此，《反智主义》不是对他人观点的简单重复或扩展，而是在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下利用丰厚的史料支持，对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所做的全面检讨和分析。霍夫施塔特认为，虽然反智主义很少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潮，但反智主义的影响却无孔不入，渗透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麦卡锡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兴起和泛滥，原因之一是美国提供了适合它生长的政治和文化土壤。 [8]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陈欣言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8月版](https://images.weserv.nl/?url=https://img.allhistory.com/now/2021-09-02/61303a629c232e01c17d3360+L.jpg&output=webp&q=80&n=-1)
什么是“反智主义”？这是霍夫施塔特在《反智主义》书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霍夫施塔特认为，反智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思想的轻蔑”（disrespect for mind），但它不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主义”（-ism），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attitude），即一种由“不同特性组成的复合体”（a complex of traits），其共同特征就是对“知性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和那些奉行“知性生活”的人抱有反感与怀疑，并始终贬低这种生活的价值。 [9]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霍夫施塔特在第一章里列举了十数种“反智主义”现象，其范围从民间对学究式人物的嘲讽，延伸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知识分子的反感、麦卡锡对国务院专家的攻击和右翼势力对大学教授和专家的抨击等。
他同时指出，反智主义并非一定是一种“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而且反智主义的领袖人物，甚至会是一些“深切关怀思想的人”。他们既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那些在政治立场上截然对立的群体——如三K党和美国共产党、资本家和工会领袖等——可能同样分享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和仇视。为此，“反智”是一种特殊而普遍的美国态度，并不只限于某一社会阶层或某一文化背景的群体；而且“反智主义”也不是一种天生的邪恶力量，它实际上与许多“善业”（good causes）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如此长久地深入人心，渗透在美国社会与生活中，所以反智主义的批评者需要将它“与它赖以生存的仁慈冲动分离开来”。 [10]
那“反智主义”的对立面——“智识”（intellectualism）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intellect）——又应该如何界定呢？什么是“智识”？谁是“知识分子”？柯蒂在1954年的演讲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包容性宽泛的概念，从殖民地时期的“知识人”（man of knowledge）到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者所称的“脑力劳动者”（brainworkers），再到当下的原创性作家、文学批评家以及在大学里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者等，都可以被包括在内。 [11]
霍夫施塔特则不这样认为。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更加严格。在 1953 年于密歇根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他将“知识分子”生动地界定为那些“在晚餐之后大脑（mind）很可能继续处在活跃状态之中的人”。 [12] 在《反智主义》中，他则指出，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思想、艺术、研究和写作的创作来表现思考、批判、探索和怀疑精神的人，才能被称为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相当苛刻的标准，即便在学术界，也并非人人都能够被称为是知识分子；而在霍夫施塔特的眼中，“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甚至某些作家”以及大学里的许多教授都不能算做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只是“以理念为生，而不是为理念而生”。所以，理智生活、怀疑与批判精神、对思想的崇尚、对真理的追求，不仅是“智识生活”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的标志。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霍夫斯塔特特意对“聪明人”（a man of intelligence）和“知识分子”（a man of intellect）做了对比和区分：聪明人心灵手巧、悟性极高，而知识分子不仅具有领悟力，而且更能做理性思考；聪明人使用现实手段解决实际问题，而知识分子则具有批判能力，并善于做创造性思考；聪明人关注部分和眼下，知识分子则思考全局和未来。 [13] 霍夫施塔特还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具有的一些特质——他们拥有永无止境的“好奇心”（curiosity）、醉心于智识工作的“玩兴”（playfulness）和追求真理的“虔诚”感（piety），但他们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以集体的方式扮演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触角”（moral antennae）的角色。他们在公众尚未意识到之前就考虑和提出社会需要关切的基本道德问题，所以他们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价值观的问题。因此，“知识分子”总是一群不安分守己、不循规蹈矩的人，因为他们生活的意义不是为了掌握政权或独霸真理，而始终是在“对新的不确定性的追寻”之中。 [14]
![《知识分子的鸦片》，[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版](https://images.weserv.nl/?url=https://img.allhistory.com/now/2021-09-02/61303a844cd55d54dd5dc906+L.jpg&output=webp&q=80&n=-1)
基于这种对“反智主义”与“知识分子”的界定，霍夫施塔特对20世纪50年代的“反智主义”的起因做了探讨。他认为，在当代保守主义对知识分子进行的现代十字军式的讨伐中, “共产主义不是目标，而只是工具”；保守主义真正希望惩罚的，不是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影响，而是来自美国本土的新政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因为后者比外来的激进主义更具有威胁性。 [15] 他借助在《改革时代》一书中使用的政治心理分析方法，对当代“反智主义”的思想内涵进行了剖析，认为反智主义所包含的诸多内容，包括对新政的憎恨、孤立主义外交思想、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对教会现代化的反感以及对福利国家和联邦经济管制的反感等，起源于对现代美国的恐惧和对逝去美国的怀念。
在此，他几乎将20世纪50年代的反智主义者等同于19世纪末期的平民党人，认为前者分享了后者曾经有过的政治心理状态，把即将逝去的美国看成是一个理想世界，因为它拥有孤立主义带来的安全、乡村生活的宁静与舒适、新教主导的文化传统和蓬勃生长的工业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当代的保守派对新政以来的现代美国抱有一种真实的恐惧感，为了捍卫昔日的旧梦，不惜拥抱各种阴谋论，集合在“反智主义”的旗帜下，与罗斯福新政顽强地进行着一场“地下反叛”（an underground revolt），而麦卡锡主义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绝妙的渲泄和爆发的机会。
在这里，霍夫施塔特还讨论了一个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的国际原因，即外来思想的“侵入”。如果说，外来思想的早期侵入，是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卷入国际事务的结果；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美国积极主义”（American activism），则为更多新的外来挑战打开了大门。美国人原以为其他国家和人民在美国思想的影响下“会放弃……意识形态，接受我们的民主形式，并将之运用来……努力追求幸福”，没有想到曾经崇尚美国的其他人民会反过来挑战美国的传统，而美国社会完全没有做好应对这种形式的外来挑战的准备，因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夫施塔特用他风格独特的犀利语言写道，“美国人在享受因他们的激励而带来的胜利的同时，也在吞下激励所带来的失败的苦果。”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国内保守派非但不明白美国问题的根源所在，反而将美国面临的困境怪罪于国内知识分子对美国政治的无能与腐败的无情批判，从而将知识分子当成替罪羊，置于整个美国社会的对立面。在霍夫斯塔特看来，保守派建立的这套“虚构的和完全抽象的对立状态”（a set of fictional and wholly abstract antagonisms）不仅将知识分子妖魔化了，而且将“爱国主义”和“反智主义”情绪揉合在一起，将美国人推向一种“虚构世界”（mythology）之中，致使整个社会无法进行关于真相的常识性讨论。 [16] 在他看来，这是美国面临的真正危险所在。
为了梳理“根植于我们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反智主义，霍夫施塔特选取了宗教、政治、商业文化和教育这四个领域作为“美国生活”的主要侧面。虽然他没有解释为何选择这几个领域，但不难想见它们与美国人生活的密切相关性，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美国人生活中的精神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世界和“智识”世界。
在对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的讨论中，霍夫施塔特将宗教列在第一位，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宗教似乎与“反智主义”的关联不大。但霍夫施塔特的研究却显示，殖民地和早期美国的宗教教派之争正是反智主义在美国的源头之一。
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缺乏欧洲王权国家中的统一宗教建制。虽然早期的清教教士在新英格兰地区构成了一个“有学识的、能写会道的”智识阶层，还建立了哈佛学院，但他们内部并不统一，对浸信会、贵格派等异教教派也保持一定程度的容忍。 [17] 教派冲突在18世纪上半叶第一次“大觉醒”时达到一个高潮，而殖民地的扩展和经济生活的多元化更推动“正统”教派迅速走向衰落，以福音派为基础的奋兴派牧师（revivalists）乘机取代了传统的“智识派”教士。奋兴教派的布道者出身普通，自学成才，利用感性色彩极浓的布道方式将被传统“正统”教会排斥在外的信众吸引过来。到美国革命发生之时，自由和开放的环境激化了教派之争，导致了宗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的产生，新教教会的形式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变成了一种“自愿性组织”，对所有人开放，无须在教会或牧师面前证明自己的宗教虔诚感。
到19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大觉醒”发生时，宗教多元化和自由化已经成为美国宗教文化的特征，早期宗教中的“智识”阶层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18] 19世纪的教会为扩大规模，赢得教友的忠诚，奋兴主义者提倡对“普通人”（simple people）用“简单思想”（simple ideas）布道，抛弃了传统教士对教义的智识讨论；牧师不再被视为上帝旨意的解释者，而被降低为宗教社团的司职人员。 [19] 与此同时，福音派借助领土扩张和市场革命，深入新开发的西部和新兴的城市，利用市场革命产生的商业化机制来普及宗教皈依活动。类如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这样的新派布道师，也采用适合普通民众的布道方式，将《圣经》故事与小镇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赢得信众的狂热吹捧，但这样做也加速了宗教领域的“去智识化”。 [20]
然而，进入20世纪后，随着教育的普及、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国家内部流动性的增加，奋兴主义教派也遭遇了世俗力量的挑战并产生了内部分裂。20世纪20年代，奋兴主义教派力图捍卫自己在美国的宗教地位和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影响力，与不同的世俗改革力量围绕达尔文进化论和理性主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场科学与神学的对决中，由乡村和小镇民众组成的传统美国发起了一系列对现代美国的抵制，包括第二波三K党运动、禁酒运动、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以及1928年总统大选等。但这种“对现代性的反叛”最终是徒劳的，反而帮助建构了新的都市政治力量，最终为罗斯福新政的来临准备了选民基础。 [21]
霍夫施塔特对20世纪初福音派宗教势力反对现代性情形的描述，非常生动，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令人想起21世纪初美国政治的相关情形。但霍夫施塔特的用心，在于说明宗教保守主义与麦卡锡反共主义之间的精神联姻。换言之，宗教保守主义之所以成为美国反共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因为它将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视为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信仰体制，至于美国是否真的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或共产党人是否真的在美国存在并不要紧，所以在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设定中，所有真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也就被无一例外地转化成为“一场精神决斗”（a spiritual Armageddon），宗教情感深厚的美国人也因此被带入一种走火入魔的反智主义陷阱之中。 [22]
反智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类似草根派取代精英派的过程。在霍夫施塔特眼中，美国建国者一代人可被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因为他们富有学识，推崇理性，崇尚科学。这个“贵族精英”（patrician elite）群体，不仅创建了美国的政治体制，而且还成为了第一代领导人，所以早期的美国政治是一种“绅士政治”。但随着政党政治在19世纪初的兴起，“大众民主”（a popular democracy）取代了精英政治，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在激发其支持者参与政党政治的同时，也赋予他们抨击精英政治、反对地位差别的勇气。 [23]
在1828年总统大选中，拥有哈佛学位、崇尚欧洲文明的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被出身寒微、行为鲁莽、靠战场军功出名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击败，早期的精英政治就此谢幕，让位于延续至今的“大众民主”。随之而来的“杰克逊民主”，将分赃制（获胜政党独享公职任命权）、公职轮回制（政府公职不由固定的精英阶层担任）和恩惠制（政党根据党工忠诚程度分配利益和官职）等带入美国政治之中，在体现“民主”的同时，也强化了“反智主义”；政府成为了一种由政党控制的、必须分享的公共财产，而企图保持独立的知识精英则被排除在政党体制之外，失去了与“反智主义者”抗衡的平台。 [24] 重建时代不愿与两大政党为伍的“独立派”，企图恢复新英格兰文化传统和清教伦理，推动联邦政府的文官制度改革，痛斥政党腐败，但在对手使出的“平等主义情感、政治机器的贪欲以及反智主义”的杀手锏面前，他们毫无招架之力，还被对手耻笑为是女人气十足的遗老遗少。 [25]
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美国政治是在20世纪开启之后，但此刻的“知识分子”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旧式“知识精英”为新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所代替，而工业化和现代国家管理的复杂性也要求政府借助拥有专门知识的专家的帮助。进步时代担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对知识分子也多少抱有同情之心，但“知识分子”最终进入到政府之中并受到重用还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时代。虽然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实权，但他们能够成为总统智囊团的成员，并能对掌握实权的人施加“一种广泛而关键的影响力”（a pervasive and influential influence），已经是知识分子所取得的巨大政治进步。 [26]
然而，他们对政府权力的参与也刺激了新一轮反智主义的兴起。保守派将知识分子变成了美国失败的替罪羊，选民中的“反智主义”与反精英的平等崇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打击知识精英的“民主”力量。在1952年、1956年的总统竞选中，艾森豪威尔大胜史蒂文森，近乎于复制了1828年杰克逊战胜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一幕。尽管不喜欢知识分子，艾森豪威尔和保守派共和党人，却没有抛弃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霍夫施塔特认为，当现代美国社会的治理越来越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与权力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尖锐和充满矛盾的问题”（an acute and paradoxical problem）。 [27]
在“实用性文化”（The Practical Culture）的标题下，霍夫施塔特讨论了美国商业、商业文化以及相关领域中的“反智主义”的历史发展。“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出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柯立芝之口；但自殖民地时代起，商业与商业文化就一直是美国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美国历史上，商人与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相互反感和敌视的紧张关系之中，但两者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商业活动是美国经济的主干，由此产生的商业行为和心理习惯，影响着大多数人对待文明和宗教的态度。边疆生活的经验和商业竞争的需要，使美国人养成了做事讲求实用、相信直接的经验、反对空谈或抽象思辨的行为习惯，而政治上的“共和主义和平等主义”则始终赋予美国人“一种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富有创造力的心态”。在大众文化中，自我造就的成功者与白手起家的创业致富者是美国人的文化英雄。即便是马克·吐温小说中的人物，也反映出实用主义文化的重要——学究气十足的汤姆·索耶（Tom Sawyer）代表着“智识”文化的不现实性，灵活机智的哈克贝利·芬（Huckleberry Finn）因善于处理现实问题而被视为土生土长的美利坚智慧的象征。 [28]
随着商业主导了19世纪的美国生活，对凭自力更生（self-help）而发家致富者的推崇便成为一种民间文化，实用性也成为美国教育的宗旨。公立教育中的人文课程，不仅被认为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而且还被认为是在误导学生养成不必要的雅兴。虽然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商业成功与商学院的训练挂钩，但商业界对学术界的传统怀疑依旧存在。 [29] 早期的农场主人口中还有一些受过教育、致力于鼓吹农业技术的绅士农场主，但现代的底层农场主对子女接受大学教育并不热心。
在这一部分中，霍夫施塔特还考察了工运和激进运动中的“反智主义”。他注意到，激进知识分子与劳工的关系并不融洽，因为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将工会视为改造资本主义的政治工具，而行业工会本身希望追求的经济目标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扩大自己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利益分享，两者在政治宗旨上并不投缘。此外，为赢得工会的信任，来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放下身段，“在思想上去阶级化”（declass themselves spiritually），这样做实际上导致了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贬低和自我异化”。美国共产党这样的激进组织更是具有“反智主义”的特征，因为它坚持单一的意识形态，不容任何思想异见，这一切令知识分子在其中难以立足（在论述最后一个观点时，霍夫施塔特除了列举许多左翼美国作家在20世纪30、40年代脱离美共的例子之外，也一定想到了自己年轻时代与美共短暂交往的经历）。 [30]
霍夫施塔特讨论的第四个美国生活侧面，是美国的公立教育。在1953年于密歇根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他已经对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反智主义”提出了批评和警告。在《反智主义》一书中，他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在公立学校的师资、管理、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等问题上。霍夫施塔特认为，建国者一代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教育与共和国存亡的关系，因而十分重视建立国民教育体制。然而，19世纪的美国公立教育总体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一直在一种“不健康的”环境下成长——低廉的教师待遇、破败的校舍、“去智识化的课程设置”（de-intellectualized curricula），以及对拥有优秀资质的学生的忽视等。与高等教育一样，因为受到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影响，公立学校的运作一直为地方政治所控制，教师素质不高，教学内容枯燥无味，并不注重对学生的“心智”（mind）的训练和培养。
在讲求“平等”和“民主”的环境下，美国教育的管理者和改革者拒绝把教育视为一种培育“上流文化”（a high culture）的过程，而始终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将教育的目的设定为培养“诚实、勤奋、具有宗教感和道德感的”有用公民，以教会学生实用的生活和专业技能、扩展他们的“社会机会”（social opportunities）为目标。这种耗时长、低水平、低要求的公立教育，对于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和具有优异才能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因为前者需要及早进入就业市场，后者需要及早进入大学深造）。 [31]
20 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将高中变成了美国中学强制性教育的一部分，从而改变了教育的性质。在古典人文教育和实用教育两种教育理念的竞争中，后者取胜。所谓“生活适应”（life-adjustment）教育的课程设置被引入，以加强学生的生活技能训练。这种将中学教育与为大学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脱钩的做法，极大地降低了公立教育中的“智识”内容。此外，教育的标准不是提倡优秀，而是讲究平等，向能力弱的学生看齐。霍夫施塔特认为，这种新型教育表面上看是民主、激进的，实际上却是保守、落后的，极大地助长了中学教育领域中的“反智主义”；注重平等的教育，实际上催生了美国教育的平庸，致使其在智识训练上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和苏联。 [32]
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霍夫施塔特专辟一章来讨论美国教育改革的领袖人物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杜威的原意是希望学生使用心智（mind）作为工具来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强调智识与行动能力的“双重并进”，从而在一个与现实接近的环境中将儿童教育改造为一种“社会重构的主要力量”。杜威从来没有提倡过“无方向的教育”，但他也未能提供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实用标准，所以最终没有解决培养学生的标准和方向的问题。霍夫施塔特对中小学教育的最大批评是，教学改革在强调民主和平等的同时，降低了对智识能力的训练，打击了优秀学生追求高质量的学术成就的志向与勇气。其结果是，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很容易成为“顺从”文化的俘虏。 [33]
本文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应邀为后浪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撰写的中文版序（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删节版将在《美国研究》发表，此版为修订后的完整版本。《燕京书评》将连续三天推送王希教授的长文，今天是第二篇，明天将刊出第三篇。
[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5-6. 本文涉及《反智主义》一书的所有引文均来自此书的英文原版。关于麦卡锡主义及其影响的简短讨论，见王希：《麦卡锡主义：一个时代的焦虑与恐惧》，载《千渡》，2019 年第 10 期，第 3~9 页; 王希：《麦卡锡主义的闹剧与悲剧》，载《读书》，2000 年第 11 期，第 19~28 页。
[2] 例如: David Riesman, “Some Observations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23 (Winter, 1953～54); Archibald MacLeish, “Loyalty and Freedom,”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22 (Autumn, 1953)。
[3] Merle Curti,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LX, No. 2 (January 1955), pp.259～82. 引语分别来自第 261~263 页, 第 274~276 页。
[4] 关于这场笔谈的详细情况，见：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11, No. 3 (1955), pp.3~56; S. Stansfeld Sargent, “Introduction,” ibid., pp.3~7; William E. Leuchtenburg, “Anti~Intellectualism: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bid., pp.8~17.
[5]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Intellectuals: Their Politics and Status,” Daedalus, Vol. 88, No. 3 (Summer, 1959), pp.460~86.
[6] Richard Hofstadter, “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 Michigan Alumnus Quarterly Review, Vol. LIX, No. 21 (August 8, 1953), pp.281~295.
[7] Richard Hofstadter, “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 pp.286~287, 291, 295.
[8]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 pp.19~21.
[9]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3, 7~9.
[10] 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 pp.21~23.
[11] Merle Curti,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p.261.
[12] Richard Hofstadter, “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 p.283
[13]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25~27.
[14]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31.
[15]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39~41.
[16]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42, 44~45.
[17]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57, 60.
[18]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57~80.
[19]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84~85.
[20]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87~116.
[2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123.
[22]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117~135.
[23]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 146~155.
[24]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160~171.
[25]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172~184.
[26]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197~217.
[27]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229.
[28]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233~243.
[29]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pp. 244~245, 251~255, 258~266.
[30]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229, 275~280, 284~288, 289~292.
[3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300~301, 305, 311~322, 324.
[32]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326, 331~332, 334, 343, 346, 356.
[33]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pp.362~363, 374~377,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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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行业缺芯严重的背景下，三家车企在销量、营收、毛利关键数据上整体都有不错的表现，半年交付量基本超过或追平去年全年。
站稳了造车新势力中的头部位子，三家车企虽然分属各自的细分市场，但随着各家在拓宽产品的价位范围，一场肉搏战即将开打。
每个月公布一次单月销量，一季度发一次财报，再配上同比百分之几十、几百的增长数据，都像是在向外界说：我们不仅活下来了，还成长得挺不错。
蔚小理三家的上半年成绩单是还不错。由于各家都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都有力推新车型、改款车型，加上销售渠道铺开、品牌知名度提升，各家的交付数据同比都明显提升。而从环比数据来看，第二季度也较第一季度整体表现更好。
先是车卖得最多的蔚来，因为交付得最早，从2018年开始，蔚来长期坐稳造车新势力单月交付量第一的位子。
外界所说的“蔚小理”恰好是三家在交付量上的大致排名：蔚来第一，小鹏、理想紧随其后。根据各家公布的交付数据，今年7月，理想和小鹏单月交付量都站上8000台，不过蔚来少见的以7931辆的单月交付掉到第三名，在短暂的一个月内“蔚小理”变为“理小蔚”。
不过从季度数据来看，蔚来还是保持着身位优势，小鹏、理想难分伯仲。第二季度，蔚来共交付21896辆汽车，同比增长111.9%，环比增长9.2%。同期蔚来总营收达84.48亿元，同比增长127.2%，环比增长5.8%。
同期，小鹏的交付了 17398 辆（其中小鹏P7为11522辆，小鹏G3为5876辆），同比增长439%，环比增长30.4%，这一交付数据也超出了此前的预期（15500至16000辆）。销量带动营收上涨。小鹏第二季度的总收入为 37.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36.7%。
理想汽车，只靠一个车型就实现了17575辆的交付量，同比增长166.1%。对应的营收为49.0亿元，环比增加41.6%。
但从毛利率上来看，理想相对领先。据财报，Q2由于理想ONE在改款之后售价更高，带动车辆毛利率从Q1的16.9%提升了1.9个百分点至18.7%。
单车售价较低的小鹏汽车Q2毛利率为11.9%，这一数字已经是小鹏的汽车毛利率的历史最高点，相较于第一季度的 11.2%提升了0.7个百分点，但还是和理想、蔚来差距较大。
蔚来Q2毛利率为18.63%，较Q1有所下降，但整体保持平稳。同期理想的车辆毛利率达到18.7%，比较一季度的16.9%明显提升。
小鹏汽车CEO何小鹏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2021 年上半年的交付量超过了2020年全年的总交付量。这一季度，也是小鹏汽车在2020 年8月上市后，销量和毛利表现最好的一季财报。蔚来、理想在上半年的交付量也基本追平了去年全年数字。
在净利润方面，理想汽车表现优于另外两家，体现为亏的更少。第二季度理想净亏损2.35亿元，蔚来汽车净亏5.87亿，小鹏汽车净亏11.9亿元。
毛利为正，确保了蔚小理早已摆脱了“卖得越多，赔得越多”得窘境，但现在的确还不是赚钱的时候。
蔚小理三家在销量增长方面步调一致，在投入方面同样保持着类似的节奏。
今年以来，小鹏和蔚来的亏损额都较去年扩大，形成了亏损随营收扩大的现状。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在于销售成本、研发投入增大。
第二季度，小鹏在销售和研发方面的支出分别为10.31亿元和8.64亿元，其中研发成本和蔚来相当，而销售成本低于蔚来（14.98亿元）。销售费用对应在汽车销售、广告，以及销售网点等相应的建设、运营、人员成本。但考虑到蔚来的营收为小鹏的2.2倍。小鹏不管是在营销还是研发投入上都相对大气。
理想则保持着“扣厂”路线，二季度，理想汽车的研发费用环比增加27%至6.53亿，同期销售及一般管理费用环比大增63.8%至8.35亿元。这两个数字在环比大涨之后，仍低于小鹏、蔚来的支出，大致相当于小鹏第一季度的投入水平。
今年以来，蔚小理都在扩大自家的销售渠道，这是提升销量的关键。
截至6月30日，蔚来铺设了25个蔚来中心和243个蔚来空间，覆盖128个城市。小鹏汽车建立了200个门店和64个服务中心，覆盖74个城市。而理想在这方面相对落后，截至8月11日，理想汽车理想汽车的110家零售中心，覆盖了国内超过67个城市。
根据规划，蔚来计划在今年建成总数超过300家的蔚来中心和蔚来空间；小鹏原本预计在今年将总销售网点数量将增加到300家，覆盖超过100座城市，而现在小鹏把这个目标提升到了 350 家；理想汽车则希望在年底前在全国布局200家直营店。
除了铺设销售渠道，三家在研发投入上也同时集中发力。李斌在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由于明年有三款车型交付，蔚来的研发工作从第二季度开始提速。李斌为今年开出了50亿元研发费用预算，预计第三季度的研发费用仍会显著增加。“预计到今年年底，研发团队的规模会是年初的两倍左右。”
小鹏也进一步加大了研发投入，Q2研发费用达到了8.635亿元，环比增长了61.4%。小鹏的研发团队将从去年底的3000人，在年底前达到4500人，小鹏表示这部分费用的开支会继续在第3、4季度继续上浮。
新造车里有一句俗话是，要服务就去找蔚来，解决里程焦虑就买理想的增程车，而小鹏更有年轻属性。
这话未必完全严谨，但不管是从市场定位还是在售价上，各家的早期车型都清晰的卡在自己选择的细分市场里。如今，蔚小理逐渐站稳了造车新势力的头部位置，随着车型增多，三家的价位和定位即将出现重叠。
蔚来率先向下。
从最早的ES8开始，蔚来一直主打豪华品牌、豪华市场。李斌在财报电话会里表示，今年蔚来没有新车，从营收的角度来说确实有点吃力。
从第二季度的交付数据来看，早期车型ES8的交付量为4433辆，而后来的ES6和EC6分别为9935辆、7528辆，新款车型贡献了交付量的大头。
站稳了30-50万的豪华车市场后，蔚来将以打造子品牌的方式沉入大众市场。此前市场消息指出，蔚来将在15万元-25万元的市场上推出子品牌。在财报电话会上，李斌表示蔚来已经建立了核心团队，准备进军大众市场，“我们希望有产品能够以比特斯拉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李斌表示，正因为明年有三款全新的车型交付，从第二季度开始，蔚来的研发工作提速，而后年会有更多的车型。
和蔚来相反，小鹏汽车以15万级别的G3作为首发车型，后来推出了20-30万级别的小鹏P7，小鹏还在上探售价更高的豪华市场。
目前小鹏已经确认将于本月发布新车型小鹏P5，预期售价低于在售的小鹏P7。何小鹏表示，2022年，小鹏的第四款车型将是和P7同平台的纯电SUV，但价格将高于P7。未来小鹏汽车的售价区间将扩展到15-40万元。
早期坚持增程路线的理想，则是纯电路线上补课。
今年2月，李想在一封公司内部信上表示，2025年内，理想汽车将推出包含增程式以及纯电两种技术平台的多款产品，产品价位区间从15万-50万元不等。而在港股招股书上，这一数字变成了20-50万元。
在最新的财报电话会上，理想汽车总裁沈亚楠确认了价格区间调整为20-50万元，他表示主要是看到这个市场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今年7月，媒体披露理想汽车与一家本地公司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就中国北京顺义区一家汽车制造厂的改建和扩建项目进行合作。沈亚楠也确认，理想汽车此前在北京顺义建工厂的计划是为生产纯电车型做准备。按照规划，理想北京工厂将在 2023 年量产纯电车型。
透过早期的主力车型在各自的细分市场里站稳了脚跟，随着各家开始向外渗透，市场边界开始模糊，新势力之间的肉搏战眼见即将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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